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美元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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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美元的定时炸弹？
                        周东宏整理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确立了霸主地位。六十多年中，不论国际汇率体系是固定还是浮动，不论汇率是官定还是由市场来定，不论美元汇率是走高还是走低，美国政府都是依据国内的经济状况谋取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政治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蕴藏在美元的升贬之中。
    中央银行的运作是一种深奥的艺术，这种艺术常常被特殊的政治神秘性包裹着。   
         ——布鲁纳（karl Brunner）
    史能明鉴。穿越时空，走在历史的小道上，回眸现实，也许能更明了当今美元走势和美国美元政策。

    布雷顿森林小镇：美元成就霸业
　　1944年7月1日，在战争的硝烟未散但盟军胜利在望之际，44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小镇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由于事关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权和利益分配，英美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事先各自提出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会上各国代表也吵得不可开交，艰难的讨价还价一直持续到22日，并最终达成协定，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
　　事实上，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争夺早在欧战如火如荼之时就开始了，而且最早提出战后货币合作方案的，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而是法西斯德国。1940年7月25日，在希特勒发布进攻英国本土的命令不久，德国经济事务部部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冯克提出重组战后德国和欧州经济的“新秩序”方案。在货币方面，建议实行多边贸易和清算体系，欧洲各国货币与德国马克建立稳定的关系，实行固定的平价，并以柏林为清算中心。冯克计划的目的是，消除黄金的国际货币作用，建立以德国马克为中心的欧洲货币体系，以此实现对欧洲的控制，并与美国这一黄金帝国相抗衡。
　　德国的“新秩序”引发了英国战后货币计划的出笼。1940年11月19日，英国情报部请一代经济学宗师凯恩斯出山，回击冯克。凯恩斯在仔细研究冯克计划后认为，“将德国的名字换成英国倒是十分精彩的”。随后凯恩斯访美并与一些人交流自己的设想，返回伦敦后于1941年9月8日提出“战后货币政策”和“关于国际货币同盟的建议”两份备忘录，并作为财政部政策建议提交战时内阁重建委员会。凯恩斯计划的核心是建立国际清算同盟：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行一种以黄金定值的叫班柯（Bancor）的国际货币，各国货币则按照班柯定值；所有外汇集中在中央银行，国际交易则通过在国际清算银行设有黄金账户的中央银行清算；允许成员国拥有一定数额的透支便利。清算同盟建议反映了英国战后处境及其利益要求。坚持多边清算支付机制，主要是为了与德国的“新秩序”竞争；以班柯为货币单位，意在排斥美元的作用，抑制战后美国的影响。凯恩斯计划得到了英国上下一致的交口称赞，经济学家罗宾逊喻之为“沉闷凝滞环境中的一股清新气息”。
　　凯恩斯也没想到，随着美国正式参战，美国财政部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自己的战后货币计划。这个任务就落到财政部部长特别助理怀特的肩上。早在1935年，怀特就提出建议并促成美、英、法达成三方协议以稳定汇率，非常谙熟此道。1941年12月14日，财政部长摩根索指示怀特“考虑并准备一份有关盟国稳定基金的备忘录和计划”，两周后怀特拿出了计划草案，并几易其稿。1942年5月15日，摩根索正式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建议备忘录以及具体计划。怀特计划提出建立两个机构：同盟国家稳定基金和重建与发展银行，重点是稳定基金。基金组织成员国必须实行多边贸易支付体系，放弃外汇管制。为了避免招致英国的反对，怀特没有建议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单位，而是提出在以黄金定值的基础上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这无疑会使美元成为最稳定的货币，进而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摩根索野心勃勃地宣称，“使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转到美国财政部”。
　　为了取得先机，英国早在1942年2月就主动和美国接触，探讨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由于怀特计划还在成型脱胎，最初几个月美国方面极力搪塞。7、8月份英美先后正式向对方提交了自己的计划，双方开始正面的交锋，随后凯恩斯和怀特两位设计者面对面走上了谈判桌。双方都作好了妥协的准备，英方以守为攻，美方以退为进。美国通过妥协让一些国家加入了自己的阵营，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实力悬殊，最终天平开始倾斜，英国放弃既有计划，怀特计划后来居上，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战后国际货币格局初见端倪。
    于是，最终促成了上面布雷顿森林小镇上发生的那一幕，美元本位浮出水面：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兑35美元；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与美元的中心平价，汇率波动幅度不超过1％。睿智老谋的凯恩斯不得不目送日落后英镑光环的消失，眼睁睁看着美元新霸从小镇上空冉冉升起。

　　特别提款权：美元委曲求全
　　战后的一段时光是美元最闪亮的日子。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的贸易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还多，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几乎占世界的一半，百分之六十的官方黄金储备被美国持有。当时流行的“美元荒”理论认为：由于未受战争破坏和丰富的资源，美国将长期保持技术和生产效率优势，进而有助于美国的贸易地位。为了避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资本在国内找不到投资的难题，美国应该向盟国提供高水平的官方援助，使得他们能够买得起美国商品，并不至于美国工人失业，否则美国无法买掉自己所能生产的东西。事实上，为了运转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确实慷慨解囊：1946年向英国提供了37.5亿美元的低利率贷款，后来又启动了针对整个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该计划的援助达到当时美国GDP的2％。当然，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也是美国如此慷慨的原因。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是美元的桎梏。1盎司35美元是根据1934年的平价确立的，黄金的价格明显被人为压低。这限制了黄金的生产，鼓励黄金的商业用途。美国人乐见这种情况，因为这也抑制了黄金的货币作用，强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元高估的平价迟早会有一天要纠正，并会损害美元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之一凯恩斯很清楚。早在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制时，就英镑的黄金平价定在多少就有争论。根据以批发物价指数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显示，如果英镑保持一战前的平价，汇率高估只有3％；凯恩斯指出应该用消费物价指数计算，那么汇率高估就达到10～12％。但是，在倔强的、具有强烈民族自尊的邱吉尔财长的操纵下，以及一群圆滑的英国绅士政治家的附和下，凯恩斯在辩论中落败，国会通过恢复金本位决议。英镑定值过高导致英国饱受国内经济停滞和国际收支逆差的折磨，其后果就是1931年英镑贬值，并动摇了英镑的国际地位。凯恩斯后来悲伤地说，是英国人自己打败了自己。在战后货币安排谈判中，凯恩斯肯定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那一幕，但是至于为何他没有提请美国人注意，就不得而知了。
　　情况果然出现了戏剧性转变，美元荒转变为美元灾。1958年，欧洲恢复了对非居民的货币可兑换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得到加强，同时由于美国经济比欧洲更快复苏，贸易收支状况出现恶化，使得美国黄金储备减少了22.75亿美元。1960年，美国又一次衰退，但美国利率相对于欧洲的下降，导致短期资本大量外流，结果美国连续第三年出现逆差和黄金外流，美国短期对外债务超过了其储备规模。金融市场开始动荡不安，纷纷猜测美元疲软甚至可能贬值。1960年10月30日，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伦敦交易所的黄金价格突然突破35美元左右的正常范围，一度达到40美元，第一次黄金危机爆发。时值美国大选，年轻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第二天阐述了自己的政策立场：如果当选，不会将美元贬值。
　　小肯尼迪在竞选中获胜，国际收支和美元问题成为他最头痛的两件事之一。就美元问题，老肯尼迪告诫他，强大的货币对一个成功的政府至关重要，维护国际收支、美元的稳定应该是首先考虑的事情。肯尼迪政府的财长狄龙和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鲁萨都是金融领域的专家：狄龙担任过家族投资银行的主席，鲁萨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过15年。他们俩的共同信念是：虽然发挥世界银行家的作用有代价和风险，但现有的体制也给美国带来了重要的好处。因此，维护35美元平价和固定汇率，成为坚定不移的美元政策。
　　鲁萨通过“找出调动其他货币的力量从外围支持美元的途径”，开始构建保卫美元和整个体系的内外防御圈。1960年11月，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等8国在伦敦市场上卖出黄金以平抑金价，一年后成立黄金总库，防止黄金价格上升；1961年3月，德国和荷兰把货币汇率升值5％；1962年1月，基金组织的借款总安排生效，由10国提供资金来源，以备美国从基金组织借款；1963年7月，肯迪尼政府实施利息平衡税，对在美国资本市场筹资的外国借款人加征约1％的利息负担，这一措施在1965年扩大到银行贷款，并于1967年被强化。由于没有看到国际储备不足问题，狄龙和鲁萨否定了创立新的储备资产方案，特别是法国1963和1964年提出的综合储备单位（CRU）方案。
　　1964年约翰逊再次入主白宫，任命福勒为财政部部长。福勒不太精通货币金融，但是有良好的政治嗅觉和左右谈判的能力，并且信奉特里芬难题。1960年，经济学家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的信心受损；反过来，美国国际收支顺差，国际储备不足。特里芬是个坚定的固定汇率拥护者，所以他提出创立新的储备资产建议。1964年，美国对外国官方债务超过黄金储备的价值。欧洲各国成为新的顺差国，开始对美国逆差表示出不满。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制约就是动用“黄金杠杆”，即用盈余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这也是美国的致命弱点。法国首先发难。1965年1月4日，法国宣布1个月内将3500万美元兑换成黄金，并准备将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新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2月4日，戴高乐总统谴责美国可以靠印钞票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现有体系赋予美国“过度特权”，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法国的行动成为美国美元政策调整的触发因素。
　　1965年6月16日，在出自福勒和白宫经济学家巴特的共同之手，一份名为“国际金融的未来计划”的总统秘密备忘录中，第一次提到建立新清偿力的问题。当时成立了由财政部副部长戴明主持的秘密决策小组，来研究美国扩大世界储备的方式和立场。总统约翰逊同意了福勒的计划。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屈从市场压力而改变汇率？因为当时大多数美国政府高层强烈反对美元贬值和浮动汇率，他们不把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改变汇率看作一种政策工具，而是一种崩溃。“没有哪位政治领导人想成为不得不将美元贬值的人，每个人都害怕搞出乱子”。美联储主席马丁如是说。
　　福勒的美元政策引起了华尔街的不满。《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以增加清偿力为名制造新的通货膨胀刺激因素”，是为了继续“寻欢作乐”而不是“正视现实”。福勒非常执著，通过个人外交努力，并寻求广泛的理论支持，他和外国同行进行了将近3年的谈判。在1967年9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基金组织年会上，创立特别提款权（SDR）的建议终于获得一致同意。特别提款权只是在基金组织计算机里的一种记账单位，用于政府间清算支付，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但被称为纸黄金。
    1968年再次爆发了黄金危机。受上一年黄金风潮和英镑贬值的影响，黄金抢购风潮愈演愈烈。3月，黄金总库停止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仍将用于官方清算，允许黄金的市场价格超出官定价格，导致双重黄金市场。最终，在1969年7月28日，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修正案生效，创立了第一期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没有使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摆脱困境。创立特别提款权的方案仅仅是美国的权宜之计，美国历来就反对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至今，特别提款权还处于婴儿时期，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创立的初衷，倒是美元霸权和强国利益的一个佐证。

　　第一次美元贬值：货币单边主义行动
　　1971年8月15日是个星期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对进口暂时征收10%的附加税。这些措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商量过，而且违背了华盛顿自己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被喻为是对其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这是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第一次也是最极端的单边主义行动。当时负责货币事务的副财长沃尔克后来感慨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脑满肠肥的寄生虫”。
　　话还要从前说起。旷日持久和不断升级的越战使美国大伤元气。1968年3月，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下降到100亿美元，这被一些人视为必要的永久的“战争基金”。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浮动汇率，《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支持扩大汇率弹性，财政部和美联储也开始讨论现行汇率制度问题，1969年1月即将离任的民主党在《总统经济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美国官方改变汇率制度的可能性。
　　共和党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获胜，1969年1月尼克松正式就职，当时美元市场压力不大。而且，和前任们不同，尼克松是胸怀世界的战略家，偏爱传统的政治军事问题而忽视经济问题，就职之初并没有要改变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明确决心。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和尼克松一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在国际经济方面发挥作用……最初我认为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就够我管的了，没法再管财政部、商业部和农业部”。1968年12月17日，在尼克松宣誓就职之前，尼克松政府即将上任的财长、银行家出身的戴维.肯尼迪，在演讲中拒绝承诺新政府会排除贬值的做法。这种不同寻常的坦率引起了欧洲黄金市场的动荡，尼克松对此很不满，肯尼迪从此以后极力避免涉及国际货币问题。这样，浮动汇率的理念只有在学术界才找到立身之地，沃尔克不得不把扩大汇率弹性的方案束之高阁。
　　“存心疏忽”成为尼克松执政早期国际货币政策的策略，这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霍撒克兜售给他的。这种观点认为，只要美国不重视国际收支逆差，市场就迫使顺差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积累美元，要么允许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如果他们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就中止兑换义务，并继续这种“无为”。这样，美国就无需将美元对黄金贬值或者进行高层货币谈判，调整的负担就落到对手身上，这对尼克松来说再好不过了。在这种策略主导下，美国的资本管制放松了，对外援助与买美国货“脱钩”，美国高层的外交活动从国际货币体系完全撤出。存心疏忽策略确实收到了成效，德国马克成为最大受害者。1969年9、10月，面对投机性资本的流入，马克不得不浮动，并最终升值9.3%。这使“存心疏忽”策略的支持者欢欣鼓舞。
　　美国放虎归山，咬了别人，也咬了自己。1971年美国国际收支失衡达到了历史顶点，第二季度美国出现贸易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逆差，投机者再一次抛售美元。1971年年初，尼克松任命康纳利为新的财长，他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康纳利是一个政治家，法学院毕业，担任过德克萨斯州州长，敏锐、自信，深得尼克松的垂青。康纳利脑子里没有美元世界银行家作用的理念，认为美国的盟友正在损害美国经济，货币问题正好给了美国一个反击的机会。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要么中止美元兑换黄金，要么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后一方案显然没有前者更让那些损害美国经济的盟友头疼。8月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黄金储备减少的消息引发了又一次抛售美元的风潮。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美国的黄金减少了37亿美元，偏偏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要求美国无条件弥补其美元储备的贬值损失。8月13日，尼克松在戴维营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国际货币问题，康纳利以强硬的态度把中止兑换黄金和征收进口附加税强加给了所有人，并让尼克松信服。尼克松喜欢惊人之举，接受了在货币领域像“访问北京那样惊人”的建议，给了国际货币体系猛烈一击。
　　接下来美国以不变应万变，拒绝妥协，等待其他国家的反应。尼克松新经济政策让国际市场一片混乱，仅在8月份日本银行就买进了45亿美元，相当于此前日本所有的储备。康纳利在谈判中咄咄逼人，威胁说“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僵局一直持续了4个月，直至把对手逼到绝路上，康纳利才在华盛顿的斯密森学会的红楼里导演最后一出戏，时间是1971年12月17和18日。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各方签署了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的斯密森协定：日元对美元升值16.9%，德国马克13.6%，英镑和法国法郎8.6%，意大利里拉7.48%；作为妥协，美元对黄金贬值，金价从每盎司35美元调到38美元，取消进口附加税，但是没有恢复兑换性；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从1％调整到2.25％。美元对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货币平均贬值8%，没有达到早先11%的要求，因为加拿大没有屈服。斯密森协议签署以后，各国货币重新恢复钉住，只有加拿大元依旧浮动，因为美国的这个最近邻国知道，钉住美元就好比和大象睡在一起。
    在尼克松电视讲话的当天，有两个人一定很惊讶。一个是基金组织总裁施韦策，他应康纳利之邀在其办公室一道收看尼克松的讲话，可以想象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康纳利办公室的。另一个就是沃尔克，他是带着尼克松的演讲稿去的戴维营，其中包括象征性的认错和承诺，但是直到此刻他才发现总统只保留了具体措施部分，而且发言的语调把本来的屈辱变成了胜利的开端。他被政治家的高超所深深折服。

　　美元第二次贬值：布雷顿大厦坍塌
　　美国无限期中止美元的可兑换性，美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在一只手被绑的情况下进行竞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根支柱也被撤掉了。独木难支，另一根支柱——固定的货币平价也风雨飘摇，整个体系摇摇欲坠，坍塌只是个时间问题。
　　国际游资，美国人放出来的老虎，在疯狂成长，本性也越来越暴露无遗。1971年底，在国际间游走的私人短期资本估计高达2680亿美元，仅欧洲货币市场上就有710亿。这些资本已经尝到了投机的甜头，先是黄金，后来是英镑、法郎、马克。力量此消彼长，各国政府对此愈发束手无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伊士运河危机引发英镑危机，1967年11月英镑对美元贬值14.3%，在这之前英国工党政府与投机者战斗了3年。1969年，在新的压力下，英国成功地避免了贬值。1972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关于英镑可能贬值的言论引发对英镑的冲击，英格兰银行在抵抗一个星期后便垮了下来。据说英镑投机受到了垄断集团的操纵，这些人带着巨额资金秘密进入市场，先是抬高一种货币，引诱更多的傻瓜们跟进，然后偷偷溜走，从中渔利。到了20世纪70年代，任何一个货币都可能成为投机的对象，一有风吹草动的蛛丝马迹，投机资本就会蜂拥而至。在冲击英镑后，投机者迅速转战意大利里拉、瑞士法郎、美元……狂躁笼罩着整个市场。到1973年2月，只有德国马克、日元和荷兰盾还维持着与美元的中心汇率。
　　尼克松政府的人事更迭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1972年5月，康纳利辞职，接替他的是舒尔茨，不久舒尔茨还被任命为总统助理，被赋予超越内阁的地位。舒尔茨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在芝加哥大学任过教，并担任过商学院院长，在学术上真正师承的是芝加哥学派，信奉自由市场理念，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和浮动汇率的坚定追随者，早在1971年担任预算局局长时就激进地主张实行浮动汇率而不是中止可兑换。舒尔茨还做过劳工部部长，很有耐心，倾向于尽可能通过多边谈判而不是大棒政策来解决国际货币问题。上任伊始，就指示沃尔克拿出国际货币改革方案，并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特别小组。
　　沃尔克的前半生都奉献给了保卫美元运动，对旧体系有着深厚的感情。伺奉两个风格、理念截然不同的上司，沃尔克忍辱负重，用折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念。1972年夏天他主持完成国际货币改革方案，核心是在旧体系下扩大汇率弹性：各国把大部分美元储备兑换成在基金组织新设立的替代账户中的特别提款权；扩大汇率波动幅度；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货币浮动。同年秋天舒尔茨在基金组织年会上抛出这份沃尔克计划，但康纳利风暴的阴影还未散去，美国单边主义做法的后遗症显现出来，这一计划招致了强烈的批评，被讥讽为“就像一层光怪陆离的烟幕”。相反，被美国阻止连任和受康纳利侮辱的基金组织总裁施韦策，被视为抵抗英雄，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引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代表们尽情地宣泄着对美国的不满。
　　面对1973年初的美元投机，美国看来只能屈服于市场压力，而沃尔克却视之为调整平价的一个时机。沃尔克建议，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元对美元升值10%，其他国家按兵不动。舒尔茨和尼克松采纳了沃尔克的建议，指示沃尔克与盟国去谈判。沃尔克随身带了一份舒尔茨给各国政府的信：你们只能选择，要么以第二次贬值方式改变汇率，要么公开浮动汇率。2月7日，“忍者”沃尔克乘坐军用飞机开始了秘密使命，穿梭于华盛顿、东京、波恩、伦敦、巴黎、罗马，5天之内行程3万多公里。第一站是东京，沃尔克软硬兼施，日本人才同意美元贬值，但坚持通过浮动让市场决定日元汇率。在初步达到目的后，沃尔克不顾军纪连夜飞往欧洲，各个击破，用美国人的方式让欧洲人妥协了。2月12日夜晚，舒尔茨宣布美元贬值10%，1盎司黄金42.22美元。《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尼克松又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还没等沃尔克松口气，市场并不理会此次货币谈判的高超，美元第二次贬值引发了更大的抛售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2月22日，很短的时间里市场金价就上涨了10美元，达到90美元的水平，是官价的2倍多。3月份，欧洲关闭了外汇市场，随后十国集团同意汇率浮动。至此，主要国家货币没有一个再钉住美元。沃尔克无奈地看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坍塌，心灰意冷，不久之后离开了财政部的办公室，回到普林斯顿大学。   1974年6月接替舒尔茨和沃尔克的西蒙和贝内特，更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从此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停留在浮动汇率的航向上。
　　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问题主宰了许多人的沉浮。1973年活跃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各国财长，后来的命运很是耐人寻味。日本的爱知揆一，靠钻营最终争取到和美英法德财长平起平坐，受到国内舆论诟病却得到美国青睐，于当年11月病逝，最终没能参加他参与策划的五国集团会议。德国的施密特和法国的吉斯卡德，被美国视为欧洲强硬路线的代表，不久都担任了各自国家的首脑。
　　一场轰轰烈烈的货币战造就了一代政治枭雄。但货币战并不因这些主角的迁升、沉浮而硝烟散尽，货币政策战略是国家政治大事，新的主题出现了，新的主角要登场了。

    混乱的70年代：放任美元贬值
　　在70年代初的两次美元危机中，美国人亲手拆掉了自己一手缔造的布雷顿大厦的两根支柱：美元对黄金的兑换义务和固定汇率，致使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崩溃。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彻底粉碎了一些人企图恢复固定汇率制的幻想。为了缓解以石油为原料的美国产品的成本压力，保持出口强势，美元汇率被迫继续浮动。
    入主财政部的西蒙和贝内特，以及一年后接替贝贝内特成为焦点。内特的爱德温·约，都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一开始就谋求浮动汇率合法化，并在不损害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包括黄金的非货币化、特别提款权的定位、基金组织份额的扩大等。浮动汇率合法化需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五国集团达成共识，把权力交给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争论的主角—美国和法国，如果他们同意修改基金组织协定条款，那么其他国家也就接受修改后的条款。1975年下半年，经过几轮磋商，美法达成了一份协议。在1976年基金组织年会上，这份修改后的协议履行了形式上的法定程序，从此世界进入合法的浮动汇率时代。
　　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取代亲美的巴维列王朝取得政权后，很快就宣布对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一下就飙升至35美元，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再一次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
　　70年代是美国经济政治动荡的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从越南战争就开始攀升，两次石油危机更是火上加油，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经济陷入停滞。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加剧了政治动荡和人事更迭，财长往往成为经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先后有6位财长粉墨登场。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福特是政治丑闻的幸运儿，没有经过竞选就先后登上美国副总统和总统宝座，这位老道的政治家被人称为“好好先生”。继任者卡特出身贫寒，以诚实勤奋著称，但美国人认为他缺乏治国韬略。70年代也是美元持续贬值的年代。由于当时货币主义盛行，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几乎都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坚持让市场决定汇率。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实力下降，1971年美国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贸易赤字（约15亿美元），这使习惯于颐指气使的美国政府官员大扫面子，但面对日本、德国等战后复兴国家咄咄逼人的气势，美国希望恢复在各个产业上的绝对优势已不可能，从此便在汇率上打主意，通过美元贬值来取得出口竞争的优势。所谓由市场决定汇率无疑就是听任美元贬值。汇率浮动后的两年里，美元三次大幅贬值，美国通过大规模市场干预才控制住美元的跌势。随后的1975和1976年，美元汇率相对稳定，但仍然稳中有降。
　　卡特政府最初给外界感觉不太重视汇率稳定，1977年5月，卡特政府的第一任财长布卢门撒尔公开发表被认为是压低美元的言论，之后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的汇率开始一路大幅度下滑，特别是对主要贸易顺差国日本和德国。1978年2月，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干预，但没有坚持到底，美元继续下跌。到10月，与年初相比，美元贬值近25%，通货膨胀率也升至近9%的水平；与固定汇率时期相比，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都升值100%左右。
　　面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美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财政部发起保卫美元运动，组织多方力量支持美元：从其他国家和基金组织大借外币，如果按美元折合，其规模达到空前的300亿；连一直反对强力货币紧缩的美联储，在政府的要求下，也史无前例地将再贴现率提高1个百分点。这个一揽子计划一经宣布，便影响了市场预期，改变了市场气候，一个月后美元对日元汇率从176回升到200的水平。　　美元贬值已经危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人建议用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有人主张用一揽子货币替代美元。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官方也第一次试图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此外，也有人在努力寻找可行的管理浮动汇率的方式。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所罗门甚至组织了一个由七国集团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来讨论和制定可行方案。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鲁萨一直倡导汇率目标区，赢得很多圈内外人士的支持。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沃尔克也提出用一种“镇定的、共同的突发事件计划”来达到汇率稳定，通过各国政策协调和联合行动避免汇率过度偏离目标，这是一种消极的汇率目标区。美元的衰落是美国经济糟糕表现的反映，似乎预示这个经济强国会继续衰败下去。
　　
    里根经济学：强势美元快欣症
　　随着里根入主白宫，那些讨论就被永久搁置了，美元政策也陡然变化，美元汇率步入一个长达5年的强势周期。
　　1981年，好莱坞出身、年近七十的里根入主白宫，他凭借口号“强大的美国”在竞选中获胜。上台伊始，就推行以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由四个部分构成：减税、削减非国防财政开支、放松管制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198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国通过了减税法案，这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该法案被指责过于偏袒富人。然而，在税收大幅度减少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同步削减军费开支，财政赤字的增加不可避免。
    从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谋士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官员对经济停滞问题已束手无策。又由于两次石油危机和美元持续贬值的积弊，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时称“滞胀”。而通货膨胀比经济停滞对民众的直接威胁性更大，于是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美元利率居高不下。1979年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宣布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更是为美元利率攀升打开了闸门。1980年底，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率超过了20%，“是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
    强大的美国需要强大的美元。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给刚刚经历70年代外汇市场危机的美元以喘息的机会，美元开始走强。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财长里甘出身于华尔街，也偏爱强势美元，坚挺的美元能够把全世界的投资资金都吸引到华尔街，繁荣美国证券市场。在里甘周围也是一批经济自由主义者，包括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斯普林克尔，他们自然不会干预开始走强的美元。1981年1月，斯普林克尔向新闻媒体透露，美国将放手不管美元汇率，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否则将不对世界货币市场进行干预。4月，里甘正式宣布，除非遇到总统遇刺等紧急情况，否则美国将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先前被压低的美元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反弹，不到半年时间就升值20%。美元在高利率的支持下暴涨，1984年底汇率水平基本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
　　美国高利率政策招致了包括美国密友英国在内的多国反对，虽然美国人在口头上鼓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但是“美国的总统们和国会从来不会为此束缚一点手脚”。在美元高利率的受害者中，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美元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的利息负担就要增加40亿美元，尤其是主要拉美债务国损失更为惨重，1982年墨西哥危机拉开了国际债务危机的序幕。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拉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债务问题的“对峙－对话－对峙”的拉锯战中，拉美国家根本无法制定长期经济战略，也没有充足的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以致于拉美的整个80年代被历史家们称为“失去的十年”。
    强劲的美元和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被认为是美国强大的象征。美国经济在里根第一任期间持续增长，强势美元使进口产品非常便宜，美国人在全世界尽情地挥霍。美国人对里根“取悦于民”的政策非常满意，认为他治国有方，于是在 1984年11月，72岁的里根赢得了连任。
    实际上，美国经济已经陷入麻烦之中，双赤字经济模式显现。减税加上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开支，致使预算赤字不断扩大，在里根第一任期结束时已经高达GDP的5%。美元的坚挺损害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国实际净出口急剧下降，1980—1984年间美国实际净出口下降了1650亿美元（按1984年价格计算），1984年美国贸易赤字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许多涉外企业因此受到了惨重打击。1985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直接威胁到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许多制造业的大企业、国会议员、经济学家等强烈要求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正在衰落的美国制造业。

　　广场协议：美国以邻为壑
    强劲的美元开始成为美国的枷锁，美元政策受到质疑，财政部的人事变动最终促成了美元政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早在1984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就对财政部的美元政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表示当汇率出现明显失衡时，应该对汇率进行干预。  1985年2月，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接任财长，其白宫副手达曼成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上任伊始就表现出对美元问题的强烈关注。贝克是律师出身，他和达曼都没有处理国内外金融事务的经历，但作为华盛顿政坛老手，都有着出色的政治嗅觉和本能，深知要解决国会和弥漫全美的保护主义压力，必须扭转美元的强劲势头。1985年4月，一向对美元问题出言谨慎的国务卿舒尔茨发表讲话，表示对美元强势的极大担忧，这标志着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已然发生变化。1985年1月，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英国对英镑的汇率不太在意，导致英镑大幅下跌、美元大幅升值，为此五国集团在华盛顿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美元过度升值”，并以此作为“采取联合行动的依据”。
    2月，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首的十国集团成员对外汇市场进行联合干预，美元汇率开始滑落。随后的美元反弹成为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的导火索，美国再次扯起国际政策协调的大旗，把推动美元贬值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在美元贬值20%以后，1985年6月份美元出现反弹迹象，因此贝克建议再次召开五国财长会议。会前美国计划先让美元贬值10%或12%，并讨论了各国干预资金的分配。9月22日会议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后公报中提出“应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非美元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进一步有序升值是可取的，当这样做确实有帮助时，已随时准备好紧密合作以鼓励这种行动”。然而在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美元就应声而落，会后第一天美元下跌4%之多，是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到10月底，美元对日元下跌12%，对欧洲主要货币下跌均幅近9%；到1986年1月，美元比一年前的最高点平均下跌了25%。正如沃尔克事前所担心的，干预可能会加大业已存在的美元下跌惯性。从此，美元又进入了一个长达10年之久的贬值周期。
    广场协议前后日本政府的态度耐人寻味，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题材和谈资。在五国财长会议上，后来成为首相的日本财长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甚至20%都可以接受，让与会的所有人包括美国人都大吃一惊。广场协议之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250左右波动，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下跌到200。美国政府还不断发表美元汇率仍然偏高的言论，致使美元继续下滑，到1986年底1美元只能兑换152日元，1987年最低达到120。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00%以上。日元的快速升值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不满，广场协议被认为是个错误甚至是失败，竹下登受到了猛烈抨击并于1986年7月下台。然而稍后日本国内对广场协议的不满开始消褪，日本人开始认识到坚挺的日元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包括更低的进口价格，更多的海外投资机会，以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
    大藏省负责国际事务的行天丰雄后来解释道，日元升值实际上是妥协的结果，接受一次性日元大幅度升值，是期望以此来缓解美国国内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经过战后40年的发展，日本经济迅速崛起，1985年更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人均收入接近美国，这让美国人很是不安，诸如日本第一、日本收购美国、世界历史上第三个超级大国、经济动物等此类的话题不断出现在各种场合。广场协议前，日本受到来自美国的三方面压力：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仅1985年就有400项美国产品要求保护的提案。作为顺差国的日本首当其冲，里根总统也首次动用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对日本进行报复。该项条款大致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履行贸易条款中的义务，美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美国单方面认定与某国贸易不合理，美国有权单方面对其实行贸易制裁。在克林顿政府时代，此法案虽经修订，但301条款仍被保留下来。第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压力。1983年里根访问日本，里甘作为财政部部长建议成立“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次年4月该委员会就抛出《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报告，提议采取各种措施开放日本金融市场，包括欧洲日元市场。第三就是日元升值压力。经过权衡，日本选择日元升值作为妥协。广场协议只是美国人以邻为壑的开始。
    贝克很清楚，美元贬值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但是美元贬值可以要挟其他国家就范。“如果其他国家扩张程度有限，无法吸收美国的出口增长时，那么美元也不得不继续贬值”。美元没完没了的贬值和贝克极具挑衅的姿态首先让日本人屈服了。贝克和新任日本财长宫泽喜一经过一系列双边会谈，于1986年10月底发表公报：日本将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扩张，并放松银根，而美国则承诺美元对日元汇率大体与现行经济基本面一致。1987年初美元继续贬值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德国的谈判筹码，德国政府也在原则上同意扩张财政。2月21－22日，七国财长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会议，在先前日德承诺的基础上，发表公报称同意“紧密合作将汇率稳定在当前水平”。由于意大利财长不满五国的事先安排而先行离去，所以第一次七国财长会议公报是以六国公报形式出现的。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泡沫产生和泡沫崩溃后持续衰退的根源。其实不然，广场协议后美国打出的国际政策协调旗号和日本的错误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1987年2月日本降息，将日本利率下调到2.5%的低位，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而美国在此期间连续三次上调利率，1987年9月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将美国的官方利率上调到5.5—6%。而日本的低利率政策给以后的日本经济带来致命隐患，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形成。
    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一方面，超低利率使日元走跌，美元稳中有升，从1987年的最低点120升至1990年初的160；另一方面，伴随超低利率的是持续的日元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增强了日元资产的吸引力，从而助长了经济泡沫。时至今日，日元升值预期依然存在，日本经济依然没有摆脱低利率造成的流动性陷阱。因此，日本经济问题的症结是升值预期而不是升值本身。
　　日本在汇率问题上的积极应承并没有让美国人在贸易问题上罢手，而且往往在关键时刻使出汇率杀手锏。1986年9月，日本通产省与 美国商务部签订日美第一次半导体协议，设定日本生产的6种半导体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以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1987年3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理由，对日本有关产品采取征收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1991年美日贸易逆差达到4120亿美元，其中70%为汽车和汽车零部件。1992年初，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率团访问日本，开始了拉锯式的日美汽车贸易谈判，最终签署《东京宣言》，日本承诺到1994年把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从1992年的90亿美元增加至190亿美元，并将美国汽车的进口量每年增加 1.97万辆，同时把销往美国的日本车从过去每年230万辆减少到165万辆。在贸易摩擦中，美国不忘使用汇率手段。1993年4月，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美首脑会议上发言称“日元升值有利于日本削减贸易顺差”，使美元对日元汇率从年初的120降到8月份的100；1994年，美日一揽子协议破裂，克林顿扬言要进行贸易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甘塔发表强硬讲话，诱发日元升值；1995年，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诱导日元飚升，美元对日元汇率从年初的100降至4月份的80，而且传闻美国政府的下个目标是50，引起日本企业界恐慌。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交织在一起，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
　　浮动汇率恢复了美元政策自主性。在固定汇率时期，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推卸国际义务。在浮动汇率的前20年，美国人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政策，借着美元的霸权地位，拿起汇率大棒进行所谓的国际政策协调，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因此，不管你是爱美元还是恨美元，只要世界还需要美国和美国的美元，美国“利己性”的美元政策就还会继续下去。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

    强势美元政策出笼：摆脱贬值的泥潭
　　1995年，注定要成为美元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鲁宾，注定要成为这一历史舞台上的英雄。
    美元已经在惯性贬值轨道上滑行。广场协议后，美元经历漫长的10年贬值期，到1995年陷入历史最低谷。
    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贸易保护主义蔓延，贸易战如火如荼，这非但于解决美国贸易赤字无补，反而让美元落入贬值深渊。1995年4月18日，是美元最惨淡的日子。由于美日贸易谈判破裂，引发美元投机性卖盘，美元对日元汇率击穿80的心理底线，一度达到79.75。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主要货币有效汇率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各个年份的美元有效汇率指数，无论是名义的还是实际的，都要比1995年高。此时任何风吹草动，都被视作美元要继续贬值的信号。
　　此时，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岌岌可危，日元、德国马克趁机大肆侵蚀美元的地盘。各国都在谈论国际货币多元化，日元、马克成为抢手货，用日元、马克借贷投资成为时尚，美元和美元资产受到市场冷落。各国政府也加入抛售美元的行列，争相减持美元储备。1987－1995年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未能超过60%，1990年更是降至50.1%，达到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低点。
　　美国眼见也要失去金融霸主地位。受19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和国内储贷协会危机的拖累，美国的银行不得不收缩海外业务，特别是欧洲货币市场信贷业务，其国际影响力直线下降。日本的银行则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趁机进入，积极扩张投资活动，甚至将触角伸至美国本土，大有在国际银行业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之势。1991年，外国银行在美国工商业信贷中占32%，其中日本的银行就占了18.9%。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1993年有7家日本银行进入前10，甚至曾经垄断过前6。《银行家》是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如果按资产规模排名，前8都是日本银行，前30中日本占据18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只有花旗银行1家入围，而且仅列末席。
　　面对金融霸主地位的衰落，美国人不会甘心坐以待毙。世界金融霸主地位让美国人受益匪浅，发美元免费占用他国资源，印美元支付国际收支赤字，更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资产让外国人持有。2/3的美元现钞在美国境外流通，仅此一项就让美国每年获得数百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美国人清楚，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控制国际银行体系，控制全球硬通货，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要重振美国，必须首先遏制住美元的贬值之势。
　　历史造就英雄。拯救美元的重任落在了第70任财长鲁宾肩上。尽管在里根执政时期，里甘财长就把强势美元作为口头禅，但人们还是把缔造强势美元政策的功劳记在鲁宾头上，因为鲁宾拯救了美元。鲁宾，只拥有哈佛经济学和耶鲁法学学士学位，在高盛工作了26年，位至联合首席执行官。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鲁宾被任命为新设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内阁的经济政策。鲁宾在这一虚职上展示了出色的工作和组织能力，深得克林顿的信赖。1995年1月，鲁宾临危受命，成为克林顿政府第二任财长。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使鲁宾将捍卫美元和美国金融霸主地位视为天职。
　　在华尔街的期待中，鲁宾开始拯救美元。1995年4月26日，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发表公报，希望外汇市场能够“有序的扭转”。5月31日，美、日、德等12国央行动用20亿美元资金入市，一举将美元对日元汇率推升至84.40的水平。在随后的4个月时间里，美国又联合其他国家进行了4次大规模干预，干预之频繁实属罕见。在美国经济基本面改善、频繁入市干预以及日本金融问题暴露的共同作用下，美元止跌回稳，并大幅上扬，9月份美元对日元汇率回到100左右。从此，美元汇率进入长达6年的上升周期。
　　鲁宾奠定了强势美元的基石。“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鲁宾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句话。对鲁宾来说，强势美元是一种信念，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我在言辞上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政策，既是由于这政策根本正确，也是旨在维持对美元的信心。”鲁宾在自传中如是说。汇率政策是当时最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强势美元范畴内用细微变化传递一个讯息，但除预先准备好措辞外，他从不就这样一种变化给予任何解释。鲁宾之所以立场如此坚定，出言如此谨慎，因为他担心市场投机者会根据他的只言片语兴风作浪，以致引发美元危机。对于任何货币来说，阻止贬值要比抑制升值难得多。
　　鲁宾是台面上的英雄。然而谈及强势美元政策，不能忘记一位幕后的英雄，他就是现任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萨默斯是罕见的经济学天才，而且少年得志。很多人也许不了解萨默斯，但肯定熟悉他的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亲戚——萨缪尔森和阿罗。得益于良好的熏陶和人脉，萨默斯早早就崭露头角：28岁成为哈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37岁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年仅39岁就成为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财长助理。在鲁宾还尚未入主财政部时，萨默斯就已经在为倡导强势美元奔走呼号。日渐疲软的美元，深深刺痛这位年轻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心。早在1993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在美元走向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之时，萨默斯就汇率问题和贸易代表凯特、商务部部长布朗屡次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副财长阿特曼称其为“强势美元政策”之争。位卑年轻的萨默斯不仅落了下风，而且还落得自傲、自大的名声。鲁宾的上任改变了这一切，公开表示支持强势美元政策。不谋而合让鲁宾对这位年轻的下属青眼有加，很快就提拔他担任副财长，成为财政部的第二号人物。
　　萨默斯是坚定的强势美元政策执行者。一个副手，居然能和鲁宾、格林斯潘一起，被誉为美国经济的“铁三角”，足见萨默斯的才学。早在1997年，克林顿第二个任期伊始，已萌生退意的鲁宾接受了总统的挽留，但条件是只任职到1998年，而且达成指定萨默斯为继任者的谅解。后来由于莱温斯基风波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鲁宾一直坚持到1999年7月才退任，于是萨默斯成为第71任美国财长。起初，市场怀疑萨默斯能否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与鲁宾相比，萨默斯的风格更为务实。2000年9月，欧元“跌跌不休”，已经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9月22日，欧、美、日等联合对欧元进行闪电般干预，使欧元对美元汇率从前一天的0.86回升到0.9。萨默斯事后马上澄清, 尽管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干预汇市, 拯救欧元, 但强势美元政策并未改变。
　　
    强势美元政策牺牲品：被推上祭坛的羔羊
　　鲁宾赢得了尊重。克林顿尊重他，称他为自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因为他带领美国走出财政赤字困境，出现29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并且在关键时刻没有离开内阁。华尔街尊重他，因为他坚持强势美元政策，让美国金融业重新雄霸世界，为美国金融集团的利益花大把的钱拯救墨西哥。在他引退后，来自华尔街加盟的邀请蜂拥而至，最后他选择了花旗执行董事会主席一职。美国人民尊重他，因为他引领强势美元和强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使美国经济出现自1854年以来最长的景气周期。
　　然而，这些光环掩盖不了强势美元政策的罪恶。强势美元政策，让鲁宾放手“专注于增强美国的经济政策，提高美国经济的成就”。这一理念让美国有意或无意疏忽其政策的溢出效应，一些国家的货币和经济就此倒下，沦为强势美元祭坛上的牺牲品。
　　首先被推上祭坛的是东亚。美元利率是决定新兴市场上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美元利率变动能够解释新兴市场上资本流动波动的1/2到2/3。1990年代初美元低利率导致资本大量流入东亚和拉美，墨西哥危机没有引起亚洲的足够重视。随着美元走强，那些货币盯住美元的亚洲国家普遍遇到出口困难。美联储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又提高利率，加上美国股市的繁荣，导致对新兴市场的资金供给减少，尤其是银行更难以得到离岸资金，从而出现国际流动性短缺。对美国利率和汇率波动周期的漠视，对盯住美元的偏好和不恰当的高利率政策，最终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对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最初隔岸观火，坐视不救。鲁宾后来解释道，莱温斯基风波转移了美国人的视线，使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果真如此吗？事实是，强势美元政策让美国人放任日元贬值。1998年6月，鲁宾在国会作证时说：“日元的弱势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根本弱点。”这导致日元一路贬值，一度达到1美元兑147日元，引发又一轮金融风暴，加深并延长了亚洲金融危机。
　　欧元也被推上祭坛。欧洲的一体化，不仅创建了一个规模与美国相当的经济体，还造就了一个有能力与美元相抗衡的货币。欧元的问世，是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以来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欧元在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流通改变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不愿看到国际货币体系由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就用强势美元来对欧元进行多方打压。欧元一路走低，2000年10月25日,欧元对美元创下0.8247的新低,与欧元面世之初的1.18相比跌去了30%。即使在经历IT泡沫破灭、9.11事件、公司财务丑闻之后，美元在市场上依然一度保持强劲态势。欧元大幅度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让欧洲人喘不过气来，利率政策被捆住了手脚，资金从世界和欧洲流向美国，欧元区经济陷入低迷，严重打击了区内一体化的信心。一位摩根斯坦利的研究人员这样写道：“1990 年的全球总储备中，欧洲货币占30%。1998 年，美元的比重升至66%，而欧洲货币则跌至15%。2002 年，美元的比重为65%，而欧元则为19%。自欧元1999年面世以来，美元作为全球首选储备货币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过。依我所见，即使有机会，欧元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威胁。”美国人的得意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被推上祭坛的是阿根廷。1991年，阿根廷推出著名的“可兑换计划”，实行将本币比索紧盯美元的货币局安排。美元强势严重削弱了阿根廷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导致阿根廷经济紧缩，贸易赤字扩大，债台高筑。1998年年中开始，美联储连续6次加息，使本已衰退的阿根廷经济雪上加霜，资本从阿根廷抽逃。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阿根廷发生严重的银行挤提，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此时却明确表示不对阿根廷进行援助，认为应该靠自己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削弱人们对比索的信心。阿根廷最终被迫于2002年放弃货币局安排，愤怒的阿根廷人到处焚烧美国国旗，掀起了一阵阵反美浪潮。
　　此外，被推上祭坛的还有俄罗斯、土耳其、巴西……
　　
    强势美元政策淡出：寻找财政赤字的买单者
　　鲁宾和萨默斯是幸运的。新经济的兴起，给美国经济注入活力，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让美国有了更大的以邻为壑的空间；作为民主党人的克林顿，推行增税和压缩政府开支的强势经济。强势美元和强势经济的组合，是再完美不过的了。1980年代的里甘则没有鲁宾幸运，里根政府的减税和挥霍让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强势美元成为独行者。小布什政府的财长奥尼尔和斯诺也没有鲁宾幸运，他们赶上了经济调整周期，和一位大手大脚的白宫主人。
　　强势美元政策的最大副作用是贸易赤字问题。它损害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自1998年起贸易赤字屡创新高。1998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43亿美元, 创下历史记录，1999年更是升至2713亿美元。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强势美元政策就出现松动的迹象。由于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 经常项目赤字连创新高,而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财长奥尼尔出身制造业，曾任美国铝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长达十余年，市场担心奥尼尔会为了美国制造业的利益而放弃强势美元政策。2月，奥尼尔出席在意大利巴勒莫召开的七国财长会议时对媒体称, 美国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跌而可能放弃强势美元政策。此言一出, 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美元在一天内对欧元跌去1%，迫使这位新任财长随后数次向外界强调, 美国政府无意放弃强势美元政策。7月，布什访英期间就美元政策发表讲话称, 美元坚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好有坏, 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美元汇率。市场将此解读成美国政府在美元政策上可能会有所松动, 美元汇率应声下跌。随后，奥尼尔一再否认美国将放弃强势美元政策，声称如果政府决定改变强势美元政策，他会“租下扬基体育场向全世界宣布”。事实上，奥尼尔私下多次表示他本人不支持强势美元。由于布什政府在汇率政策上的出言不慎，加上态度左右摇摆，美元在起伏不定中度过了强势周期的最后一年。
　　2002年是美元强势彻底扭转的一年。财政赤字逐渐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最主要根源。克林顿在任的最后3年，美国连续财政盈余，累计超过5000亿美元。在布什入主白宫的2001年，盈余还有1270亿美元，此后庞大的防恐开支、减税计划和公共医疗支出，让美国政府入不敷出，2002年骤转为1570亿美元赤字，随后很快攀升到4000亿美元以上。2002年以后，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是相伴相生的，财政赤字有多大，经常项目赤字就有多大。也就是说，美国私人部门净储蓄基本为零，政府完全靠向外举债来弥补赤字。高达GDP4%-5%的巨额双赤字，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失衡，也是美元走软的根本所在。欧元对美元从2002年初的0.85一路升至2003年5月底的1.19，美元跌幅超过21%，同期美元对日元的跌幅也超过9%。
　　2003年是美元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年。由于政策意见分歧和为经济低迷寻找替罪羊，布什更换了财政部长。继任者斯诺曾长期供职于美国交通部，后来在美国铁路巨头切西公司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还兼任由全美250家大型企业总裁组成的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也代表着制造业的利益。除了财政部，斯诺还有一个政策智囊团，即由全美制造业协会牵头的“健全美元联盟”。该联盟于2002年5月成立，建议放弃强势美元政策，改采健全美元政策。健全美元的定义是:汇率要符合经济基本面,应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应进行干预。斯诺掐头去尾，把两者捏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他反复重申的一句话：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汇率应由市场决定。让市场去决定汇率，在美元疲软的情况下，无疑是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对美元下跌，美国政府的态度是作壁上观。斯诺的这一态度暗示着美元政策的转变。2003年7月，斯诺对强势美元的全新诠释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改变了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是希望投资者对美元有足够的信心，希望美元成为人们愿意持有的储备货币…而非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市场价值如何。”从此，强势美元政策名存实亡，美元贬值的羁绊被清除，弱势美元持续至今。
　　美元不负责的贬值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净资本输出国，然而靠痛苦的紧缩积攒下的外汇储备，却因美元贬值不断缩水。2003年，全球美元储备因其贬值带来的损失高达1018亿特别提款权。在放任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还不断向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施加升值压力。利己的美元政策激起了公愤，并危及美元的国际地位。俄罗斯人放言要对石油出口用欧元计价，泰国人宣称要减持美元储备，最近中国政府也鼓励企业使用非美元货币…每一次行动都引起美元汇率的震荡。在2002－2003年的两年里，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下降了4.5个百分点，相反，欧元的比重自启动以来上升了6.7个百分点。这一次的美元贬值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美元和美元政策未来：在三足鼎立的世界里
　　在过去的25年里，有三个时期不同版本的强势美元政策：1981－1984年；1995－2001年；2002－至今。强势美元政策究竟是什么？
　　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解释道：“谁也不可能告诉你强势美元政策是什么，因为它是出自政府的一个毫无意义的修辞用语。”“强势美元政策成为美国财长鲁宾以及萨默斯的护身符，但是媒体之所以不断重复，主要是因为在他们任职期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确实坚挺。然而，我们没有以政策的形式对它采取过任何措施。鲁宾和萨默斯知道它不过是一句空话。”
　　不管是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修辞用语，从强势美元政策的运行还是可以看出美元政策的一般模式：利己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而且这一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然而，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使得这一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的依赖是相互的，损人的行为很难不害己。欧元的启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东亚的一体化，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与货币秩序。回顾人民币汇率争论中的一些片段，也许能瞧出些许端倪。
　　也就是在美元不断疲软的2002年底，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从蓝领到白领，从企业家到政治家，从纽约到华盛顿，从国会到白宫，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加入到这一阵营中来。其中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缓解美元对欧元的贬值压力。然而，后来的事实是，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推出后，美元结束了自5月份美联储第8次加息以来的反弹行情，对欧元走出了一波下跌行情。
　　如果改革发生在2003年或2004年，相信同样对美元是个打击，而且后果要严重得多。东亚各国货币大都不同程度地盯住美元，形成事实上的美元区。盯住美元减小了持有美元的汇率风险，美元的境外使用大多在亚洲，东亚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资产。中国在东亚区内的影响日益重要，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将引起连锁反应，香港在人民币汇改前两个月就扩大了港币对美元的弹性，马来西亚在人民币汇改后旋即也宣布转向有管理浮动。事实上的美元区出现了松动，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部门，因持有美元的风险加大，势必减持美元，这对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绝对不是利好消息。
　　一些美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200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马尼拉召开。小布什出行前在华盛顿，以及在亚洲之行第一站东京，都发表措辞强硬的谈话，要求人民币扩大弹性。为配合小布什的亚洲之行，9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也指责亚洲过多干预汇率。就在剑拔弩张之际，美联储官员立即出面发表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不需要扩大汇率弹性，只需一次性调整汇率水平即可。美联储担心的是，市场一直认为美国资本市场需要重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有可能触发这种预期的实现，进而引发美国金融危机。2005年初，美联储公开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称美元贬值不大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借以稳定市场的信心。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一书中警告美国：“东亚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很可能使世界上产生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体。这些变化预示着一个三足鼎立的全球新格局的出现，它将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因此需要全盘思考其对外政策和经济战略。”
　　也许，美元政策又到了另一个转折的关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