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中国大陆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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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 “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 “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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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大清王朝唯一最讲清廉没有贪腐的衙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腐败的官员，却没有不腐败的衙门。如果说有官方机构而不腐败的话，那大概只有一个———晚清的中国海关。

　　在晚清，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所谓“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也就是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旧关”。“洋关”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等洋人主持；“常关”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主管。这是典型的“一国两制”。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

　　“洋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个个腐败。

　　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败，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败，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所致。腐败，只能是制度使然。这样，赫德打造廉洁“洋关”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了。

　　在制度建设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制定一套廉洁高效的制度对英国人赫德来说并不是难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金登干（J.D.Campbell）可以帮助他完成。

　　制定制度并不是难事，关键的是执行问题。以选人、用人（即海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来说，不外遵循几个原则———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了，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有杜绝干扰的能力，这必须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独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而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委之员。各口税务司、总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赫德在用人上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的，这是他能够打造廉洁的海关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借鉴英国海关内部防范贪污腐败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就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

　　但是，使海关廉洁的关键，不是海关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督，而是对于海关“一把手”的赫德本人如何监督的问题。“一把手”的腐败才是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赫德本人的腐败不能完全寄望于赫德的道德品质，而必须有监督使赫德本人也不能贪。

　　对于赫德来说，他必须面对来自多方面的监督，他在主观上不会贪，在客观上更不能贪。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时称“洋客卿”），其地位非常微妙，他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是有选择自己的雇员的权力的，如果赫德的工作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那么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所以赫德必须做中国政府的忠诚雇员，贪污腐败的丑闻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二是来自许多窥视这一职位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控制这个职位来操控中国，巩固在华利益，特别是德国人，对这个职位一直虎视眈眈，所以赫德必须面对外在压力，不能因廉洁问题给人可乘之机。三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赫德在中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因自己的失误而损害英国政府的利益，更不能使自己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丢脸。

　　在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全社会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这个媒体还是全世界的，不仅有中国的民间媒体，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那些想争夺这个职位的那些国家的媒体，他们想必都巴不得赫德出点事情，好让他们把事情放大，将赫德赶下台。

　　因此，赫德作为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监督，他不像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压力和监督只是来自自己的上级。

　　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在二千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广陵绝响，但是它的存在到底也说明了贪腐在中国也不是不能治理的。治理贪腐，技术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不重要，但它不是关键所在。晚清中国海关防止职员腐败的制度设计就证明是科学和有效的，而到了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并不困难，但要让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却很困难。反腐败，非知之难，而行之难。

henry

上面那篇文章讲得很好，现在的社会确实就是这样。没贴完，我来补上

henry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随风

好文。社会之清流。

solidtu

这贴好好搞一搞没准能澄清很多问题，达成很多共识……
魏晋南北朝貌似是社会溃败的典型，哪天整理整理以后我也来凑个热闹。

昨天读到东晋南下以后，士族门阀/皇室/寒门精英的利益各不相同，都不能承担起精英们应该承担的领导和组织大伙共建美好生活的责任，精英们与大众脱节。正像现在的天朝，要是经历过抗战的老一辈们去了，不再有人相信party是核心了，需要另外建立一套理想和核心的话，那才够折腾。

老浪一期

大乱之后方能大治.社会在极端之间的来回.

yee2001

说出了目前社会的现状和症结，民间虽然说可以推动，但最终还是要看政府怎么个行动了，不然早晚沦落到当初gmd在大陆最后执政时期的样子。

solidtu

如果说用多数主义去抗衡腐败精英行不通，只会导致福利大锅饭，那转头一想，是不是该让“天下为公”的精英去抗衡腐败精英呢？这方面的机制有么？在历史上出现过么？其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如何？破绽大么？

貌似汉朝的郎吏选拔制度搞得比较好，中央领导层总能吸收来自基层的知道民生疾苦的人才；魏晋门阀制度太过僵化，导致社会分裂为上下两层，走向崩溃；恒帝灵帝时期虽说中央也还不缺来自民间的精英，却发生了党锢，也搞糟了……

难道贾谊主张要好好教育皇室读经史，做到天下为公，其意义在此？那么即便如此，皇室的素质就成了这个系统的软肋……

所以才有这么多立储的潜规则和纷争？才有大臣/宦官，皇室/外戚的纷争？张居正/汉武帝/霍光这类角色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

简而言之，代表民间的朝中大臣，皇室与宦官，外戚，不论谁力量大争得了主政的权力，都必须好好协调各种势力的关系，让各方都尽量满意；各方也应该尽量做到天下为公；方为和谐社会？

不过大臣要经过层层选拔和历练，几十年才能取得其行使权力的资格；皇室世袭貌似轻松，外戚靠结亲也貌似轻松。对民间也忒不公平忒不容易了点……(孙总提倡五权宪法，没准就是想要在制度上加强民间的力量……嗯，照这样说，共和革命果然才开始不久，才一百多年嘛！)

solidtu

今天的讲题是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兄弟所独创，古今中外各国从来没有讲过的。诸君知道近来一二百年世界上的政治潮流，都是趋重立宪。立宪两个字，在近来一二十年内，我们都听惯了。到底什么叫做宪法呢？简单的说：宪法就是把一国的政权分作几部分，每部分都是各自独立，各有专司的。各国的宪法，只有把国家的政权分作三部，叫做三权，从来没有分作五权的。五权宪法是兄弟创造出来的。兄弟创出这个五权宪法，大家都有点不明白，以为这个五权宪法有什么根据呢？五权宪法的根据，老实说起来，就是我研究各国宪法，独自思想出来的。至于讲到五权宪法的演讲，十数年前，只有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周年纪念的时候，演讲过了一次。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道理，都没有十分留心。在当时大家的意思，以为世界各国只有三权宪法，并没有听见过什么五权宪法的。兄弟所创出的五权宪法，便觉得很奇怪，以为是兄弟凭空杜撰的；不知道兄弟创这个五权宪法，实在是有根据的。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从广东举事失败以后，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虽然是遭遇了一次失败，但是并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还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余，便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究，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们建设的张本。故兄弟当亡命各国的时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的结果，见得各国宪法只有三权，还是很不完备；所以创出这个五权宪法，补救从前的不完备。所以五权宪法就可说是兄弟所独创的。

世界各国成立宪法最先的就算是美国。当美国革命，脱离英国，成立共和之后，便创立一种三权宪法，世人都叫他做成文宪法，把各种国利民福的条文，在宪法之内订得非常严密。以后各国的宪法，都是效法他这种宪法来作立国底根本大法。因为美国的宪法有这样的重要，所以兄弟也去详细研究过了。美国的人民自从宪法颁行之后，几乎众口一词说美国的宪法是世界中最好的。就是英国政治家也说：自有世界以来，只有美国的三权宪法是一种很完全的宪法。但是依兄弟详细的研究，和从宪法史乘及政治学理种种方面比较起来，美国的三权宪法到底是怎么样呢？由兄弟研究底结果，觉得美国宪法里头，不完备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以后欧美学者研究美国宪法所得的感想，也有许多是我和相同的。兄弟以最高上的眼光同最崇拜的心理去研究美国宪法，到底美国宪法还是有不完备的地方。就是近来关于美国宪法里头，所有不完备和运用不灵敏的地方，世人也是渐渐的知道了。由此可见无论什么东西，在一二百年之前以为是很好的，过了多少时候，以至于现在便觉得不好了。兄弟研究美国宪法之后，便想要补救他的缺点。当时美国学者也有这种心理，想要设法补救的。但是讲到补救的事，谈何容易！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补救呢？理论上固然是没有这样书籍可以作补救，事实上又没有什么先例可以供参考。研究到这里，兄弟想起从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教授叫做喜斯罗，他著了一本书，叫做《自由》。他说宪法的三权是不够用的，要主张四权。那四权的意思，就是要把国会中的“弹劾权”拿出来独立，用“弹劾权”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作为四权分立。他的用意以为国会有了弹劾权，那些狡滑的议员，往往利用这个权来压制政府，弄到政府一举一动都不自由，所谓“动轧得咎”。他的这个用意，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完善，但是他能够著这本书，发表他的意见，便可见在美国里头，已经是有人先觉悟了。

美国的宪法不完全，他们便有人要想方法去补救，不过那种补救的方法还是不完备。因为在美国各州之内，有许多官吏都是民选出来的。至于民选是一件很繁杂的事，流弊很多。因为要防范那些流弊，便想出限制人民选举的方法，定了选举权的资格，要有若干财产才有选举权，没有财产的就没有选举权。这种限制选举，和现代平等自由的潮流是相反的。而且这种选举更是容易作弊，对于被选的人民，也没有方法可以知道谁是适当。所以单是限制选举，就是近日各国人民要力争的选举，这就是叫做普通选举。普通选举虽然是很好，究竟要选什么人才好呢？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单行普通选举，也可以生出流弊。那些被选的人，当是拥有若干财产，才算是合格，依兄弟想来，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什么能干，才是胜任愉快的。如果没有才、没有德、又没有什么能干，单靠有钱来做议员或官吏，那末将来所做的成绩，便不问可知了。但是有这种才德和能干的资格之人，只有五十人，便要照这种资格的人来选举，我们又是怎样可以去断定他们是合格呢？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从前中国的官吏，凡是经过考试出身的人，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讲到这个古法，在中国从前专制时代，用的时候尚少。因为那个时候，做君主的人在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念念留心全国的人才，谁是人才好，才叫谁去做官。君主以用人为专责，所以他能够搜罗天下的人才。到了今日的时代，人民没有工夫去办这件事，所以任用官吏，在君时代可以不用考试，共和时代考试是万不可少的。故兄弟想于三权之外，加多一件补救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算是兄弟个人独创出来的，并不是从外国学者抄袭出来的。宪法中能够加入这个制度，我想是一定很完备，可以通行无疑的。

我们从前在东京同盟会时代，本是拿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来做党纲，预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拿来实行。不料光复以后，大家并不注意，多数人的心理，以为推翻了满清，便算是革命成功，所以民国虽然成立了十年，不但没有看见什么成绩，反比前清觉得更腐败。这个缘故不必用兄弟来说，大家都可以知道了。我们要除去这种腐败，重新来革命，一定是要用五权宪法来做建设国家的基础。我们要有良好的宪法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家。不过兄弟发明了五权宪法之后，一般人对于这个道理都很不明暸，就是专门学者也有不以为然的。记得二十年以前，有一位中国学生——他本来是大学法科毕业，在美国大学也得了法学学士的学位，后来还想深造，又到美国东方一个大学去读书。有一次兄弟在纽约城和他相遇，大家谈起来，兄弟便问他说：“你这次入美国东方大学，预备去研究什么学问呢？”他说：“我想专门学宪法。”我就把我所主张的五权宪法说与他听，足足的和他讨论了两个星期，他便说这个五权宪法，比较什么宪法都要好，极端赞成我的主张。兄弟在当时便很欢喜，见得他既是赞成了这个宪法，就请他进了学校之后，把这个五权宪法的道理详细去研究。过了三年之后，他便在耶路大学毕业得了一个法律博士学位，耶路大学是美国东方很有名誉的大学，他能够在这个学校毕业，得了博士学位，学问自然是很好的。他从耶路大学毕业之后，后来又到英国、法国、德国去考察各国的政治宪法。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那一年，他刚回到中国，兄弟见了他，就问他说：“你从前很赞成我的五权宪法，近来研究了各国的宪法，有一些什么心得呢？”他回复我说：“五权宪法这个东西，在各国都没有见过，恐怕是不能行的。”兄弟听了这话之后，就很以为奇怪，很不以为然。不料我们那一班同志听了他的话之后，都以为这位法律博士且说各国都没有这个东西，总是有些不妥当，所以对于五权宪法便渐渐不大注意了。还有一位日本的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时候请他做法律顾问，有许多关于法律的事情都是和他商量。后来讨袁之后，兄弟亡命到东京，又遇见了这位博士。他还问兄弟说：“什么是叫做五权宪法呢？”兄弟就和他详细讲解，谈了两三个月的工夫，合计起来总有二三十小时，后来他才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兄弟便觉得这位法律博士，还要我讲这些时候才能够明白，若是和一般普通人民讨论，更是不知道怎么困难，难怪他们都是不懂了。刚才所说的那两位博士，一位是美国的博士，一位是东洋的博士。我在纽约遇着美国博士的时候，讨论了两个星期，他很赞成这个五权宪法，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学士，只算是半通的时候，后来他在美国耶路大学毕业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可算大通的时候了，他反说各国没有这个东西。那位日本博士，兄弟与他研究了好几个月的工夫，他才明白。可见五权宪法这个东西想拿来实行，实在是很难的。现在虽然没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后，将来总有实行的时候，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兄弟在东京庆祝民报周年讲演五权宪法之后，现在相隔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但是赞成五权宪法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可见一般人都不大明白，所以今天我还要拿来和大家说明。但是要把五权宪法来详细说明，我想用几天的功夫还是不够，而且恐怕越说越不明白。所以现在想出一个法子，要想在五权宪法范围之外来讲。因为一个问题，从侧面来讲，每每要比从正面来讲是容易明白些。中国有句成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成语的意思，就是说看庐山的人，要离开庐山一二百里以外，才能够看到他的真面目：如果在庐山里头，便看不出他的所以然了。兄弟今天来讲五权宪法，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个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实行五权宪法呢？要知道这个原因，便应该把几千年以来政治拿来看看。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便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的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中外数千年来的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的运动。中国的和外国的政治，古今是不同的。中国的政治，是从自由入于专制；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入于自由。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唐虞的时候，尧天舜日，极太平之盛治，人民享极太平等自由的安乐。到了后来，政治一天败坏一天，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人民在从前太平时代，享受自由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宝贵，不知不觉的渐渐放弃了，野心君主便乘机利用这个机会，所以酿成秦汉以后的专制。至于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越于自由。因为外国古代君主专制太过，人民不堪其苦，于是大家提倡自由。故外国有句话说：“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民不能自由宁可死去，不必贪生。可见外国政治专制，在当时是什么样子了。

中外政治不同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比较一比较：中国的政治，是从自由入于专制，因为中国古时有尧舜的好皇帝，政治修明，人民得安居乐业，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向来是很自由的。老子说：“无为而治”，也是表示当时人民极端自由的状况。当时人民因为有了充分的自由，所以不知自由的宝贵。普通外国人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形，便以为中国人民不知道自由的好处，不讲究自由；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尧舜以来，已经享受过了很充分的自由，到了周末以后，人民才放弃自由，秦始皇才变成专制。当中国周末的时候，就是和欧洲罗马同时。欧洲自罗马灭亡了之后，罗马的土地被各国割据；当时各国用兵力占据一块地方，大者称主，小者称侯，都是很专制的。人民受不过那种专制的痛苦，所以要发生革命，拼命去争自由，好像晚近几世纪，发生许多战争，都是为争自由一样。兄弟从前主张革命，对于争自由一层，没有什么特别提倡，当中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人民只晓得讲改革政治，不晓得什么叫做自由。中国历代的皇帝，他们的目的，专是要保守自己的皇位，永远家天下，子子孙孙可以万世安享。所以他们只要人民完粮纳税，不侵犯皇位，不妨碍他们的祖传帝统，无论人民做什么事，都不去理会。人民只要纳粮，便算了事，不管谁来做皇帝，也都是可以的，所以人民并没有受过极大专制的痛苦。外国人不明白这个缘故，故常批评中国人不晓得自由。近年以来，有许多青年学者稍为得了一点新思想，知道了自由两个字，说到政治上的改革，便以为要争自由。不知道中国人民老早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的。因为不须去争，所以不知道宝贵。比方我们呼吸空气，是生活上最重要地一件事，人类在空气里头生活，好比鱼在水里头生活一样；鱼离了水，不久就要死，人没有空气，不久也是要死的。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头，因为空气很充足，呼吸很容易，所以不晓得空气的宝贵 ；但是把一个人关在不通空气的小房子里头，呼吸不灵，他便觉得很辛苦，一到放出来的时候，得了很好呼吸，便觉得舒服，便知道空气的宝贵 。欧洲人从前受不自由的痛苦，所以要争自由；中国人向来很自由，所以不知自由。这就是中国政治和欧洲政治不大相同的地方。政治里头又有两种人物：一种是治人的，一种是治于人的。孟子说：“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两种人，治人者是有知识的，治于人者是没有知识的。从前的人民知识不开，好比是小孩子一样，只晓得受治于人。现在的人民知识大开，已经是很觉悟了，便要把治人和治于的两个阶级彻底来打破。欧洲人民，在这个二十世纪，才打破治人的皇帝之阶级，才有今日比较上的自由。兄弟这种五权宪法，更是打破这种阶级的工具，实行民治的根本办法。

现在再把宪法的来源讲一讲：宪法是从英国创始的，英国自经过了革命之后，把皇帝的权力渐渐分开，成了一种政治的习惯，好象三权分立一样。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三权分立，不过为政治上利便起见，才把政权分开罢了。后来有位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著了一部书叫做《法意》，有人把他叫做《万法精义》，这本书是根据英国政治的习惯，发明三权独立的学说，主张把国家的政权分开，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所以三权分立，是由于孟德斯鸠发明的。当时英国虽然是把政权分开了，好象三权分立一样，但是后来因为政党发达，渐渐变化，到了现在并不是行三权政治，实在是一权政治。英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实行议会政治，所谓以党治国的政党政治。孟德期鸠发明了三权分立的学说之后，不久就发生美国的革命。美国革命成功，订立宪法，是根据于孟氏三权分立的学说，用很严密底文字，成立一种成文宪法。后来日本维新和欧洲各国革命，差不多是拿美国的宪法做底本，去订立宪法。英国的宪法并没有什么条文，美国的宪法有很严密底条文。所以英国的宪法可以说是活动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是呆板的宪法。此中因为是由于英国是以人为治，美国是以法为治的。英国虽然是立宪的鼻祖，但是没有成文宪法，英国所用的是不成文宪法。拿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和我们中国专制时代的情形来比较，我们中国也有三权宪法。

中国也有宪法，一个是君权，一个是考试权，一个是弹劾权；不过中国的君权，兼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个权里头的考试权，原来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把试场的门都关上，监试看卷的人都要很认真，不能够通关节、讲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郑重。到后来有些不好，便渐渐发生弊病了。说到弹劾权，在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就是遇到了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这种御史都是梗直得很，风骨凛然。譬如广州广雅书局里头有一间十先生祠，那就是祭祠清朝谏臣的，有张之洞的题额“抗风轩”三个字，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谏臣有风骨，能抗君主。可见从前设御史台谏的官，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从前美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巴直氏，他是很有名望的，著过了一本书，叫做自由与政府，说明中国的弹劾权，是自由与政府中间的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从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决不可少的。

兄弟刚才所讲的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力量是自由。自由这个东西，从前的人民都不大讲究。极端的自由，就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很新的学说。提倡这种学说的，最初是法国人布鲁东、俄国人巴枯宁和近来已经逝世的俄国人克鲁泡特金。在他们要讲这种主义，不过是把这种理论看得很新，便去研究研究罢了。近来中国的学生们，对于这种理论并没有深切研究，便学人去讲无政府主义，以为是赶时，这真是好笑。讲到无政府主义，我们中国在三代以上便有人讲过了，像黄老的学理，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列子内篇所说的“华胥氏之国”，其人民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这又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讲无政府主义已经有了几千年了，不过现在的青年不来过细研究，反去拾取外国的牙慧罢了；殊不知道他们现在所讲的无政府主义，就是我们几千年前讲过了的旧东西，现在已经是抛却不顾了。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宇宙的安全现象。

宪法在政府中的作用，好比是一架机器。兄弟说政府是一架机器，不明白道理的人，以为这个譬喻真是比方得很奇怪。其实物质里头有机器，人事里头又何尝没有机器呢？法律就是人事里头的一种机器。就人情同物理来讲，支配物质是很容易的，支配人事是很艰难的。这个缘故，就是因为近来科学的发明很进步，管理物质的方法很完全，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飞天、潜水的机器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支配物质，便是很容易。至于人事里头的结构是很复杂的，近来所发明管理人事的方法又不完全，故支配人事便很不容易，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我们最初革命的时候，便主张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和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 是相通的。兄弟从前把他这个主张，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个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人民必要能够治，才能够享，不能够治，便不能够享。如果不能够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要打破这种阶级，未尝没有方法，古语说：“人力可以胜天”。动物里头有千里马，一日能够走一千里，鸟能够飞天，鱼能够潜入海。假如我们要学千里马一日可以行千里，要学鸟可以飞天，鱼可以潜海，试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呢？因为我们人类发明了科学，能够制造机器，只要用机器便能够一日行千里，便能够飞上天，便能够潜入海。这就是人事可以补天功。古书说从前希腊有一个人，一日能够行千里，这是天赋的特能，不是可以常有的。今日人类有了机器，便不必要有天赋的特能，也可以日行千里，也可以飞天潜海，随意所欲。我们现在来讲民治，就是要把机器给予人民，讲他们自己去驾驶，随心所欲去驰骋飞翔。这种机器是什么呢？就是宪法。

这个五权宪法，就是我们近世的汽车、飞机和潜水艇。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是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做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外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

如果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兄弟记得刚到广州的时候，求差事的人很多，兄弟也不知道哪个有才干，哪个没有才干。这个时候政府正要用人，又苦于不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反受没有人用的困难。这个缘故，就是没有考试的弊病。没有考试，就是有本领的人，我们也没有方法可以知道，暗中便埋没了许多人才。并且因为没有考试制度，一般不懂政治的人都想去做官，弄到弊端百出。在政府一方面是乌烟瘴气，在人民一方面更是非常的怨恨。又像前几天兄弟家里想雇一个厨子，一时想不到要从什么地方去雇，就到酒菜馆里托他们替我去雇一个。诸君想想：为什么不到木匠店内或者是到打铁店内托他们那些人去雇呢？因为菜馆就是厨子的专门学堂，那里就是厨子出身的地方。诸君再想想：雇一个厨子，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还要跑到专门的地方去雇，何况是国家用人的大事呢？由此便可知考试真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没有考试，我们差不多就无所适从。好比举行省议会选举，要选八十个议员，如果定了三百个人是有候补议员资格的，我们要选八十个议员，就在这三百个人中来选举。若是专靠选举，就有点靠不住。因为这个原因，美国选举的时候，常常闹笑话。我记得有一次美国有两个人争选举，一个是大学毕业出身的博士，一个是拉车子出身的苦力，到了选举投票的时候，两个人便向人民演说，运动选举。那个博士的学问很高深，所讲的话总是些天文、地理、政治、哲学，但是他所讲的高深道理，一般人民听了都不大明白。这个车夫随后跟上去演说，便对人民讲，你们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博士，是很有学问的，他实在是一个书呆子，他是靠父兄，我是靠自己的，大家想想是哪一个有本领呢？用这一番话，说得那班选举人个个都拍掌，都说那位博士的演说不好，一点都不明白，这个车夫的演说很好，真是入情入理。选举结果，果然是车夫胜利。诸君想想：这两个运动选举的人，一个是博士，一个是车夫，说到学问，当然是那位博士要比车夫好得多，但是那位博士不能够当选，这就是只有选举没有考试的弊病。所以美国的选举常常闹笑话。如果有了考试，那末，必要有才能、有学问的人才能够做官，当我们的公仆。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是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我刚才讲过了，五权宪法的立法人员就是国会议员，行政首领就是大总统。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其余行使弹劾权的有监察官，行使考试权的有考试官。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时候，原想要参议院订出五权宪法，不料他们那些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做五权宪法。后来立了一个约法，兄弟也不去理他，因为我以为这个执行约法，只是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也未为晚。后来那些议员搬到北京，订出来的天坛宪法草案，不料他们还是不顾五权宪法，还是要把自己的好东西丢去不要，这真是可惜。大家要晓得五权宪法是兄弟创造的，五权宪法就好像是一部大机器，大家想日行千里路，就要坐自动车；想飞上天，就要驾飞机；想潜入海，就要乘潜水艇；如果要想治一个新国家，就不能不用这个新机器的五权宪法。

除了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之外，最要的就是县自治，行使直接民权；能够有直接民权，才算是真正民权。直接民权共有四个：一个是选举权，二个是罢官权，三个是创制权，四个是复决权。五权宪法好像是一架大机器，直接民权便是这架大机器中的掣扣。人民要有直接民权的选举权，更要有罢官权。行政的官吏，人民固然是要有权可以选举，如果不好的官吏，人民更要有权可以罢免。什么是叫做创制权呢？人民要做一种事业，要有公意可以制定一种法律；或者是立法院立了一种法律，人民觉得不方便，也要有公意可以废除。这个创法废法的权，便是创制权。什么叫做复决权呢？立法院若是立了好法律，在立法院中的大多数议员通不过，人民可以用公意赞成来通过；这个通过权，不叫做创制权，是叫做复决权。因为这个法律是立法院立的，不过是要人民加以复决，这个法律才是能够通过罢了。至于我们民国的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在南京订出来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那个责任。我前天在省议会演讲，已经把五权宪法的大旨讲过了，很希望省议会诸君议决通过，要求在广州的开会制定五权宪法，做一个治国的根本大法。今天兄弟的这种讲法，是从五权宪法的侧面来观察。因为时间短促，所有的意思没有充分发挥，还是希望诸君细心来研究五权宪法，造成五权宪法。

solidtu

耶鲁希腊史开放讲座的第8集：讲了独裁僭主如何裁抑豪族拉拢群众的故事，貌似独裁者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是为了群众福利在服务的……
http://www.pipi.cn/movies/166/166537.html

solidtu

资本主义讲自利，传统儒家讲“天下为公”，这两者的观念如何调和？私归私，公归公可好？公共事务是公事，主持公事的应该天下为公，公事公办；自己的事是私事，那就私事自利，这样两个观念就在理论上不相违背了。共和没准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实际情况里有人非要私事公办，那倒有很多手段可以治。我的意思是，不能因为实际事务中有私事公办的情况出现，就否定理论上两者是能调和的，就认为“天下为公”只是虚妄，历朝历代只是皇帝家事，政治无非各种势力为了私利在争权夺势，进而完全否定了“公共事务”的存在。这样一不小心不是滑向独裁，就是滑向无政府主义。

我倒不是说独裁就一定不好，无政府就一定不好，只是独裁和无政府都发现有不好的后果，就是真正的公共事务，比如对抗外辱啊，修建公路啊之类的事情要么没人管要么管不好。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时代的意大利不就是例证么？

反而应该坚持理论，同时努力抑制私事公办的现象在限度之内。历代这么多名臣大夫，不就是在坚持公私各有其限度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地，付出汗水和生命地在搞他们应该搞的拨乱反正的事迹么？

solidtu

自由主义者们不相信必有私心的人可以很好的处理公共事务，所以要求在制度上以法治国；中国传统是通过教化来使得处理公共事务的官员们做到“天下为公”。不论是法制还是教化，应该都是老师说的“方法”而已。

所以“普法，反腐倡廉，加强法制队伍建设”要搞，“和谐社会，三个代表，可持续发展”也要宣讲。哪样有用用哪样。只可惜“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