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研发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往事

phoenixc

第一财经 2018-04-24

中兴事件引发一片网络热议。忍了几天，今天忍不住了。说说自己经历的一段往事。
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字。分几个部分：辉煌开局、第一第二棒的困难、系统生态的困难与大溃败、复盘方舟和永中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操作系统。
2000年到2002年，3年时间，我作为倪光南院士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
辉煌开局
2001年，方舟1号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科技部863重大专项、计委重大专项、信息产业部产业扶持基金全都给了钱。
方舟1号的技术鉴定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出面，前任院长宋健、前任副院长朱高峰亲自担任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
2001年7月10日，方舟1号发布。
我从2000年开始参与方舟的项目。呈送863、计委（现在叫发改委）、信产部申请支持的报告，我都是执笔人。技术鉴定会、新闻发布会都参与筹备。
难以忘记2001年4月，第一批流片回来，紧张的调试之后，我们看到自己动手设计的CPU启动工作了。
刘强看着我眼睛说：“芯跳了”。
那一刻，难以忘怀。或许，这是那件事里，最美好的一瞬间。
方舟科技是加拿大华人李德磊创办的企业。李德磊1977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后赴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读博。然后就留在加拿大。
1997年1月8日，方舟科技的前身百拓立克公司在京注册成立。主要靠李德磊介绍外包业务。
1997年，离开摩托罗拉的李德磊加入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与此相对应，BBT承接的外包业务也从摩托罗拉转向后者，主要做基于日立芯片的相关业务。刘强那个时候博士毕业，加入任研发副总裁。
1999年，李德磊找到倪光南，倪光南看到这里磨练了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队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IT产业界以及倪光南本人，一直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和芯片耿耿于怀。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芯片，魂则是指操作系统。于是，倪光南帮方舟找钱、找政府、找中芯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他本人没有从中芯拿一分钱，零股份。他愿意付出一切，他想要一个新的IT产业核心框架。
倪光南院士给我讲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做成瘦客户机NC，“云＋端”解决方案，替代Wintel架构的时候，我当时兴奋得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我们以前在联想，玩的是Wintel联盟（微软与Intel联盟）设计好的游戏。Wintel就是你的顶层，你的成本与性能只能在它框定的空间里。而现在，我们这群人，正在动手改变核心框架。给我们的IT产业带来完全不同的，成本与性能的想像和设计空间。这件事简直太棒了啊！
第一棒和第二棒的困难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敢为的俞慈声任北京科委副主任。李武强从美国回来在科技部产业化司任副司长。大家都想做事情。
我们有了CPU与SOC的技术，政府给的钱也到位了，芯片也做出来了。下一件事，就是面向市场面向用户了。这时，真正的困难才开始。
做CPU最难的不是开发。第一步，你不是写不出INTEL那样的设计，而是你打不起官司。
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认识并懂得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以激励知识创新。美国青出于蓝。只要是个Idea就可以注册专利。专利保护，是INTEL的核心竞争力之一，INTEL长期大规模的专业律师团队，几乎把X86体系相关的专利全注册了。
为什么还有AMD。INTEL是IBM的股东，IBM是AMD股东。就是这样。所以对方舟的团队来说，不是X86体系的技术难度高，而是在这条道路，每一步，你都会遇到INTEL的专利。我们打不起官司。所以，倪光南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走RISC结构，做嵌入式，绕开X86体系。
接着第二难的是，在2000年之初，中国IT产业不但做不出CPU，而且连基于CPU，自己动手设计核心电路板的能力都没有。
那时，中国还有电子产业企业百强的名单。我们联想排第二。反正背后有倪光南、有宋健等一堆大佬，我拿着中国电子企业百强名单，从第1名找到第100名，找了每一个大公司的总工程师。
对话永远是这样：
我：“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我们还有SOC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极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贵司可以更灵活地定义你产品的性能和体积。”
对方：“哎呀，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都是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们选一个，然后基于他们的公板我们再开发。”
我们这才发现，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系统。
第一棒是核心元器件。
第二棒是无数小的Design house围绕INTEL做公板、做产品创意、做产品原型、做差异化做优化。
然后，下一棒才是，面对市场的企业，从Design house挑选产品原型，做商品化包装。投放市场。做品牌、做销售、做客户服务。
而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子产业百强，基本上都是第三棒。
所以，当我们做出CPU，而且芯跳了。我们把它捧到手上，想献给别人。中国没有一家第三棒企业能接。
没有办法，只能向前。
于是方舟科技在做完CPU后，又建立硬件团队，自己做出了NC的产品原型，做出了公板。等于一家本来就规模很小的CPU设计公司，还必须同时干Design house的活。终于CPU和产品原型都OK了，可以交付一个第三棒企业商品化运作了。
俞慈声拍板，北京政府第一个吃螃蟹。
系统生态的困难——大溃败
下一个问题来了。更大的难题。
Wintel联盟。勉强绕过INTEL，更难突破的是微软。
CPU做出来了，再自己做原型，然后自己做产品。做完产品，发现没有配套软件可用。
一块NC公板，方舟科技咬咬牙就自己干了。但是那么多的软件移植、适配、二次开发，真不是1家、10家、100家公司干得完。
这时俞慈声发起了“扬帆计划”，针对Linux桌面的13大类50多个问题，在全国进行招标。浏览器、OFFICE、播放器……一项一项解决。
接着，就干了那件圈子里著名的事——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把微软踢出局。那件事IT圈轰动一时，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然后基辛格给当时的北京市长写信，为微软说情，向俞慈声施压。
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最大的一次雪。那一天，十余个院士联名上书总理，为俞慈声说情。
已经过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将、两院院士张效祥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863计划，来自1986年3月，4位院士联名上书邓小平。因为时间发生在1986年3月，所以简称863。从此这就是中国高科技发展重点计划。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后来赋闲在家，看《圣斗士星矢》，12黄金圣斗士为了打穿叹息墙的一线光，一起赴义成仁。
十几个院士签下自己的名字，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只是想守护一线光。
所以，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我们失败了。
这是10年后，我加入腾讯以后，才学会的一个词——用户体验。我们没有搞得定用户体验。
结果是溃败如山。
第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我们都知道，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打不开别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声又搞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el。
就这样，我们失败了。
后来，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那几万台政府为了扶持一个产业，而买单的NC，估计早就卖了废铁。
几年后，比尔盖茨自己公开了Office的文档格式。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自己脸被门板夹了。
我通过视频，看着这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开玩笑说“爸爸，我终于拿到毕业证啦”的人，这个退休后做慈善的人，会在做《时代周刊》值班编辑的时候选个患病的男孩当封面人物的人。
我在想这个人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压得整个中国没有了通用软件产业。
当个小商人，世俗的成功挺容易的
2003年，我离开了倪老师的联盟，走得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一场伟大牺牲战里的逃兵。
2008年，我创业做网站的时候，一个小孩晚上闲着，装了最新版的红帽子桌面。我从旁边经过，一眼看到，就停下来，然后就用。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心潮起伏，恨不得大哭一场。如果2002年，桌面能有这个水准，这一大票人，应该不会输得那么难看吧。
离开倪老师后，颓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不少人找我干活，多半两类事情，一类是“我代理了个产品，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或者“我做了个产品，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这两类事，我都再也不想做了。可是除了这个，我并不会别的。
后来，我投奔王路。我跟他说：这么多年，我学的东西，只有给一个特别大的系统干活才用得着。我想在你这里，学点能养家糊口的具体本事。
后来，王路让我当一本准备关门的数码杂志的总经理。
杂志的总经理，其实就是广告销售。
后来，我学着做网站，后来，我把网站卖给腾讯，后来…… 10年过去了。
世人眼中，我算是成功了。
倪光南院士还在坚持
2014年初，我离开腾讯。
办完手续，我给倪光南院士发了个微信：倪老师，我离开腾讯啦。
倪老师回说，你来找我一趟，我这里正好有个事情。
我就去看他。
2013年政府采购，研究对Win8的策略，咨询到倪光南院士。
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失败、非议，他自己向科技部负荆请罪种种，倪老师还在坚持。
2014年初我去看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棉服，还是2001年的那一件。
倪院士依然信任我，直接拉我和他最核心的几个人一起商议该如何推动，在移动场景下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10年过去了。打败微软的是Google和苹果。微软还是那么强，只是PC时代结束了。
俞慈声、李武强都已经退休。李德磊不知所终、永中破产清算。
刘强2005年离开方舟成立了君正，并于2010年IPO。现在360摄像机、小米手表等多款芯片用的多是刘强做的。2000年倪光南院士对方舟CPU的投入，还是有了成果产出。
华为买了ARM的授权，做出了海思芯片。小米也豪掷几个亿开发了松果处理器。
就像10多年前一样，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当年，绕得过Intel，跨不过微软。如今，绕得过Arm，做不出安卓。
那一段，跟着倪老师，参加了几场高端的会。满场朱紫，还说着14年前的话语体系。
我发现自己变了。在类似的场子里，今天的我和14年前的我，感受完全不同。
过去10年，我没有给一个领导汇报过工作，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用来揣测领导意图。
我只需要持续做一件事，就是洞察用户需求，优化用户体验。这和在系统里做事，是完全的两个方向。
第二次，我又离开了倪老师。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判断，这事做不成。
就是说如果做法不改变，也许还是可以拿到很多钱，很多资源、批到地，盖起楼，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的生态。
安卓有三：
1.不断迭代优化的安卓系统本身；
2.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基于安卓的各种应用：微信、商务、游戏、生活、娱乐……
3.全球无数团队，基于安卓在源源不断地创意，开发新的应用，不断繁荣、优化这个生态。
15年前，做当时桌面办公应用的移植，已经让那群勇士折戟沉沙。现在，数量远大于过去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
还是原来的体制，还是原来的套路。面对更大的一仗，没有赢的机会。
从一个公司辞职，与离开一个人，不再陪着这个人，支持他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从联想辞职，从腾讯辞职，都可开心了。
但我一直为第二次离开倪光南院士而深深愧疚。那时他已经75岁。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是他喜欢并且信任的弟子。我没帮他。
复盘方舟和永中
今天再复盘，十余年前方舟和永中做错了什么。
先说方舟。
首先方舟科技，是李德磊个人的公司。李德磊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赚钱，他的选择自然是什么能赚钱做什么。
倪光南看上了这家公司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拉上了自己的全部人脉与信用，希望通过一个项目，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系统底层。
这件事错在哪里？
就是我在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提到的组织原则。
顶级组织至情至性，
一流组织共同信仰，
二流组织共同利益，
三流组织共同规则。
所以，用这个组织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李德磊背信弃义。
首先，李德磊与倪光南的关系，至情至性，肯定没有。共同信仰，更是没有。共同利益，还也没有。
李德磊要的利益是个人收入最大化。
倪光南要的利益是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系统底层。
所以，二人合作的基础，就是在倪光南能够持续满足李德磊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共同规则”。也就是说，一旦，李德磊对倪提供给他的利益不满意了，规则就顿时对不齐了。
所以，后来NC的市场起不来，李德磊立刻对863违约，转而做其他业务赚钱。
从根本上，李德磊与倪光南就不是一个可共谋大事、扛大压力的组织。
如果说方舟的问题是组织基础，永中的组织核心其实很好。章燕青与曹参何止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简直是至情至性。
永中的问题是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还是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用一节课讲用户价值公式。这个公式其实是俞军提出来的，我深以为然。用户价值 = ( 新体验 - 旧体验 ) - 替换成本。
你要得到一个用户，依靠的工具是用户价值。用户得到价值足够高，他就会迁移。比如：几亿用户很流畅地从短信迁移到微信上。
什么叫得到一个用户。我们曾依靠政府指令，把永中Office装到数万政府公务员办公电脑上，我们得到这个用户了吗？
好，先算算永中Office给用户的价值是多少。
如果微软的office软件使用体验90分，价格体验50分，两项一乘，微软office软件带给用户的旧体验算45分。
永中Office使用体验70分，价格体验咱们算90分，两项一乘算63分。永中Office，自己可以单方面说，自己带给用户的新体验算63分，比微软好。
可是还有替换成本啊，用户的替换成本包括什么？品牌认知、获取成本、学习成本、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包括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帮助等。
我们知道，比尔盖茨长期是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品牌、渠道、产品成熟度、客服服务系统，包括网上随处可见的用户分享等，还有我前面谈到的文档格式兼容的问题。用户替换成本其实挺高的，我们往低里算，用户的替换成本是20分吧。
那么用户价值＝新体验63分－旧体验45分－用户替换成本20分＝负2分。
就是说我们使劲偏心地给永中Office打高分，给微软打低分，无视用户迁移成本，而用户几乎没有得到新价值。根本够不成用户迁移的意愿。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政府采购是单位付钱。所以，实际使用的用户对价格体验其实是无感知的。
所以，如果以用户感知的体验来打分是：永中的用户价值＝70－90－20=－40分。
事实上，比这个分数还要低。
你让用户价值下降那么多，用户怎么不怨声载道、找各种理由回到以前的舒服境遇里？
曹参对永中的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数据集成”。他分析说“微软Office软件有着相当明显的缺陷：Word、Excel和Power Point是三个独立的、无法集成的应用软件。
如果把文档处理、电子表格以及幻灯片制作集成在同一个程序里，那么用户修改了文档里的数据后，电子表格和幻灯片里相应的数据会自动修改过来，不需要用户再亲自逐一找出必须修改的地方。”
我去！一个数据要同时在Word、Excel和Power Point被引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频的应用场景好不好？
我刚刚回忆了一下过去5年，我自己的文档操作，用不到一次“数据集成”。
在永中，曹参是无可争议的产品核心，章燕青无比支持曹参，永中上下无比团结奋斗。倪老师当时带我去永中的路上，对永中的集体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回到永中，永中的问题是，没有花足够的注意力，在用户最高频的使用场景中，提升用户体验。
反而花了最核心的力量，为了一个用户5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场景使劲下功夫，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在网上看永中的结局和曹参的回忆，曹参把怨恨放到了收购永中的唐敏等人身上。其实不应该。永中因为欠债1000万人民币，被破产清算。1000万人民币，北京一套普通房啊。如果产品的用户价值清晰正向，筹1000万人民币，不难啊。
永中有坚实共同扛压的组织，有很好的开局，也做出了7、8成的产品。但是败了。
曹参的回忆文章里，有对自己创新点的自诩，有对对手的怨恨，但是没有完整的用户场景、用户体验地图、用户价值。
马化腾说：产品经理不能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战。改变体制的考核方式，才有可能培养创新生态。
以上复盘了我对方舟和永中这两个十余年前的明星企业，核心败局点的理解。
那时我们确实犯了错。我们在组织设计、用户洞察、用户体验等多方面都错了。再尝试探讨一下，为什么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很多县城都建设的跟北京似的，我们有了新四大发明。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操作系统。
在信息社会的国际空间里，中国是个网络强国。不过这个网络强国架构在微软的Windows和Google的安卓上。
2014年，我陪倪老师参加一次好像挺高端的“移动操作系统生态研讨会”。我说，我们国家如果真的想要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元，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在场官员然后就谈到了如何从科技园拿地做高政府投资的资产，以保证投资成果……
我无语。然后退出。
为什么我们建的了房子，放得了卫星，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
这其实和联想把Wintel框架的PC卖到全球第一，但是不能向内再走一棒、去做核心技术，也不能向旁边再走一步，拥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体制的集体心智模式，高度依赖确定性。在确定性的框架内，内部人才高度竞争、不能容纳失败。
结果就是过度管理。所有的人都以确定确定再确定为荣。
不确定是恐惧，是慌张。失败，是羞耻，是污点。而创新、创意，从萌芽到长成，就是与不确定与失败的一路相伴。
这是联想还是我们的体制，恐惧和不能容忍的。而市场导向的企业呢，他们跟着用户走，跟着市场走。
2014年，倪老师再次推动移动操作系统，让我和腾讯谈，能否把微信移植到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上。
我马上找了腾讯的大佬，后问微信能不能移植。腾讯人的反应与我预期一致：我们跟着用户走。没有用户量，工作没法安排。
所以，有篇文章叫《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指望每个季度得发财报支撑股价的上市公司？别扯了。
方舟和永中拿了多少钱
今天，回头看，被视为重大失败，折了无数英雄的方舟、永中项目，一共投了多少钱呢？
“方舟3号”研发经费拨款1538万元，如按照“863课题”的项目预算要求，给科研人员的工资部分不得超过15%，约230万元，那么方舟公司参与研发的近60位工程人员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钱。
按照科技部有关科研资金使用的相关政策规定，用于工资、劳务费、单位提成等方面的资金，在事业单位不超过5%，科研转制企业不超过10%，企业单位不超过15%。“863课题”如果是给高校来做的，15%给科研人员发奖金很正常，但是公司做课题这么15%发工资肯定不够。
李德磊说钱太少了，根本不够发工资。然后遭到“863”专家的嘲笑。这位专家解释说，芯片项目资金主要用在流片和EDA工具上面，人员工资只是小头。
无视市场的人才争夺，市场定价。无视市场，无视人性啊。
刘强、我这样的人。我们干点容易的事，很容易过得不错。如果找到我们这样的人，让他们干最难的事，还要给最少的钱。我们的官员为何认为这样理所当然。
永中呢？
曹参自述：自2000年到2008年，永中科技获得政府拨款达8000余万元，投在产品研发上的资金达1.52亿元。同一时期，产品销售收入仅5000余万元，公司累计亏损了5000余万元。
这就是我们国家对CPU和Office最大的重大专项投入。是不是一堆90后投资基金经理看了都笑了？
我们有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我们用脚趾头回忆一下，这新四大发明是烧了多少钱烧出来的？
不用回想千团大战、不用回想打车补贴大战。2018年，把同龄人甩在身后的那个摩拜单车，一个单车公司烧了100亿元。一家公司烧了100亿元，共享单车烧了数百亿元，成果是，每个城市可以骑共享自行车。
为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操作系统+核心办公软件，一共烧了多少钱？把当年变成废铁的NC全都算上。
20亿元，有没有？
这件事，这个数字，就成了恐怖记忆。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官员，全都吓破了胆。
会犯错的事，没有人再敢干了。十几年前，李武强以不怕丢“乌纱帽”的姿态站出来。这种“傻子”，十几年，也就那么几个吧。何况几个傻子还失败了。
谁的妄境
所以，我说政府要操作系统，需要的，不是投资一个团队，而是烧钱烧出一个生态。就是烧钱。容忍失败。
战国时期燕昭王于易水之畔筑黄金台，招天下之士，谁有能力，现场抽一块黄金与之。
人家一自行车烧100亿，我们一个国家的操作系统，复杂庞大的生态，需要无数人参与。难道您打算，确定性地投几个公司，少少给上几个1500万，然后去打安卓？
为什么说挑战安卓比挑战微软还难？
因为今天，基于安卓的生态更庞大、更繁荣、更高频。
从办公、商务、生活、娱乐。一个个人以及企业的数字空间，几乎都可以利用手机完成。我们对移动场景的依赖，远远大于桌面。
微软OFFICE投了多少钱？
微软是上市公司，公开财报，2016~2017年度，微软一年的研发投入是124亿欧元。1000多亿人民币。
18年前，倪光南院士和我叹气：“纯计划经济也好，纯市场经济也好。都能做出大东西。”18年后，2018年倪院士已经79岁，还在为了中国自主可控的芯片与操作系统奔走呼吁。
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柯德。是宁可冒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作为、无过错的人们嘲笑他：“不识时务”、“老被人骗”、“被人骗了还在继续做”……
然后所有人，继续直接间接地为“无芯”埋单。
结束语
这段往事，因为充满了激情、失落、怀疑、愧疚种种复杂的情绪，所以我非常不愿意回忆。
今天趁这个机会，提一口真气，把它写出来。 没有给倪老师看。因为倪老师是个真正的君子。如果给他看了，他一定会为这个人避讳，为那个人考虑。
从昨天晚上，突然想写，今天早上6:00再也睡不着，爬起来，一口气写了一万字。也许该写的不该写的，我全写了。这是我的个人视角，个人叙事。
某年，我和郝玺龙一家还有他的朋友几人，一起去长白山玩。夜宿山脚下的农家院。居然在这个农家院里，遇到了刘强。方舟一别，没想到多年之后，居然在千里之外，这样的地方再见。
昔日的英挺少年，鬓已斑斑也。那时他已经创办君正。方舟往事，大家都不愿意再提起了。
那么多好战友，我们散了，都没有道别过。但是，曾经的尝试、努力、错误、牺牲。发生过就是发生过。
把此文放到互联网上，以此向当年曾并肩作战过，彼此支持，彼此抱怨，没能好好道别的战友、老师说一句：谢谢、珍重。(梁宁职业为天使投资人,曾创办旅人网)

人淡如菊

作者太过于悲观，还有不太全面。当然也有可能他不愿意说。手机操作系统，国产有阿里云，虽然不是很好用，也很多问题，但是也是国产的，也是上市公司搞出来的。OFFICE软件，不知道为什么不提WPS。其实WPS做得也挺不错的，还经常给客户培训，有自己的一套销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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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中国芯有两座大山要跨越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美国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科技冷战”？因中美贸易争端等事宜，最近科技自主创新成为国内各界激烈讨论的话题。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有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中国芯”路在何方？4月30日，《环球时报》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进行了专访。早晨的咖啡馆里客人不多，年近八旬的倪光南未选择记者建议的靠窗沙发，而是选择了靠背直直的木椅。由于过去这些年的经历，有人称倪光南是“堂吉诃德”，在被记者问到怎么看这个说法时，他喝了口咖啡，笑着用纸巾擦擦嘴说：“其实我做的是咨询、支持工作，是二线的事。”

　　教训——“不要指望别人会卖给你核心技术”

　　环球时报：很多资料显示，中国计算机的起步并不算晚，是这样吗？

　　倪光南：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计算所刚成立时，世界上能做大型计算机的只有美国、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当时我们的第一台电子管大型计算机是仿苏联的，加上机房、通风设施，一台计算机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非常壮观。

　　但是，要做比如天气预报、石油勘探等领域的研究时，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不够用，所以还是要用进口计算机，这就要经过出口方严格的审查，而且出口给你的计算机不会超过我们自己计算机的水平。即使买来了，外国还会派人来看着，要求必须用于规定的用途。

　　现在，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指标世界第一，这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不要指望别人会卖给你核心技术。

　　环球时报：“方舟1号”算是中国芯片的起点吗？

　　倪光南：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起点很多，“方舟1号”算是之一吧。更早在1988年，我们计算所公司，就是联想前身，开始做专用芯片，称为ASIC（专用集成电路），是孙祖希研究员带着年轻人去新加坡CHATER公司的设计实验室研发的。五六年时间里借用别人的条件，我们后来一共研发了5个ASIC，用在汉卡、汉字打印机、微型机上，获得了成功。2000年，国务院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通常所说的18号文件，规定对软件产业征税从17%降到3%，芯片设计业视同软件产业。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芯片设计产业就快速发展起来了。芯片设计类似于软件，依赖于人类的智力，跟工业基础关系不大，我们跟国外差距不是太大。

　　另一方面，在芯片制造领域，资金严重不足，没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人才稀缺、获利周期长、失败概率比较大的高风险领域，所以，芯片制造一直没有太大起色，水平很低，甚至只能称之为“尝试”，谈不上产业。

　　难点——“我们的软件，谁来第一个用？”

　　环球时报：您感觉掌握芯片产业核心技术最难突破的点在哪？

　　倪光南：毫无疑问，芯片的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短板，它有些类似于传统产业，依赖工业基础。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在无尘环境里进行精密制造的场景，那是我们落后比较多的。芯片制造是个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需要国家下决心，吸收社会资金进行大投入来追赶。

　　同时，芯片制造跟传统产业相比也有特殊性，它的规模效益特别明显，需要大投入。比如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可以靠生产一两个零部件来生存，但芯片制造只有大企业才能活下去。

　　以京东方为例，它属于芯片制造业的一个分支，也是在持续投入10年后才开始盈利。华为、BAT目前都还没有介入芯片制造，即使对于这样的行业巨头，单独介入芯片制造的难度还是太大，不过，他们会以某种形式参与。

　　另外，“生态”建设也非常重要。芯片和操作系统构成基础，在它上面有大量软硬件构成一个体系，再发展大量应用形成对体系的支持，这就是一个“生态”。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没有过“生态”这一关，比如Wintel（Windows+Intel）体系在PC上占统治地位，但在移动领域却被苹果和安卓打败。越没人用就越无法获得应用支持，越没有应用支持就越没人用，这是个恶性循环。“生态”一旦形成，那就是既成事实，垄断就是一种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垄断者地位很难被撼动。

　　环球时报：面对制造和生态“两座大山”，中国芯片产业出路在哪？

　　倪光南：要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研发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为什么要“市场化引导”呢？对于“生态”建设来说，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商业授权来兼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生态”，但很多时候由不得你，比如Wintel “生态”是买不到的，幻想用Wintel很容易被人家一个“301调查”给搞掉。

　　那么另一条路就是先有一个市场，让这个“生态”在市场中得到良性循环：有人用，用的过程中改进，改进后有更多人用，然后更多人做应用支持促使它改进。但这条路始终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软件，谁来第一个用？

　　我认为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可以拿出来，这是我们加入WTO还没开放的市场。我们自己的软件，政府自己先用。中国体量大，仅政府采购的电脑，两三千万台是有的，其市场规模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这个优势利用起来，“生态”建设就可以有起色。

　　环球时报：按照您的这些设想，中国如果下定决心来追赶，需要多久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倪光南：就芯片设计来说，本来我们跟世界领先水平并没有大的差距，而且设计并不需要太大资金投入，垄断也不是很强，只要规划好，大概三到五年就能见到很大的效果。芯片制造就要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来参考了，至少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生态”建设则要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按照难易度排序，制造要实现赶超是最难的，“生态”次之，设计相对最容易。   

　　趋势——“眼下的热潮是好事，但不宜遍地开花”

　　环球时报：现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应用领域蒸蒸日上，但有人说，外卖软件、共享单车成就不了大国地位，是这样吗？

　　倪光南：创新有很多种，有核心技术创新，也有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但我觉得核心技术创新是基础。模式创新看起来很成功，但它的背后需要核心技术的支撑，所以核心技术创新是不能放松的。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的创业者聊，他们会觉得模式创新来钱比较快，但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你被替代可能也会很快。

　　环球时报：“中国芯片”的话题引发一股热潮，项目融资和上马速度明显加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什么建议？

　　倪光南：这肯定是个很好的现象，说明从国家到企业，都开始下决心来突破了，大的方向没错。但要注意的一点是，各界的力量显得有点分散，根据经验，芯片产业需要资金集中，如果分散开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够强。所以，我认为应该更好地整合和统筹资源，不要遍地开花，分散力量。

在国际芯片产业中，早已形成垄断寡头，后起的小企业很难生存，到最后可能成了做无用功。在需要打破垄断的时候，不能全靠市场规律，否则你就不可能进入了。我们国家本来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这个优势应该利用好。毕竟，跟芯片产业的国际寡头相比，我们的投入还是太小了。

　　环球时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不也好好的吗？

　　倪光南：这要看一个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觉得做一个网络大国就够了，那我们没必要追求什么核心技术。但我们的目标是网络强国，不走自己的核心技术之路，人家不可能让你追赶上来。

　　总之，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如果早十几年下决心搞芯片制造，我们可能已经有自己的芯片，不会被人家卡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