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十大真话和十大狂言

炒汇者

“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说这话的是一位叫刘辉的小男孩，今年才七岁。
4月19日傍晚，刘辉与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在自家的渔船上玩耍时，妹妹不慎失足跌进河里。面对妹妹的呼救，近在咫尺的刘辉既没有伸出自己的手去拉妹妹一把，也没有及时呼叫大人来施救，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玩耍，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着自己的亲妹妹被河水吞噬。事后，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及时呼救时，刘辉镇静地说出了上面话。
是什么让小刘辉说出了如此绝情的话？从报道看，七岁的小刘辉过早地尝到了人生的苦痛，他年幼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前些年，刘辉随家人从山东来到苏州，在太湖边以打渔为生。但父母离异后，母亲撇下兄妹两人改嫁他乡，父亲借酒浇愁闹事被处劳动教养，刘辉兄妹只能靠年迈的祖父母可怜的收入维持生活。在缺少温情的世界里，连温饱也成了问题，刘辉的妹妹有时只能在街上捡东西吃。而刚上幼儿园的刘辉又从与同学巨大反差中进一步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才会有些“深刻的感悟”。
我更相信这不是刘辉的无知，而是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在这一事件中，让人心惊的并不仅仅是刘辉的冷漠和绝情，而是太平盛世下隐藏着的不和之音。
苏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百姓生活相对富庶。但就是在苏州，还有小部分市民的生活十分贫困，特别是外来人员的生活更是得不到保障，刘辉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其家庭致贫有着许多因素，但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关爱是其面临的最大困难。如果在遭遇种种家庭变故后，刘辉兄妹的生活，也就是起码的饮食温饱有必要的保障，那么刘辉也不至于过早地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社会失去希望。
人们常说，儿童的心灵是一块可以随意挥洒的画布，是一块可以随意耕作的沃土。但种下什么种子，就会收获什么成果。种下美好，就会收获美好，种下希望，就会收获希望，当然，种下冷漠，就会收获冷漠，种下仇恨，就会收获仇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关爱的力度，这正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举。否则，我们就是在培养社会的叛逆者、反对者和仇恨者，是和谐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也必将为我们的漠视付出沉重的代价。最大的心惊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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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7 扬子晚报
“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说这话的是一位叫刘辉的小男孩，今年七岁。
4月19日傍晚，刘辉与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刘丽在自家的渔船上玩耍，刘丽一不小心失足跌进了河里。“哥哥！”刘丽一边在水中挣扎，一边在呼喊哥哥救命，但这是她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哥哥刘辉没有答应，自顾自在船上玩耍，更没有叫周围的大人来救她！
当时妹妹只距哥哥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哥哥伸出他的手，就有可能把妹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即使哥哥没有这个能力，及时呼叫周围的大人，也完全可能把刘丽救上岸来。
按理说情同手足的兄妹还不至于如此绝情。但哥哥刘辉选择了沉默，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在她奶奶问到妹妹的去向时，他说，“妹妹掉河了”。
事后，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呼救，不救人时，刘辉镇静地说出了上面的那句话，像一位饱经风霜，阅尽人世的过来人。
4月19日傍晚，天已经有点黑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看到河中有水花，就疑心是不是有人掉进了河里。她就问刘丽的爷爷：“你家的闺女在不在船上？”爷爷说；“她没在”。妇女说；“河里好像有个人？”爷爷就到岸上去找人，找了几家老乡都说没有见，听说小孩不见了，亲戚和老乡都来了，此时爷爷才想起刚才孙女还在船尾解手呢。后来在刘辉的口中才确信刘丽掉河里了。刘辉的一个亲戚报了警，庙港警务站接警后，指导员、站长带领六七个民警和刘辉的老乡一共出动三艘船，从4月19日傍晚至深夜一直在庙港河里打捞，始终没有发现刘丽的踪影。次日，民警从上午8时开始打捞，到中午仍没有发现女孩，庙港河里前前后后打捞了几十遍了，连船底下都找遍了，河里能打捞到的东西都上了岸，所有的养螃蟹的箱子都上了岸。直到23日早晨，刘丽的尸体浮上了水面。
刘辉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让这位在世人眼里尚不懂事的他如此绝情？他的家究竟有多苦，让他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
前几年，刘辉一家从山东来到了庙港，以在太湖上打鱼为生。前段时间，刘辉的父母离了婚，离婚后的母亲不久就改嫁到了山东微山湖，撇下了这一对年幼的孩子。刘辉的父亲在妻子改嫁后常常喝醉酒跟人打架、寻衅，二个月前被处劳动教养一年半。这样，孩子就只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都是将近60岁的人了，没有什么正常的收入，只能靠打鱼挣点小钱，带着一对孙子女艰难度日。今年春节以来，爷爷没有打过几次鱼，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连日常的温饱也成了问题。自从父母离异后，5岁的刘丽常在庙港的大街上玩，没有吃了就在地上捡东西吃，有时在老乡的水果摊上偷点吃。由于生活的艰难，刘丽的奶奶曾想把她送人，没想到小刘丽却这么走了。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近日，“巴士阿叔”成为香港人的新偶像。在公交巴士上，他与一年轻人发生争执，他的那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被广为传播，甚至被印成T恤，可见“压力”一词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
这一现象流行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由于巴士阿叔的言辞激烈吗？上海人怎么看待巴士阿叔现象的流行？
广为传播的“压力语录”
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上，黄健翔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比赛的结尾，上演了惊人的3分钟。

和黄主播视频颇有雷同的是火暴网络的短片《巴士阿叔》，巴士阿叔语出惊人怒吼出了：“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干吗挑衅我？”“没解决，没解决！”
《巴士阿叔》主要讲述了两位香港乘客在巴士上的一场遭遇。在5分59秒的短片中，巴士阿叔对一位不小心惹到他的青年进行了妄言、痛斥、教训、奚落、辱骂、诅咒和威胁。年轻人决定忍耐他的胡闹，但巴士阿叔胡搅蛮缠，越发不可收拾。
这部被乘客随机拍下来的短片大受欢迎，不少人评论：《巴士阿叔》的经过简直就是一幕周星驰喜剧。短片上线仅一个月，点击率逾700万次，阿叔事件还被各大国际媒体争相报道。人们甚至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他们的画像。
该事件更引发了各路人等的思考：香港教育统筹局发言人表示，政府准备把巴士阿叔短片放到道德和公民教育网站上做“范例”，让大家“从多种角度出发”讨论这一事件。
说到底，黄主播和阿叔事件可谓异曲同工：黄健翔的激情爆发，很多人认为是职业压力所造成，巴士阿叔的发飙起因是生存压力。阿叔的“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未解决！”道出了事件的关键。
生活在大都市的人，谁能没压力？不过，既然未解决，就该想想如何解决。
“巴士阿叔”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说实在的，不少人都感叹过：类似的吵骂不只听过一两次。比如早上8点左右的公车上，一定能听到更激烈、更搞笑、更无聊、更夸张、更戏剧化、更长时间、更不知所以然的吵骂。也正因为如此熟悉，这个短片才引发了大众的高度认同。
潦倒粗鲁的“巴士阿叔”确实说了几句对现代都市生活极具价值的话：“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没解决！”心有戚戚焉的网民总结出了每个人未解决的难题，包括：教育费越来越负担不起；看病吃药负担太重；毕业了，工作在哪？油费那么贵，还是走路算了；供房还是租房；想到ATM查一下还剩几个钱，谁知一扣全空了。
我们都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处理压力是成年人必须承担的部分，是为了不让压力反过来控制我们，但每个人都有感到败下阵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内心深藏着的那个小小的、激烈的“巴士阿叔”，都在等待不当的时刻被拍一下肩头（实际是有人无意中碰触到你最后的神经时），然后逃出牢笼。
结果？身体亚健康了，浑身脑袋满肚子牙疼了；心里烦躁不安了，站不住坐不安也睡不着了；脾气恶性膨胀了，针尖大点的小事放大成喜马拉雅，任何一点小问题都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了……其实，压力人人都有，关键看你面对压力的态度。
他们怎样对待压力
态度之一：让心灵短暂出逃
受访者：王小姐，29岁，国企营销职员
纷繁复杂的职场充满物欲和暗箭，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公司的工作节奏很快，工作量也特别大。我经常都要加班，时间完全不够用。以前我总以为我的承受能力很强，但人不是铁打的，我真的常常觉得累极了，唯一让我感到放松的就是逃离办公室的束缚，独自去“吃吃喝喝”。
不想接听电话，不想开会。下午两点，我再一次从办公室逃离出来。我要忙里偷闲地放松一下自己，调适一下自己。我去了离办公室两站车程远的咖啡馆，却只要了一壶冰茶，那种沁人心脾的凉意浸透全身。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远离工作与生活，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不属于这里，不属于此时的我。逃离熟悉的办公室，独自上街“吃吃喝喝”，已经成为最适合我的解压方式。在家和办公室两点一线之外找一处让心灵短暂出逃的第三地，“虚度”一下光阴，是为了更专注地感受生活。
态度之二：让汗水冲走累和痛
受访者：Daniel，42岁，企划经理我在一家跨国公司的上海分部工作，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和原本幸福的家庭。可是由于我整天忙于工作，和妻子的沟通越来越少，婚姻出现了问题。两个月前，我离婚了。祸不单行，上个月我的母亲又被查出患有胃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本来，我对自己的工作还算得心应手，对职业和家庭也有很好的规划，但一切突然全部改变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年纪轻、精力充沛，但是现在因为家庭问题，越来越多的困扰向我袭来。以前10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要花费一个小时，我开始对工作产生了极其厌倦的情绪。
为此，我不得不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开始健身运动。每当在健身房大汗淋漓的时候，我就感到无比爽快。在那一瞬间，浑身的痛和累好像都被汗水冲走。这好像有点“自虐”的倾向吧？但是这种身体上的累，远比心灵的痛让我好受几百倍。
态度之三：颠覆自己，改变生活
受访者：陈女士，32岁，医药公司销售经理
毕业于重点医科大学的我，是上海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精英。今年2月，我被提拔为区域销售经理，负责管理一个10多人的销售团队。
我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的女人，公司给了我信任，我对下属的要求也特别高。公司每个月都要进行业绩考核，我绝不允许自己团队的业绩比别的团队差。为了完成销售业绩，我在公司常常加班加点，不能很好地照顾两岁多的儿子，我越来越觉得工作与家庭很难兼顾，公司又不断地提高销售任务，我觉得吃不消，工作的激情迅速降温。
老公提出这周末全家去郊游，我决定推掉一切工作，因为我需要一个机会颠覆自己。我特地翻出大学时代的运动服和背包，我要像以前一样享受阳光和草地！
你的压力解决了吗？
作为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的我们，会时常感觉到“压力”吗？《巴士阿叔》中的“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未解决”至今依旧能够在耳畔回绕。这部轰动港岛、红极一时的网络视频短片折射出了现代人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来气的真实一面。无论是“巴士阿叔”还是“四眼青年”都是“受害者”，他们像大多数平凡的我们一样，生活在尘世间，生活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耗尽了激情，耗失了希望。
演员排戏有压力，球员踢球有压力，职工上班有压力，学生考试有压力，就连写这篇文章的我也有压力。压力来自于哪？为吃饭？为穿衣？为升迁？为发财？为名利？为生存？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人生在世，遇到的事情千奇百怪，各有不同。当很多的事情聚集到一起时，自然形成了一股势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压力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偶然因素，有人会把压力当成动力，认为压力可以使人奋发向上；有人把压力看成是命运的终结者，就会自暴自弃，甚至选择自杀。
“巴士阿叔”面对“四眼青年”时的慷慨激昂是英武的表现吗？我看未必。“巴士阿叔”是在用强烈地语言暴力来掩饰内心的脆弱。“四眼青年”则用泰然处之的心态来应对眼前那“血淋淋的现实”。没有高尚、没有智谋，所有的演出都是可笑、可怜、可悲的。太阳会照常升起，压力也会继续存在，不可能因为你的斗嘴而改变一切。就像一个喝酒的人，狂饮得烂醉也无济于事，该面对的必须面对，没有理由去逃避。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压力的人很多很多，大家面对压力似乎束手无策，但仅凭所谓的释放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减少压力，至少不扩大压力，同时避免新的压力的产生。要用良好的心态来应对一切压力，尽量让自己放松一些。
我们的压力可能还没有解决，但不能被压力逼疯。一旦人人都像“巴士阿叔”那样，那么要解决的不是压力，而是我们自己了。


“白领入门的第一课，就是学加班”

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生存压力下，很多白领加入到了“加班族”的行列，不断地挑战着生理和心理极限。在6月20日的《韩国经济》中有一则消息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文中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这几年来，“英年早逝”的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近有华为员工胡新宇，广州一位服装女工为赶活，连续加班4天、累计工作54小时，不幸猝死…… >>>

图：胡新宇生前与女友的合影

2006年5月28日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胡新宇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
毕业于四川大学1997级无线电系二班的胡新宇，2002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攻读硕士，2005年毕业以后直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他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
最近，国内一家门户网站就“胡新宇之殇”进行了调查。对于“你经常加班吗？”这个问题，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经常加班”，27%“偶尔加班”。从每次加班时间来看，2小时以上的多达78%，而超时加班能获得补贴的员工只占17%。
在上海职场，一组数据探照出一颗让人忧心的“地雷”。翰德人力资源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
调查还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拿着较为丰厚的报酬，但是却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
“自愿”着，无奈着
智联招聘网近日在全国范围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六成上班族由于频繁加班而身体每况愈下，但面对企业的晋升和淘汰机制，他们常常“自愿加班”。
调查发现，六成员工之所以“自愿加班”，主要是出于“三怕”：
一是怕丢了来之不易的饭碗。即将投身某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小欣说：“如今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找到这份让许多人艳羡的工作，我已经拼掉了半条命，工作后如果连加班都不乐意，万一被开除怎么办？”张某是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的置业顾问，公司实施末位淘汰制，为了不被淘汰，他已经很久没过双休日了。
二是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智联招聘网调查表明，在“自愿加班”的员工中，有近半数是出于竞争而被迫“加班”，或是想通过加班博得老板的赏识。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的刘小姐说，自己下班后经常得陪客户参观工厂，否则到手的业务就可能被别人抢走。在长乐路某知名咨询公司上班的施先生说：“其实同事谁也不想主动加班，但在老板面前表现一下，也许能得到更多机会。”
三是怕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一家跨国公司的销售经理毛先生说，他所在的公司，个个都是“人中之精”，一个比一个优秀，要想不落后，必须把加班当作工作的一部分，“习惯了就好”。在上海恒隆广场上班的秦小姐对此完全认同，“想要升迁，怎么能不加班呢？”
前不久，上海浦东新区总工会针对陆家嘴、张江、外高桥区域“白领”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白领”阶层尽管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却也有着难以排遣的职业压力和生活压力：一方面，多数企业为了争市场，把业务指标摆在重要地位，“指标”成为很多员工心头的大石；另一方面，包括住房、抚养子女在内的生活成本过高，使得他们不愿放弃一切可以增收、晋升的机会，于是，一头扎进了加班的“泥潭”，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
“拼命加班”为何成常态？
“拼命加班”为何见怪不怪？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有“严苛”的企业制度高悬，身边有“先进”的工作榜样，大家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加之来自家庭、社会舆论的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带来的结果是，过度加班的氛围在社会渐渐弥漫，演变成一种共通的“加班文化”。
反思加班文化：女工连续4天长时间加班猝死
探究“加班文化”，发现，其根源在于两方面的缺失：
一是观念方面的缺失。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对记者说，员工逃避一切加班、忽视必要的工作职责固然是错误的，但变成“上班拼命，下班睡觉”的工作机器，更会与丰富、有益的社会生活隔绝。常识表明，休息是不可或缺的，连续加班会影响生产效率，不仅消磨身体，还会导致员工步入思维和文化的真空。
“问题在于，一方面是西方人对休息权很看重，另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进入中国后，为榨尽剩余价值，大力推行‘加班文化’。这在一些外资企业、跨国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这些企业的工作模式，是“将生命作为可牺牲成本”，有意识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频的新血液维持高增长，不顾惜员工的生命价值。一位IT人士说，国内IT行业被列为“过劳死”的高发区，员工加班已成常态；在欧美IT企业工作的朋友，却常常接到休假通知甚至被强制休假。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的“过劳而不死”的加班一族来说，目前的法律更是“爱莫能助”。劳动法虽然规定了每周五天和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对于限制超时加班问题，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峻认为，目前我国在超时加班问题上缺乏制衡机制，员工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维权机构。要破一破当今社会“加班文化”，首先要从完善制度入手，在法律上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的规范，同时，对用人单位以种种方法强迫员工加班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应探索从“有举报再介入”转变为主动介入，以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李金华：政府成本高浪费纳税人钱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中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丘成桐：大学是赔本生意，不应看作是要赚钱

“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
“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是什么观感？
其中，他就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时造假的指责，“一个在美国的全职教授在国内也拿全职的薪水，就来国内那么短时间，怎么可能会做出好学问？”引发了舆论近期就学术界的讨论高潮——“北大清白门”之争。
7月底，在丘先生发出批评声音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就他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新闻发言人称：“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的说法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并声称将向媒体详细介绍引进海外人才的有关情况，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随后，北大新闻发言人表示：“一个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优秀的海外学者，即使完全符合招聘条件的所有规定，还要经历严格的筛选程序。”同时还表示：“长江学者在聘任中，必须接受教育部的履职检查。聘任结束后，北大还要组织全面细致的工作评估，结果报送教育部。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可以确保招揽人才的质量。”
北大发表回应声明迄今已有半个月了，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大学会拿出相关证明。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个34人的名单，其中所列人士都是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长江学者”，有人调查了这些人的海外任教履历，爆料称这些教授其实都是“有海外全职的”。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北大的海外专家引进情况到底如何？8月10日，本刊驻京记者约访此前发表声明的北大新闻发言人，但该先生很干脆地拒绝了采访申请，他说：“该说的我们已经放在新闻网上了。”
就在民众都在等待北大的进一步回应时，丘成桐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的种种看法在高校和网络得到了热切的回应，在某网的网络调查“关于北大‘人才’造假说到底谁在撒谎”中，他得到了91.52%的正面支持。
长久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已为人所诟病，沸沸扬扬的“北大清白门”之争，不过是目前高校众多弊病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丘成桐，这位“华人数学第一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了。2005年他的“北大清华打压其他高校，令人失望”言论已经为人所瞩目，今年的“中国数学家破解庞加莱猜想”背后又有他的多年参与和推动。
丘成桐先生始终坦言自己不是高等教育专家，“作为一名海外学者，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但以他的学术地位以及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去认真听一听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
8月9日凌晨，在多次联系确认后，丘成桐先生终于在他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在电话里，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自信和批评气质：“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受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进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痛心。”
丘成桐：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
人物周刊：北大认为您“歪曲了事实”，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引进的问题上，北大的声明出来后，很多读者和网民认为应该“用事实来说话”，您所知道的都有谁？
丘成桐：那很多。例如数学和力学两个学科直接从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在海外全都是有全职的，说他们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那就不实事求是了。你们可以从网上查，田刚、夏志宏是海外全职。陈十一、佘振苏是在海外有全职的特聘教授，还有最近的那个葛力明也是海外全职的特聘教授。就数学和力学那几个人，在网上很容易查的。教育部的网站有，海外大学的网站有，你只要随便search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好多都能查到，简单得很啊。
海外大学的这些网站上，都载有这方面的正式人事资料。至于北大随便讲他们没有问题，那他可以将名单发表嘛。名单发表我们一个个对就是了。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很简单嘛，教育部的网站倒还没有关掉，你可以去查。
人物周刊：您认为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这些弊端，那么，在您看来会有多严重？
丘成桐：一个学校、学术机构，是培养年轻人的主要机构，是给年轻人作榜样的。共产党有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好，其他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好，都是有可能成为第一流人才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学校不老实，学校引进的人才是假的，他们心里会怎么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年轻教师的工资比所谓引进的特聘的教授低得多，相差得很远很远，比讲座教授也低很多。北京大学的老师也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好，我常听他们诉苦，钱不够。他们在那里全时间地教课，做研究，有些年轻教授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却)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现在这样的引进法，他们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朱熹平在中山大学能做第一流的学问。除朱熹平外，国内很多的年轻人也都能够做第一流的研究，但是他们现在觉得很伤感：他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到的待遇和重视，跟海外短期引进的所谓的人才相差这么远。
第三个弊端啊，所谓引进的人才到了北大，或者到了其他大学，他们是大人物，强迫年轻人跟他们走同样的路，把这些年轻人放到他们的研究领域里去。虽然不见得每个引进人才都做这样的事，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跑进来，不但对年轻人没有帮助，而且强迫年轻人走他们走的路，就算年轻人不想做，他们也强迫他们去做，而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年轻人的成果里去。
这样做，对国内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造成了年轻人宁愿到国外去，也不愿意留在国内。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有能力在国内做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情况有多严重！
比如庞加莱猜想，八九年前我就让中国的年轻人去做，结果海外回来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做。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允许年轻人去做呢？
丘成桐：他们要赶快写几篇文章来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们有实力作研究。尤其是这些海外引进来的，只来一两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他们要赶快有成果，所以他们要年轻人做那些最快、能做出成果的研究，才能够向上报告，才能够得到重视。
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内名牌高校开始较大幅度引进海外人才，你如何评价其利弊得失?应该如何改善或者做得更好？
丘成桐：能够真正引进人才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就好比姚期智(编者注：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迄今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亚裔科学家)去清华，我对他本人很佩服，我对清华大学能够成功地引进姚期智也很佩服。他能够从普林斯顿辞掉所有位子，能够很专心地教课，带了很多学生，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成功的最重要希望。
能够大量引进这样的人才我想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至少在姚期智引进上，我是非常敬佩的。
北大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引进××本来是和引进姚期智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普林斯顿是全职的，甚至当初引进的时候在麻省理工也是有全职的，这样做很不好。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可是姚先生却花了很多时间教导年轻人。
姚先生是大学问家了，我也觉得引进海外年轻人也很好，现在慢慢地全职引进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就引进了一些。我就觉得能做到真正引进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不要作假，明明在国外有全职的，却又回来，也说是全职。
北大反反复复地引进××，在以引进××的名义捞取巨额国家经费、把××推上院士、政协委员位置之后，又说××每年来2~3个月，以后计划增加回国时间，而对教育部又说是全职。这就说明了北大的人才引进工作有多么的糟糕，简直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儿戏！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些引进的“特聘教授”不能全职回来呢？
丘成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假如一个教授的目标不是替中国的年轻人服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在国外能拿到全职的教职，又能在国内拿到全职，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要离开美国？他们两个薪水加起来，两个好处都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20多年来，我感触很深的：假如你还算是个美国的教授，国内对你就非常重视。假如你在美国的教授辞掉之后，国内对你重视不够，因为你就变成国内的教授了。政府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大体晓得，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刚从国外回来头两年还是受到重视，过几年之后你就是国内的教授之一了，薪水开始减，其他方面也不受重视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注重玩弄权术的大学的学术气氛不浓厚，到这些地方的归国学者学问慢慢就不行了。
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颇多，哪些或者哪几个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或者说，在您这样一流的华裔学者看来，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严重的问题是评审制度。权力操纵在个别人手上，几个和他们所谓“同舟共济”的人控制着经费，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评审、评奖也是一样。
在中国做学问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没有面子，所以那些想当院士的就想尽办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选举的人叩头，同时宁愿改变他们做研究的方向来让那些人高兴。这种做法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悲哀。


张保庆：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

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二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十二日说，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
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十七场报告会，张保庆发表《若干教育问题的思考》演讲时作上述表示。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和国家形势一样，宏观看形势一片大好，深入看都是问题。教育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即是中国教育面临的四大深层次问题之一。
这位以直言著称的原政府高官分析说，教育一方面要向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人才和制度的支持，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市场经济固然可以创造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精神文明的问题，解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教育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同时，市场经济也有负作用，它并不是包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它解决不了社会公正问题；市场经济还会对人们价值观、是非观、世界观产生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教育的作用和职能，就是要力争缩小市场经济带来的负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现在世界上把教育公认为准公共产品，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为什么“准？”就是有些教育领域还达不到公共产品要求，实现完全的公共性还需要一定阶段。张保庆称，“我过去讲教育不能产业化，我现在说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中国市场经济需要教育，但教育不能按市场经济办。
中国教育另三大深层次问题包括“教育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位置问题”、“教育培养人、造就人的问题”和“教育的投入问题”。教育的位置问题上，一是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落实，二是重视不够，一些领导干部搞大项目几千万都敢投，教育几百万却不舍得投，还有一些人把教育当成包袱，想把教育想推向市场，使教育产业化、企业化。
张保庆最忧虑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好教育培养人、造就人的问题，这方面问题很多，如浮躁成风、弄虚作假、做人不诚信以及私心很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非常淡薄等等。
中国的教育投入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教育投入为什么总是上不去，一是国家整体财力还很弱，二是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但“少修几条高速公路，少建几个机场，少建几个城市广场，就把教育投入解决了”，张保庆感慨道，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搞好太难了，尽管如此，只要真正重视教育，中国教育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盛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
——张全景
建立刚性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使干部队伍趋于稳定，有利于一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这已经在上上下下取得共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再次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制度保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视角。
8月11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党政干部任期、交流、回避等三项规定中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专访了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
任期、交流、回避制可以突破局限性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基于什么背景下做出的决定？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张全景：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交流、回避问题作出统一的、明确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民主建设的实际步骤，更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具体措施。
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有利于培养锻炼提高干部。可以帮助干部开阔视野，突破长期一地区、一部门、一岗位的局限，了解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知识，更加全面、健康地成长。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一个干部多在几个地区、多在几个部门、多在几个不同岗位工作，比长期在一处一地要好，可以有效地避免狭隘、偏颇、囿于见闻。
有利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消除隔阂，这也是一个很积极的方面。特别是“一把手”的交流，刚到一个地方后不可能马上就发号施令，一定要听取大家意见，要发扬民主，从这些年的实践看，这也是解决干部队伍不团结问题的一个措施。思想教育不奏效，就要采取组织措施。
有利于摆脱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减少应酬，减少事务，专心致志地工作。一个干部在出生地或者久处一地工作，必然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关系多了，接待应酬就来了，换一个地方就较少了。
有利于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官僚主义、门户之见、先入为主、惯性、惰性等陈腐陋习。一个干部到一个新地方，为了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必然要去调查研究。长期在一个地方，好处是比较熟悉情况，但也很容易忽视新情况，甚至主观臆断随意性决策等。
有利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在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工作，可以非常超脱，避免七大姑八大姨、亲朋故旧、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干部刚到一个地方，别人不会轻易向他行贿送礼，自己也会有所顾忌，有利于更好地按原则办事，也可避免一些飞短流长之谈。
三个“规定”提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古语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见，为官要有任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
张全景：应该说，出台这三个文件，是历史经验与时代需要的结合。
干部任期、交流、回避在我国古代吏制中的确早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执行得比较严格。例如明、清时就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做官，到邻省做官也要距出生地有500里的距离。对官员的任期也有明确规定，几年一考核、一铨叙，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有效遏制吏制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党的干部工作，既有自己的特点，也借鉴了历史经验，但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统一的、具体的规定，所以现在加以规范，用党内法规条例形式做出规定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有益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我感到这三个文件的细则规定，非常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是多年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又针对了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领导干部调动比较频繁的问题，在前一段反映比较大。
三个文件既有统一性又有可操作性
《瞭望东方周刊》：这三个规定将使领导干部的任期、交流、回避工作更具体化了，主要的特点有哪些？
张全景：最明显的特点是：统一性、规范性、制度性。
这些年尽管各地都在做领导干部任用的探索，但因为缺乏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各有各的理解，五花八门，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在干部交流任职上，有的地区只是在本地区小范围内交流，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有了“三个文件”，统一规范了，可以搞得更好。
这三个文件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任期、交流、回避，这是大前提，但有一些特殊情况也要考虑。例如，民族地区、民族干部，就要考虑地区和干部的实际情况，对某些特殊情况也要有一点灵活性。
另外一个特点是，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由于规定明确、具体，对不同情况有不同要求，便于操作，便于执行，便于检查。
因此贯彻落实好这三个规定，对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培养选拔优秀年轻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做好各项工作将产生重大作用。
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瞭望东方周刊》：实行党政任期制会不会压制一些优秀干部的脱颖而出呢？
张全景：不会。
县以上党政“一把手”一个任期就是五年，最多在同一职位上任满两个任期也就是十年。这就打破了干部终身制，更有利于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有一些优秀干部也可以破格提拔，或者在其他岗位上任职。一个真正优秀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从上往下看，职位不算高；从下往上看，是几十万人的“当家人”。这就要看你是要做官，还是要办事。只要真正想做事的，就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不是无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有多少事情需要去做呀，有多大本事也用不完，怎么能算被埋没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党内民主的推进以及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
张全景：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阁，就成了一纸空文。比如选拔干部的条例、规定都有，但是落实不好。现在有些地方的“一把手”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当班长”，其实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书记要当好‘班长’，这只是一个比方”。现在把后面的“比方”忘了。现在的许多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盛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党内民主的推进对监督领导干部是很重要的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研究搞好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 （记者于津涛/北京报道）
新闻回放
贺国强：落实5个法规文件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6月19日召开的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五个法规文件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法规文件，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不断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推动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贺国强指出，党中央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高度重视，最近集中出台的五个法规文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
五个法规文件为：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职务任期、连任限制、最高任职年限、任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等问题作了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交流的对象、范围、方式、组织实施、工作纪律、保障措施等作了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对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的适用情形、操作程序等作出了规定；
《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规定通过直接谈话或书面询问的形式对了解到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了解和提醒；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期报告自己履行职责和廉洁从政等方面的情况。

八成政府投入的医疗费是为各级党政干部服务

殷大奎是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演讲者。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他们一再强调不要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其中一位官员解释：“怕惹麻烦”。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官员还要求主办方把论坛速记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删掉。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去年7月29日，本报独家报道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10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失灵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医疗服务缺乏公平与公正性、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医院、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销商、生产厂商联手向消费者抬高药品价格，城乡居民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公众不满情绪因此不断上升，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决心发起新一轮改革，以保障所有中国公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殷大奎是惟一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演讲者。这位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
42年前，殷大奎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先后担任过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副部长，对中国的卫生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谓了如指掌。
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介绍，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殷大奎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
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
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我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我国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50亿至60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说。
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哪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A表示，虽然过去20多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但是进一步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势在必行——
一方面，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医疗服务机构微观效率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价格攀升，“看病贵”问题突出，医疗资源分布、干预重点日趋不合理，总体来说，“公平性和卫生投入绩效全面下降”。由此，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增加了公众的疾病负担，降低了消费预期，导致贫困，群体间矛盾突出，影响社会稳定。
殷大奎表示，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不重视社区医疗卫生水平。70%至80%的病人，首先应该在社区解决。但现在社区医疗水平低，老百姓对社区医院不信任，什么病都要到大医院看，结果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
其次，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的三级预防保健网现在没有了，不过现在国家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第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足。应该以预防为主，不生病，少生病，这样的投入少，效益好。此外，还有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问题等等。
殷大奎还认为，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大家生了病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不太可能”。
他还特别强调了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医院的不同——政府办医院，应该把人员、经费等全包下来。而事实上，政府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左右，大医院只占1%至3%。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也指出，中国的公立医院要通过病人付费拿到医务人员工资的50%至90%，导致医院增加临床服务量，而提供的预防和基本服务不足。同时，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开药和诊断服务。而且，难以实施成本控制。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也认为，政府应该把一部分医院的财政包下来，避免医院的创收压力，同时，把其他医院放开，实行税收和行政监管。
卫生部的一位官员B，则从管理体制与市场监管角度谈起。他认为，目前中国管理医疗卫生的部门太多，除了卫生部以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建设部、民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十几个国家部委，都在管理医疗卫生中的一部分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难以确定总体发展的目标，全面推进卫生改革”。
他认为，各部门职能分散，多头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可问责性差，反应性差，导致居民的普遍抱怨和不满，而卫生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意思的是，来自不同部委的政府官员的观点不尽相同。一位官员认为，我国城镇医疗基本保障应该从保住院和门诊大病做起；而另一位官员则认为，选择医疗卫生服务的干预重点应该是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和适宜的技术。
刘远立则建议，可以成立国家级的人民健康委员会，作为管理医疗卫生的“司令部”，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科研造假比豆腐渣工程还好搞”

“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

甘子钊解释说，科技成果虽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市场需求，但它本身并不直接是产品，多数也不直接进入市场，市场的检验往往比较间接，需要时间。在当前科技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科技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政府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域容易滋长与“权力寻租”相联系的腐败现象。
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在科技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科研造假、“跑部钱进”、“科技老板”寄生、专家评议流于形式等科技腐败现象浮出水面。
“由于科技工作自身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更加容易发生腐败，更加值得警惕。”甘子钊说。
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上海交大处理造假者陈进收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院士对此提出疑问：
陈进曾获得大量科技项目巨额资金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我国科技项目的立项评审存在哪些不尽完善的地方？陈进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验收鉴定和评审是否存在问题？“汉芯”作假大量转移国家资金，是否进行了审计与监督？
出席专题协商会的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们指出，当前我国科技资源分配和科技评价机制中的弊端，成为科技腐败蔓延的体制性原因。
“现在政府部门对科技项目的微观行政性管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确定项目乃至项目中的课题、具体运作项目的技术路线、合作伙伴、经费开销等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政府机构，或者是用中介机构名义出现的政府机构手中。有许多问题的根子是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上。”甘子钊分析说。
黄尚廉建议，要防止政府某些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的权力过于集中，从制度上加强审计监督，制止贪渎行为，从源头上阻止“跑部钱进”不良社会风气，清除“科技老板”寄生阶层，使真正有实力与信誉的单位和人才能够得到国家支持，保证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的实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科技评价方面，现在从表面上看，动不动就是专家论证、评估，一个项目甚至要搞好几次，把一些院士、名人请来“签字画押”，可许多流于形式。
“在专家遴选、评审程序和方式等方面，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够科学民主、公正合理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额资助，往往更倚重于部门意志、部门之间的或人际的关系等，而不充分依靠专家进行民主评审。”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直指弊病。
甘子钊建议，治理科技腐败现象，要进一步深入改革，首先是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和实现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变，是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的约束。另一个关键是充分重视科技界同行的群体作用和舆论作用。

外企管理者：在中国工作不担心工会“闹事”

“能到中国工作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公司中层领导的愿望。”金部长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工作要比在韩国工作轻松许多。”原来，由于韩国的工会制度非常发达，在韩国的时候，金部长经常为工会“闹事”而伤透了脑筋：“我大部分周末休息的时间都花费在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上了。”
员工：无偿加班是“家常便饭”
齐小姐最不满的便是加班的问题，但面对公司整天无休止的加班而且不给加班费，她能表现出来的也只是无奈而已。“大家都这样。除非你是想走人，不想在这干了。现在的工作这么难找，有钱赚就先干着吧！”
张小姐曾是某外企部门经理，去年怀孕了，按照公司的规定，怀孕和哺乳期的女职工可以享受到很多人性化的待遇和福利，产假是90天。3个月后，当她准备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回到公司，总经理告诉我，原来的位置已经有人了。生了孩子，丢了工作，我当时的委屈就别提了，可是谁又能给我做主呢？”
“老板规定了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量，多数在规定的8小时内是完不成的，很多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因为任务没完成，老板不多支付薪水也就理所当然，工人们多是有苦说不出，厂里也没有可以为我们主持公道的机构和组织。”罗女士曾在位于广东省的一家外资企业上班。谈起几年前的辛苦，往事历历在目。
“我几乎每天都是9点下班的，本来6点就应该下班了。可是工作量大，很多人都不走，老板也不走，我也没办法。如果第一天按时走了，老板看到了不会说什么，如果第二天还是按时走了，老板就会给脸色看。”在外企工作的王小姐诉说了她在外企公司的遭遇。“至于工作中应得的提成，公司到现在连一个章程还没制定出来。马上到年底了，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来判断自己得到的提成薪金合理与否啊？大家私下里也会抱怨，可是公司没有组建工会，直接向主管诉苦结果是可能丢掉饭碗。”
外企管理者：在中国工作不担心工会“闹事”
与外企职员的怨声载道恰恰相反，在中国工作的外企管理者却很喜欢在中国工作。
韩国LG集团公司的金部长目前正努力学习汉语，去年总公司决定派他到中国分公司做管理工作，这令他很兴奋。“能到中国工作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公司中层领导的愿望。”金部长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工作要比在韩国工作轻松许多。”原来，由于韩国的工会制度非常发达，在韩国的时候，金部长经常为工会“闹事”而伤透了脑筋：“我大部分周末休息的时间都花费在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上了。”
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安排劳动者延长时间的，需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可据了解，现在很多外企职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而超时部分的工作都是无偿的。
当外企职员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在有些当地人眼里，外国人到中国来建厂，就是看中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自然卫生条件、安全条件差一些、加班多一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企业也更多的是看重企业利益，而忽视了职工的合法利益。
律师：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马国华律师认为，劳动者有权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匿名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并要求他们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用工时间、加班费规定执行。
针对外企职员担心投诉后会被炒鱿鱼的情况，马律师认为匿名投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这种投诉，只要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劳动监察部门一般都会进行立案处理，这样即可以如实反映问题， 又可以解决“穿小鞋、丢饭碗的顾虑”，以及“好面子、活受罪”的尴尬。
另外，马律师建议员工平时可以作一个记录，例如加班开会，可以将时间、地点、参加人数、参加者名字、会议内容记录下来，将来在投诉、追讨时，这都将是有力的证据。
建立外企工会：任重而道远
独联体国家工会总联合会总书记谢尔巴科夫曾指出，跨国公司实行的工资标准虽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的水平，但却比所在国本国企业要高得多。为此，那里的工人在权利受到侵犯时通常保持沉默。
也许正是由于外企优厚的工资水平使职员们忽视了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尽管《工会法》中有详细的规定，但因为这部法律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影响到了职工权益的保障。
“中国工会的改革和转型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马国华律师认为，中国工会无论在组织体制、运作机制上都存在着一些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的问题，中国工会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职工对工会的强烈需求和工会所能提供的有效服务之间的矛盾。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杨荣宽律师则认为，我国应完善工会立法，包括“职工自愿结合”应进行充分界定。因为在我国，职工“自愿结合”实际上常常会受到许多阻力，一是国家法律上对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有诸多限制，二是企业员工因为考虑到“饭碗”等因素常常会放弃组建工会的主动申请。
另外，杨律师认为应取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正确认识资本与劳动的地位。一些地方政府重资本，轻劳动，忽视对职工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更有的是明显的政策性违法，应给予坚决取缔。
全国总工会：对外企“钉子户”要跟踪督察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单位已达15万余家，绝大部分的世界500强企业也在中国建立了分公司。如今，中国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比例达到了40%左右，江苏、福建等省外企建会率已经达到70%，泉州建会率达到100%。预计今年底全国外企建立工会比例将达到60%。
但是在一些地方，许多外资企业对建立工会还存有抵触情绪，某些外企甚至以“建工会就撤资”为条件要挟地方政府。对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德明表示，现在外企建会的主要阻力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企业工会就是团结、组织职工，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保持企业和谐。中国的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
徐德明说，全总将以沃尔玛组建工会为契机，推进在华外资企业组建工会。各地工会将以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为重点，以长期拒不建会的“钉子户”为突破目标，对所辖地区全面进行排查，特别是对曾被点名的长期拒不建会的一批跨国公司进行跟踪督察，推进外资企业组建工会。
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为了推动外企建会，全总将创新企业工会的组建方式。地方主管部门可以就建会问题对相关单位实施经济奖励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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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工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组织。作为经济组织，工会力图形成垄断从而可以为劳动者提高更高的工资。工会利用罢工的威胁，力图限制工会会员的工作机会，相对增加会员的利益。工会入会率很低，社会劳动立法薄弱，集体合同体系不够发达，企业主希望在企业建立无工会空间。
日本：日本的企业工会是支撑日本企业的第三根支柱。在人员组成上，企业工会的成员仅限于科长以下的职工，一旦晋升为科长，就不再是工会的成员。工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很熟悉，更能保护职工的利益，工作的主动性很强；专职工会委员由本公司负担，兼职工会委员由国家财政负担。企业工会和企业管理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工会要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起到监督的职能，以防止经营者滥用职权，损害职工的利益。在企业处于困难时，企业工会会采取一些方法激励工人为企业尽力。
韩国：早期的韩国工会的功能是代表劳方利益诉求，代表劳方向资方争取合理的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等，如今则演变成一个管理者，权力拥有者和政治机构。工会走向权力，酝酿着腐败和丑闻的可能性。
德国：对于德国企业工会，前总理施密特表示：“没有工会负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的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联邦德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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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改革让领导受损最大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这是张维迎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讲的话。(2月27日)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言论

教育买衣论：2006年3月6日，新华社报道，他公然声称，(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媒体无知论：2006年9月25日，王旭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国家已建立了一套资助学生的完整体系，而很多舆论仍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名校生养猪论：2006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声称名校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

冯仑：“房奴活该论”

冯仑说，解决住房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租房等，如果不理性消费，买不起房的去买房，买不起大的去买大的，最后日子难过，那是活该。
“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

经济学家钟伟对“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的回答:“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

郝海东称球员比农民工惨遭网友炮轰

郝海东：“有些中国球员的处境就像手拿一堆白条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往往踢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球，却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白白踢一年球！”


杨振宁称中国高校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

在“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这一问题上，杨振宁表示，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局长嫌“工资太低”贪污百万 自辩“不会无耻到这地步”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管理局原一把手管学仲到香港工作后，认为自己人在香港但“仍以广州的标准拿工资”实在太低，于是开始“敛财”。2006年7月，因涉嫌贪污131万、受贿44万、挪用公款67万以及隐瞒境外存款被逮捕。 >>>

中电联称电力高收入合理合法 效率高贡献大

据范介绍，目前电力行业已成为中国少有的与世界先进工业技术比肩的行业，发电、装机容量和用电量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他问记者，“我们为国家做这样大的贡献，而且收入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社会对我们这样憎恨呢？”

2006任志强关于房地产的种种言论：

“宏观调控是为了房价稳涨”，“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抛出震惊四座的“丫环论”。
“房子是为买得起的人盖的”，主张建立穷人区和富人区，“明天的房价会更高”。 >>>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2006年12月，一则报道称，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经某媒体编发后被迅速转载。但是，不久之后，有媒体又证实，这实际上是一条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