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世界》节选两段

hubaermi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写这本书是为我自己，”格林斯潘指指他的新书，“这本书最终帮我指明我哪里错了、为什么错，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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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价格稳定、工资上涨、利润增加，用简单算术可以得出：小时产出率肯定会加速增长。生产率和利润的增加还能解释，为什么自1993年以来，资本设备和软件的新订单持续增加。在私人企业工作的经验告诉我，除非企业管理层认为新设备的回报率有足够的吸引力、生产率的进步是真实和可持续的，否则订单和资本支出不可能维持长期增长。问题在于，公开的统计数据没有显示出任何生产率加速的迹象。最可靠的小时产出率的独立测算指标是劳工统计局（BLS）发布的，其结果显示，从1993年第四季度到1995年第四季度，非农业生产率只有每年0.75%的温和提升。于是，我本人对于生产率提高的乐观估计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生产率无疑是一个经济体取得的现实成就的最核心指标。从本质上看，生产率水平完全可以理解为对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的反映。

生产率水平最终决定着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是生产率进步的关键因素，它反映着新的观念创意能否被快速实施并纳入生产过程。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率的主要问题在于其非常难以预测。

对创新的预测极具挑战性，这主要是因为创新（观念或观念的应用）从定义来说是前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按照这个说法，创新应该是不可预测的。回头看的时候很容易发现，电报的出现是19世纪的一项重大创新。不过在充分了解电力之前，我们有可能想象和预测电报吗？显然，在硅的电子特性被发现之前，也没有人能想到它在未来的广泛应用。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期，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生产发动机。赫尔曼.卡恩在1971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专著《新兴超级大国日本的挑战与应对》（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 Challenge and Response) 几乎成为此后的思维定式。由于美国经济在生产率方面的黯淡表现，以及日本突出的活力与赢利能力，这种感受不断得到加强。但此后，我们却迎来了美国的互联网繁荣以及日本在1989年之后的漫长停滞期。

今天有人又开始断言，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不但是GDP总量，甚至会在人均GDP水平上赶超。这样的结论完全没有依据。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从国外借鉴的技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是源于自身。中国的企业还需要证明自己与许多发达国家的对手、尤其是美国的企业有同等的创新能力。在2011年11月的一份研究中，汤森路透罗列了全球100家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没有中国企业上榜，而美国企业有40家。我将在第十章指出，不鼓励各个领域多样性的社会制国家，也不可能形成鼓励奇思妙想的气候，这一点儿都不奇怪。然后，这些奇思妙想正是创新的本质特征，实现创新的正是那些能突破传统行为边界的人。中国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90－2011年确实达到了令人吃惊的9.5%的水平，但在中国使用的创新技术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中国已经进入实际工资成本上涨阶段，这将显著削弱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目前正在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机器人产业的快速进步，即将用低“工资”机器人来取代人工，即便中国也未必能与之竞争。就像日本的教训所示，对创新的预测是非常不可靠的。

生产率进步大多数是渐进式的，需要一定时间让新观念渗透到试错过程中，经受市场的考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全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在1989年的著述，重大创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到显著提高小时产出率的程度。我在《动荡的年代》中也提到，在托马斯.爱迪生于1882年实现点亮曼哈顿区的壮举后，又用了大约40年时间，才让半数的美国工厂用上电力。所以，今天的生产率水平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数十年前产生的许多新观念，其作用直到其他观念促进了融合之后才完全显现。一个形象的创新储备的例子是，在2008年危机导致经济活动强烈收缩后，美国的小时产出率却明显提高。

创新是生产率的发动机，是小时产出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当然其它时期并不像互联网繁荣期那几年表现得那样明显。

或许信息技术重要的是，它可以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显著减少了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实际资源。在信息技术最新的一波革命前，20世纪的大多数短期商业决策都受到信息传输的内在延迟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拖累。 上大学时，我曾在一家百货公司兼职来赚取生活费。看到那家商店雇佣了如此多的人、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来跟踪存货记录，我非常震惊。到存货清点完成的时候，信息往往已经过时了。由于无法及时了解顾客的需要以及存货的实时规模和位置，企业通常需要相当多的能源、物料和人员才能保证有效运转。库存周期非常没有效率。 如今，借助信息技术，公司总裁们掌握着存货、应收款和应付款的实时记录，能够对新出现的失衡迅速做出反应。这些进步突出了信息技术的本质：拓展我们的知识，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与各种产业活动有关的风险溢价出现了永久性的下降，并节省了用以维护信息系统的资本的数量。简单地说，信息技术使整个经济的小时产出率得以提升，部分原因是减少了用于防范未知和意外事件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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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段时期，福特总统在1975年展示出了非凡的政治勇气：当传统思维都支持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干预时，他只批准了非常有限的刺激措施。福特最终坚持了下来。罗纳德.里根在1980～1982年对于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也有过类似的支持，当时反对美联储的政治势力非常强大。

在任何民主社会，总统、议员、中央银行家和其它所有经济政策制定者想要超越传统思维都非常困难，这些传统思维经常还会因为从众行为而被强化。引领市场需要政府官员具备罕见的信念，因为走在市场前面必然意味着与市场中用真金白银投资的参与者秉持相反的观点。我的经验表明，如果政策制定者选择站在少数派一边，在出现错误之后，他们会在政治上受到惩罚；如果选择站在多数派一边，在出现错误后则会被容忍，政治损失要轻微得多。福特总统和里根总统的政治勇气比我当时的认识要大得多。

近来，我感到遗憾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的行动的政治反应造成了严重扭曲，使政策制定者过多考虑短期利益，而忽略长期成本。正如本书第六章所言，通过干预来稳定市场的政策制定者，即使失败了也会收到“尽力了”的赞誉，而放任市场进行清算、让价格自由下跌的人则没有那么好的名声，就像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81年经历的那样，所幸，他最终得到了事实的肯定。

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为美国提供了利用世界储蓄的独特优势，使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有了特别大的弹性。不过自1992年以来，我们严重依赖对外借款，致使国际投资收支地位从1986年（以及之前很多年）的净债权国，变为2012年年底接近5万亿美元的净债务国。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继续典当或出售国家的资本资产来为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消费融资，至少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储备货币国家的外债积累是有限度的。如果美国达到这一上限，而新的外国资金枯竭，社会福利支出就必须大幅削减，或者更大可能是用印钞来应对。届时，美国作为世界金融领导大国的地位将被彻底动摇。

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社会福利支出与储蓄的冲突很难得到解决。不管何时，答案都肯定取决于政治。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我们带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70年代后期的经济失调和金融困局则给我们带来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公共医疗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和其它所有指数化福利计划都是实际权益，其资金负担不可能通过一般性通货膨胀来减轻。我们应该牢记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6年的告诫：带头鼓励大规模持续性社会转移支付的政治家“总会把别人的钱挥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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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参与了#冰桶挑战#活动，他将一桶冰水泼在夫人米切尔身上，米切尔在MSNBC工作，她接下来点名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国务卿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