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 转：关东军和不抵抗 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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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一下“9.18事变”的全过程。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许多人现在对“9.18事变”的概念是: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奉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几天后，整个东北便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真正的“9.18事变”不是这么回事。

一．狭义的“9.18事变”和广义的“9.18事变”

狭义的”9.18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坏柳条湖（沟）南满铁路，继而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继而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占领。

广义的”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本文采用广义的”9.18事变”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日军占领东三省的全过程。据此，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二．东三省概况

“9.18事变”时丢掉的东三省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被推翻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了东三省的土皇帝。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了东三省。

1．辽宁

在”9.18事变”前，辽宁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辽宁。辽宁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东北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辽宁。沈阳（奉天）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沈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著名的军事重镇锦州也在辽宁。从山海关沿京哈铁路进入东北，沿途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锦州，锦州之后是沈阳。沈阳之后经铁岭便到了吉林省的四平。（参见图一）

日本人租借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大部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也在辽宁省内。

2．吉林

吉林省的主要城市有长春、四平、吉林等。长春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帝都。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长春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是解放后才建的。

长春在“9.18事变”前是苏联和日本划分原中东铁路的分界点。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北由中苏共管；长春以南到旅顺口的铁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吉林省由于有南满铁路和延边（间岛）的大量朝鲜族移民，因而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1931年7月初日本人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就发生在长春以北30公里现属德惠市的万宝山镇。

沿京哈铁路经长春再往北，就是黑龙江省的著名城市哈尔滨。

3．黑龙江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

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

由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到绥芬河，横贯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在“9.18事变”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参见图二）

4．热河

当时张学良父子管辖的东北地区，除上述三省外，还有一个现在早已撤消，但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主要包括现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两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东北是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但“9.18事变”时，日本人没有占领热河省。热河是在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对华侵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的，后来划入伪满洲国境内。

三．“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

张学良并不是从枪林弹雨、尔虞我诈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虽然不算纨绔子弟，但也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不具有坐镇一方的能力。

关东州地图

四．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五．“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

“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

六．“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1928年10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30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日本关东军的两、三个中级军官就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完成占领中国东北这么大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八．“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分工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时46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9.18事变”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由于没做准备、缺乏经验、误判情况，也仍然下令不抵抗。

蒋介石在“9.18事变”爆发的那个夜晚，是不可能了解、掌握奉天当地的第一手情况的。因而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当然，也没有命令张学良率军抵抗。

所以，在“9.18事变”当夜，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先是荣臻、后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不过，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

但是，鉴于东北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张学良也要为不抵抗承担很大责任。

十．“9.18事变”的第二阶段

9月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21日，驻吉林省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团主力进占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

至9月25日，在一周时间内，日军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个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

十一. “9.18事变”第二阶段，“不抵抗”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公开的国策

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

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

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说，蒋介石在“9.18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手令，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尽管是名义上的），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

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

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十二. “9.18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

日本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9月25日，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但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违令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日本驻朝鲜军只有两个师团，3万人）。

由此可见，由于关东军是自行策划、发动的“9.18事变”，事变后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反对，处境很孤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在“9.18事变”发生后竟然公开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控制辽、吉两省，并且在毫无危胁的情况下，从容地在东北各地招降纳叛，巩固占领成果，并策划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

十三.“9.18事变”的第三阶段

1．关东军暂停军事进攻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

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2．马占山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关东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部进至嫩江桥时，被当地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1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等部队4000余人和伪军张海鹏部以掩护修桥为借口，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了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至11月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胡子出身的马占山也因此名垂青史。

3．张学良弃守锦州

“9.18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人。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攻锦州，驱逐张学良。但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4次命令，严令关东军回军。这以后一直到1931年12月底，日军没有对锦州采取军事行动。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当政的孙科等国民党大员致电要求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不战撤出锦州。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由田庄台、营口之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张学良率十几万之众，不战放弃锦州，等于公开宣布东北军政当局放弃了东三省。此举极大打击了东北各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使日军可以集中力量北上打击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等人。这是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最大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与蒋介石无关！

4．哈尔滨陷落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命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调第2师团北上增援（关东军就那么一点人马，第2师团从南调到北，从北调到南，再从南调到北）。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退守宾县的吉林省政府继续进攻。

以哈尔滨陷落为标志，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

十四.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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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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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单边发动的战争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万宝山是长春的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日本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席卷了日本列岛。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行动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

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本庄训示中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

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防泄密提前发动侵华战争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

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

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

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劝说”，而是在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全副武装出发了。

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曾讹传为“柳条沟”)。川岛中队到达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关东军只进行小规模破坏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坂垣报告。坂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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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日本也害怕关东军覆灭

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

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总之从始自终就是想要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确保其经济利益。正是这一主张，策划刺杀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其扶持了一个满洲国。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等满洲贵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得到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参与建国的人士本打算在国联派调查团来之前，由溥仪任国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权，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主张共和制，后决定请溥仪担任执政。1931年11月11日，溥仪从天津出发，经大沽口，营口到达旅顺。在抚顺，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仪，要求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其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伪满洲国首都为新京（今长春市），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2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即长春）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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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势力疯狂膨胀 最终恶贯满盈

侵略中国的急先峰

１９０４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４０年之久的罪恶行径。

１９１９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１９３１年关东军仅有３个师团，１９３２年达到６个，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保持５个师团的兵力，１９３７年达到７个，１９３８年９个，１９３９年１１个，１９４０年１２个。１９４１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３１个师团，人数上升到８５万人，号称百万。

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的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６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敢再主动挑起事端。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二航空军司令部。从１９４３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５年１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１３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４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７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１／３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１９４５年５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２５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８个师团、７个混成旅团、１个坦克兵团和５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２４个师团，约７０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８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成为逃跑兵团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１５０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边境展开。９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５０００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９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

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１９４６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

难逃灭亡命运

８月１０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１７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８月１９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５名军官、６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９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６７．７万人，其中８．３万人被击毙，５９．４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３．２万人。

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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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民国还是军阀割据，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土皇帝的年代。更不要说什么像样的可以统一指挥全国的中央政府。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军阀二代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跟国家的大事甚至跟东北的大事扯不上什么关系。绝大多数时间在上海或天津玩女人混日子，不是在东北军营里过日子。例如，918当天他还是请何东爵士喝茶看大戏。根本不知道东北大难临头了。根本是一塌糊涂的败家子。不过，做过两件大事。一个是在军阀混战中站在国民政府的那边，支持中国的统一，反对军阀混战。另一个是主张反对内战一起抗日的西安事件。也可以一说，大事不糊涂，其他都一塌糊涂的二世祖，国民党的大罪人和共产党的大功臣。代价是一辈子被软禁。

蒋介石也是一个大军阀。只是他的家当，黄埔系军队，是孙中山先生留下来的家当而已。所以总是以正统自居。本质还是大军阀。918事件以后背黑锅也是只能怪自己。他的公开抗日的立场非常模糊，继续埋头苦干剿共产党的苦差。跟张学良是完全相反的性格。蒋介石当了黄埔校长以后赌博女人金钱根本不碰，一心要统一中国，扫荡共产党和军阀。也算是当时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军阀当中的正人君子。不过，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犯了致命的战略性的错误。就是跟代表穷人的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也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路线。代价是被流放到台湾。918当时说蒋介石不抗日是冤枉他。不是不抗日，而是把抗日当做没剿共产党那么重要而已。

汪精卫最多是个小丑。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还是让他写遗嘱。汪精卫总是以为自己才是孙中山先生的正统继承人。可惜他没有军权。他是高举“民主”的口号想赶走蒋介石自己当领袖。一段时间变成全国闻名的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大骂蒋介石是大独裁。918当时抗日的声音最大的也是汪精卫，比共产党还要大声抗日。日久见人心，结果还是投奔日军当了第一号大汉奸。抗日战争时期竟然出了两百万皇协军，汪精卫的责任最大。也是个国耻。汪精卫的行为的代价是变成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榜上有名的大卖国贼。

关东军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部存在太多自命不凡的少壮派。很多问题上都出现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现象。918事件和对长城以南的中国的侵略是典型的关东军的少壮派自作主张的例子。从日本的当时的国策来看，关东军就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策略上的错误。代价是日本帝国的灭亡和少壮派的领袖们都上了断头台。

最大的赢家还是共产党。本来被蒋介石的剿匪逼得跑到陕西的一角喘息的几万红军，通过抗日的几年壮大成两百万大军和管理一大块土地的一方大诸侯。抗日期间蒋介石想剿匪都没办法剿。当时的危机给共产党提供了在以后的内战反败为胜的大好的机会。共产党后来还是以武力统一全中国。从某一个角度看，日军的侵华其实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对中国历史的进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Flik

回复 7# 鲜花灿烂

最后一战固然重要，但过程是决定性的，这个过程体现的是趋势，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将势扭转过来，很多当时的中国聪明人都看到了，跑到延安去找机会（江青也是其中之一，当然我不是说她不是聪明人）。老蒋自然也明白，所以心里也更难。
希望我们在投资中也能找到和紧跟趋势。
与鲜花兄共勉

yee2001

leon转帖的不错，老师的分析也赞同，虽说共产党在抗日期间得到喘息，但任何时候就是这样，谁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把握住了机会，谁就能获得成功，“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换句话说，假设蒋毛当时换个位置，老蒋最后肯定没法取得共产党那样的成就。

midas

谢谢老师的历史回顾。

我印象中，毛主席曾经对日本首相说过类似的话语。

是不是中国不要日本赔偿 ...
鲜花灿烂 发表于 2011-9-19 08:3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犯了很大的错误。那就是让战败国，德国，付德国根本无法付得起的战争赔款。结果德国经历了大通胀和大破产，民不聊生。结果什么蛇神牛鬼党都出来指救国的路。结果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掌权。又一次引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都不要求战败国付战争赔款。目的是为了不再造成战败国的怨恨，再引起世界大战。中国的国民政府也是当时那种国际情况下不要求日本政府付战争赔款。

到了1972年，中国和日本建交的时候，毛主席是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顺水推舟而已。当时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都要求日本付战争赔款的。几个大国，苏联，英国，中国，美国都不要求战争赔款了。当大国或充大国也不容易。其实，苏联的损失最大。损失了1/4的人口。苏联红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天平均损失一万将士。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得来的胜利。比起苏联的拼死的抗战精神，中国的抗战精神就差的很远了。这跟当时没有强大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和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也有很大的关系。

yee2001

为什么当时没要求小日本赔款，这个以前还真没意识到，谢谢老师

学天

就算有战争赔款的话，也应该是给国民政府吧？

fugue

大家来看看当年那个花花公子是啥样


花花公子老的时候

学天

当年的京城四少

学天

来个图

zhoudan

好像来头比现在的大

学天

那个时候的公子可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的。不全是花花公子

young

京城四少

solidtu

1，看了视频我整个人都斯巴达了，正太脸小胡子东北口太那啥了……
2，老师说的我全信了
3，ccav随便哪个演员都比张学良还张学良

rayfromsea

来个图
学天 发表于 2011-9-19 12:07 PM

    看了这四大公子的生卒年份，忽然想到以前的一个老段子：

林彪不抽烟，不喝酒，活了63岁；
周恩来喝酒，不抽烟，活了73岁；
毛泽东抽烟，不喝酒，活了83岁；
邓小平抽烟，还喝酒，活了93岁；
张学良吃喝嫖赌抽全来，活了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