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提到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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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格里港，2002年

1971年，新自由主义向世界人民1945年以来获得的利益发起了大反攻，第一届达沃斯大会的召开象征了（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成为）这一反攻的开始。达沃斯要成为世界权势人物聚会地点，包括大公司和银行首脑、政治领导人、媒体头面人物等，他们在这里相互磋商，提出适当的说法，进行战略协调。
直到1990年代中期，它似乎都非常成功。苏维埃政权基本上都崩溃了，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解放运动失掉了信誉或大大减弱。有关发展的一套说词（还不要说社会主义理论）在全世界被全球化说教取代，据说舍此没有别的出路。世界上的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而世界上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支持市场自由主义，只不过比保守政党所支持市场自由主义多少掺了点水而已。
达沃斯势力在全速前进。但突然之间他们遇到了麻烦。处于秘密讨论中的“投资多边协定”原本会使国家限制外国公司的立法变成非法，但1998年该协定未能通过，部分原因是遭到法国反对。第二年在西雅图，环保主义者和美国工会出人意料地联合起来，大力反对世贸组织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以至世贸组织会议无法进行下去。这主要是由美国的示威者造成的。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示威，从魁北克、尼斯、歌德堡、到热那亚，而且都很成功。
随后是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来自世界各地和各种组织的1万5千人都坚持说，“有可能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西方世界的报道对此持怀疑态度，而达沃斯那伙人却遇到麻烦。他们决定把自己的会议挪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例如把世贸组织会议转移到阿联酋的多哈，把8国集团会议转移到加拿大一个边远山区，把世界经济论坛从达沃斯转移到纽约市。
2001年9/11袭击对达沃斯势力非常有利。大规模示威游行由于其暴力危险性，似乎遭到了谴责恐怖主义的威胁。戒备森严下召开的世贸组织多哈会议重新发起了世界贸易谈判。但现在，将近5个月之后，第二届阿雷格里港大会召开了。这一次，预知到会人数是5万。这一次，世界媒体对阿雷格里港的重视超过达沃斯--当然，美国的媒体是一个例外。
现在来作一番评估正逢其时。什么是反全球化联合的力量所在？第一，它宣示了全世界民众支持的深度和广度，这清楚表明，一个与达沃斯势力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同的前景确实存在。9/11似乎只不过暂时减缓了这个运动。
第二，这个联合表明，新的反体系战略是可行的。这个新战略是什么？为了清楚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温什么是旧战略。各式各样的世界左派，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解放运动，至少一百年来（大约1870-1970）都认为，唯一可行的战略包含两个关键因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把通过某种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确定为首要目标。这些运动许诺说，一旦夺取了政权，他们便能够改变世界。
在下述意义上，这个战略似乎非常成功：到1960年代，非此即彼的这三种运动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他们显然没能改变世界。这就是1968年世界革命的含义，指明老左派在改变世界上是失败了。这导致了一场持续30年之久的关于国家导向替代战略的辩论和实验，而国家导向战略似乎已经不灵了。阿雷格里港就是在展演替代战略。在这里不存在中央集权结构。恰恰相反。阿雷格里港是跨国运动、国内运动和地方运动的一个松散联合，这些运动拥有多种优先目标，他们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中联合起来。在大多情况下，这些运动并不要夺取政权，或者，如果他们想要如此，他们也只是把这个目标当作其他策略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
关于阿雷格里港的力量所在就说到这里。现在谈谈它的弱点。它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缺乏中央集权化可能使之难以在未来更困难的斗争中协调策略。而且，我们将要观察，在所代表的众多利益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容忍度，即对各方优先目标的容忍度。
而且，如果夺取国家政权不是首要目标，那么，什么才是首要目标？迄今，阿雷格里港的力量主要进行防御战，即阻止达沃斯势力推行他们的议程。这是重要和有用的，并且比许多人几年前预测的更成功。但很快这就会开始显得不够了。必须制订一个严肃的正面议程。托宾税（反对资本流动中的投机）、取消税收减免安排、撤消第三世界债务都是有用的提议。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足以改变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
阿雷格里港的力量需要更明确地作到以下几点：1）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结构上的发展方向，其固有弱点是什么；2）着手描绘一个代之而起的世界秩序的轮廓。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左派回到了它19世纪中期所处的位置，但比那时多了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它背后有以往150年的智慧和错误的实践经验。所以，建立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它完全不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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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的女骑警和女摩托警都在为达沃斯保驾护航，骑马的美女们都面无表情，身子骨挺娇小的。

警察保护各国的大人物们，中国拥抱达沃斯。

阿雷格里港在巴西，是一个反达沃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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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教授关于“中国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桥梁”的话，是在达沃斯年会上做出的。中国的大人物们一直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