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学逃出来的国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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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逃学逃出来的国画大师






　　说实话，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如果按照现在家长的眼光看，我不是个好学生。读小学时，我不断地逃课，有时甚至半个月不回家，我有个绰号叫“黄逃学”。因为那个学校的老师太坏了，打学生，不仅打屁股，还打手掌和手背，手背尽是骨头，打得很疼。这让我感到太可怕了。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为什么不逃学呢？外面多好玩，我带你走。”就这么带着带着，带出道来了。我开始独立逃学，后来还带着我弟弟逃。逃学干什么呢？去骑马。那时候山上有很多马，放马的是个苗族女孩，她管不了我们。我们爬到马跟前一蹦，蹦上去，马没有鞍子，我们抱着马脖子骑。一个丘陵上去，我从马上摔下来，半个月没能回家。我住在那个苗族人家里，她家用草药医好了我。
　　病好后，我不敢直接回家，磨磨蹭蹭地走到院子门口，我弟弟正在门口玩，一看见我扭头就进屋报信去了。
　　我爸爸知道我回来，没有追出来打我，而是笑眯眯地说：“没吃饭吧，先吃个蛋糕。”然后，给我个蛋糕，拍拍我，说那个学校的确不好，不去就不去了。我听了这话大哭，心里委屈啊。
　　1937年，我跟着父亲出外找活路。漂泊一段时间后，父亲托亲戚帮忙，把我送进了福建著名的集美学校。开学第一天，我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钱买袜子、肥皂。在集美学校三年，黄永玉的名字人人知晓，整天泡图书馆，会画画，会木刻，留了5次级。后来在同学聚会时，我一下子请来200多人，别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我留过5次级，每次都有四五十个同学，这样下来不就有200多人了吗？
　　后来我当了教授，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对我说，他不相信教授黄永玉是我，以为是另外一个黄永玉呢，因为我读书全学期的总分都不超过100分，怎么可能当上教授呢？
　　其实，要说逃学的小孩很多，留级的小孩也很多，我之所以没有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堕落下去，是因为我爱读书，而且我这个人比较专注。
　　我喜欢书喜欢到了何种程度呢？在逃难期间，我也不忘背上一捆书，日本鬼子在后面追，我在前面跑，实在跑不动了，才忍痛把书一本一本扔掉，一边扔一边惋惜。
　　我总认为与一个聪明的人谈话是幸运的。而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聪明的人谈话，读一万本书就是和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多划算呀!当然，与一万个聪明的人谈话后，自己自然也变得聪明了。
　　我上学不多，但读书极多，对借书给我的人，我也一直心怀感激。一位长者曾对我说过的话，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这位长者告诫我说：“一定要读书，不读书而观察生活等于零，因为你没有文化，没有消化生活的胃。”这使得我对书深怀敬意，不仅读专业书，而且涉及各个方面。我曾对一个年轻人说：“做一个版画家，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要爱书，受书的教益。”其实，岂止版画家，只要是一个想有所成就的人，都应对书抱这么一种态度。我不仅自己广泛阅读，而且鼓励学生也这么做，以掌握艺术的精微之道。
　　但我读书“不求甚解”，也就是说读书先是求乐，然后才是求知。读书需要顺乎情趣，否则会苦不堪言。我告诉你，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
　　初中没毕业，我就退学了，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漫长的流浪，像大后方所有美术青年一样，带着木刻板、刻刀、几本书、一点钱和几件换洗的衣服。漂泊让我不断地结识朋友，也不断地得到朋友的帮助。1947年，我在香港举办了首次画展，用别人的话说是“一举成名”。要我说自己，就是一只蚂蚁，一天到晚只喜欢画画、写字、读书，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没什么两样。
文／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