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宝贵战略资源-外汇储备岂能用来自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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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外汇储备岂能用来自杀
   
    一．我30亿美元外汇储备入股美国黑石各方利害得失分析
   
    2007年5月20日，正在筹备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暂名，简称SIC）与美国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Black Stone Group) 在北京和纽约共同宣布，我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将以其第一笔投资30亿美元，用于购买黑石集团部分无投票权的股权单位。每单位的购买价格将是黑石集团计划公开发售价格的95.5%。如果有必要，购买的单位数量将适当减少，以保证公开发行后，国家投资公司的持股比例低于10%。这30亿美元的无投票权股权单位的交割将与黑石集团拟议中的40亿美元IPO（首次公开售股）同时实施。国家投资公司承诺，至少在四年内持有其对黑石集团的投资。另据《参考消息》5月21日报道“黑石集团已经收到来自中央汇金公司的资金。”（《参考消息》5月21日第8版）
   
    此消息令国人震惊困惑，国家外汇储备是国家最宝贵的战略储备精华，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巨大代价换来的珍贵成果。因此其经营运作无疑应将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尽量在确保无风险（或风险极低）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增值。并将其保持在可随时满足各方面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便于使用的物质形式上，即其构成应考虑到一定的流动性需要及对战略资源的储备需要。总之，应确保安全性，兼顾盈利性、流动性、以及战略资源储备。
   
    先来看看（资金本身的）安全性。投资美国债的风险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美元贬值的风险，可导致我外汇储备资产缩水。其二是如中美关系彻底破裂而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将冻结我所有美元及在美资产。而投资黑石这类高风险的美国金融集团，不仅上述两种投资美国债的风险没有丝毫减少，而且还大大增加了购买美国债所没有的市场风险。尤其是像黑石这种 “用高杠杆率信贷”的风险投资金融机构，其“债务股本比例可能会高达3－4倍——即使上市，也不会改变高杠杆率的运作。”[注1] “私人股权的交易都是典型的‘债台高筑’，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支付。一旦利率上扬导致融资困难，PE（Private Equity Fund，私人股权，下称PE）就会受到负面影响。”[注2] 因此，黑石自己也明白“PE所带来的巨额债券对于黑石的评级肯定不利。”[注3] 市场变化对PE的影响决不仅限于利率，“私人股本投资现象具有周期性，股市上的新一轮牛市就可能使它的发展势头放慢，甚至于倒退。”[注4]
    除利率、股市及其它融资环境的市场变化可对私人股权公司产生举足轻重的成本和资金周转影响外，其投资业务本身也具有很大的高风险性质。因此入股黑石这类高风险的私人股权集团的风险显然比购买美政府国债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尤其更令人疑惑的是，黑石竟是个与众不同的私人股权集团，“美国证监会对于股东权益规定和黑石的要求有所冲突”[注5]。“黑石的招股书中，处处透露着“名公实私”的希望：既不提供每季度收益数据，也不发表收入指导，而且反复说明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高于股东。……黑石登陆股市，提供较少的信息和股东权益，却希望攫取40亿美元的巨资，很有点店大欺客的味道。”[注6]
   
    黑石创始人斯瓦茨曼也说：“我们的架构比较特别，是合伙人制的，这与很多在美国或香港上市公司都不一样，公众投资者不会参与管理及决策，也只有很少的事项需要他们在股东大会中表决。我们与（中国）国家投资公司商讨入股时，大家也曾就此做出研究，他们决定尊重我们的惯常做法，拿的是无投票权股权，和一般股东没有分别。”[注7]
    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道：“国际上惯常做法是，持有5%-10%的投资者可以派出一名董事进入董事会，但国家投资公司没有这样做，这是他们的意愿还是你们的意愿？”斯瓦茨曼答道：“这是双方的意愿，我们其实是以接近私人企业的方式经营的，……我们不想改变这种作业方式，也看不到有需要改变，我们很高兴得到外来投资，但希望投资者不会影响我们做生意的方法。”[注8]
    “既然希望保持相对独立性，为何黑石还要上市？在招股书中，黑石的解释是利用上市获得的资金来偿还信贷，进行更多投资，并打造公司品牌。而分析家认为，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员工分利。”[注9]
    “黑石筹划上市的核心人物、公司首席运营官托尼?詹姆斯（Tony James）据说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高盛公司的上市案例，摸索出上市之后依然可以保持运作相对隐秘和独立的办法。”[注10]
    这就是说，黑石已充分利用了美国证券监管一切法律漏洞来侵吞股东权益和知情权。
我们花30亿美元的大价钱入股黑石不仅无投票权，而且连派个董事的资格都没有。就是理应享有的股东权益和知情权也毫无保障。将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放心交给他人运作，他人如何经营？收益了多少？自己应分红多少？我却无权过问。我之股权收益也就只能靠他人随意打发，人家说分你多少就是多少。天下可有这等傻瓜投资？更何况还是堂堂大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投资。难怪黑石4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售股（IPO）我就可独占30亿美元（75％）。（承担了绝大部份只尽出资义务而乏投资者权利的认股风险，独一无二的冤大头。）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及阿布扎比投资(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ADIA)虽也投资了黑石，但他们的投资不是作为像我们这种缺乏权益的股东，而是如斯瓦茨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所说：“这两家政府投资公司现时只是投入了我们属下几个基金，并未入股集团。”[注11]
    “黑石十分明确地说，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优先于持黑石股票的股东。”[注12]
    “在纽交所上市的是基金管理公司，而不是基金本身。股东并不直接拥有黑石的任何一只基金，也不能干涉内部运作和人事安排。他们的收益来自黑石的资产管理、投资增值、财务顾问等收入。”[注13]
    还应指出的是，“黑石并非第一家上市的PE（私人股权）公司，著名的KKR公司即曾将旗下一只基金上市。但黑石此次与众不同，处处表明上市并不等于拱手让权给股东。”[注14] 这就是说，并非上市的私人股权公司都漠视股东权益而与美国证监会关于股东权益的规定相冲突。唯独黑石开了这个先例。这大概是专为我们占其IPO（首次公开售股）75%的中国承担绝大部分认股风险而开的先例吧！
   
    黑石之所以敢损害股东应得权益而又不怕IPO失败，恐怕还是在于有我承担绝大部分认股及其特殊的IPO方式。我入股黑石30亿美元虽已交付，但价格和股权数量均未定，“股权单位的交割，将与黑石集团拟议中的40亿美元IPO同时实施。”[注15] “购买价格将是黑石集团计划公开发售价格的95.5％”[注16] 由于30亿美元已定，IPO价低则股数多，价高则股数少。但若黑石IPO价低到30亿美元可以买到超过黑石总股份的10％，则“购买的单位数量将适当减少，以保证公开发行后，国家投资公司的持股比例低于10%。”[注17] 因为持有美国公司股份10％或以上，需美国政府批准 [注18]，这样投资额便会少于30亿美元。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中国国家投资公司入股对黑石是绝对利好，“可使黑石的IPO更红火。”[注19]。若黑石IPO价较预计为高，那么30亿美元可能只买到黑石总股本的9％、8％、甚至大大低于8％，而这种可能性很大。
    这就是说，我们占黑石IPO 75％的份额造成的股票供给减少75％，及使黑石声誉因我入股而大增，这两方面对黑石的巨大利好会大大抬高我们自己的认股成本并因此而大大减少我们的股权比例。为使我们能赶在6月份黑石IPO前完成出资，以4.5％的折扣作为优惠。但我这30亿美元巨资认股对黑石IPO造成的重大利好溢价却造成我认购成本同样的涨价幅度，对我造成的损失将很可能大大超过这4.5％的折扣优惠。我们竟同意以这样(出钱越多，股权比例反而会越少)的方式认购IPO 75％！（如果我们要认购IPO 90％的股权，则IPO减少90％的股票供给，认购价必是天价，我们的巨额投资则只能买到更少得多的股权。）这恐怕就是黑石之所以敢于损害股东应得权益而不惧怕IPO失败的关键所在。
    对比外国公司在IPO前以极低的价格购入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高达25％的股权，而后IPO时无不大发横财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真是太可怜也太可悲了！
   
    如此巨大的投资风险！如此可怜的股东权益！如此为他人制造重大利好溢价而哄抬自己认股成本减少自己股权（出钱越多股权比例反而越少）的IPO方式！那收益率呢？怎么也应与风险相称吧！让我们算一算就会明白。“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招股说明书中，黑石的资产估价为400亿美元，并打算在纽交所发行10％的股票，募集40亿美元。”[注20] 但实际上，黑石400亿美元的估值是大大高估了，我们这30亿美元所应占股份也因此被大大稀释了。何以见得呢？黑石2006年总利润为23亿美元[注21]，其“过去五年的回报率保持在25%以上，尤其在地产和并购部门，保持了近30%的投资回报率。”[注22] 如其利润率按25％计算，黑石2006年的资产应是：23亿美元÷0.25＝92亿美元，如按30％计算，则黑石2006年的资产应是：23亿美元÷0.3＝76.67亿美元。因此，黑石的资产至少被高估了四倍。难怪“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本来在黑石公司的承销团队之中，后来悄悄退出。据路透社报道，退出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定价上有分歧——两家投行认为黑石400亿美元的估价太高。”[注23]
    我30亿美元的股权也因黑石资产被大大高估而被大大稀释了。黑石不足百亿的实际资产加上即将IPO的40亿美元最多也就140亿，因此我股份在黑石总股本中实际应占：30亿÷140亿＝21.43％；而不是IPO时可能的8％－9％，甚至低于8％很多。我实得股权（及回报率）被稀释为应得股权（及回报率）的37.3％－42％，即被稀释了一大半，如我股权低于8％，则被稀释的程度更大。
如2007年度黑石利润率仍为25％，其利??2.8亿美元，回报率9.3％；我股份若占9％，则可得利润3.05亿美元，回报率10.02％；均大大低于黑石25％的回报率。这还是对经营正常及黑石良心常在的最好预期，如我股权大大低于8％，或遇市场环境变化，或黑石重大失算导致业绩不佳，或其故意作套侵吞我正当权益乃至股本，则出现低于美国债的收益率甚至亏掉血本，都是很可能的。凡从事高风险投资而没有30％回报率的一般预期是没人愿意的。更何况还是缺乏股东权益的极高风险而预期利润最多仅一般水平的投资。
    总之，我入股黑石的这30亿美元投资收益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我股权不低于8％的情况下，其收益率最高上限可为9％－10％，高于美国债的收益率一倍左右；若我股权大大低于8％，则其收益率最高上限比美国债也高不了多少，甚至可能更低。但这30亿美元投资收益率的下限却是个无底洞，甚至可亏光血本；远不如美国债（最起码不亏本）的稳定收益率可靠。
   
    再来看看我入股黑石的这3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有益于国家的战略利益需要。这30亿美元现在只能由黑石去使用，至于其如何运作，我不仅无法干预而且无权过问。黑石肯定不会为了我国家利益而只会为其自身利益去用这笔钱。黑石旗下有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对冲组合基金、自营对冲基金等等。因此其不仅将大举进入我正红火的金融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交易市场等进行投机炒作，制造使我领导层深感头疼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甚至伙同其它国际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金融冲击，导致我重大经济灾难；而且还会利用这些我已无法支配过问的黑石股金去廉价并购我最具战略价值的骨干国企，然后高价卖出(不是IPO就是卖给我企业的外国竞争对手)。（“黑石在中国市场的首次收购据说也在酝酿之中。”[注24] 伦敦商学院私人股本研究所负责人伊莱.塔尔莫尔也说：“这项协议（指我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入股黑石）可使黑石投资于中国工业的道路变平缓。”[注25]）
    不论黑石投资我金融房地产领域还是企业重组并购，都构成对我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害。
    过去就曾发生过国际私募基金及投资银行廉价并购我骨干国企后又转手境外高价IPO获取暴利的案例，我著名的电池制造业龙头南孚被摩根士丹利廉价并购后，因境外IPO未成，然后高价卖给了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近年来，国际私募基金（PE）已逐渐成为并购我国企的主角。其并购活动比起行业跨国公司的兼并，更具二道贩子赤裸裸的投机色彩，连块 “增加就业”“市场换技术”的遮羞布都没有。
    骨干国企所支撑的我国工业核心技术系统及其研发能力是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军工基础和工业技术精华。自从2000年底我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后，这些与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就再没有能具体落到实处的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最重大的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在国家重大利益领域出现的国家意志真空（即完全由我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所谓国家出资人缺位），为那些以“国企改制”为名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员及外国人（及与之勾结在一起的买办）吞并国企的意图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后来成立的国资委由于不懂也不管工业技术，以及管不了国企人事而不能有效管理国企，因此国资委总想卖掉国企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一年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
    凡外国资本对我国企的兼并，其结果无一不是在廉价占有我优质资产和庞大市场份额而大发横财后将我企业品牌和技术统统垄断扼杀，并将所有债务、失业、金融风险、穷困及堆积如山的严重社会矛盾全部留给我。这方面私募基金（PE）与专业跨国公司并无实质性区别，但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的兼并却多了一个二道贩子剥层皮。
    在金融业方面，2004年新桥资本（也是PE）最终控股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现已被美国花旗银行持股36％，其余各大国有银行及金融机构外资持股均已达25％（其中PE占相当大比例）。
    总之，我经济自主权正在逐步丧失。

随着我金融领域与国际全面接轨，外资独资银行及金融机构正迅速发展，外资对我金融业的持股也在增加，境内外资金流动兑换已无法有效阻碍，我金融市场上境外投机资金早已大量充斥，随着外汇管制的放开，境内外资金流动和兑换将有更高的速度和能量，加之我国因长期资本外逃已存在累积的巨额外汇财富黑洞，金融风险已空前严重。一旦我股市、汇市期货交易推出，国际投机资本就有可能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灾难。
    在此严重时刻，我们不是去重建并加强在诸如骨干国企、行业龙头所代表的民族产业技术精华和军工基础等重大国家利益领域的国家意志，（据说许多科学家关于重建国家工业管理机构的建议已被否决）；以及控制防范金融风险，抑制国际资本的金融投机；总之，不是去维护自己的经济自主权，相反却以我们宝贵的外汇储备血本去增强欲兼并我国企并将制造我金融灾难的国际投机资本的经济实力。这还不够，还要给以政策配合鼓励。（5月25日凤凰卫视报道，我国资委副主任说，“今后国企改革应更多引进境外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等国际资本。”）我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吗？
   
    从此次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入股黑石，使黑石“投资于中国工业的道路变平缓”而“正酝酿”收购我国企，到国资委负责人对私募基金等国际资本兼并我国企不失时机的支持鼓励。我们看到了我经济管理部门与国际资本多么默契的配合。如此高度的协调一致与我国家重大战略利益领域国家意志的长期缺位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的外汇储备作为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只应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去使用，而不能交给他人用于谋其大利，更不能交给他人以严重损害我重大利益之运用以谋其大利。如果黑石用我这30亿美元兼并我骨干国企及投机于我金融房地产市场而获利，即使其分给我高于美国债收益率的股利，我们其实也是在伙同他人一起喝我们自己的血，而且还是他人大口喝，而我们喝的是他人饱餐后牙缝里漏下来的我们自己的残血。而用来切割我们血肉的，却是我们自己献上的刀。（不亦悲乎！不亦惨乎！不亦耻乎！不亦愚乎！）
   
    综上所述，我这30亿美元外汇储备入股黑石，风险巨大；黑石以4.5％的折扣诱饵使我以出钱越多所得股权就越少的方式认购75％的IPO股份，使我股东权益严重受损；黑石的章程对股东权益和知情权均无保障；由于不知黑石如何运作，我不会因此而学到任何金融投资技巧；黑石大大高估其资产，使我股权及投资回报又进一步被大大稀释；因此我最多只能获一般水平的利润回报，而最低则可能血本全无；由于黑石将资金用于兼并我国企及金融房地产投机，从而对我国家战略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我们即使获黑石分红也是在伙同他人喝我们自己的血。总之，这30亿美元外汇储备入股黑石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纯属祸国殃民！
   
    那么此事对谁有利呢？最大的赢家首先是黑石，我上述一切重大损失也即其暴利之源。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我们的美元储备不管是否买美政府国债，只要投资在美国，都是对美元世界货币王位的支持，符合美国这个最大的战略利益[注26]。
    而且我此次入股黑石为美国公司贡献了无投票权的运营资本，只尽投资义务而不要求投资人权利。也因此不会让我学到任何金融投资技术。况且黑石将其资产大大高估并以我出钱越多所得股权就越少的IPO方式使我承担了绝大部分认股，从而大大稀释我之股权并大大增加了我持股成本和风险。此外又可增加美国内就业，因此对美国经济有大利而无一小害。
    尤其是黑石将我之股金投入我火爆的金融房地产市场投机及用于兼并我骨干国企，将对我战略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并因此而获暴利。而且我一切在美投资也都具有持有美国债所具有的美元贬值风险和中美交战时被美政府冻结的风险。因此不仅完全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其损人利己的战略利益。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政府为何“对交易的反应非常正面”？（斯瓦茨曼语）[注27]（至于美国会一些议员煞有介事地吵吵中国进入了美金融机构，不过是得了便宜卖乖。美国政府也装出一幅似乎被我占了便宜的样子，乘机压我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
    此外，从这笔不可思议的交易中获利的恐怕还不止黑石和美国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黑石能做成此等严重损害合作者而单向利己并完全符合美国邪恶战略利益之暴利交易，若无我有关经济管理部门（还不只一个部门）支持配合，又焉能成功。至于我们这些买办为何胳膊肘如此外拐，是其无知弱智还是以公谋私？或是将美国利益视为其神圣职责？相信世人及历史自有公论！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巨大代价及生死攸关的安全价值
  我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更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我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忍受着全世界最低的薪酬，以其勤劳辛酸的血汗制造的廉价优质出口商品换来的。而之所以形成此全世界最低工薪标准，是因我经受了10年（1993－2002）经济紧缩的惨痛损失。一大半国内企业因此而倒闭（国企、私企、集体企业都一样），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金融风险危若累卵。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经济秩序极度混乱。
    以如此惨痛的巨大代价所带来的唯一珍贵成果，就是出口换回的上万亿美元外汇财富。但是我们这些代价巨大的外汇财富却又??移境外，形成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未流走的其余四、五千亿美元（占我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的40％多一点）略少于我历年累计贸易顺差的五千亿美元账面总数，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外汇财富。这些留住的外汇财富如同大病一场后又失血过半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因此就更弥足珍贵。可以说这其中每一个美元都凝结着我民族付出的太大代价，太多血泪。
   
    在我们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只有（尚未流失的）略少于帐面累计贸易顺差总数的四、五千亿美元才是属于我们自己可随意支配的财富，其余的七、八千亿美元不是外债就是外资（超过我对外债权和对外投资的余额部分），而外资中境外投机热钱则又占至少一半。因我外汇管制尚未彻底失效，这七、八千亿美元的外债、外资在正常情况下除需保持一个可随时支付的部分，其余部分也可作短期或定期周转用。但若发生（或将要发生）金融危机，大部分外资（不仅是投机热钱）都将撤走。
    大量丧失失外汇财富最终必定会极大地改变本位币与外币的兑换比率，从而使外国人能够以难以想象的极低成本大量买走我优质商品和民族产业，造成我财富的更大规模流失，进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形成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俄罗斯、东南亚的金融和经济灾难即前车之鉴。
    我们之所以在长期资本外逃累计达五、六千亿美元之巨后仍未发生金融及经济灾难，是因数千亿美元境外涌入的投机热钱暂时掩盖住了我们这个外汇流失的财富黑洞。一旦占我外汇近一半的国际投机资金兴风作浪折腾一番，卷着更多的外汇撤走后（其它外资也会在此之前或与之同时撤走），就会露出我流失外汇财富的巨大黑洞。我们即使能以可动用的外汇储备暂时填上了这个黑洞，我们宝贵的外汇储备还所余几何？还有能力支付必要的外汇支出及偿付外债和对付境外投机资金的再次冲击吗？加之我还存在一个因10年经济紧缩而形成的损失四万亿人民币的财富黑洞，因此，届时因人民币汇率大跌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及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形成全面而惨烈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们几十年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将毁于一旦。数亿人将亡命海外，政权将频繁更迭，战乱、分裂也将无止无修……随后我所有经济命脉都将被乘人之危的外国人全面控制。
    因此，外汇储备的安全对我具有生死攸关的巨大战略价值。决不可以其从事任何高风险投资，何况还是交给外人任其对我造成巨大战略损害以谋其暴利。

[ 本帖最后由 xlb783783 于 2007-6-21 13: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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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如何经营管理国家外汇储备
    （1）制度和组织方面的保障
   
    由于对外汇储备这些国之血本的管理经营关乎我最重要之战略利益，也因此需体现此国家根本利益之国家意志能具体落实到其实际运作中。这首先需要管理运作外汇储备的部门应直接受我国家最高领导人指挥，并受对国家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部门监督，评估其运作对国家安全及战略利益的影响。必须确保外汇管理经营部门的领导成员和骨干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者，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外国利益（及与之勾结的买办利益）为其职责的官僚买办。总之，必须首先从制度、机构、及人员组成上确保我最宝贵的外汇储备资源是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而使用，而不能是为他人的利益需要而使用。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随着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我主要由美元资产构成的外汇储备也不断缩水。鉴于美国对中国明显的分裂、渗透、颠覆和控制企图，中美关系不能排除完全破裂的可能，届时我所有美元资产必如朝鲜战争那样被美政府冻结。因此，我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一直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国内舆论早在数年前就普遍指出外汇储备管理使用不当是造成所谓外汇占款产生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症结所在，呼吁为了外汇储备安全巨大的战略价值及实现其保值增值，应纠正将其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的严重错误。鄙人也曾于04年3月撰文指出美元贬值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及黄金必将重登世界货币宝座而大大升值，因此应将外汇储备（按顺序）主要保持在黄金、欧元、日元等形式上，并增加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储备。



现在3年过去了，黄金及其它战略资源储备未见多少增加，美国债却不减反增。好不容易要搞外汇储备多样化了，为此还专门组建了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但其第一笔巨额投资竟是比美国债风险高出不知多少倍，而且还是交给外人以我无权过问的形式进行严重损害我国家利益而自肥的投资。外汇储备多样化的根本目的（安全性、赢利性、流动性、战略资源储备）被偷换成减少美政府债券，为多样化而多样化。为此不惜将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置于极度危险且由外人用于损害我国家根本利益而我却对此完全失控的状态。此严重损我利美之举足已说明该机构负责人根本没把国家利益当回事。我巨额外汇储备交给这些只知取悦外人而不知国家利益之人经营运作，乃国家安全一最重大隐患！望有关部门祥查！
   
    至于有报道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负责人楼继伟称，入股黑石是为了能避开美国政府对我政府在美设立金融分支机构的复杂审批程序而在纽约设一个运作外汇储备的北美分部[注28] 。此说显然十分牵强。黑石的意图是不让我们派人进入其董事会，也尽量限制我对其运作方式等了解过多，又如何能同意我在黑石设立机构呢？因为只要在黑石设点派员，总会了解到黑石的很多情况。即便我们表明该机构与黑石业务无关，但能打消黑石的疑虑吗？因此楼继伟此说更像是一个托辞，找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由。
    再说我们买了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对美元的国际地位及美国战略利益给予了对其生死攸关使其免于崩溃的巨大支持，却连设一个办理相关业务的机构都不许吗？我们握有几千亿美元美国债筹码居然连一个小小的办事处都谈不下来？还要再花30亿美元曲折设立一个不那么正式的机构，既公开而无密可保，又不能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对比我们已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及允许其对我银行金融机构大比例参股，这种单方面的对外开放难道都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不能争一点最起码的平等权利吗？
   
    这些年来，我金融管理部门某些负责官员总是尽其所能为美国等外国利益服务。
    在外汇储备的管理运作方面，前些日子央行就曾以外汇储备多样化为名，打算用外汇储备去买其总负债已是公司权益52倍的快破产的美国公司债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贷美Freddie Mac）。（法兰克福2006年11月6日电---德国金融时报报导）
    可见此次将我巨额外汇储备入股黑石绝非偶然，我们的外汇早让人算计上了。此风若不刹住，国家外汇储备再多也禁不起这么折腾。
    又如： 2006年1月，银监会第2号令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自废我新建股份制银行可以是100％民族企业的自主选择权。
    还有：2005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宣布：中国要提前一年与国际金融全面接轨。此举不仅将我宝贵的一年准备期白白相送，而且将使美、日可提前于2008年就有能力对我发动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致命冲击，从而可与其借2008奥运题材制造台海危机的军事行动刚好形成配合。
    再如：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但我们却放弃了追逃巨额坏帐的工作，将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却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
    对于股市，我金融管理层也总是不惜牺牲自己的股民而尽量照顾国际投机资本的利益。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使国际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并一齐唱空股市后，管理层某些官员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而是配合国际投机资本再次低位坐底的企图，故意放大渲染某些政策效应操纵资金人为打压股市。
    诸如此类损我媚外之事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我金融管理部门许多高官缺乏爱国心，却把外国利益奉为神圣“职责”，致使严重损害我国家利益之卖国渎职事件层出不穷，从而使我外汇管理及金融领域面临危若累卵的险恶形势！
    国家外汇储备的的投资方向和运作内容由于事关国家最重大之战略利益，因此无疑应是国家最高机密，怎么能将其交给外国机构去运作呢？外汇投资公司及其领导若真不懂如何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而只晓得求诸外人，国家养此机构及其尸位素餐高官何用？
   
    由外汇储备运作重大的战略利益生出的其国家最高机密性质，要求其运作方式也必须符合其高度机密性，即如成思危副委员长所言“外汇储备应分散投资”[注29]。而国家外汇储备分散、隐蔽、机密的运作性质要求其组织形式也必须与其相适应，因此，其经营管理职能应该由最能保守国家机密的秘密机构承担，而不适于一般公开的金融管理和投资机构。更何况还是缺乏爱国精神而将全球化和外国利益当作最高职责的金融管理和投资部门。



   （2）经营指导思想与方针原则
   
    国家保有外汇储备，其实质是保持较强的国际支付能力，此能力强弱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国家对其国际支付手段的管理使用应尽量使其安全和增值，此方面成功的运作会大大增强国家实力，而糟糕的运作却损耗国家实力。
   
    我们的祖先早在二、三千年前就有不少经营管理包括“国际”支付手段在内的国家战略储备的成功范例。古人从来都是将重要的战略物资与“国际”货币的储备通盘考虑，统筹安排的。这是因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其紧缺时，其交换价值（价格）会有较大涨幅[注30]，因此而大大增加的可替代性甚至超过其具体使用价值的意义而具有了一般的使用价值（一般价值物）保值增值并能与任何商品直接交换的性质，即代替货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国内和国际贸易都一样。其实这些作为战略物资的大宗必需品在商品交换和生产的早期阶段都充曾当过一般等价物――即最初的货币，并且因社会对其大规模的需求导致了最初的社会大分工。如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产生出畜牧业是由于牲畜首先被当作一般等价物的结果。接着又轮到了粮食成为一般等价物，产生出真正专门的种植农业。再接下去又轮到某些重要的手工业品，于是从农业中分离出各类手工业，直到铜排挤了贝币而产生冶金业。（古代商品生产一般等价物和具体使用价值部门的产生、发展往往是同一的。）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每逢饥荒和战乱，牲畜、粮食、布匹、金属等仍能排挤货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功能。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宗必需物资并未彻底退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因此其既是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作为特殊时期最具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贸易），而与那些“国际”货币材料一同成为古时国家的战略资源储备。
   
    如周初管理财币有九府，管着金、玉、铜、钱币、布帛等[注31]。
   
    管仲治理齐国更是精于经营国家储备。“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乘马数篇》。“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篇》。显然，管仲仍在某种程度上把粮食等当作一般等价物。齐国的国家储备也就在钱币、铜等金属（“国际”货币）及各种可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战略物资――粮食、布匹等之间变换比例。如国家手中某种物资储备过多，市场则一般会出现此物供应紧张而价格上涨，这时此物也因此而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而普遍为人接受，国家就会用其偿债或支付，这样社会既乐于接受，国家也因此获利。当粮食、布匹、金属等物资出现（或预计将出现）短缺而价格上涨的情况，国家就垫付钱币或其它（储备充足而市场紧缺价格走高）的物资给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使其从事相关的生产或流通（包括与他国贸易），然后以其产品或商品（粮食、布匹、金属等）偿还国家。总之，国家总是付出储备充裕而市场紧缺价格高升之物资（包括钱币），收进自己储备偏少而市场充裕价格低廉之物资（包括钱币）。但是国家决不会付出自己短缺而市场充裕价低的战略储备资源，也不会收进自己储备已过多而市场短缺价高的战略资源。由于国家是市场最大的供应者和采购者，因此其战略储备的经营总是处于大量吐出某物后不久（因市场供应充裕）价格便下降，大量收进某物后（因市场供应减少）价格随后看涨的极有利的庄家地位。在与他国的贸易中，齐国的战略储备也同样是在各种战略物资及各种“国际”货币之间进行有利于己的比例变换。这样国家的战略储备经营总是在平衡市场供需调节物价的过程中获大利，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也越来越雄厚，社会产品（尤其是战略储备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顺畅高效，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增长极具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注32]，从而降低了齐国经济的成本，齐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虽与古代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世界货币是美元，但其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使其注定要失去这个宝座。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国际货币――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英镑等，这些外币目前还都不具有完全取代美元的实力。因此黄金这个昔日的世界货币必然重占其久违的宝座，但因世界黄金供应太少，其价格必将长期上涨而成为品质无限最受青睐的世界一般财富的代表。
    在战略资源方面，石油、天然气、铁矿砂、铀、有色金属、木材等等，这些有限的资源与过剩的美元相比总是短缺，因此其美元标价也不断上涨。这些大宗的战略物资已经比美元使人更乐于接受（偿债），尤其是油、气、矿产资源，其日益增加的可替代性迟早会时常排挤美元世界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因此，对这些重要物资的储备既是所需资源的必要储备，也是战略储备的保值增值――即国家经济实力的价值物储备。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无疑应将外汇储备的经营与国家战略物资的储备结合在一起作为国家统一的战略储备通盘筹划。当前应尽量减少对于我们和全世界已经过多过滥且不断贬值的美元及其资产，尽可能增加黄金及我所需要的其它紧缺战略资源的储备，并尽量用美元进行国际支付、偿债。除用美元购入黄金等紧缺战略资源外，还应以美元资产交换一些欧元、日元等其它货币及其安全的资产形式，仅将美元保持在足以应付国际支付的数量上。
    应禁止将宝贵的外汇储备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尤其是仍旧为美元资产的高风险投资。更不能交给外人去运作。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包括许多民营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收购，大都以失败告终，（如TCL收购汤姆逊，联想收购IBM，）而成功率则不足5%。因此决不能用我们宝贵的外汇储备去作此冒险。对外国企业的参股和收购，只应以资源型企业为目标，目的是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
    我们现在已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处于能极大地影响市场价格的有利地位。但在战略物资储备的运作方面，鉴于国际市场资金充斥而资源短缺的基本面，在国际期货市场我们只能把握时机作多而绝对不能作空，否则将被逼空而遭受重大损失。钱多利多头，货多利空头。我们前些日子在国际市场的期铜空头角色，却恰恰让资金实力雄厚的国际投机资本作了多头，而我们在面临必须尽快做好战争准备的迫切形势下，本该利用大大增加的外汇储备迅速扩大国家铜资源的战略储备，却货源不多偏要强作空头，如此逆势而为焉能不惨赔？（我们的期铜空头角色说明我们有些高官不仅对如何管好用好外汇储备及其与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的关系认识极为混乱，而且连进入市场最起码的判断能力都没有。）
   
    四．结论
    总之，经营管理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须有我最高层的直接领导，及制度上及组织方面的保障，以分散隐蔽的方式，由与其国家最高机密性质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去管理运作。而不能由一般的金融管理和投资机构去运作，尤其是缺乏爱国意识的部门和机构。
    在经营方针上，当前应尽量减少不断贬值的美元及其资产，尽可能增加黄金及我所需要的其它紧缺战略资源的储备，并以美元资产交换一些欧元、日元等其它货币资产，仅将美元保持在足以应付国际支付的数量上。
    应禁止将宝贵的外汇储备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更不能交给外人去运作。
    在战略物资储备的运作中，在国际期货市场只作多而不作空。
    所有这些方针原则都是服从于确保我们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兼顾其盈利性、流动性、以及满足我战略资源储备的需要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凡与此根本目的相适合的方针政策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

henry

“经营管理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须有我最高层的直接领导，及制度上及组织方面的保障，以分散隐蔽的方式，由与其国家最高机密性质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去管理运作。”

既然是这样，作者又怎么会知道中国外汇储备是怎么样管理的呢？国家好象没有发布过真实详细的外储资产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