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逃离中国 投奔共产越南

rayfromsea

2008-07-28

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工人开始购买第二座房子：他们的工资依然在每小时1美元以下。 因为太多的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原来似乎用之不竭的中国人力资源正在“干涸”。而且，中国流水线工人的工资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更糟糕的是，中国新颂布的劳工法让雇主难以剥削工人。许多在中国有工厂的美国制造业公司已对此作出了预警。一声令下可以下放几百万知识青年去农村改造的毛泽东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面对中国的如此形势，要节约开支的美国企业如何应对呢？许多公司已经“逃到”越南去了。
他们注定就是要去越南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一些跨国公司，如佳能和内衣品牌HANES，已经在越南设厂并正在扩大规模。2006-2007年间，外国在越南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36%，而同期在中国只增长了14%。
跨国公司南迁的原因非常简单：越南工人的工资只是中国工人的四分之一。
但是为什么是越南，而不是工资水平也处于同一水平的泰国呢？
越南的优势其实是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意味着稳定。” 一名在上海任职的财务顾问指出。这一点也被亚洲以及美国的高管所认同，虽然他们不会在正式文件上承认。和中国一样，越南也禁止独立工会。 没有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政府经济政策不会大幅改变让美国企业十分放心。
也许国际资本以后也会感到越南经商成本太高而迁移到孟加拉国或者索马里。但我们曾经是否为阻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而战？5万8千名美国士兵为此捐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的资本家情愿在共产越南投资，而不愿意去民主的菲律宾。([url]www.creaders.net[/url]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何向那5万8千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解释这一切。我们可以辩解投资可以让越南民主化进程加快。但是事实上，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反而让共产专制统治更加强大。
我们也可以辩解投资促使共产国家加入世界资本系统。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低薪工人受到国际资本的盘剥和共产专制的压迫。与此同时，民主国家工人的工资也同时被压低，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作机会正在大量流失。
我们也可以这样辩解，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民主，而是反资本主义。一旦共产国家被纳入到国际资本系统，那么它们对民主的憎恶就不会是坏事情，反而是件好事了。
这就是支持发达国家在中国投资的政治逻辑。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牺牲的美国士兵无法料到今天的越南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竟如此合拍，他们付出生命的民主之战竟如此无关重要。
（www.creaders.net 记者编译专稿)

fugue

slowblue

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不知道效果如何呢？

limkky

全民搞借贷和PE也算一种升级吧。

随风

其实去去阿迪达斯和耐克的店面里逛逛，他们一天卖出多少件衣服和鞋子，看看自己身边的人还有多少人像以前那样喜欢阿迪达斯耐克。记得以前我大学一个同学，2000年左右买了阿迪达斯的一双鞋，平时也没怎么打球，一个月就烂了，那可以用1000大洋买来的，虽然不知道真货还是假货，但可见当时对这些品牌的痴迷，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很羡慕，经常拿他的鞋出来研究究竟哪里好。同样的看看其剩下的企业，他们为什么要退出中国，也可以做些分析。个人不要帽子扣得太大，一些个别的跨国企业，并不等于跨国企业这个名词。这作者写得有点标题党了。

midas

越南早就不奉行共产主义。学了中国，奉行市场经济。美国的共产主义的成份更高。不过，在越南大多数老板都是华裔的多。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例如，大多数越南的农场都跟中国的公司有十年的供应合同。东南亚，南美，非洲的农场都有类似的长期合同。他们是不怕没人买他们的农产品。

目前东南亚各国的商场都变成中国人扩张的商场。美国人肯定要面对中国人的竞争。一百年前，华裔在东南亚的竞争赶走了犹太人的竞争。以后几十年中美在世界各地的商业竞争的结果如何也是会决定两国的前途的因素之一。东南亚的商场本来就是华裔的天下。日本人都占不了上风。以后在东南亚商场的中美的较量中中国占上风的机会大些。那些在海外的美国的大公司慢慢被中国的公司收购的机会更大。

游牧京城

无非是成本问题，和共产没有半毛关系，感觉以后中国也会慢慢告别血泪加工厂的地位吧。那些跑到中国才是名牌的产品，只买过一双耐克，后来发现四大慢跑鞋的性价比明显更高。
请问老师，以后中国的趋势是否是吸引相对更高级的资金进来？

fugue

东南亚工人没有中国工人好

2015年11月30日 作者:厉以宁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1130/074223885769.shtml

文/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本文原载于新华网

企业家把厂迁到东南亚去，结果后悔了。为什么？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那里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第二、东南亚工人不努力学习，中国的工人，师傅带徒弟还在那学，而东南亚人一味地想消费，想玩，想放假。


把工厂搬到东南亚的企业家后悔了

打破“大锅饭”才能有积极性

链条是从最弱的环节突破的，中国的双重转型实际上一个是体制的转型，一个是发展的转型。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双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

计划经济链条是很严密的，怎么突破？就从最弱的环节突破。计划体制最弱的环节是农业，因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城市居民是不一样的。只要你是城市居民，你总有粮票、油票，以及其他的一些票证。再怎么困难，还可以一个月有两斤肉。所以，城市居民如果没有工作，只要你愿意干，种树、修路，也能够得到一定的生活费。但是农民不是这样，农民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肉票。

所以，这是最弱的环节，农民生产按照政府的计划做了，你的生活却没有保障，就给你一块地。但是，这怎么办？所以只要一有松动，农民那种改革的愿望是最强的，改变现状，突破就在农村。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动起来了，“大包干”是从农村开始的，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四川也有。但是，这个口一开以后，中国的改革就挡不住了。

接下来，就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要紧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群众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搞了“大包干”了，粮食增产了，农民能吃饱了，而且有积极性了，于是农民开始向城市，向建筑工地流动，寻找就业机会。

这是中国一个大变化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农村劳动力多了。中国劳动力不足，可是“大包干”以后，积极性起来了，劳动力就多了。多了以后，给咱们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办乡镇企业。自己有劳动力，自己建厂房，到工厂去买那些下脚料来做原材料，乡镇企业起来了。乡镇企业生产了产品就要卖，谁来卖？自己找门路。

1980年代初，你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穿一件西装，有时候还打个领带，但身上的大包小包证明他们是农民。他们走遍全国，是乡镇企业产品的推销者，因为他们要自己找销路。

这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乡镇企业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了。跟计划市场并行的是乡镇企业市场，这个并行就意味着，统一的计划经济被打破了，谁打破的？农民打破的。农村的改革是农民“大包干”以后，农民到处在流动，农村的变化体现在这里。

此外，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也发挥出来了。因为农民已经不仅局限在农村种自己那块田了，到城市来做工，尽管户口问题没有解决，只要有工作做，能赚钱就行了。

这些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没有，但是在中国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亚非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在搞发展，可是他们的发展很明显，他要摆脱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社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是不会逆转的，不会倒退的，因为谁会愿意回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去，没人愿意，他一直在向前走，因为目标是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是不一样的，双重转型，既要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也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不能让人家感到失望，提高民生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经过计划经济来的。城市里的人，过去不管怎么说，还有铁饭碗，还有大锅饭，把大锅饭打破了，把铁饭碗打破了，而民生却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就不稳定。

所以，我们的国家在双重转型中，给发展经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在双重转型的国家，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有可能逆转。这个是我们以后的改革都要注意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善民生？因为有一个对照在那里，是大锅饭。大锅饭从哪里来呢？他不是一个锅吃饭，它是两个锅吃饭，甚至三个锅吃饭。所以，《水浒传》第19回到20回，晁盖立下梁山的分配原则，从山下抢到财物以后，作为分配的部分放在大厅当中，山上少数头领吃这半，众多喽啰们吃那一半，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这就是梁山上的分配原则。

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样吗？你属于这个城市，在这个锅里吃饭，属于那个城市，在那个锅里吃饭，所以有大灶、中灶、小灶、特灶之分。但是，过去人不知道的，谁知道看《水浒传》要注意哪个地方。反正我跟我认识的人，咱们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不知道锅外还有锅，我也不知道那个锅里吃的什么东西。

最难的就是就业问题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产权改革。改革开放之初，我在北京大学[微博]做了一场报告，当时正要放开价格，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就是要产权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不改革，光放价格有什么用，他也不承担风险，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确产权，然后怎么做？要不要走股份制道路，这就是当时在办公楼礼堂的那场大论战的开始。但是，最后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又经过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终于明确了，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中国最难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因为中国的农村人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中国的就业问题。我当时提出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把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兼顾物价的上涨，这就告诉我们，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始终是重要的。实际上到今天，就业问题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就业问题重要，通货膨胀问题同样重要，这给我们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又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提高自身素质，就业才不是难题

我最近带队在一个工厂考察，投资了很多亿，我问那个企业负责人，你投了这么多亿，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能够增加多少就业岗位？结果他回我的话，一个都不增加，还裁员呢！我用的是机器人(73.880, -0.62, -0.83%)。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产品才能到国外去竞争，我增加少数的管理人员。但是，要有一定的素质。所以，只要投资，劳动力就回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很多工厂里，我跟企业家们谈，我说你工厂怎么样？他说现在工人太难找了，为什么？技工短缺。

他说我有两个朋友，刚好也在这边，他们把厂迁到东南亚去了，结果后悔了。为什么？当初迁到东南亚的时候，认识到一点，就是东南亚的工资比我们低，大概只有中国工资的一半，有的比一半还少。那不是好事吗？他说不行，他到那里就后悔了，想回也回不来了，工厂也建了。第一、东南亚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讲纪律，中国工人一般很讲纪律，而那里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第二、不努力学习，中国的工人，师傅带徒弟还在那儿学，而东南亚人不努力学习，而且一味地想消费，想玩，想放假。

中国的下一步，将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现在缺的是技工，将来怎么办？

(本文整理自厉以宁近日在“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做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