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尔良 脆弱与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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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为快活之都的悲惨命运所难过。历史上，“永恒”城市无不是毁灭于洪水、瘟疫和人为的灾难之中。
   
    新奥尔良令人惊奇的是它灭亡的命运没有一早出现，而是等到今天才到来。没有城市以永世不倒。不够坚固的建筑会分崩离析，其余的则注定要倒塌瓦解，或者遭受人为摧毁。只因我们都患上了历史近视症，令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一眼看清过往，让我们以为我们的城市坚不可摧、永续万世。
   
    我们早该知道这些，因为众多作家都已经争先恐后地写过这一点。贾列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近作《倒塌》(Collapse)就是这类灾难之书的先驱。今年出版的新书中，杰·费尔德曼(Jay Feldman)讲述1812年新马德里地震的《当密西西比河倒流时》(When the Mississippi Ran Backwards)，似乎正是为新奥尔良当下而作。菲利普·弗兰德金(Philip Frandkin)则传神地记?了1906年旧金山大灾，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也把目光放在相同事件上。克里·伊曼纽尔(Kerry Emanuel)的《诸神之风》(DivineWind)即将出版，有望成为最好的飓风故事。
   
    那些已被摧毁之地，一度信心十足地立于我们四周。历史便是我们从中穿越的路径，而我们却用浪漫或哲学——而非恐惧——的眼光来注视它。登上古罗马主神殿的爱德华．吉本曾为帝国的此更彼孑而动容，但同时更加坚定了他对人类进步的信心。
   
    “失落之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丛林或者荒漠之中，无不令发现者对故人命运大发幽古之思，对散见于文学名篇中的陨落之城唏嘘感慨。当伦敦大桥轰然坍塌，或勒盖德山上遍生杂草时，我们甚至纵容自己想象我们的城市也会毁于一旦，并沈溺在这种想象带来的安全恐惧之中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如果过往如此，那将来也会如此。新奥尔良与古代亚述首都尼尼微和腓尼基港市提尔并无不同，与人们建造的大多数城市亦无异。
   
    城市的脆弱是个令人难以面对的残酷事实。我们耗费大量精力加以建造，并出于对未来的信心而将其装扮。我们感其建造者的伟大，因为他们愿意奉献，只是为了未来的声名，甚至是为了后世福祉。我们也敬重那些似乎主动迎接灾难的城市，最惹人目光、最具气概者，有如石城威尼斯——建造在盐泽小岛；或如旧金山——不顾地形的限制而兴建并重造，几乎与地理断层重合;又有东京，立于地震带和台风路径之上。
   
    当然，人们建城市而居，并非出于自然环境考虑，而是出于心理上、想象力上，也许甚至是精神上的冲动。城市以极端的形式，呈现了一个毁灭性的人性诱惑：改变自然的欲望。我们的先辈几乎开发了这个星球上一切适宜居住的环境。即是彼时，他们中许多人仍不感满足。一些人开始用农田和沟渠改变地貌，甚至对其加以重塑，以彰显秩序和几何美感。他们渴望看到丘壑平、山岳低。这个进程的逻辑终点，就是要将大自然改造为另一个环境、一个人造的环境、一个他们自己设计的环境。
   
    然而，建造永世之居的理想看起来是如此危险。游牧者可以弃其营帐而不会心伤。帐篷可以?好，并在另外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重新搭起。但我们的城市能够像对抗自然那样对抗历史，突破速朽的宿命吗？我们确实拥有能够延长城市生命的技术。阿姆斯特丹，一座在极度不可思议的地方修建而成的伟大城市，在可预见的将来仍能安全地抵御任何来自大海的威胁。
   
    新奥尔良本来也可以获得同样的保护，但是我们只能对抗我们可以预见到的，至于城市，因为太过巨大，便更易遭遇不可预知的危险。新奥尔良灾后，美国国会主流派领导人惹上了口舌是非，因为他相信这座城市不必作任何修葺。当然，只有重建才能平息这场情绪风暴。资本主义能让重构变得不可避免：总会有资金注入其中。然而，我们是否该放弃建造新城市，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城市的历史似乎已经表明，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牺牲我们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