宋朝纸币产生和发展的几个问题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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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志


摘 要:北宋益州铁钱行用不便是纸币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交子经过民办和官办两个阶段,由初期存单性质的凭据演变为市场流通手段,发行制度亦经过了由兑换券向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的变化｡官交子产生后,行用范围不断扩大,弥补国家财用不足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终因发行过滥,导致贬值严重,商民嗟怨｡
　　关键词:交子;发行制度;兑换券;信用货币
　　中图分类号:F8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5-0059-04
　　
　　宋朝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在金属货币之外产生了纸币。宋朝纸币的名称很多，初期称交子，后称钱引，再后来称关子、会子等。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不仅在中国货币史上，而且在世界货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文献的简略，实物的遗缺，所以后人对北宋交子的认识，至今仍有不少疏漏，故有必要对宋朝纸币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一番梳理。
　　
　　一、交子产生的原因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一是交子起源于飞钱说。飞钱也称“便换”。《新唐书》卷54《食货志》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大约出现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汇兑业务。朱契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 [1] 。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又称飞子。其后持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 [2] 256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条有：“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二是交子起源于契券说。五代十国时期，“十国”所铸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限于境内流通。史书载，湖南盛产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钱，在国内行用。彭信威认为：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王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纸垛来交易，这已经具有纸币的性质。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 。
　　三是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本学者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日益发达，经营货币保管业务的柜坊，渐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逐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 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2] 429 。
　　四是交子因民间钱少而产生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陈均在《九朝编年纲目备要》 卷7中也持此说， 即交子是因钱荒而产生的。日本学者加藤繁也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五是交子因钱重行用不便而产生说。北宋初年，益州行用铁钱，因为铁钱重价值小，购买力低下，不便使用，在此情况下出现了纸币交子。文莹在《湘山野录》上卷中最早提出了此说。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7《钱币》中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此外，脱脱的《宋史·食货志》、费著的《褚币谱》、曾巩的《隆平集》、章如愚的《山堂群书考索》等均持此说，可谓是主流说法 [2] 27。
　　 在上述五种说法中，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呢？先来看纸币起源于飞钱说。唐代的飞钱，实际上是由异地汇兑业务而产生的汇票，是在甲地汇款，到乙地取款的信用凭证，它本质上是一种汇兑的工具，还不具备货币的职能。
　　 再来看纸币起源于契券说。五代十国的楚国，因以贱金属铅铁铸钱，体大值小，只得堆成垛，大宗货物的交易换来的是成垛的铅钱或铁钱，为了避免搬运的麻烦，买方便用纸质的契券与卖方交易，契券在谁的手里，钱垛就属于谁。这种契券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但只在大宗贸易时使用，有信用工具的性质，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而纸币起源于柜坊说则较为牵强。唐朝的柜坊在办理钱币保管业务活动中，产生了一种信用工具——书帖，是存款人向柜坊发出的要求付款的通知书。存款人有时自己不去柜坊取款，而是将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存款人就使用书帖通知柜坊将款项付给第三人。这种书帖类似于现在的支票，与货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书帖是由存款人开出的，而不是由柜坊开出的票据， 柜坊开出的存款收据并不在市场流通，日本学者野开三郎的说法是有误的。
　　 民间钱少而产生纸币交子的说法也有问题。 按这种说法，太宗淳化四年至五年(993-994年)，因为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起义，益州铸钱活动停止，市场上缺少流通手段，有人便发行纸币交子，增加流通手段，以便利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交子一产生就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而事实上交子开始出现时并不是纯粹的信用货币，而是代用货币，是代替铁钱在市场上行用的纸币。
　　 从交子产生的过程来看， 第五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纸币在四川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达，但市场上行用的却是体重值小的铁钱。商人为了携持方便，把铁钱存入成都的商户之处，由商户给存款人开出存款凭证，存款人可随时到商户处取出现钱，“交子”即为交券取钱之意。所以交子最初时只是一种存单，不是货币，更不是强制流通的纸币，并不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起媒介的作用。使交子发生质的变化的，是其由存单转化为铁钱的替代品在市场流通，行使货币职能。交子一旦介入了市场，替代铁钱行使了货币职能，其纸币轻便的优越性和铁钱沉重难用的弊端便更加显现出来，于是欲罢交子已经不再可能，当交子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改造交子，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使之真正货币化。
　　
　　二、私交子向官交子的演变过程
　　
　　北宋交子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即民办阶段和官办阶段。在这两个大的阶段中，又可分成几个小的时期。
　　（一）民办阶段
　　1.自由发行时期。最初的交子是在宋咸平元年（998年）前后，在民间出现的，不过在当时还只是个别和较小范围内的现象。“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①这对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分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例如，四川铁钱中的小平钱并不比铜钱小，可是其购买力很低，一匹罗卖到2万钱②，有130斤重，商人出货之后携带铁钱实在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益州的商户开办了替行旅商人保管铁钱的业务，即行旅商人把铁钱交给商户暂存，商户给存款人开出收据，并承诺随时可以兑换现钱。开始，交子同普通存款收据无多大差别，由各个商户分散开出，应商民要求，交来多少现钱即开给多少数目的交子，证明存放钱币的数量，待要用钱的时候，便可凭交子到商户处兑现。当时票面金额临时填写，两面都有印记（发行人图章），有密码花押，样式也不统一。发行交子的商户备有铁钱做准备金，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30文，作为印刷费用的补偿。最初的交子是存单的性质，尚未货币化。但接下来就是“私以交子为市”，即人们自发地把手中的交子参与了市场流通，替代铁钱行使货币的职能。交子的这一属性，最初是民间自发赋予的，它经历了由偶然替代铁钱行用到人们普遍使用交子交易，并视交子为铁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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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发行时期。联合发行时期始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真宗景德初年，由川蜀地方官张咏主持，对前期分散发行、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进行了整顿， 使成都府16家商户主持其事。这16家商户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16家商户以连保的方式发行交子。此时的交子已经有了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16家商户对政府要担负一定的责任， 益州地方政府已经承认交子在益州具有区域性货币的职能。发行交子的商户还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如在收割季节，交子户利用发行交子贱价收购米麦，从中可获得很大利润。但是后来发行交子的商户把收进的现钱用来“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或做其他经营，由于经营不善，资财趋于衰落，而发行交子的商户其准备金（铁钱）又不备足。在现钱被挪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持有交子的人拿来兑现，有时就不能给付，从而发生争执乃至挤兑之事，交子户闭门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后来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由于交子户不能给交子的持有者足额兑现，加之假交子也纷纷出笼，“兴行词讼不少”③。发行交子本意是方便贸易流通，可到后来却“奸弊百出，讼狱滋多”④，其存废产生很大的争论。面对交子户与交子持有者的紧张状态，真宗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知成都府事寇瑊到任之后，即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桌，更不出放……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单毁弃论”。⑤同时规定成都府今后不再置交子铺。交子的民办阶段宣告结束。
　　（二）官办阶段
　　 第二阶段是官交子时期。交子最终收归官办，由地方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交子务来印制、发行和管理，最终实现货币化。
　　1.官办交子建议的提出。私交子停发后，市面上不见了纸币。北宋大中祥符末年（1016年）朝廷把薛田从河东（今山西）派往四川益州担任管理财政的转运使。薛田上任后，了解到前期民间因铁钱笨重而用交子流通交易的情况，于是他将流通领域的情况上奏朝廷， 建议国家设立纸币专门管理机构，变交子发行由私营为官办， 由政府发行交子。《宋朝事实》记录下了他奏请的理由：“川界用铁钱， 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一斤，街市买卖至二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若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另置一务”。《山西通志·薛田传》 也有记述：“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富家专其事，数至争讼。薛田请置交子务，以权出入。蜀人便之”。身为转运使的薛田力主设置交子务发行交子，方便商民交易流通。可当时益州的知成都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却奏请废除交子不用。薛田、寇瑊两位官员意见相驳的奏折上报朝廷后，真宗赵恒的态度是将此事搁置，没有结果。这之后，寇瑊因故去职离蜀，薛田接任。薛田再次提出自己的纸币发行观点。同时，他和转运使张若谷联名上奏寇瑊在任期间废除私交子所带来的市场交易不便的各种弊病，再次提出官办交子的主张。
　　 2.官办交子的正式实施。薛、张的联名奏书上报之后，由于寇瑊已调离益州，官办交子已无反对意见，加之皇帝也由真宗赵恒变为仁宗赵祯。仁宗初理朝政，思想激进、开明。薛、张的“置务行钞”主张很快在天圣元年（1023年）变为现实。这年十一月有诏批准了薛、张的奏请，成立了益州交子务，主持发行纸币的工作，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起，开始进入官办交子阶段。 官交子的宽窄大小及其图案和私交子差别并不大，不同的是官交子上盖有益州交子务铜印，并加盖益州观察使印记。票面金额还是临时填写，不过有一定的等级，起初自1贯到10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10贯和5贯，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10贯，二成是5贯。官交子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以二年为一界而换之”。第一次官交子发行额为1 256 340缗，备本钱（铁钱）36万缗，以备兑换，准备金占发行额的28％强，是以铁钱为准备金的兑换券。
　　
　　三、交子发行制度的演变
　　
　　北宋交子按其信用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可随时兑换金属货币的纸币，即兑换券；另一种是国家强制流通的、不能兑换的纸币。在私交子阶段，发行者为交子户，交子户收进现钱，开出交子，为“纳钱请交”，持有交子者可随时到交子户处将交子换成现钱，因此私交子是可兑换纸币。官办初期交子的发行仍然如此，即“纳钱请交”和见交付钱。但交子由官办之后，交子被政府用于解决财政困难成为可能，一旦交子的发行由“纳钱请交”变为财政发行，政府就可以不设准备金，交子也就由可兑换纸币变为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
　　交子从可兑换纸币向不可兑换纸币的变化始自仁宗庆历年间。史载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七年（1047年），因西夏侵扰，西北边防吃紧，前后两次有60万贯交子借支给秦州（支付给入中粮草的商人）。 皇祐三年三司使田况曾论及此事：“自天圣元年薛田擘画兴置益州交子至今， 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行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文彦博也曾奏论：“今因秦州入中粮草，两次支却六十万贯交子，元未有封桩见钱准备向去给还客人，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份欲满，客人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却坏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为不便。”从田况和文彦博的议论中可知，秦州从益州两次借支交子，是“坏却元法”之始，即政府把交子变为财政发行，却没有设置兑付的准备金。而在此之前，交子是严格执行“纳钱请交”制度的。
　　庆历时交子已有财政发行，但数量并不大，两次财政发行额只有六十万贯。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又有过从益州借支交子给秦州的情况，数量也有限。交子改以财政发行为主是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史料记载，当时因西北用兵，政府便把四川交子向西北推行，熙宁二年（1069年）在河东设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交子行于陕西。史料多有熙宁时期财政发行交子的记载，如熙宁四年正月“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 同年二月“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宋史》食货下三记载：熙宁五年（1072年），在交子二十三界未满期间，二十四界已大量发行，支出的渠道并非民间请交而出，而是政府用交子作为财政支出。就是说，熙宁五年，交子增加了一界，而这界交子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而发行的。
　　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后，如果发行量过大，必然会出现贬值现象。熙宁年间，已有交子贬值的记载，“见今实值，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茶场司指挥作一贯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四十，茶场司指挥作九百六十文用。”元祐三年苏辙说：“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蜀中旧使交子，唯茶山交易最为浩繁，今官自卖茶，交子因此价贱。”交子的贬值说明在发行制度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会用现钱去换取已经贬值的交子，即流通中的交子不是人们“纳钱请交”而出的，而是由财政支出渠道发行的。交子成为不兑换纸币，发行者就不必设置准备金。而政府根据财政需要任意发行纸币，其币值必然难以稳定。史料记载：“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就是说，在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9年）及其以后，交子的财政发行原因不仅是向西部借支，支援战事，而且还有成都财政困难时，用增发交子来弥补。到宋徽宗时（1101-1125年），“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交子发行和收兑制度的变化，说明它已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了由国家强制流通的纸币，交子的信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子是兑换券时，其信用保证是发行者的准备金；交子成为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兑换纸币时，其信用基础是国家承认其偿付的合法地位，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征收税赋时对交子的承认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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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自北宋熙宁以后，交子不仅发行量巨增，而且完全不设准备金，演变为国家信用支持的纸币。有的教科书和文章把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在杭州设行在会子务，赐左藏钱十万缗为本说成是发行会子的准备金，实为误解。实际上，这十万缗钱只是印造会子的经费，并非是为兑换会子而设立的准备金。南宋时期，包括会子在内的纸币信用实为国家提供。
　　可见，交子发行制度经过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纳钱请交”，包括私交子时期（998-1016年）和官交子初期（1024-1043年）。第二阶段是既有“纳钱请交”，也有财政发行，时间是从庆历四年（1044年）秦州借支交子开始，到元祐九年（1093年）。此阶段交子的财政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交子不能按其面额兑换为现钱，出现交子贬值现象。第三阶段是从绍圣元年（1094年）以后，交子基本上演变成了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不兑换纸币。
　　
　　 四、宋朝纸币行用范围的扩大和名称的变化
　　
　　 初时益州交子务发行的官交子，以楮纸印制，分界发行，分界发行的原因一是因为楮纸虽然较为耐用但仍不能长期行用，二是防止伪钞的出现。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熙宁五年（1072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限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宝元二年（1039年）定为五贯和十贯，熙宁元年（1068年）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官交子发行后，由于准备金充足，发行额又加以控制，所以信誉很好，不仅给商民带来诸多便利，朝廷也获得了发行收入。朝廷看到交子的良好发展前景，于是给予大力支持，到北宋中后期，交子推行的范围逐步扩大。
　　上已述及，因西夏侵扰，西北边防吃紧，仁宗庆历年间开始有交子借支给秦州， 交子第一次越出了益州地域范围。皇祐、熙宁年间因西北用兵，又把益州交子向西北推行，熙宁二年（1069年）在河东设潞州交子务；熙宁四年（1071年）交子行于陕西。神宗时，发行了500文和1贯文两种小面额的交子（分别占40％和60％）。
　　 官办交子初期，每界发行额125万余贯（铁钱），折合铜钱不过12.5万余贯，同商品流通、市场的需要量相当，交子的发行量是适中的。由于得到官府的认可，政府的重视，交子不但是市场上公认的流通工具， 而且国家征收税赋均予接纳，社会各界皆乐于使用交子。由于准备金充足，“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而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神宗时发行的两种小额交子，加强了小农小工同市场的联系， 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西州之楮币，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徽宗时进一步把纸币推广于四川以外诸路。 崇宁二年（1103年）京西路（今洛阳）行用交子；崇宁四年（1105年）政府把交子更名为钱引，推广到更多的地区。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 但是币值却由稳定向不稳定逆转，其原因是朝廷蔡京集团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 发行额陡增，大观元年（1107年）“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 两界并用则逾40倍，结果造成交子贬值75％。
　　 南宋时铜钱不足，以印发纸币为出路。纸币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纸币的种类也日益增多。最初发行的是“关子”。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交通不便，召商人以现钱在婺州换取关子，然后到设在临安的榷货务兑换铜钱或者盐引、茶引等。绍兴五年（1135年），都督张浚的部将王彦为知荆州，“时军储不继， 彦乃仿川钱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境内。”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关子又行于淮西、淮东和湖广三路。
　　 南宋的另一纸币是会子，先在临安行用，后推广到其他地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钱端礼知临安府，收会子为官营，初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地区，纳税和交易都可使用。面额最初以1贯为1会，后来增发200文、300文及500文三种，“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会子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以区别于地方性纸币；又因主要流通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会子”。此后因宋金战事频繁，军费开支巨大，会子越发越多，导致贬值严重。朝廷虽采取称提之术及用新会折价收兑旧会子等办法，但终未达到预期目的。
　　 另外，南宋还先后发行过几种地区性的纸币，在当地各自流通。如“河池银会子”，是绍兴七年（1137年）川陕宣抚副使在河池发行的，以白银为单位的纸币，分一钱、半钱两种。“铁钱会子”，行于兴元府、金洋等州（今陕西安康），以铁钱作准备金。“淮交”， 即两淮交子， 是专门行使于两淮地区的纸币，面额有200文、300文、500文、1贯四种。“湖会”，即湖广会子，行使于京西、湖北路，面额有500文和1贯两种。由于纸币具有地方性，“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加之发行额过滥，贬值严重，因而商民嗟怨。
　　后来会子越发越滥， 流通数量越来越多， 至开禧年间（1205-1207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7000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4700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1208-1224年）经过多次称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1贯值钱700，地方半之的水平。随后南宋的财政日益恶化，绍定五年（1232年）流通量竟达到了二亿二千九百多万贯， 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境地。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称提的措施使会子币值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需，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一般毫无价值。
　　为了挽救几近崩溃的纸币，南宋在景定五年（1264年）决定发行“铜钱关子”，是年十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成第十八界会子， 然后宣布按一比三的比值使用铜钱关子。因为铜钱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 但是并无相应的准备金，依然是一种无本虚钞，所以它的发行未能改变南宋纸币恶性贬值的局面。在关子发行十余年后，急剧贬值的纸币随着南宋的灭亡一起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