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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处在预期范围内。中国在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旧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新的平衡尚未形成,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愈加显现,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超出以往。展望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企稳,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运行需要在调结构、去杠杆、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宏观政策应坚持守住底线、以稳促进的思路,把控制和化解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过努力仍有望稳定在预期范围
1.国际经济环境总体平稳,增长格局有所调整。全球经济形势基本稳定,总体好于去年。
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在金融市场趋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显著复苏、页岩气革命促使能源成本降低等因素的带动下,1-5月,个人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服务业保持扩张,失业率稳中趋降。
欧元区经济基本企稳。虽然失业率仍在上升,但一季度欧元区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为-1.1%,较去年四季度(-2.4%)明显改善。塞浦路斯危机并未导致欧债危机再度恶化,金融市场保持稳定,银行内部纾困规则达成。在德国经济向好带动下,5月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收缩幅度趋于减小,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也呈恢复势头。
日本经济复苏有望维持一段时间。在安倍政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的刺激下,出口增长由负转正,5月同比增长10.1%,为近一年来首次达到两位数增长。5月制造业持续加速扩张,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创出2009年以来新高。
新兴经济体在相对低速中趋稳。近几个月,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PMI都在下行,但仍在50分界线上方。一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长,巴西为1.9%,连续两个季度加速;印度为3%,俄罗斯为1.6%,比去年四季度有所放缓。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较去年四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市场对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已有预期;欧洲债务再次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日本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待观察,但预计日元贬值仍将继续支撑其制造业出口增长。国际经济环境总体平稳,并有望略有改善。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私人部门调整程度和顺序不同,随后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明显差异。危机发生的随后两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发达经济体疲弱、新兴经济体迅速回升的格局。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格局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私人部门调整开始补课,增速逐步走低,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则因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开始复苏或企稳。预计2013年将维持这一格局。新兴经济体增速虽然仍高于发达经济体,但差距缩小,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
2.中国总需求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第一,全年出口增速与去年大体持平。近四年来,前五个月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33.1%、23.7%、8.8%和6.6%(均按不含对中国香港出口计算),减速趋势明显。下半年外部市场需求状况总体趋于改善,但由于中国出口竞争力已出现下降迹象,加上与欧美贸易摩擦增多、日元大幅贬值等,出口状况难以明显改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占美国和欧盟进口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但这一势头在2011年以来出现明显停滞。2011年2月到2013年4月,中国占美国工业品进口比重从25.8%上升至26.1%,两年多时间仅提高0.3个百分点。而在2001年1月到2010年12月期间,平均每年提高1.7个百分点。中国占欧盟从区外工业品进口比重略有下滑,从2011年2月的29%降至2013年4月的28.1%。国内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资金成本高企等,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缓慢走弱。预计2013年全年出口增速与去年大体持平。
第二,投资增速稳中趋降。前6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但呈现逐月小幅回落趋势。分大类看,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6月仅为17.1%,明显低于近5年平均30%的增速。受严重产能过剩制约,制造业投资难有明显起色。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今年明显高于去年,但近期增速也在趋缓,6月增速为23.7%,比上月低0.4个百分点。受销量和资金状况良好支撑,前6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20.3%,但施工、竣工等主要实物量指标的增速明显放缓,土地购置面积则出现了连续17个月的负增长,房地产投资后续增长动力不足。预计全年投资增长低于20%。
第三,消费企稳态势面临考验。3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停止下滑并出现企稳态势,6月实际增速为11.7%,低于去年平均水平。去年四季度以来快速下滑的餐饮、烟酒业消费,随着经销策略的改变,也呈现企稳迹象。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购消费增速总体稳定。但是,今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下降,消费结构有所调整,加上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消费企稳态势仍面临一定考验。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对东北、华东、中部、西南和西北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的惯性冲动依然强烈,地区增长格局有所分化,东部和东北地区对下半年的预期要好于中、西部。对1363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企业信心下降超出实际经营状况的降幅。目前产销量、订货、库存、产品价格和出口等指标均比一季度有所下滑,但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有所缓解,二季度企业盈利状况要略好于一季度。但是,企业家信心明显不足,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的预期比较谨慎,未来用工和投资计划趋紧。
综合看,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基本稳定,经济增速尚处在预期范围内,但下半年下行压力增大,不排除因矛盾激化短期内较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宏观调控得当,并适时启动有明显增长效应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举措,努力盘活社会资金存量,增强经济活力,积极防范系统风险,守住底线,则全年GDP增速仍能保持在7.5%左右。CPI涨幅保持温和态势,全年预计为2.8%左右。
正确认识和把握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底线
所谓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特定阶段经济稳定运行的下行临界点。如果超过临界点,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稳定运行的区间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比以往更为重要。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低于8%的增速就难以创造充足的新增岗位以满足就业需求。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形成对比的是,这一轮增长放缓并未伴随大的就业压力,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放缓本身就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变量。就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增长阶段转换期守底线的关键是控风险。由于中国“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将会出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持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将可能集中爆发。底线守不住,将会成为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触发器。因此,当前守底线,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微观主体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历史经验显示,7%是高经济增长阶段的下行底线。中国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相对于GDP增速的弹性系数分别为4.6、3.2、3.4、1.3和3。在1996年以来的69个季度中,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速低于7%的情况出现过2次,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平均而言,当经济增速为6.9%时,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6.6%。如果增速低于7%,并持续两个季度以上,就可能超过各行业、系统的承受能力,触及经济社会稳定底线,并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从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企业利润、销售利润率、企业亏损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看,比历史底线值略好,但从趋势上正在接近。综合考虑近年来潜在增速下降、经济结构实质调整偏慢等因素,6.5%可能是现阶段的增速底线。
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这四大风险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高了资金杠杆和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资平台依托政府的显性和隐形担保,在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推动下,往往不计成本融资。由于房价过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资限制,房企总是存在资金饥渴症。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体资金边际价格,使大多数实体经济无力负担。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资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润水平远低于融资成本的现象相当普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资产质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开始寻求通过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扩张资产,在推高杠杆的同时也使融资链条不断拉长,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过快,并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高成本的资金最终又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去杠杆、化风险”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解开这四个结,同时不引发系统性危机。基本思路是强化约束、落实责任,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并减少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促使实体经济逐步恢复盈利能力。其二,切实降低房价和改变市场预期,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进而压低金融边际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房地产联网、实名登记,并明确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过渡时间。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和地方财政收入,又可以改变房价预期。其三,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其四,积极盘活存量货币,在维护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杠杆,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优先去杠杆,然后金融业跟进,不能仅从金融业单边推动去杠杆。这里涉及一些紧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守住底线、以稳促进,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中国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进程中,旧的增长惯性不容低估,新的增长动力和模式尚未形成,市场预期不稳,下行压力增大,原有和新形成的矛盾相叠加。宏观调控要坚持守住底线、以稳促进的思路,把守底线与调结构、控风险、转动力有机结合,近期要力争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稳定,对经济短期下滑超出预期或财政金融风险出现激化的两种极端情况,应提前做好相关预案;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等四大风险;以下半年将要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切实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开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1.做好预案和政策储备,适时启动一批兼顾长短期的项目。下半年,经济运行存在下滑风险。根据动态监测情况,如果单季经济增速低于7%时,应果断启动一批兼顾长短、有明显需求支撑的项目。建议以下方面可重点考虑:
加大“十二五”规划已确定项目的落实和支持力度。
发行定向国债,加快城市地下管网规划和建设,加大小学、中学、医院、养老院等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力度。
利用公共绿地、公园、中小学操场等地下空间,建设准公益性停车场。
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大学毕业生岗前培训、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以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加快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重点解决村内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
加大退耕还林政策支持力度,对重点地区扩大退耕还林指标。
考虑公务员工资已经多年没有调整和很多地区津补贴不到位,建议适当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建立公务员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2.增强金融服务经济功能,稳妥推进“去杠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纠正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市场预期,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对实体经济“去杠杆”、“去产能”过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等,做好政策预案,制定金融风险化解方案。
在加强短期资金流动管理、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的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根据产能调整、地方融资平台清理进程的具体情况,以及信贷、外汇占款波动情况,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持货币供应量基本稳定,防止利率短期大幅波动。
根据三、四季度经济运行动态情况,可择机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3.推进过剩产能调整,恢复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产能调整要从过去重点保护企业,转变为重点保护员工,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转岗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不仅要关注“进入”环节,更要重视“退出”环节,切实减少行政干扰,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实施兼并重组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促进产业集中度提高。整合“关小基金”、“淘汰落后产能基金”等,建立统一的企业退出扶助基金,规范破产清算政策,健全风险应对预案。
创新行业规制方式,依照能耗、环保、质量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要严格落实资源环保标准和节能减排要求,发挥市场机制对产能调整的倒逼作用。
4.调整房地产调控思路,实施差别化房地产政策。客观评估“国五条”的政策效应,调整房地产调控思路。根据IMF测算,全球10个房价最高城市,中国占7个,这显然与中国发展水平不相符。
加快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和全国联网工作,完善房产税试点方案,增加试点城市,适时公布全面实施的时间表,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促进存量房源有效流转,使住房回归消费品的本质属性和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基本功能。
重视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性差异,加强分类指导,减少一刀切政策,提高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明确判断全国房价合理水平的标准和指标体系,据此确定各地房价调控目标,将土地调控、与房地产有关的地方税收政策的调整、住房保障方式等一揽子“政策包”的选择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实施调控政策,实现房地产的区域差别性调控。一线城市要更加重视供给面的调控政策,包括盘活土地存量,增加土地供应、调整保障房供应方式、推进土地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加可售型保障房比例等。
5.着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优化调整地方考核机制。宏观经济数据是监测经济运行情况、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经济运行复杂性增加,相关数据的背离以及重要数据的缺失给经济分析带来较大困难。经济运行中一些特殊的、不合理的行为对数据的真实性产生影响,需要建立相关的调查和修正机制。就业以及失业率的统计缺乏及时性和完整性,急需加以改进。逐步淡化对地方GDP的考核,并考虑到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变化等情况,完善以“用电量”等指标评估、调整地方GDP的方法。
依据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实际,各地应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不少地方根据去年底的情况,将今年增长目标定得过高。而地方继续用过高的目标去考核基层政府,一方面会助长政府短期行为,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地方统计数据造假。以调整相关经济增长预期为契机,取消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地方经济增长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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