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solidtu

电影公high课0903：放弃治疗的熊孩子昆汀与放弃治疗的姜戈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0NTY0NDc2.html?f=19747014

看这个我能明白为毛动漫能做出很棒的节奏感了╰（￣▽￣）╭，因为直接画格子要比推镜头更快更简练！而且漫画家思考如何叙事的的方式都和拿摄像机的人不同。（9分半钟，推镜头的动作，漫画的话这动作都省了，不懂专业语言，不知道该肿么表达……）高桥留美子的动画拍出来还是像漫画，宫崎骏的动画就像电影，昆汀的片子在二者之间，我是这么个意思。

果然，片尾作者提到岛国除动作片以外的东西了，那自然是那些技巧高超的漫画……妥妥的，话说动作片为毛不继承这优良传统。另外这个系列的第二集标题是扎克施耐德的三板斧，看标题我都能猜到要讲神马，肯定是弗兰克米勒的漫画感如何被带入电影咯，没跑的。

又想起特里吉列姆导演了，这一套他应该很内行……

solidtu

至于这个speed ramping，回想一下的话，我最早有印象倒不是张彻武侠片，是mgs1的过场动画啊！新川的画好像很适合这个。不过小岛君是电影迷，估计是他借来的，然后我玩得比较多而已……mgs2以后这些伎俩就真的烂大街了，导致我看完宣传片后直接不想玩了，一直到5都还滥用这招，不思进取啊。

让楼上的视频作者来！

solidtu

我去，沃茨哥和特里吉列姆导演合作拍片子了，果然是臭味相投……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1610450/

solidtu

solidtu 发表于 2013-9-3 10:04
谢谢老师，正好最近扫完了德意志被欺负和统一的那段历程，也看到罗素谈十九世纪思潮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提到 ...

“赫尔德在《对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的第二部分猛烈抨击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他认为这种哲学是‘以阿维罗伊的方式’把抽象因素实体化了。”

原来不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有这倾向。（唯名论与实在论，哲学术语的翻译真是不给力，完全无法望文生义……）

solidtu

翻到篇以前存在电脑上的米塞斯在阿根廷的演讲稿，是一个系列，都不长，只粘出第一篇。文章写得真漂亮，真漂亮……

社会主义(米瑟斯)

彭定鼎译

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应经济自由传播中心（Centro de Difusión Economía Libre）之邀。那么什么是经济自由呢？这个经济自由的制度意味着什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市场经济，是个人在劳动分工中的合作由市场实现的制度。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个人通过买卖通过生产和消费贡献于社会的总产出的方式。

在论述这个经济组织体系——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采取了“经济自由”这个词。人们十分经常误解其意思，相信经济自由与其它自由关系不大，其它的自由——人们认为这些自由更加重要——在没有经济自由的条件下也能存在。经济自由的意思是：个人能够选择融入社会的方式。个人能够选择职业，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这当然不是今天许多人所说的意义上的自由；它的意思是：通过经济自由，人们摆脱了自然条件的桎梏。在自然界没有自由可言，只有自然定律，人们要达到目的只能遵从这些定律。

然而，今天，社会性的各种自由被许多人认为是相互独立的。那些今天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呼吁的政策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纲领中倡导的政策正好相反。

把“自由”这个词用于人类时，我们想到的只是社会中的自由。然而，今天，社会性的自由却被许多人认为是互不相关的。今天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持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言论自由、思想和出版自由、***、免于不受审判的监禁——所有这些自由都不需所谓的经济自由既可维护。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市场、政府指令一切的制度中，所有这些其它的自由都是虚幻的，即使它们被宣布为法律并写进宪法。

我们以出版自由为例。如果政府拥有所有印刷厂，它就能够决定印什么不印什么。如果政府能够这么做，那么印刷任何反对政府的观念的主张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出版自由就没有了。所有其它自由也是一样。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选择他自己的融入社会的方式的自由。但始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就不是这样：人的职业是由政府命令决定的。政府能够命令它不喜欢的人、它不想让其在某些地方居住的人搬迁到其它地方。而且政府总是能够宣称，政府的计划需要这位杰出的公民搬迁千里之外，使他不再能够与当权者作对。

的确，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享有的自由不是从形而上的立场看完美的自由。但是不存在完美的自由这么一回事。自由只是意味着社会框架内的东西。18世纪的“自然法”论者——首当其中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相信在遥远的过去人们享有所谓的“天然”自由。但是在远古，人们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到任何一个比他们强壮的人的随意摆布。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但到处是枷锁”听上去不错，但事实上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人生下来是非常虚弱的小生命。如果没有父母的保护，没有社会对他的父母的保护，他就无法生存。

社会中的自由意味着人们相互依存。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经济自由状态下的社会，意味着每个人服务于它人并得到它人的服务回报的状态。人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不需要它人的帮助和支持的老板。他们相信行业巨头、生意人和企业家是经济体系中的真正老板。经济体系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如果消费者不再垂青一个行业，这些生意人要么被迫放弃其在经济体系中的显赫地位，要么按照消费者的愿望和指令调整其行动。

共产主义的最著名的宣扬者之一是Passfield女爵，她用娘家名Beatrice Potter写作，也由于她丈夫Sidney Webb为人所知。这位夫人出身富商，年轻时做她父亲的秘书。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父亲的公司，每个人都听命于我父亲，他是老板。只有他命令它人，没有人命令他。”这是很短视的看法。消费者、买主命令他父亲。不幸的是，她看不见这些命令；她无法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她只感兴趣她父亲的办公室或者工厂里发出的命令。

在所有的经济问题中，我们必须记住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一篇辉煌文章的标题：“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为了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我们不仅要考察看得见的，还要注意不能被直接感知的事物。比方说，老板对职员的命令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得见。听不见的是消费者对老板的命令。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终的老板是消费者。掌权者不是国家，而是人民。这个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掌权：他们有权愚蠢。这就是掌权者的特权。他有权犯错误，没有人能阻止他犯错误，但是当然他必须为错误付出代价。如果我们说消费者至上或者消费者做主，我们并不是说消费者不会犯错误、消费者总是知道什么对于他是最好的。消费者很经常购买或消费不应购买或消费的东西。

但是，资本主义政府能够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防止他们自我损害的想法是错误的。作为家长式权威、作为每个人的监护者的政府的观念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的观念。一些年前在美国，政府尝试了所谓的“高尚实验”（a noble experiment）。这个高尚实验是禁止买卖酒精饮料的法律。的确，有些人喝白兰地和威士忌过度，这么做伤害了他们自己。美国一些权威人士还反对吸烟。当然，有很多人不顾健康吸烟过度。这就提出了一个远远超出经济学讨论的问题：它表明了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或许会说阻止人们饮酒吸烟损害自身是好事。但是一旦你承认这一点，其它人就会说：难道身体就是一切吗？人的精神不是更重要吗？难道人的精神不才是真正的人类禀赋，真正的人类特性？如果你赋予政府决定人的身体消费、决定人们是否应当吸烟是否应当饮酒的权力，那么你就无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精神和灵魂比身体更重要，人要是读坏书听坏音乐看坏电影对自身的伤害大得多。因此政府有责任阻止人们犯这些错误。”

如你们所知，千百年来政府的确相信这真是它们的责任。而且这不仅仅是久远以前的事情；不久前，德国政府还认为辨别好的和坏的绘画作品是政府的职责——当然了，好坏当然是根据一位年轻时代未能考入维也纳艺术学院的明信片画家的观点，他就是阿道夫 希特勒。而且发表关于艺术与绘画的不同于这位元首的观点是非法的。

一旦你承认控制酒精消费是政府的职责，那么那些说控制书籍和观念更加重要的人你何言以对？

自由其实意味着犯错误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可以十分反感其它人花钱过日子的方式。我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对是愚蠢的糟糕的，但是在自由社会中人们有许多方式表达人们应当如何改变生活方式的观点。人们可以写书写文章做讲演，甚至可以在街头布道——在许多国家都有人这么做。但是人们一定不可仅仅因为不想让别人有行事的自由而强力制止别人做某些事情。

这就是奴役与自由的差别。奴隶必须做主子命令他做的事情，而自由公民——这就是自由的意义——却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了，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被滥用，而且也的确被一些人滥用。人们当然可能做一些不应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做，那么一个反对这么做的人总是有办法试图改变别人的想法。他可以尝试说服他们，但是一定不可用强力、政府的警察力量强迫他们。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通过为它人服务而服务于自己。这就是18世纪自由主义论者们谈论“所有群体和个体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和谐”的时候所想的。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正是这个利益和谐的学说。他们说的是各个群体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这是什么意思呢？卡尔 马克思——在那本引发了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中——宣称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时，他采用的例子全都来自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被分为继承性的阶层集团，在印度被成为“种姓”。在阶层社会中，举例说，一个人不是生为法国人，而是生为法国贵族或者法国资产阶级或者法国农民。在中世纪大部分时期，农民就是农奴。农奴制在法国直到美国革命后才完全消失。在欧洲其它地方，它甚至更晚才消失。

但是奴役存在——甚至在废除了奴隶制之后继续存在——的最坏的形式是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人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社会地位，终生不变，还传给后代。每个群体都有特权和束缚。最高等级只有特权，最低等级只有束缚。除非发动针对其它阶层的政治斗争，人们无法挣脱他的社会地位对他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间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因为奴隶们要求的是挣脱奴役，挣脱奴隶身份。然而，这意味着奴隶主的损失。因此，无疑存在不同阶级的成员间的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

人们一定不可忘记，在那些年代里，等级社会是欧洲和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与本国的其它阶层有任何特殊联系；他们更多地感到与其它国家的同一阶层的成员的认同。法国贵族并不把下等阶层的法国人视为同胞；他们不过是他不喜欢的一群“乌合之众”。他只把其他国家——比方说意大利、德国——的贵族视为同类。

这个事态的最显见的结果是，全欧洲的贵族使用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法语，法国之外的其它人群不懂它。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语言，而下等阶层——农民——则使用其它人群一般都不懂的当地方言。人们的穿着方式也是一样。如果你们在1750年在欧洲跨国旅行，你们会发现上等阶层——贵族——通常都穿着相同，而下等阶层则穿着不同。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立即可以从穿着看出他的阶层、等级。

难以想象当时的状况与现在有多大的不同。我从美国来到阿根廷，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我无法知道他的等级。我只好认为他是阿根廷公民，他不是非法团伙的成员。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当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差异。存在财富方面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这等同于阶级社会中人的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差异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差异。在中世纪——许多国家甚至更晚——一户人家可能是贵族并拥有大量财富，或者是继承数百年的地主，不论其品行、才华、性格或道德如何。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状况下，存在被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变动性”。按照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说法，这种社会变动性的根本原因是“经营的变动”（la circulation des élites）。这意味着，总是有人处于社会的上层，他们有钱，有政治影响力，但是这些人——这些精英——是不断改变的。

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社会却不是这样。那些被认为是欧洲的大贵族的家族今天仍然是那些家族，或者说它们是800或1000年或者更久前欧洲最尊贵的家族的后裔。波旁的卡皮家族（Capetians of Bourbon）——曾经很长时期统治过阿根廷——早在10世纪就是王族。这些王公统治着现在法国领地（Ile-de-France），代代相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持续的变化——穷人发财，那些富人的后裔丧失了财产成为穷人。

今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市中心大街上的书店里看到一位极其杰出、极其重要、19世纪欧洲大企业极其典型的代表的企业家的传记，甚至在这个远离欧洲的国家的书店也有他的传记。我凑巧认识这个人的孙子。他有同样的姓，他还有贵族头衔，那是他的铁匠出身的祖父80年前被册封的。今天这位后人是纽约市的一位贫穷的摄影师。

这位贫穷的摄影师的祖父成为欧洲最大工业家之一的时候还身处贫穷的其它人今天成为工业巨头。每个人都能够改变其地位。这就是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制度的区别，在后一个制度下，如果人没有取得他企图达到的地位，他只能责备自己。

迄今为止20世纪最著名的工业家是亨利 福特。他从朋友那里借来几百元创业，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创造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企业之一。人们每天都可以发现几百个这样的例子。

纽约时报每天都刊登长长的讣告名册。如果你阅读逝者生平，你或许会发现一位纽约街角卖报出身的杰出企业家。或者一位银行初级职员出身但去世时是该银行总裁的人。当然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些位置。并非所有人都想达到这些位置。有一些人对其它问题更感兴趣，而对这些人来说，今天有着封建社会时期、等级社会时代并不存在的途径。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禁止选择职业这项基本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一个经济当局，它有权决定有关生产的一切事务。

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同一个事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同义词是“计划”。如果人们谈论“计划”，他们当然指的是中央计划，那意味着政府做出的计划——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从事计划的计划。

一位英国女士，她是上院议员，写了本书《计划还是无计划》（Plan or No Plan），在世界上颇受欢迎。她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呢？她说“计划”的时候，她仅仅指的是列宁斯大林及其接班人构想的那种计划，那种主宰一国所有人的所有活动的计划。因此，这位女士指的是排除一切个人计划的中央计划。因此她的书名《计划还是无计划》是虚幻的，是欺骗性的；可供选择的不是中央计划还是无计划，而是中央政府当局的全面计划还是个人制定并执行自己计划的自由。其实每个人都计划其生活，计划他的每一天，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他的当天计划。

自由民每天都为他的需要而计划；例如他会说：“昨天我还打算一辈子都在科尔多巴工作。”但是现在他得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条件更好，于是改变了他的计划，他说：“我不在科尔多巴干了，我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民可能搞错，可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其实是个错误。可能对他来说科尔多巴的条件更好，但是计划是他自己制定的。

在政府计划下，他就像军队的士兵。军队的士兵无权选择他所属的部队，在哪里服役。他必须服从命令。社会主义制度——卡尔 马克思、列宁和所有社会主义领袖所知道并且认可的——就是把军队规则运用于整个生产体系。马克思谈论“工业大军”，列宁主张“根据军队模式组织一切——邮局、工厂和其它行业。”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最高当局成员的智慧和才能。最高独裁者——或者他的委员会——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予考虑。但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知识不可能为每个人获得；我们在过去的世纪里积累了极其大量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没有人能够掌握这一切知识，即便最聪明的人也不行。

而且人是不同的，人是不平等的。人们将永远如此。一些人在某个方面很有天赋在另一个方面不那么有天赋。一些人有发现新路径、改变知识的走向的才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是通过这些人取得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想法，他就会去找几个能够认识到他的想法的价值的人。一些认识到这样的想法的可能结果的眼光深远的资本家就会投资使之得以实施。其它人开始可能会说：“他们是笨蛋”；但是一旦他们看到这家企业兴旺发达了，人们踊跃购买其产品，他们就不再这么说了。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一个想法能够被付诸实施之前之前必须取得政府当局的许可。这可能很困难，因为只有领导层的一群人——或者只有最高独裁者本人——才有权作出决定。如果这些人——由于懒惰或者老龄，或者由于他们不够聪明不够有学识——不能理解新的观念的意义，那么新的项目就不能实施。

我们可以看看军事史的例子。拿破仑无疑是军事天才；然而，他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因此被打败，被独自流放到圣·海伦娜岛上。拿破仑的问题是：“如何征服英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海军跨越英吉利海峡，有人告诉他他们有办法实现渡海，这些人——在帆船时代——有了新的蒸汽船的想法。但是拿破仑没有明白他们的主张。

还有就是著名的德国的总参谋部（Generalstab）。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被普遍认为具有无以伦比的军事智慧。福柯（Foch）将军领导的法国总参谋部也有类似的声誉。但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后来在福柯将军的领导下打败了德国人——认识到航空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德国总参谋部说：“航空只能是娱乐，飞行是闲暇人们的享受。从军事观点看，只有飞艇才有用。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观点。

后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一位将军相信航空将对于下一场战争十分重要。但是美国所有其它的专家都反对他。他无法说服他们。如果你要说服一群与问题的解决不直接相干的人，你就永远无法成功。非经济问题也是一样。

曾有画家、诗人、作家、作曲家怪罪公众不理解其作品因而是他们生活贫困。公众当然可能会判断低下，但是当艺术家说“政府应当支持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时，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政府应该委托哪些人来决定一位新人到底是不是伟大的画家呢？这必须依靠评论家和艺术史教授们的判断，这些教授们总是回顾历史却很少表现出发现新的天才的能力。这就是“计划”体制和每个人为自己谋划和行动的体制的巨大差别。

的确，伟大的画家和伟大的作家经常必须忍受艰难困苦。他们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但并不总是能够发财。梵高无疑是伟大的画家。他经受了难以承受的困苦，最后在37岁时自杀。他一生只卖出了一张画而且买主还是他的堂（表）兄弟。除了这次收入，他一直靠他的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的哥哥供养。但是梵高的哥哥理解画家的困难。今天，少于10万或者20万美元买不到梵高作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梵高的命运可能会不同。一些政府官员会征求一些著名画家的意见（无疑梵高根本不会承认他们是艺术家）这位半疯或者全疯的年轻人是否真是值得支持的画家。他们毫无疑问会回答说：“不，他不是画家；不是艺术家；他不过是浪费颜料而已”；政府会把他送进牛奶加工厂或者精神病院。

可见，年青一代画家、诗人、音乐家、记者、演员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是基于错觉。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人群属于社会主义观念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之列。

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的对比而言，问题稍有不同。社会主义论者们从未怀疑现代工业以及现代企业经营都是基于核算。不仅工程师在计算的基础上制订计划，生意人也是一样。生意人的核算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市场经济中，物品的货币价格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信号，也向生意人提供了关于生产要素的重要信息，市场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决定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和把物品交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的成本，也决定了之前的那些步骤的成本。整个市场体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生意人之间存在经过核算的劳动分工，他们相互竞争获取生产要素——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人力要素也就是劳动力方面。生意人的这种核算离了市场价格无法进行。

一旦取消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这么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一切计算就都没有用了。技术人员能够提出大量项目，从自然科学的观点看是同样可行的，但是要弄清其中哪些项目从经济的观点看最优，就需要生意人的基于市场的核算。

我论述的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相反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根本问题。事实是，经济核算因而还有所有的技术规划只有在存在货币价格时才可能实现，不仅消费品如此，生产要素也是一样。这意味着必须有原材料、半成品、工具和机器、以及人类劳动和服务的市场。

这个事实被发现后，社会主义者不知道怎么回答。150年来他们一直在说：“世上的一些邪恶都是由于市场和价格。我们要取消市场，当然也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用一个没有价格没有市场的制度取代它。”他们想取消马克思所谓的商品和劳动力的“商品性质”。

面对这个新问题社会主义论者们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说：“我们不取消市场；我们将承认市场存在；我们将操纵市场。”但是操纵规律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做完整的论述。我在著述中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我无法在6次讲演中分析它的所有方面。因此，我想建议你们，如果你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核算和计划的不可能性这个根本问题感兴趣，请阅读我的著作《人类行动》，该书有一个杰出的西班牙文译本。

也请阅读其它著作，例如挪威经济学家霍夫（Trygve Hoff）的关于经济核算的书。如果你们不想只听一面之词，我推荐你们读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关于这个论题的深受好评的社会主义著述，他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授，然后任驻美国大使，后来回到波兰。

你们或许会问我：“俄国如何呢？俄国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么问就改变了问题。俄国人在一个生产资料、原材料等等一切都有价格的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他们能够利用世界市场的外国价格制定计划。由于俄国的状况与美国有所不同，结果常常就是，一些美国人认为根本就是荒唐的事情俄国人认为——从他们的经济立场看——是合理的、好的。

人们所谓的“苏联实验”没有证明任何事情。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核算问题——的知识。但是我们能够称之为实验吗？我不相信在人类行动和经济学的领域里存在科学实验这么回事。人们无法在人类行动领域做实验是因为科学实验要求人们在各种条件下做同样的事情，或者维持条件不变只改变一个要素。举例说，如果你给患癌症的动物注入某种实验药物，结果可能是癌症消失了。你可以用患有同一种癌症的各种动物检验。你可以用新方法治疗其中一些并与另外一些作对比。在人类行动领域你就不能这么做。在人类行动中没有实验。

所谓的苏联“实验”只不过表明了，苏联的生活水平无法与被全世界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典范——美国——相比。

当然了，如果你告诉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一点，他会说：“苏联的一切都好极了。”然后你告诉他：“可能是好极了，但是平均生活水平低很多。”然后他会回答说：“没错，但是你想想，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人多么悲惨，而且我们刚刚打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我不想讨论这是不是正确的解释，但是如果你否认条件相同，那你就不能说这是实验。那么你只能这么说（这么说正确得多）：“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给普通人的状况带来的改善比不上同一时期美国的改善。”

在美国你几乎每周都能听到一些新事物、一些进步。这些进步是企业创造的，因为成千上万的生意人在夜以继日地寻找一些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或者能够更廉价地生产的、或者更好又更廉价的新产品。他们这么做不是处于利他，而是为了赚钱。结果是美国的生活水平相比50年或100年前发生了几乎奇迹般的改善。但是在苏联没有这样的制度，于是生活水平的改善无法与美国的相比。所以说那些告诉我们应当采取苏联制度的人大错特错了。

还应该说点一些别的。美国消费者既是买主也是老板。离开美国的商店时，你会看见一个横幅：“感谢光临，欢迎再来。”但是你走近一个极权国家——不论是今天的苏联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商店时，店员会告诉你：“你得感谢伟大领袖给了你这个。”

在社会主义国家，心怀感激的不是卖主而是买主。公民不是老板，老板是中央委员会。那些社会主义委员会和领袖和独裁者才是老板，人们只能服从他们。

solidtu

别的玩意我是越来越提不起精神，终于下定决心翻翻《人的行为》。

不出所料，绪论第一节便提出 praxeology 和 catallactics 这两个新学科的概念。老师常说的“人性”应该是 praxeology 这个东西的通俗称法。

绪论第二节便进一步提到对这种新学科要有新思路，所以扯到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正好是前段时间一直感觉到的4b们不给力正是三观有问题，尤其是认识论方法论不够符合实际情况。看来弄对了，米塞斯就是想扯这个。举个例子，很多史书没意思，左传通鉴史记有意思，罗胖胖的节目有意思，虽然结论不一定对，但是为毛有意思正是由于他们看待历史的方法。神马微观动机宏观行为之类的短语就是说的类似的玩意。

看来对这些个东西确实重视不够。不过听罗素讲唯名论唯实论神马的有点听不懂，虽然方法论之争从那里就明显了。估计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解不够。（绪论还提到奥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认识论方法论之争，约翰贝茨克拉克和美国制度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我知道所谓理性预期学派就算是克拉克的后继者，不过好像又走偏了的感觉。）

solidtu

台湾夏先生的译本其实并不好读，很多翻译不古不今，也有很多词和通行的不一样，比如qualitative credit control，应该就是我们熟知的“定向投放”；比如 contracyclical policies，应该就是“逆周期操作”，而夏先生的说法会让我等长期受ccav辐射的人群感到隐隐作痛。

豆瓣上有“无端”网友整理的中英对照本，htm格式，挺不容易的……

话说米塞斯总结的实际利率=基源利率+企业家风险升贴水+通胀预期升贴水，要比常见的名义利率-通胀率靠谱些，更有解释力。不过译法太陌生容易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solidtu

理论和理论的区别，我想就是同样一块绸子，女人拿它穿出不同的花样来。比如搭配不同的衣服，或者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功能，发扎头巾围巾披肩神马的。

我发现 paraxeology 的核心就是人的意识和意志。就像有时候你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无非是牛粪进入了鲜花的意识，别的好土壤没做到罢了。比如假如我是女神，土豪的外在条件再好，只要不能被我意识到其意义，土豪就不如一只朝我卖萌的小狗，至少“朝我”“卖萌”是注定会被我注意到并关切的。

看来米塞斯的学说拿来泡妞神马的倒是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