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帝国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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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帝国的黄昏
中国内地撰稿人 陈飞翔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千禧之年元月驾鹤西归，距今已有11年之久。

在众多史学家眼里，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历史年份，却成了大明帝国明显衰败的不祥之年。正是凭借这份独特的发现，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将大明帝国必然衰败的深刻内在机理淋漓尽致地剖析在世人面前，发人深省。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但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中国仍然与世隔绝，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众生，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变化，甚至顽强抗拒。

“大国心态”一览无遗，但固步自封必然导致落后，保守循旧肯定阻碍创新，大明帝国衰败应在情理之中。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说，“《万历十五年》旨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16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历史背景是大明帝国统治的文本蓝图，亦是大明帝国统治衰败的导火线。当时统治阶级层面唯一能做的是在统治利益集团——文官集团——内部保持某种微妙的利益均衡，并确保下层最基本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这种只能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利益而不能彻底变革和创新的权宜之计，虽然可以延长帝国的命，但对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持续发展却带来了巨大代价。

万历皇帝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很多史学家把他斥为大明帝国昏君或庸君之一。当然，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他十五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了。更何况，万历在一段时期内为了立储的问题与全朝文武官员为敌。这样说来，大明帝国的衰败是不是自万历皇帝始，带了一个不励精图治、不团结文武百官的坏头，以至于使后面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最终导致帝国的衰败，甚至灭亡？

非也。在黄仁宇看来，大明帝国的衰败乃至灭亡非因个人，实乃虚无飘渺的道德统治与道德劝告无法整合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统治阶层与下层之间、国家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变化和利益协调，从而导致统治者治理能力的下降，衰亡便不可避免。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万历皇帝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无论从他对自己的老师张居正的感情依恋，还是他对母亲慈圣太后及心爱的妃嫔郑氏的感情寄托，都可以看出他是个性情中人。不过，万历对老师张居正的依恋，更多是景仰他的政治才能和宫廷斗争的平衡力，当然，也有一种微弱的个人情感夹杂在里面。张居正死后被敌对派彻底清算，万历皇帝完全可以保全他的家族和声誉，但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复杂和微妙的宫廷门争让他无能为力，也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

万历对待慈圣太后的感情则是一种养育之恩和皇家威仪的混合体：一方面万历具有普通人的性灵，对母爱表现出天然的亲近感；另一方面，慈圣太后是皇家威仪的最高表征，因此万历的感情也必须呈现出皇家威仪的连续性，在她面前表现得非常谦恭和礼貌。这种烦琐、等级森严的皇家威仪严重摧残了万历的个体展现和性情释放，从午朝误传到郑贵妃册封事件的处理，万历心理的微妙变化已闪烁其中。

当然，万历在皇家条规的压抑下表现了极其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但他仍然没有忘记，他代表了文官集团与皇家统治天下的权威工具，这种束缚最终使他摆脱不了宿命。万历在从张居正和母亲那里无法获得自然、持久的感情时，想去寻求内心真正想要的私人感情，是合乎人性的，但他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万历为了立储与全朝文武官员为敌，便是他为这份感情买单的肇始。

宫廷上下都把万历当作一个神供奉起来了，一个统治机器摆放在宫殿里，这让万历很失落也很沮丧。后宫佳丽无数，却了无生机和活力，唯有年仅14岁的妃嫔郑氏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当时18岁的万历展现了风采和个性，让万历眼前一亮。郑氏聪明且富有观察力，她发现贵为天子的万历内心非常脆弱，而且需要母爱般的关怀，而这种关怀郑氏恰恰可以无条件地给予万历。郑氏还曾一度嘲笑万历缺乏阳刚之气，优柔寡断，鼓励他重振雄风，决断应该果敢干毅。万历也曾努力朝郑氏指明的方向上前进，以至于朝廷大臣在很大程度上怀疑郑氏干政。在众臣和慈圣太后的强力干预下，郑氏和万历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有所收敛，但万历仍然一如既往地庇护郑氏，在内心深处依恋她。

不幸的是，大明帝国的统治技艺却与人性的朴素感情水火不容。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既然皇帝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廷臣的俯伏跪拜，那么皇帝受朝廷百官摆布的宿命乃“制度性牺牲”，感情也无可挑剔地成了这种宿命的祭品。

也许可以说，大明帝国皇帝权力的“廷臣相授”与西方君主权力的“君权神授”都是16世纪专制体系的变种。16世纪的中国与中世纪黑暗的西方世界在政治格局上基本上属于同一体系——专制体系，但是西方国家经过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政教分离的宗教改革之后，在19、20世纪大都转型为民主宪政国家，可是中国仍然还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艰难跋涉，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地转型为民主宪政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遗憾。

万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皇家的道德统治和廷臣的利益协调——面前显得如此力不从心。所有人的个性和感情都会被这个双翼的巨型国家统治机器碾得粉身碎骨，皇帝也不例外。万历的命运有着历史性的悲剧，其他人物亦然。集机智与权谋于一身的首辅张居正、以沉稳与识时务为策略的首辅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内心思想自相冲突的民间哲学家李贽等，无不以悲剧谢幕。

悲剧谢幕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难以言明的政治密码：封闭的社会结构、庞大的文官集团以及道德化的统治手段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选择，最终使优秀的个人和精神气质遗失殆尽。张居正虽然心存私念，搞两面派，但他改革的动机并不是敌对派清算时评价的“闭塞朕聪，专权独断”，他很明显地意识到官僚的腐败和无能，希望通过改革彻底肃清流弊，但最终失败。张居正虽然聪明过人，权谋一流，但他并不明白，要是彻底改变文官集团成员的腐败和无能，等于整个文官集团就得瘫痪，利益和权力格局就得重新分配。这岂不要了所有廷臣的命？这样的改革可能吗？


继任的申时行看到了前任首辅的悲惨下场，接受了张居正改革刚性太强的历史教训，小心翼翼地采取了折中和妥协的方法来改革，但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申时行的改革曾一度被那些激进的廷臣视为“和稀泥”，甚至嘲讽他胆小，但他仍然坚持了这种较为保险的行事风格。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采用不妥协、很刚性的变革，他的下场就是张居正第二，甚至更惨。申时行的妥协变革策略虽然保存了自己的生命和家族,但彻底地失去了改变历史因缘的机遇，使得自己的真实意志以“隐士的方式”潜藏了起来。整个文官集团仍然在腐败低效的巨大惯性下艰难运行，这为后面出场的历史人物的悲剧奠定了基调。

真相往往隐藏在浩繁的历史细节当中，可能以一种并不显眼的面目出现。历史需要向后看，才能看得更清楚，甚至需要往后几百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也是指历史本身即包含着未来。原本一个毫无特色的年份，却包含着惊人的历史真相，即使是中国已经大踏步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现在的人们打开这段尘封很久的历史，也会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预示这一个久经治乱循环的大国在冥冥之中的归宿？

henry

皇权时代，其实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官僚集团有时足够强大。其实已经跟现在的精英政治没太多区别

虎皮老猫

明朝的文官系统其实并不象历史书上宣传的那样正派，虽然都是精英，但在一个制度下不得不“狗咬狗”。因此，我对这类事总结为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体系下的动物”。至于其中“动物”一词的含义，大家还是自己悟吧，各人有各人的体会。

spree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