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选择的国度：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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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约翰&S226;朱迪斯
译者: 文 清
（原载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策简讯》，第37期，2005年3月)


*摘要*

乔治 W. 布什总统在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到“上帝”对美国的“召唤”和赋予美国的“使命”。然而，尽管他比自己的前任更直截了当地使用了宗教语言，美国历届总统都曾无一例外地借助宗教概念来阐释其外交政策。美国的全球目标是建立在17世纪英格兰基督教的千禧年之说的基础上的。而布什与其他历届美国总统的区别在于，这些宗教概念不仅构成了他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且使他带上了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有时，这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几乎通篇都在证明其外交政策的正确无误。并且，像他发表的其他有关外交政策的言论一样，其中充斥着美国被“上帝”和“自由的创造者”召唤并赋予“使命”的论调。布什宣称，“自由和自由的创始者为美国的历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单就其讲话中使用的宗教用语的数量而言，布什就超过了他的所有前任。但是，美国总统用宗教术语描述他的外交政策却是不足为奇的。约翰&S226;亚当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感谢“一直以来如此不同寻常地保护着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上帝”。1919年，伍德罗&S226;威尔逊许诺，美国将通过支持国际联盟，在“拯救世界”的行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曾于1942年在他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宣称：“我们这方正在努力坚守上天所赐予我们的遗产。”

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曾援引布什的就职演说，即美国受命于上帝要“在全世界拓展自由”。然而，美国历届总统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把宗教信条运用于实践的不同方式。当宗教概念不仅支配了美国的最终目标，而且为美国人认识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世界蒙上颜色的时候，更为艰难的时刻就要降临在这个国家了。

*认知框架*

在布什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中，经常可以发现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这些观点植根于美国的宗教史并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第一个观念是，“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从亚伯拉罕&S226;林肯的(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后的、最大的希望”，到美国前国务卿麦克里迪&S226;阿尔布赖特的（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第二个观念是，美国肩负着一个“使命”或受（上帝的）“感召”去改造世界。在有关吞并菲律宾的争论中，参议员阿尔伯特&S226;贝弗里奇声称，上帝已经“把美国人选定为最后将领导世人并拯救全世界的子民”。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理查德&S226;尼克松声言，“180年前美国诞生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美国人自己拥有自由，而且是为了将自由带到整个世界。”当然，还有2004年4月乔治 W.布什的一番慷慨陈词:“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义务为自由的播散助一臂之力。就我而言，这就是上帝召唤我们去做的事。

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美国代表着铲除邪恶的正义力量。“在善与恶之间从来没有——也从来不可能有好的妥协。”富兰克林&S226;罗斯福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德国和日本的冲突时这样说道。2003年5月，乔治 W.布什在西点军校宣称：“我们正处在善与恶的交锋之中，美国将对邪恶势力毫不留情。”

这些观念共同构筑了指导美国人理解其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体系——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或者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这个体系的个别措辞——美国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以及谁阻碍了其前进的道路，在过去的二又四分之一世纪里曾几经变化。例如，第一代美国人创立了杰佛逊称之为反抗旧世界暴政的“自由王国”；杰克逊的民主党人要建立一个反对“野蛮人”的基督教文明；西奥多&S226;罗斯福时代的人期望传播反对“野蛮人”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威尔逊和他的继任者则寻求建立反对德意志帝国、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民主秩序。但是，无论怎样变化，“美国是一个被上帝选中的、力图改变世界的国家” ，这样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始终未曾改变过。

*历史将告诉我们什么？*

显然，这个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美国采取了某种外交政策而非另一种。美国的决策者有时也会出于更宽泛的经济或地缘政治上的原因，迅速地采取自卫行动——如2001年“9&S226;11”事件后进行的反恐行动。正如一位美国官员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所讽刺的那样，如果海湾地区的主要产品是金橘而不是石油，布什主持的白宫很可能就不会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了。有时——比如在19世纪的印第安战争中，宗教仅仅在事后被用来证明美国的基于不同动机的行动是正当的。但是，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时——如吞并菲律宾、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1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是被上帝选中的惩治邪恶、改造世界的国家”这一观念就会发生显著的作用。

通过把美国人描述成被上帝召唤的选民，布什和其他美国官员用明确的宗教语言定义了这个外交框架。但是，这个框架的宗教性还体现在其他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它植根于17世纪从英格兰和荷兰传来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英国的清教徒从最初就相信，英格兰将成为“新以色列”，即千禧年和《启示录》中预言的善恶大决战的发生地。然而，在1658年奥利弗&S226;克伦威尔发动的革命宣告失败后，他们把希望转移到了清教徒所在的新英格兰。正如乔纳森&S226;爱德华兹在18世纪40年代所言，美国版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看到“上帝创造的那个辉煌时刻的黎明或至少序曲……将在美国降临和奏响。”

在18世纪后期，美国的缔造者把《圣经》上的千禧年主义转化成了历史学家内森&S226;汉彻所谓的“世俗的千禧年主义”。他们把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变成了美国民族主义和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语言。上帝的选民们——爱德华兹将其确认为新英格兰公理会教堂里的基督教徒，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千禧年变成了对宗教和世俗自由的千年统治；敌人变成了大英帝国专制统治和旧世界的天主教。以这种方式，基督教千禧年道出了美国的意图并为其赋予了含义，只不过这些意图现在经常是用政治语言而非布道坛上的语言来表述的。

其次，美国人用一种宗教精神来追求这些目标，并扫除他们成功道路上的障碍。这种宗教精神是以17世纪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所推崇的《圣经&S226;新约》中的《启示录》的观点为特征的。世界范围的冲突被提升为天堂与地狱、上帝与撒旦、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例如，1777年，革命军队里的随军牧师亚伯拉罕&S226;凯特塔斯(Abraham Keteltas)就曾经宣称，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它是真理反对谬误的事业；是正义战胜邪恶的事业；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事业；是纯洁、纯正的宗教反对偏执、迷信和人类产物的事业。简言之，这是一场天国对地狱的征战，是宇宙之父对魔鬼和人类的毁灭者的讨伐。”

根据这种出自《启示录》的末世论观点，这些冲突不会通过渐进式的、细微的改变得到解决，只能通过大刀阔斧的变革才能得到解决。通过打败英国，或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得克萨斯，或把印第安人赶出布莱克山，或打败德国皇帝及其后的希特勒，或甚至把萨达姆&S226;侯赛因赶出科威特，美国不仅能确保暂时摆脱进一步的冲突，而且能取得文明和新的世界秩序的最终胜利，乃至所有战争的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冷战则是“一场善恶大决战”。

这种宗教精神可以激发人们奋不顾身地去实现一个困难重重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它也会与注重探究现实的、以方法和结果为基础的经验主义方法相左。这种末世论的心态倾向于绝对的二分法和暴力革命，而非渐进式的变革。它不鼓励对差异和相似性的深入探究，支持一概而论的做法和简单的两极分类。它期待通过《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善恶大决战”这类事件迅速解决所有的争端，竭力避免对最终目标的推迟和修改。

* 美国外交政策的框架*

其他国家，包括大英帝国、俄罗斯和纳粹德国，都暗藏着类似的、尽管不尽相同的千禧年希望，并表现出了类似的《启示录》情结。如历史学家欧内斯特&S226;图文森（Ernest Tuveson）曾经解释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本身就是基督教千禧年的产物。但是其他国家的千禧年梦想都被历史的礁石撞得粉碎，而美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几乎持续不断的发展并成为世界强国后，对其最初的信仰仍然保持着狂热的态度。

*变化中的战略*

在抱定改造世界的希望的同时，美国人也适时地改变着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战略。从美国建国时期到19世纪90年代，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相信，美国改变世界的最好工具是树立榜样，即创建约翰&S226;文斯洛普（John Winthrop）所谓的“山顶之都”那样的各国可以效仿的榜样。1821年，时任詹姆斯&S226;门罗的国务卿的约翰&S226;昆西&S226;亚当斯拒绝了希望美国支持希腊革命者的请求，拒绝“出国寻找招致毁灭的‘妖怪’。”相反，他极力主张美国“用她的激励之声和她所示范的仁慈的同情心去成就大业。”

然而，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间，由于大英帝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开始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西奥多&S226;罗斯福、亨利&S226;凯伯特&S226;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美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发言人和知识分子开始提倡美国通过成为世界大国的方式来改变世界——不仅在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模范的共和政体，而且寻求罗斯福所说的“对全世界的控制”。在美国于1898年把西班牙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赶走以后，麦金里政府决定有次序地兼并菲律宾和其他西班牙属地，“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教徒。”麦金里这样说道。

这种走帝国主义道路的实验被证明招致了恶果。对菲律宾的吞并导致了一场为期4年的战争，4千多名美国人和20多万菲律宾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在西奥多&S226;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里，他放弃了帝国战略，代之以把美国定位为在冲突愈演愈烈的诸列强之间的调停者。

伍德罗&S226;威尔逊最初是帝国主义战略的支持者，但是，在引发民族主义者强烈反抗的对墨西哥的干涉行动于1914年宣告失败、欧洲爆发战争之后，他引以为戒，制定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新战略。这个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粉碎帝国体系——威尔逊谴责它们发动的战争，“让这个世界变得安全和民主”。这意味着消除那些引发列强冲突的诱因，鼓励原来的殖民地向自治政权转变。威尔逊认为，美国不可能独立担此重任，而需要借助国际组织，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他受到了国内外反对意见的大举围攻，但他的总体设想后来被从富兰克林&S226;罗斯福到比尔&S226;克林顿的历届美国总统所采纳。在保留美国的自卫权的同时，这些总统都努力把世界变成美国领导的一系列国际和地区性组织，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世界贸易组织。

最成功的美国总统和外交家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既追求美国的外交政策框架所确立的目标, 又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结果和能力保持了一种理性而现实的认识。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一些美国人梦想通过支持法国，发动一场世界性的大革命。1796年，乔治&S226;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发出警告，反对新生的、羽翼未丰的美国与欧洲冲突各方打成一片。他告诫美国不要“长期对某些特定的国家怀抱根深蒂固的厌恶之情，而热情地附庸于其他国家。”华盛顿不是在阐述后来会被称为孤立主义的观点，而是基于他对美国国力和外国势力的威胁的现实而客观的评价，来阐述美国的最终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反对当时广泛流传的一个观点，即德国的野心是战争的唯一诱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S226;罗斯福否决了基于“德国生就是一个邪恶之国”的看法而制定的多个战后瓜分德国、阻止其实现工业化的计划。1963年，约翰 F. 肯尼迪高瞻远瞩地漠视冷战期间美苏“天昏地暗的长期争斗”，支持美国与苏联签订中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1971年，理查德&S226;尼克松把他自己妖魔化“红色中国”的历史弃置脑后，寻求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1987年，罗纳德&S226;里根与曾被他称之为“邪恶帝国的中心”的国家（苏联——译者注）签署了军控协议。

然而，在其他一些时候，美国的政府官员们则深受基督教千禧年传给后人的宗教情怀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西奥多&S226;罗斯福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倡导者无视大量不利的证据，坚持认为瓜分殖民地的竞赛会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新世界。尽管伍德罗&S226;威尔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基督教千禧年说的熏陶，在战后应该创建什么样的国际组织以及它能有何作为的问题上，他抱有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观点。战争结束后，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前夕，威尔逊在英国坚持认为：“鉴于这场战争已经让各国暂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形力量的结合体，那么现在，我们也应当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的结合体。”

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官员慑于对苏联的单一认识，即它是一个不仅威胁西欧，而且威胁美国的非尼克斯、圣地亚哥和博依西的固若金汤的世界阴谋集团的邪恶中心。这种被夸大的恐惧不仅导致了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慌, 而且致使美国的决策者在至少10年时间内忽视了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轻视了越南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

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发作的高峰期，支持杜鲁门冷战政策的莱茵霍尔德 &S226;尼布尔把攻击目标瞄准了美国的千禧年信仰所蕴含的思想。在《美国历史的嘲弄》一书中，他这样写道：“要想在世界政治中取得成功，需要我们否认我们最初的梦想中所包含的那些自负的因素，并且……要求我们谦逊地意识到我们信仰的价值理念中包含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即使在我们看来，这些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求我们宽宏大量地欣赏其他国家的实践和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即使它们与我们自己所信奉的价值理念相背离。”

*布什的被染色的现实*

乔治 W.布什对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信奉有别于他的历届前任。布什所谓的“独特的作用”即是克林顿所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布什对“播撒自由”的保证，即是克林顿对“民主的接触和扩展”的承诺。但是，在把这个框架应用于现实方面，布什拒绝接受他的父亲和克林顿所因循的威尔逊的外交战略。他蔑视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做法——无论是保护环境、起诉战争罪行、还是发动战争——除非是完全基于一种特定的需要，并且这种合作要确保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他的外交战略是以他的支持者所说的对世界的“单极”认识为基础的。

布什允许这个战略框架和与之相伴的宗教精神为他对现实的观察抹上颜色。一个相关的事件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无疑，美国政府最终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一决定所包含的一些要素显示，《启示录》中的末世论扭曲了布什政府对现实的认识。布什政府的官员不断指责萨达姆是“邪恶”的。他们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激起美国民众对萨达姆和这场战争的憎恶，但他们似乎超越了自己对萨达姆其人及其生活的经验主义认识，武断地赋予了他某些特性。

布什不仅把萨达姆看作是顽固的死敌，而且把他视作一个疯子——这与早期的美国人看待土著美国人的方式如出一辙。这意味着，即使萨达姆和的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了，他也会与美国同归于尽。于是乎，布什就会这样说：“我采取了行动，因为我不会把美国人民的安全交付给一个疯子。我不会袖手旁观，期待和信任萨达姆&S226;侯塞因的理智和自制力。”与联合国观察员提供的证据相反，布什政府对萨达姆的妖魔化很可能有助于强化其看似不可动摇的观点，即萨达姆在研制核武器。

末世论显然也促使布什政府确信，对伊拉克的入侵将会引发一系列改变整个中东地区的连锁反应。政府官员们坚持认为，这一行动将促成民主政权在叙利亚、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诞生，降低巴勒斯坦的斗士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并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终结。2002年8月，美国副总统迪克&S226;切尼在纳什维尔的一次演讲中声称，驱逐萨达姆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这个地区的极端主义者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遍布该地区的温和主义者将会振作起来。”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但是并没有在萨达姆被赶下台之后发生。当然，切尼的讲话是为了制造公共舆论, 但是包括国防部副部长保罗&S226;沃尔夫威兹（Paul Wolfowitz）在内的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在与学者和记者的私密交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当然，可以把这些判断失误归咎于某些因素而非美国的千禧年传统信仰。美国政府的官员们的确一直因为纯粹的世俗原因而屡犯错误。但是，布什政府的错误是贯穿美国历史的样板错误的重现。从印第安战争到1846年的墨西哥战争，再到1899年的菲律宾战争和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人一直错误地相信——正如他们在伊拉克战前所相信的那样，他们会作为政治变革的代理者而受到举世的欢迎。这种认识不仅说明了他们的错误和无知，而且反映出他们的末世心态在不时作祟却茫然不知。

一些评论家，特别是海外的评论家，谴责布什政府在影响构成“宗教右翼”的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方面所犯的错误。“宗教右翼”肯定影响了共和党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某些领域。他们为“大以色列”四处游说，反对亚洲和非洲地区对基督教的压制和迫害。但是，他们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代表了对基督教千禧年信仰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他们强调，基督徒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应当洁身自好，拯救自我。这个观点可能影响了布什最初对干涉别国的做法所持的怀疑态度——他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曾对此有所流露，以及他对联合国的蔑视。但是，这并没有体现在2001年的“9&S226;11”事件后他对美国的外交目标的扩张上，以及他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和对宗教多样性的容忍上。

聚焦于宗教右翼的影响，势必会忽视布什用宗教概念阐释其外交政策的一番言论的核心。布什所持的“美国受命于上帝、受其召唤在世界播散文明”的信仰，使他融入了可以追溯到首批英格兰移民的主流宗教观念中。布什有别于他的更为杰出的前任们的地方，在于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这是一项需要对方法和结果进行经验主义评估的任务——可能不仅受到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引导，而且受到它所衍生出的末世心态的引导。这有助于让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说更具说服力，但也可能有损于对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清醒认识。

*宗教右翼的千禧年观念*

许多组成宗教右翼的五旬节派教会的教徒和基要主义者，接受英国神学家约翰&S226;内尔森&S226;达比1859年带到美国的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这种历史观是极其悲观厌世的，并且常常以孤立的眼光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达比认为，在千禧年到来之前，从耶稣受难到“末日审判”的这段时间只是一个“插曲”。“末日审判”将始于耶稣突然重返人间，让真正的上帝的信徒沉浸在狂喜之中。这些模范的基督徒将免受长达7年的、发生在犹太人重新占领的以色列的血腥“灾难”。在7年将尽的时候，耶稣将回到世间，在哈米杰多顿的善恶大决战中击败撒旦，千禧年从此开始。
坚信这种说法的基督徒相信，他们在地球上的主要任务是过一种模范的生活，这样才能在灾难降临之前尽享欢愉。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不过问政治，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与评说——除了对犹太人重返以色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即使目前，在许多人主要为了抗击世俗社会对其信仰的威胁而参政的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也执拗地仅限于以色列问题。许多宗教右翼人士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想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而仅仅是因为伊拉克的萨达姆&S226;侯赛因威胁到了以色列，而他们决心保卫以色列，为世界末日的降临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约翰 B. 朱迪斯(John B. Jud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访问学者，《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的资深编辑，他的论著包括《威廉姆 F. 伯克里：保守主义者的守护神》，《大幻觉：美国世纪的批评家和守护者》和《美国民主之自相矛盾》,《形成之中的民主大多数》以及《帝国的愚蠢：乔治 W. 布什能向西奥多&S226;罗斯福和伍德罗&S226;威尔逊学到什么》（本文选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