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从政治破产到社会分裂

老浪一期

薛涌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已经维持了20多天。这个本来由很少数人发起的运动，没有明确的纲领，更无严密的组织，一度连左翼媒体也对之不屑一顾。如今则早已不是星星之火。虽然是否能像参与者宣称的那样蔓延到美国上千个城市还需要观察，但这场运动无疑正在发展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支持者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华尔街大亨索罗斯、巴菲特，以及相当多的作家、知识分子、好莱坞名流。 　　

奥巴马总统审慎地承认这一抗议运动表达了老百姓的挫折感。共和党政治家，特别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甚至称运动的参与者是“暴民”。 　　

虽然这场运动整体上还相当理智，但还是让人们联想起久违了的六十年代的街头政治。美国社会和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正在退回六十年代那种抗议的时代？　 选民多属温和 政党立场强硬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深有感触地把两个时代作了一番对比。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美国社会仿佛是处于内战状态。黑白双方的极端主义者，都采取了恐怖主义策略，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但是，即使在这一你死我活的拼斗中，政治家们还是非常理性的，两党不停地进行合作，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弹劾尼克松总统，是两党团结起来的行动。这种跨党派的合作，今天已经不能想象了。如今的美国，则如一系列民调所揭示的，大多数选民实际上是温和的中间派，愿意并希望接受各种妥协，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在总体上社会还是相当和谐的。但是，政治家们则把民主制度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都想把对方的事情搞砸，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结果，在债务上限这种本来走个形式的小问题上，也互相把政治对手当人质，手法形同恐怖主义。这导致了正常的政治程序的失灵。最终逼得社会不得不走向极端主义。 　　

举例而言，在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民主党倾向于增税，共和党倾向于消减政府开支。经济学家们算来算去，发现单纯增税或消减开支都无法清理债务。如果两党妥协，共和党同意增税，民主党同意消减开支，这样双管齐下，债务问题就解决有望了。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主持人问是否有人同意每消减10美元的联邦财政开支就增加一美元的税，主要候选人竟没有一个敢支持。固然，减税在理论上能够刺激增长，进而增加税源。但这种增加，往往被夸张了四倍，属于画饼充饥。从战后的历史看，高税率的五十年代是高经济增长期；布什主政的8年税率最低，经济增长最慢。怎么能假设一减税经济就增长，然后把所有政府的财政建立在这种违反近期经验的假设上呢？这叫什么财政责任？ 　　
共和党这种一步不让的强硬立场，使两党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不可能。堵死了妥协之路，一定要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这还叫什么民主政治？ 美国民主制度的瑕疵
　　
这种政治的极端主义，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瑕疵。这种瑕疵一旦被政客们利用，就会被不断放大，导致政治的破产。

其中一个最大的制度瑕疵，就是两党的预选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无论是总统、议会、还是州长的选举，两党候选人都要通过本党预选才能进入最后一轮竞争。一般而言，美国选民中民主党、共和党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两党预选，就要求候选人在最右的和最左的三分之一中胜出。这就使中间派人士基本没有可能在预选中出头。于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候选人必须先走极端。更可怕的是，这种制度总是倾向于把极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 　　

一般而言，政治极端主义者往往热情比较高，投票积极。他们在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选民中，哪怕人数不占优，也很容易获得主流地位。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后，保守主义日趋激进，到1994年，就出现了金里奇带领国会两院共和党通过财政手段让政府关门的极端行动。到了布什上台，他发现根本不必考虑中间选民的意志，只要抓住极端保守主义的基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共和党越来越极端的重要原因。 　　

民主党则在“伟大社会”之后，完成了一个驯化民权运动的反叛主义的过程，逐渐转向中间立场，进入政治主流，最后由克林顿完成了“新民主党”的构建。奥巴马虽然比克林顿左倾一些，但本质上没有偏离“新民主党”的精神，即更多地容纳保守倾向的民主党人和中间选民。这就使民主党显得比较兼容并包。当然，这种兼容并包并非没有阵痛。2000年大选，极左翼对民主党主流的中间立场不满，投到了纳德尔的绿党旗下，分走了选票，导致了布什8年的统治。付出如此惨重代价后，民主党内的极端势力得到了抑制。奥巴马上台后，依然试图走中间路线，希望和对手进行妥协，达成更广泛的政治共识。可惜，共和党内的政治生态更有利于极端势力的发展。特别是茶党的兴起，使共和党政治家不敢往中间迈一步。奥巴马妥协来妥协去，什么也赢不回来。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软弱的总统，在本党内也丧失了信誉。所以，一些自由派人士觉得左翼也需要茶党运动，虽然他们要努力使这种运动不削弱奥巴马的政治资源。这恐怕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大背景。 　　

但是，这种激进的政治运动，很容易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美国社会的总体政治倾向还是温和的。只是选举制度和两党内部政治生态劫持了理性的政治过程。政治被党争所分裂，陷于破产之境地，于是把本来相对温和的社会逼入极端主义之途，这才是最可怕的。 　　

两年前一位民主党战略家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的选举制度应该学习欧洲。比如，各州的预选如果跳出两党框架，进行全州选举；预选中胜出的前三名进入最后一轮决战。这样一来，政治家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是遵守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选民的立场。可惜的是，美国的民主历史甚久，这样的改革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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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减税在理论上能够刺激增长，进而增加税源。但这种增加，往往被夸张了四倍，属于画饼充饥。从战后的历史看，高税率的五十年代是高经济增长期；布什主政的8年税率最低，经济增长最慢。怎么能假设一减税经济就增长，然后把所有政府的财政建立在这种违反近期经验的假设上呢？这叫什么财政责任？

各种政策的效果 都要看当时的大背景和环境 和政策本身关系似乎不大 当然这些是政府和学界不会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