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经济学：休克疗法与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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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强经济学：休克疗法与朱镕基

来源：华尔街见闻

近期李克强总理被外媒频繁拿来与前总理朱镕基相比，彭博此前称李总理可能成为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位达不到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而上一位正是朱镕基。而在“路透：克强经济学从这里启航”中路透也提到李克强的魄力让人想起前总理朱镕基。朱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员工，削减了臃肿的行业。

而彭博在最新的报道中直白的用“休克疗法”和“让人想起朱镕基”来描述新总理的新政。

彭博在文中写道，通过一场至少过去十年未见的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李在上周发出了最明确的信号，中国的新领导层希望银行控制信贷扩张。野村的分析师认为，下一步可能包括一些收紧措施，甚至可能让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倒闭。

朱镕基此前削减国企的做法为此后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李和他的团队如今将精力集中在放缓信贷增速上以避免资产泡沫或坏账危机，但他将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和国有银行的问题。

中美商会前主席James McGregor认为：“你必须用铁锤来砸碎现在的体系。”

他向彭博表示：“这里毫无规矩可言，所以你必须用强有力的措施来让金融体系的人注意到你，他显然成功了。”

前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表示：“两任总理都是改革者，而投资者们想要搞清楚李是否像朱那样敢于推动重大的变革。朱的改革在当时不受欢迎并且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最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李的改革措施可能会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反对。Nottingham大学的Steve Tsang认为：“每个需要信贷的人都会反对，地方政府怎么偿还巨额债务呢？”

李和朱一样都接手了一个过渡投资的经济体，同时也都承诺减少政府参与。Tsang说道：“两人都看到了采取重大措施改革经济的需要，并且都以不同的方式这么做。但和朱不同，李克强此前并未显示愿意承担风险。没有整个领导层的支持，李绝不会这么做。”

巴克莱的黄益平认为克强经济学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黄认为，存款和贷款利率在未来数月里可能变的更加灵活，而10月的经济会议上将细化注入财政和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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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休克疗法出台的背景和失败的原因
       
李仁峰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Z4期

http://euroasia.cass.cn/news/142280.htm

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共和国宣布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即所谓的“休克疗法”，其具体内容包括: (1)全面放开物价;(2)紧缩财政开支，实行“没有赤字的预算”;(3)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4)提高税率;(5)控制工资增长。

俄罗斯共和国的“休克疗法”，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一年的实施结果表明，这一政策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1992年12月，原政府总理被迫下台，很大程度上与“休克疗法”政策的初战失利有关。当前，不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俄罗斯国内，围绕“休克疗法”，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被迫的选择

在俄罗斯共和国，推行“休克疗法”有极大的冒险性，单一的公有制、实行了7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复杂的民族关系、激烈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等等，都严重影响着任何重大改革政策实施，而盖达尔政府其所以推出“休克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被迫的背水一战，概括地讲，如下诸因素促使着政府贸然行事。

第一，由于戈尔巴乔夫决策行为的连连失误，导致了全面的经济混乱，超额的货币发行[1]和生产的不景气，使市场供求陷入高度紧张状态，排队、抢购、投机倒把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人民怨声载道，迫 切要求政府改变现状。

第二，在僵化的旧经济体制下，价格体制遭到严重扭曲，价格背离价值、脱离市场供求关系，对旧价格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舆论界对价格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并成为各派势力进行斗争的一个焦点。

第三，早在1992年1月之前，类似“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已在原苏联问世。1990年5月，在美国经济学者的直接参与下，原苏联学者亚夫林斯基曾制定了《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联盟政府的纲领)。接着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沙塔林院士领导的小组于1990年8月起草了《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即所谓的500天计划)。1991年7月9日，原苏联10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反危机纲领》，决定加速改革步伐。1991年7月16日，西方“七国首脑”在伦敦举行会议，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

第四，1992年1月之前，“休克疗法”在波兰取得了初步成果，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状况得到缓解，因之，仿效波兰的呼声相当强烈。

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其加快“改革”步伐，特别是加速价格调整，并以此作为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和援助的条件之一。

第六，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求胜心切，并试图通过“休克疗法”等手段，快速扭转经济危机局面，树立新的形象，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俄罗斯共和国的“休克疗法”，就是在上述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出台的，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它的出笼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罪于某些政治人物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

二、严重的挫折

俄罗斯共和国的“休克疗法”实施一年来，未见成效而问题成堆，使原来的经济危机更雪上加霜，其消极后果极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据官方正式统计，1992年，俄罗斯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与原来设想的250一300%相差甚远。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通货膨胀达四位数时，即被认为是恶性通货膨胀。据报道，1992年俄罗斯消费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25倍，而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百倍或百倍以上”，例如，肉和肉制品，面包和面包制品的价格上涨99一124倍，鱼类、糖果、茶叶等价格上涨129一159倍，等等。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源是滥发纸币，1992年货币发行量6一9月份的平均增长率为25%，12月份竟高达43%，达3275亿卢布，为1月份的170亿卢布的19.2倍。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由1992年6月份的120卢布兑换一美元，下跌到1993年1月的568卢布。原政府总理盖达尔也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政府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则认为，它是“导致经济灾难和国民贫困化”的主要祸根。

第二，生产不断滑坡。俄罗斯共和国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导致了生产的全面下降。1991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下降9%;而1992年，下降的幅度更大，据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9%，国民收入减少20%，工业生产减产18.8%，农业生产减产8%。更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基本建设投资的急剧减少。叶利钦称，1992年，集中基建投资比1991年减少40%，预算外投资减少60%，已经“达到危险的规模”。在俄罗斯，基建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经济恢复能力的削弱和孕育着新的生产衰退，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俄议长称，1992年，“将作为经济崩溃的一年载入史册”。

第三，人民生活连连下降。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大幅度的下滑，导致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据统计，1992年，俄罗斯共和国的职工工资仅增长10.2倍，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仅增长7倍，而物价却上涨了25倍。至少5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叶利钦曾许诺，1992年夏季，“最迟到秋季”，人们的生活水平将停止下降，年底将进入“稳定时期”。然而，正好相反，1992年下半年，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反而空前恶化。值得注意的是，退休职工的处境更惨，由于实行“休克疗法”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倾刻间”使原有的个人储蓄“变成了一堆废纸”，而靠微不足道的一点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沿街乞讨的老人随处可见。

第四，社会秩序日趋混乱。在俄罗斯共和国，由于开工不足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失业人数与日俱增，到1992年底，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达近百万人，半失业者的人数更多。在长期宣传“充分就业”的俄罗斯，这一情况势必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加上人民生活的普遍下降，政治斗争的不断升温，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诱发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失衡，原来的社会主义大国，竟成了一个“精神空虚的国”(叶利钦语)，进而导致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混乱，“犯罪活动席卷了全国”。仅1992年，犯罪团伙抢夺军用武器2.5万件;仅莫斯科市因非法拥有武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达1800人。全年共发生276万起犯罪事件;蓄意杀人案件增加40%以上;抢劫犯罪增长了60%;已破获4000多个犯罪团伙，其中1000多个有国际联系;俄官方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有儿十万俄罗斯公民，成为凶杀、抢劫和强盗性攻击的受害者”。更严重的是犯罪团伙已打入经济和政府部门，50%以上的犯罪团伙“有贿赂网络”，40%的企业家和60%的商业机构有贿赂关系，叶利钦惊呼“黑手党可能变成国家黑手党”，现在俄国超过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中“巨大的黑手党王国”，并称对付犯罪活动，比对付经济危机要难得多。

第五，政治斗争愈演愈烈。1992年，是俄罗斯共和国实施“休克疗法”并遭到失败的一年，也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一年。“休克疗法”一出台，就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在实施过程中，围绕具体政策，政府与议会曾进行过多次较量，[2]虽然多以双方的让步达成妥协，而两者的矛盾却在深化，并孕育着更激烈斗争。1992年12月，在第七次人代会上，竟出现了互相扭打的丑闻，叶利钦虽竭尽全力保总理盖达尔，而最后还是以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总统和议会达成了新的“谅解”。但是，紧接着又展开了新一轮争斗。1993年3月，在俄罗斯第八次人代会上，叶利钦的所有提案遭否决，议会还收回了曾赋予总统的那些权力，叶利钦曾两次忿然离开会场，并表示要“认真研究”议会的文件和面临的形势。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突然宣布要实行“特别治理”;接着，议会于1993年3月26日，召开第九次非常人代会，双方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叶利钦竟“三天没有睡觉”，夜以继日的争斗，使回旋余地越来越小，1993年4月25日举行的“全民公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次斗争中，叶利钦虽然取得了某些优势，但议会远未败下阵来，新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1992年，俄罗斯共和国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休克疗法”的出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把“休克疗法”说成是万恶之源和毫无意义，似乎也有些过分武断，笔者认为，“休克疗法”可能会产生某些深远的影响，例如，对人们的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可能起到某种启蒙作用;在客观上促进了非规范市场的形成;企业的自我意识不断提高:对旧的计划经济和管理体制，可能是一次最强烈的冲击;当然，这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初衷。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共和国严重受挫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主要的有以下诸方面。

第一，对经营管理机制转轨的困难估计不足。俄罗斯共和国原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从组织结构、人员配置、运行方式等，都相当规范化;从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以至普通劳动群众，已经习惯并接受了业已形成的经营管理机制;长期以来，又把“国民经济计划化”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优越性广为宣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 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等等。所有这些都加大了改革的难度，赫鲁晓夫的改革，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所以失败，都与上述情况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而叶利钦既没有认真研究俄罗斯的状况，也没有深入总结各个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而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鲁莽政策，试图在极短时间内，把俄罗斯由原来的计姚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运行的轨道;把原来的“短缺市场”，转变为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化市场关系。欲速则不达，贸然行事必然导致失败。俄罗斯副总统鲁茨克伊曾公开批评说，“政府的原则性错误在于”，不加研究和分析地“通过休克疗法冲向市场”。

第二，政出多门，法令不统一。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要使改革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和得力的各级领导千部，而俄罗斯却缺乏这样的前提条件。1992年，是俄罗斯政治激烈斗争的一年，集中表现为总统与议会之间的争斗，两者是在“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工作的。

叶利钦认为，“经济改革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是”，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的“深刻矛盾”。其结果，一是政出多门，总统批评说，同一个问题常常“有3一4个决定”;议长则抱怨说，许多命令、决定、指示是“互相抵触的”，地方工作人员很难搞清“这团乱麻”，使人们无所适 从;二是法令无法贯彻执行，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是两套班子各行其事，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互相扯皮上”，叶利钦认为，只有一半地区两套班子建立了“正常的协作关系”。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任何改革方案和政策，都无法贯彻实施，并导致了整个经济“发生内向爆炸”。

第三，对西方援助期望过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大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加速了原苏联解体，之后又试图把“独联体”各国尽快纳入西方的经济运行轨道。戈尔巴乔夫为得到西方几百亿美元的援助，曾跪倒在西方大国面前行乞，而叶利钦也被西方援助所迷惑。首先，这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像俄罗斯这样将近1.5亿人口的大国，只能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依赖外国援助只能导致失误。其次，叶利钦把西方的大国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混为一谈，西方大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在政治上支持某一派，包括经济援助的许诺行为，但是，当落实经济援助时则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国家政权只能在不同程度上起某种促进作用，因为按惯例这样巨额的经济援助计划，多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具体实施的，作为经济组织，它不仅要反映各大国的政治意图，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经济利益。既要考虑贷款的经济效益，也要 考虑受援国的偿还能力。在美国授意下制定“500天计划”的亚夫林斯基一语道破了天机:西方的经济援助，“主要是精神援助，而不是经济援助”。“西方七国”曾答应给俄罗斯240亿美元的援助，这对千疮百孔的俄罗斯经济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援助，经过一年争取和哀求，到位的还不足半数，对此，俄罗斯议长公开批评说，政府曾把西方援助看作“改革的动力”，现在已“遭到明显的失败”。

三、痛苦的探索

俄罗斯共和国的“休克疗法”惨遭重挫已成定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当深刻而广泛，围绕这一政策的争论日趋激烈，从目前形势看，存在如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继续坚持既定政策。对叶利钦来说，如果明确宣布放弃“休克疗法”，意味着宣布他的经济政策全面破产，其政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要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也不行。极大的可能是，在坚持既定方针的同时，对现行政策作一些修补，在某些方面作一点让步。例如，1992年12月，叶利钦忍痛撤换了盖达尔总理的职务;宣布把克服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针对原政府只顾“财政稳定”而忽视“经济结构改造”的错误，提出要“保证国民经济的结构改革”;1993年4月，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宣布今后不再搞“休克疗法”式的改革，等等。

上述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是一种迫于形势的违心行为，只不过是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现行政策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第二，对原有政策作较大调整。过去一年的改革失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人们普遍期望对原政策作较大幅度的调整，特别是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上台后，各派政治势力都力图对其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但是，新政府儿乎无选择地保留盖达尔政府的原班人马，上面又得听命于总统叶利钦。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小，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当然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最明显的例子是，1993年1月6日，政府宣布要对某些产品和商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和调整;而1月18日，又突然宣布取消控制和调整。结果诱发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仅1月份，通货膨胀率高达50%以上;而2月份，一个月发行的纸币，相当于此前30年的总和，均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新政府宣布的1993年的财政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年底前把月通货膨胀率降低到5%;把国家统一预算的赤字降低到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些看来都将是一纸空文。而新政府制止生产滑坡的许诺也难以兑现，1993年1一3月，国民收入下降20%，工业产值下降19.5%，均高于1992年的下降幅度。

从目前形势看，在叶利钦直接控制和影响下的政府，要对“休克疗法”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难度相当大，新政府只能在原政策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和基本上维持现状，其结果不仅无助于摆脱经济危机和解决原有的矛盾，而且可能会加深和激化各种矛盾，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改弦易辙实行改革新政策。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和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复杂的条件下，贸然推行“休克疗法”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国内外舆论界的共识。如上所述，新政府要纠正“休克疗法”的失误是难以办到的，最大的可能是，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人民被迫作出新的选择;建立新的政府，改变旧政策。

当然，这应当考虑到，进行大的转折，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即使实现了某种转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还需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欧亚所)

注释：

[1]1960-1990年的30年间，全苏共发行货币]338亿卢布，而戈尔巴乔夫下台的1991年即发行1373亿卢布，超过了30年的总和，市场流通的货币达1.3万亿卢布。

[2]1992年春天的第六次人代会;1992年9月，在切博克萨雷举行的会议;1992年1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