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改革开放破题 “十七大”引领全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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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灏   华夏时报

    “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未来。”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知名学者袁绪程有几句话讲得很透彻，“中共十七大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十七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成熟、更科学，更深入。中国将会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方面联动进行。”

    改革开放再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之于中国，被赋予了不亚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人们十分希望中国此后能够迈向更加进步的新时代。

    时光荏苒，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转折点上，回望过去近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历程，面对今天更加复杂的局面，人们需要中国的改革者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智慧。

    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指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以后，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所发出的质疑声音就应该也必须得到充分回应。

    然而，更严峻的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已不可能单靠经济的一枝独秀支撑未来的格局了。

    改革迄今的成就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公义。公义成本不断地在积累，改革风险也就不断地积累。在效率取得了成就之后，改革也就要转向公义，让改革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为全体民众共享。否则，中国的经济奇迹或将难以持久。

    公义既是中国改革新阶段的目的，也是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中国宏大的改革，既是为了经济发展，也是为了国力增强，更是为了民族复兴，但最终目的却只有一个：让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要实现世代中国人梦想的这个最终目的，既需要效率，更需要公义。

    中国的改革，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大改革。因此，中共十七大以后中国改革的道路漫长而且艰巨，甚至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改革需要新共识

    十七大要破难题

    大约从去年初开始，一些政府官员陆续表态说“给小贩一些合理空间”。这是一句重要的话，它隐含的是中国决策者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向的转变，“弱势群体”开始得到决策者及社会舆论的关怀，“特殊利益集团”开始成为打击的对象，民众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开始成为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而不再只是GDP挂帅。

    这种转变，平心而论，是从新的领导集体主政之后产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将新的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的各种思维聚拢一起，并从六中全会后开始得到中国各界响应，它未来的影响范围，既包含中共中央执政理念、施政方向，也包含中国社会意识的人道化、非功利化。

    也是在去年初，当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大辩论正进行时，社会学家孙立平警告说：“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意即改革让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中国民间对改革已经失去共识。就此而论，新的领导集体的“和谐社会”所希冀达成的目标，正是再造中国改革开放的共识。

    中共十六大之后，很多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开始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从前各级政府只讲“亲商”，现在在延续“亲商”的同时更强调“亲民”。就经济发展的施政方向而言，中国正从“效率”转向“公平”倾斜。所以，中国社会保障的力度在加强，并从城市辐射进入农村；所以，类如陈良宇案显示的官商勾结，被定位为 “特殊利益集团”而遭到严厉打击。

    近年出台的一连串法律、法规和政策多是为了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共有关吏治的五个文件直接针对党政干部中日益盛行的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而《监督法》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监督“一府两院”（即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这应当被看成现行体制下，民众监督政府的起点。但这些法律和规章如何在实践层面制约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提高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仍然是个未知数。

    清醒面对基本国情

    发展方略重大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29年来，国家经济和社会面貌都有了巨大进步，但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整个国家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状况还未发生根本改变，制定大政方针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今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

    中国2006年的GDP已过2.7万亿美元，并连续4年增长10%以上，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姆·福格尔等一批西方学者，甚至预测中国在2040年经济总量将超过12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但这一前景没有让决策者失去清醒和审慎，他们意识到，若论人均GDP，国家仍然相对落后贫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的社会，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其间所出现的一系列“两难”矛盾让决策者慎之又慎：既要加快工业化，又要超越依赖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广泛吸纳劳动力的优势；既要推进城镇化，又要避免大量圈占农田导致耕地减少、农民失地……诸如此类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特点新变化，都是执政的中共中央所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难题。

    1987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二，这个社会主义处于不够发达的初级阶段。

    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论断仍然意味深长。从时间坐标看，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空间坐标看，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

    准确把握基本国情，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共“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证据之一。决策者认为，只有明确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科学制定大政方针，正确提出发展目标。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对中共的执政能力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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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迄今的成就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公义。公义成本不断地在积累，改革风险也就不断地积累。在效率取得了成就之后，改革也就要转向公义，让改革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为全体民众共享。否则，中国的经济奇迹或将难以持久。

    公义既是中国改革新阶段的目的，也是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中国宏大的改革，既是为了经济发展，也是为了国力增强，更是为了民族复兴，但最终目的却只有一个：让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要实现世代中国人梦想的这个最终目的，既需要效率，更需要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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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去年初开始，一些政府官员陆续表态说“给小贩一些合理空间”。这是一句重要的话，它隐含的是中国决策者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向的转变，“弱势群体”开始得到决策者及社会舆论的关怀，“特殊利益集团”开始成为打击的对象，民众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开始成为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而不再只是GDP挂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