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纸币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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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戈登·图洛克

时间：1956年

原文PDF：http://www.terry.uga.edu/~last/c ... ngs/tullock_ehr.pdf

（译者按：原文为一篇长文，为阅读方便而划分了章节，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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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可波罗东行纪——神秘国度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2893/102706

在十二到十三世纪，蒙古人称霸了大部分已知的世界。结果是，一个强大与高效的政府在整个亚洲的广度上被建立了起来。于是对于欧洲的商人和使者们来说，前往北京的旅行也从此成为可能。而对于抓住这次契机的无数旅行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比“契丹”（大汗统治下的中国部分）的百姓使用纸币更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了。（1）

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纪中专门用了一章（第十八章）来描述纸币在“契丹”的使用：

“在此汗八里城（堪布录克—大都—今北京）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

“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树皮用水浸之，然后捣之成泥，制以为纸，与棉纸无异，惟其色纯黑（2）。君主造纸既成，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幅最小之纸值秃儿城（图洛）之钱一枚，较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今威尼斯）之银钱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一枚。别有值物搦齐亚城银钱五枚、六枚、十枚者。又有值金钱（拜占庭金币）一枚者，更有值二枚、四枚、五枚以至十枚者。此种纸币制造之法极为严重，俨同纯金纯银，盖每张纸币之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此种程序完毕以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始取得一种正式价值，伪造者处极刑。”

“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尚应知者，凡商人之携金银、宝石、皮革来自印度或他国而莅此城者，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有贤明能识宝货价值之男爵十二人专任此事。君主使之用此纸币偿其货价，商人皆乐受之，盖偿价甚优，可立时得价，且得用此纸币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种纸币最轻便可以携带也。”

“此种货币虽可持久，然亦有敝坏者，持有者可以倒换新币，仅纳费用百分之三。诸臣民有需金银、宝石、皮革用以制造首饰、器皿、衣服或其他贵重物品者，可赴造币局购买，惟意所欲，即以此种纸币给价。”

“由是君主每年购取贵重物品颇多，而其帑藏不竭，盖其用此不费一钱之纸币给付也。复次每年数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银、宝石、珍珠、皮革者，须送至造币局，将获善价，其臣民亦乐售之。盖他人给价不能有如是之优，售之者众，竟至不可思议。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银。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3）

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作为“顾问”（他在中国历史中的角色），认为印纸币是政府一种有效获得收入的方式；他没有意识到由于连续不断的增发货币所带来的其他问题。他甚至都没提到在他为大汗服务的几年中纸币在不断的贬值。马可·波罗也许认为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解决。

那时的中国人对纸币习以为常，不像外国人那么惊讶，因为那时的外国人就好像从蛮荒地区来的土著一样。而由于纸张、墨水、印刷术都在中国发明，毫不奇怪纸币也会首先在中国出现。纸币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绵延了有上千年之久，从公元九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4），不过它最大的发展是在大约公元1000年到1500年间的样子。没有多少经济学家研究过中国纸币历史，而就算他们也只是把纸币制度的兴起和衰落当成一个单独的故事来对待（5）。普遍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往复，不过在实际上，纸币在中国的历史涉及到了七个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纸币制度。还要提到的是，四川地区有过它自己独特的纸币体系。不幸的是，我们关于这八个纸币制度的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很缺乏（6）。由于资料有限，所以在事实上，本文囊括了所有已知的方方面面，不过也仅仅只是描绘了纸币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而已。

在详细讨论历史之前，值得梳理一下这条历史脉络的特点（7）。中国，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在百姓和政府都已经渐渐习惯于使用纸币之后，纸币才迈出了历史上的第一步。对于继任的王朝来说，直到十一世纪时机才终于成熟，才终于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不可兑换的纸币制度，利用通货膨胀来满足自己的财政需要（8）。公元1000年至1500年间的所有中国政府都无力抗拒这种诱惑，而他们纸币的变迁史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有朝代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通货膨胀，而在长期通胀之后，所有朝代又都最终舍弃了纸币的使用。南宋是个例外，其在纸币周期完成之前就被蒙古人征服了。放弃使用纸币是古代中国货币史上最为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我会在一定篇幅之后，在给出了相关历史证据的情况下再来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在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政府没有再大规模发行纸币，不过非常值得一提的却是在政府停止印钱后的数世纪中，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开始大范围流通起来。而最终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纸币，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又被出口转内销再次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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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大部分的旅行者们都没有留下书面纪录，不过在那些现今能看到的书面记载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这个奇特的习俗。珀德农的修士鄂多立克、鲁布鲁克、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约瑟伐·巴尔巴罗、伊本·白图泰（他从摩洛哥开始旅行而不是欧洲）、苏坦尼亚的大主教（初步认定为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德·科拉）、哈吉·穆罕穆德（大黄商人）和乔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威尼斯共和国的大使）在君士坦丁堡碰面用晚餐时的谈话，所有这些人都谈到了这个习俗。弗朗西斯·佩戈洛蒂，佛罗伦萨古老的巴尔迪家族的代理人，在他所撰写的一类商业地理志中，在中国部分谈到了纸币的使用。第一位堪布鲁克大主教约翰·蒙高维诺不知何故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是否这缘于他圣人般的品格，不屑于尘世的俗物，或是由于我们只有他的几页手稿仍然是一个公开的疑问。（参见《鲁布鲁克东游记》，罗克希尔译，329页；上面提到的其他旅行者的论述翻译见《契丹和彼岸通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亨利·尤尔作，亨利·科迪尔校订，书中对纸币的描述见如下页：卷一，海屯，259页；哈吉·穆罕穆德，296页；卷二，鄂多立克，240页；卷三，苏坦尼亚的大主教，91页；佩戈洛蒂，97页和154-5页；约翰·蒙高维诺，1-28页；卷四，伊本·白图泰，112页）

（2）这段时期幸存保存至今的纸币样本底纹都是肮脏的灰色，无从辨认它们的原始色彩，不过它们不可能是纯黑，因为上面要印上黑色墨水。一般而言，马可波罗的描述非常准确，不过名家也会犯错，《某些古中国纸币》（Certain Old Chinese Notes），戴维斯所著，其中就收集了不少这段历史时期中国货币的复制品。莫斯也仿制了几张，卫斯林也有一张。

（3）曼纽尔·科姆罗夫，《马可波罗行纪》（纽约，1926年出版），156-8页。（中文取自冯承均译本，根据原文和另一类改定本剌木学本对冯译本做了一些语句调整——译者）

（4）由于我所不清楚的原因，中国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把中国纸币的起源时间上推了一千年左右，算在汉朝的“白鹿皮币”头上。汉朝的“白鹿皮币”制度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只能算是一种特别的征税方式，由汉朝的一位最杰出的皇帝所发明，对后来真正纸币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皇帝在鹿皮碎片上面刻上一些货币上常有的寻常字样，用可以算得上是强制性的兜售手段把它们强行卖给富有的公卿士大夫们。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货币曾经流通过（大部分“券”上的面值都十分巨大）或扮演过任何货币的职能。

（5）见《货币和交换机制》（Money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杰文斯著，1875年出版，98页；《政治经济学词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麦克劳德著，1863年出版。杰文斯的叙述不仅过于简单，而且也不精确。他犯了一个错误，引用了曼德维尔爵士的话来详细阐述马可波罗的描述。在中世纪晚期，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广为传播，被认为是对东方最为详尽的著述。然而早在杰文斯之前许久，学者们就已经发现约翰爵士是一个骗子。参见休·穆瑞《历史叙述的发现与亚洲的游记》（Historical Account of Discoveries and Travels in Asia），爱丁堡，1820年出版，193-7页。

（6）许多东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在中国货币史方面下过功夫。对于中国纸币历史最新和最全面的研究非杨联升的《中国货币和信贷简史》（剑桥出版社，1952年出版）莫属。不过，这些历史学家中的大部分都不具备经济理论知识，也让自己仅限于数据的收集。杨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不过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极其迷人（对于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来说）和极其艰深难懂的语言训诂方面，研究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文字的真正含义。本文的目的是把这些由历史学家们勤奋收集到的历史事实放在它们合适的历史环境中，并通过中国的经验教训来指出所涉及到的一般货币理论。

（7）鉴于本文为经济学家所写，我把自己严格限制在了货币历史领域，只给出了为便于理解货币发展而有必要了解的历史背景。

（8）在通货膨胀政策成为可能之前，长期教化民众使用纸币，打下一个群众基础十分必要，这点可以由蒙古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证明。蒙古在波斯的伊尔汗国对其在中国的宗主国使用纸币的做法极为钦佩，决定自己也开发类似的制度。北京派来了一些技术顾问。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制度。但是波斯人并没有在几百年的经济生活中发展出使用纸币的习惯，他们拒绝相信这些印出来的精美纸片会有什么价值可言，于是这项实验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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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源及四川“交子”——交子之殇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2893/102880

公元700-800年间，中国出现了一种商铺，接受贵重物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保证它们的安全。他们承兑代表寄存物品的凭证。就像欧洲的金店一样，他们的寄存收据也逐渐作为货币开始流通起来。我们不清楚这个过程发展的景况如何，不过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间，很明显中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商铺，发行定期的印制纸券，还发现了他们能够流通的纸券数量可以超过他们店铺里实际寄存的贵重物品数量。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发展出了纸币的另一种前身。为了维持朝廷和军队的开销，必须从各地向京城运去大笔的税款。而为了避免搬运这些笨重的钱币，省一级的政府部门设立了驻京办事处开具可以在当地使用的取钱凭证。显然一些私人公司也卷入了这项业务，这很类似于让富格尔家族在欧洲致富的银行行当。公元811年，政府禁止了私人经营这项业务；公元812年，中央政府建立了它自己的业务体系。京城给省一级的政府开具的取钱凭证（被称为“飞钱”）被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纸币的雏形。欧洲也是如此，在纸币发展的时候，中央财政也经常向各地的税务机构开具取钱凭证（1）。所以，纸币在它发展的最初阶段，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私人和国营的凭证。有趣的是欧洲走上了私人凭证的道路，而中国最终选择了政府凭证。

唐朝，自公元七世纪起，到公元907年灭国。公元960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认可了北宋王朝的建立（经过一段习惯性的混乱岁月之后）。在王朝的前十个年头里，北宋政府就创立了一个“信贷部门”，每年总共要发行一到三百万“贯”钱币凭证（2）。期间也有数量不明的私人凭证在流通。许多省一级的地方政府也发行了数量可观的针对盐、茶还有其他商品的商品凭证（3）。货币的重要性，不论是纸币形式还是金属形式，在有宋一代发展都十分迅速，这段时期商业的发展也很快。而政府税收中实物税和货币税的比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公元1000年实物税占总税收的80%，而到了1050年这个份额已经下降到了少于50%。

为了解中国纸币的历史背景，有必要了解一下接下来数世纪里中国的历史片段。北宋亡于蛮族入侵。蛮族在北方建立了金王朝，而身为宋朝王室成员的一位年轻军官则在南方建立了南宋王朝。到了十三世纪后半叶，另一支蛮族力量蒙古人灭亡了金和南宋，而他们则在十四世纪中叶被赶出中原，另一个本土王朝，明王朝被建立了起来，而这个王朝在十七世纪被清朝所取代。

伟大的四川省总是有着自己的做事方法，而在北宋时期，它独自发展出了一套纸币制度（交子），一直沿用到南宋灭亡。铁钱很早就在四川使用。由于这种货币在流通中以它的金属价值来计算，所以极为笨重而难以携带。于是私人银行券业务似乎在那儿发展极为迅猛。在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省政府颁布法令，把发行这种纸币的权力限制在了十六户商家手里，而这十六户商家被允许在提供服务时收取3%的手续费。由于这些商家并不总是能够立即兑现这些纸币，所以任何有头脑的愤世嫉俗的人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有理由怀疑这些商人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困难莫过于政府官员的“压榨”。当然政府官员们可不这样认为，于是在十一世纪早期，政府决定全面接管这项业务。



四川纸币的发行体系和欧洲的任何体系都大不相同。政府每年都会发行一定额度的纸币，而在第三年又必须要发行新币来赎回这些旧币。所以，只要不增加发行的额度，货币发行当局的获利就只限于“铸币税”和那些偶尔被毁掉而不会被赎回的纸币。这很可能是世界上首度出现的政府对私人银行业的监管，而接下来政府则进一步全面垄断了发行特权。不管如何，这个体系演变成了中国版本的金本位制度；通过对纸币的发行额度作了限制，防止了政府沉迷于通货膨胀。

四川省政府在公元1072年 “脱离了金本位”，再版了1071年的纸币来赎回1069年的纸币，于是原本应用于偿付的1072年纸币得以被用作他途，用于其他更为迫切的目的。这似乎开启了一个通货膨胀的新纪元，此后每年的发行量都在扩大，而赎回期限也常常被错过。1098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年度发行额定在了比1072年额度高出50%的水平，不过实际的发行量似乎要高出不少。到了1107年未被赎回的纸币总额已经相当于十四年法定额度的发行量。1200年纸币的发行量被再次翻倍，而此时已经没人再愿意使用这种四川省货币了。似乎在蒙古征服之前这种纸币的流通就已经完全停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的通货膨胀期间，没有被赎回的旧币有时只值新币面值的四分之一。一般来说，纸币的通货膨胀相较于更为初级的减少金属货币成色来说，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新发行的纸币和已经在流通中的纸币完全一样。含有较少金属含量（或较少贵金属）的新铸币的价值明显就不如先前的旧铸币，如果用法律途径强行把两者等同起来，那结果只能是格雷欣所发现的效应。这样说吧，原先有十个单位的纸币在流通，而政府发行了第十一个单位的纸币，那所有十一单位的纸币就都只值原先货币90%的价值。所有货币，不论新旧，都被同样贬值。而由于政府拥有新发行的第十一个单位的纸币，而其他十个单位纸币又握在百姓手里，很显然政府就从中获得了额外的好处。不过在四川，政府甚至做得还要出色，新币在百姓手里比旧币还要更有价值。这想必是定期赎回的结果。也许四川人觉得政府已经破碎的承诺不如将来有可能会打破的承诺有价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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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对于英国的类似体系，参见约翰·克雷格爵士，《官僚主义史》（1955年出版），26页。

（2）“贯”从字面上讲是一条带子上面串着1000个铜板。（这个习俗也是中国的铸币中间空心的原因。）串着的实际铜板数量由习俗和法律所规定，随年代和地区而异。标准铜板的尺寸也偶尔会改变，铜的价值随时间不同变化也很明显。见卫斯林，《中国货币论》（On Chinese Currency），1877年出版，212页。

（3）不过中国人对于不同货币类型之间相对价格的态度似乎不太理性。1948-50年间当我在天津的时候，只有五，十和二十美元的纸币在按面值流通。你可以用六张一美元的纸币来换一张五美元的纸币，或者两张二十美元的纸币可以换到一张五十美元的纸币。理由是一美元的块头太大难以藏匿，而市面上流通的五十美元里有假钞。类似的还有“大头”和“小头”美元，这两种正常流通中的两种美元银币，在交易时却有固定的比值差异，和它们真正的含银量没有任何联系。不过，由于所有这些货币交换都是官方所不允许，都是在私下进行，所以无法用政府的规章来解释。而尽管从整个社会的立场上看来是非理性的，然而交易各方却在理性地交换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货币，按社会认可的兑换率而非其“真实价值”。当然只要一有可能，中国人就会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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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宋和金——难兄难弟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2893/102935

不过在四川以外的地方，纸币的发展速度则要慢上许多。第一次是发生在南宋，1136年政府进行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试图在首都发行纸币但遭失败。几十年过后，此时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已经流通于首都的周边地区。1160年政府下令禁止私人纸币的进一步流通，并开始发行自己的官方纸币（这次成功了）。1166年政府尝试了在前线地区的淮河流域通行纸币。1168年正式发行纸币的制度被建立了起来。纸币的流通期限被固定在了三年，每年的发行量为一千万贯铜钱。这意味着一时间会有总值三千万贯铜钱的纸币被投放到流通领域。而在实行上，很自然地，不久政府就通过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1176年某些年份发行的纸币被“允许”流通六到九年。1195年，每年的纸币发行量增加到了三千万贯。即使这个限制也很快就被超越，到了1209年三年期流通纸币总额达到了一亿一千七百六十万贯。



不过流通领域中纸币数量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它们的实际价值。直到十三世纪的头十年，纸币的币值依然相当稳定，在首都地区维持在比铜币少百分之十的价位，而在其他省份则要再少百分之十五。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好像十分简单。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在这段时期内，纸币的流通范围在扩大，从一开始仅限于首都周边地区逐步向周边扩散，直至覆盖整个帝国（1）。不过政府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把它的一部分固定支出用增发纸币来满足。尽管纸币在境内的扩散速度也许暂时跟得上纸币的增发速度，然而纸币最终会流通到整个帝国而纸币的增发却不会停止。终会达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届时额外增发的纸币就会造成货币价值的降低。这个危险的临界点似乎出现在十三世纪初，南宋王朝也选择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发动了一场旨在把金朝从中国北部驱逐出去的战争。随着战争的失败，南宋纸币的价值也随之一落千丈。1232年流通中的纸币总额翻了三倍，1247年政府发行了无流通期限限制的纸币。持续增加发行量给纸币的价值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北部边境逐渐逼近的蒙古人的阴影则进一步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蒙古人征服南宋以后，他们按五十比一的兑换率把南宋纸币兑换成他们自己的纸币。我们无从得知这个兑换率是否与当时的市价一致。

与此同时，蛮族在北方建立的金朝也在发行纸币。1153年，他们甫从满洲迁都到燕京，就开始发行自己的第一套纸币。金朝的纸币制度相当不同凡响，因为他们在帝国的不同地理区域发行各自不同的纸币。纸币的流通期限被固定在了七年，而直到1190年前，到期纸券都被有规律地赎回，政府也严格坚持着固定的纸币发行额度。结果是，币值相当稳定。在1190年，新登基的皇帝废除了纸币的流通期限限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纸币的贬值。通货膨胀在起初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也许是每年的发行额度维持不变的原因，在头几年中很可能确实如此，每年增发的纸币也许占流通总量的七分之一或更少。

为了抑制纸币贬值的速度，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1192年，皇帝颁布法令，规定流通中的纸币数额不能超越铜钱的数目。1193年，某些先前用铜钱来缴纳的税种改为用纸币来支付。1197年政府酝酿了一个动机不明的银铸币试验，银锭被抛向市场和纸币一起流通。一盎司（2）银也被裁定为等同于两贯铜钱。很明显不论是银铸币还是纸币的价值都被高估了（相对于铜钱）（3），于是格雷欣法则开始生效；而政府也发现有必要禁止人们囤积或出口铜钱。除此之外，政府也采取了更多较为现实的措施。某些税种可以被用纸币或银币来支付。在满洲地区，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了所有涉及到超过一贯铜钱的交易都必须用银币或纸币来支付。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会看到政府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措施，意图消灭与官方货币相竞争的其他类型的货币种类。1200年政府中断了银币的发行。传言是由于仿制严重，不过很可能是银的供应量不足所致，因为银不像铜那样容易开采。1203年由各地政府自己印制的地区纸币被废除，显然是这些纸币更受百姓欢迎的缘故。



所有以上措施，除了最初银币的发行外，都很明显是为了增加人们对纸币的需求。不过它们本应产生的效果都远远无法抵消政府造币厂的大肆开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管怎样，政府为了财政目的而稳定增发纸币，与此同时却依旧在不断地企图维持币值的稳定。1206年，政府努力收回了最大面额的纸币；1207年政府下令某些税种的三分之一可以用大面额纸币来支付，以后这个比例被放宽到了三分之二（4）。全国范围内超过一贯铜钱的商业交易被勒令用纸币支付，政府还制定了更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制铜钱的囤积和出口。财政部开始受理小面额纸币兑换铜钱的业务。各个地区各自不同的小面额纸币也被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流通。

不过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抵消滥发纸币的后果。我们可以回忆到，大约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南宋的纸币由于讨伐金朝的军事行动失利而受到了严重影响。而防守一方金朝的日子也不好过，庞大的军费也对它的纸币造成了打击。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蒙古人开始成为北部边界的严重威胁。金朝，被夹在南宋和蒙古之间，是第一个感受到蒙古铁蹄份量的国家。受到庞大军事开支的冲击，金朝的纸币进入了快速通货膨胀阶段。1210年就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被蒙古人击败之前，整整八十四车的纸币被运往前线慰劳士兵。到1214年原有的纸币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政府开始发行二十和一百贯的纸币。而很快，两百和一千贯的纸币也开始流通。1215年政府发行新币，同时禁止了铜钱的流通。期间也有过一次短暂的，较为不成功的物价管制试验。新的纸币迅速贬值，到了1216年它们已经贬值到了面值的1%以下。1217年，这些纸币以1000：1的兑换率被更换成另一种新的纸币。1222年新币和旧币的兑换率被改为800：1（6），也就是它当时的“黑市”价值。次年这种新币跌破了面值的1%。在王朝剩下的十年中，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其他措施来发行新币，不过似乎都没有成效。

到了1220年，银取代了铜作为主流的金属货币。尽管看上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可是在二十年间这种从铜钱到银钱的转变过程很可能是直接受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影响。纸币在稳步贬值，而政府又出台了各种各样禁止使用铜钱的法令，自然而然的人们就会使用任何可选的替代品。从法律上可以说，用银来进行交易更多的是在以物易物而不是在从事货币交易；而在现实意义上，一盎司银远比等同其价值的一贯铜钱，也就是一千个铜板要容易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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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段时期纸币价值的稳定也许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纸币和铜钱的比值保持着稳定；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两种货币对其他商品的价格有没有发生变化。从逻辑上来说，如果纸币正在代替金属货币的流通，那么由于需求减少的缘故，金属货币的价值会下跌。如果这段时期内铜钱的价值在下跌，那么纸币，由于面值以铜来算，也一定会同时跟着贬值。

（2）中国衡量“盎司”的标准比我们的盎司标准要稍微重一点。

（3）在1201年，市场上银和铜的兑换率比官方的定价要低20%。

（4）那种相信大面额钞票比同等数目的小面额钞票要贬值得更厉害的想法似乎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习惯。这种现象可以在二战以后的中国观察到。

（6）实际上的兑换率为400：1，因为新币的法定价值只有旧币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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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朝——纸币悲歌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2893/103048

当蒙古人初次进入北部中国推翻金朝时，他们似乎没有关注过使用纸币的可能性。到了1260年市场上流通着由各种各样政府机构发行的大量不同的纸券，但其总量很可能微不足道。这些纸币都是银券而不是铜券，和先前发行的纸币一样通常都有着三年的流通期限。1260年，忽必烈在登基后，任命他先前的教师为首席大臣。此人出生于金朝官僚家庭，也很可能是在他的建议下忽必烈才开始系统化印钞机的使用，从此纸币作为了蒙古政府财政的标志性特征。不管怎样，在1260年各色的地区货币被政府召回，以公平的价格被兑换成政府发行的统一货币（中统钞）。新币没有赎回时间，意味着它们会无限期流通下去。我认为这种纸币在历史上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法定价值被固定在了其一半的面值上。两张一盎司面值的银券依法值一盎司的金属银钱。

在起初的几个年头，政府很好的维持了新币的价值。就像南宋纸币的早期时候一样，显然是当新币逐渐扩散到帝国全境时，对新币的需求量能够跟得上稳定增发的纸币的数量。同时政府也拥有着相当多的黄金和白银储备，虽然他们好像并没有把这些储备作为准备金来稳定他们的纸币，帝国拥有这些储备的事实其本身也许就起到了一种稳定效果。在1262年，黄金和白银被禁止用作交易媒介。我们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新币的价值已经开始下滑，不过这项规定很可能比其他地方这样的做法要更有实际效果，因为蒙古政权使得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看上去仿佛就像是自由和宽容的国度。在王朝的历史中，间歇就会有灭绝所有中国人，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牧场这样的提议出现，政府也往往会讨论这样的提议，当然从未采纳过。不过一个会考虑这样提案的政府对用什么方法来贯彻它的法令是不会有所顾忌的。



表1显示了纸币发行的增速在1270年代中期急剧上升。1276年的陡然增高很可能是部分由于那年兑换南宋纸币的关系。不过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对货币需求的增长已经无法跟上货币数量的增长，于是货币开始贬值。而由于货币的贬值，传统的税收方式也无法满足预算的需要，政府就更有必要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来弥补财政缺口。1273年辅币被发行；而它们又在1278被废除，想必是纸币的贬值让它们失去了使用价值。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善对纸币的需求。1280年纸币的使用被延伸至了回族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西部。同年在南宋先前的疆域，银钱和金钱的使用亦被废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像今天的美国那样，人们可以用纸币从财政部买到金子和银子，作为工艺用途而非流通用途。1283年私人之间不论出于任何目的的金银交易被禁止。1285年这项禁令被放宽。



*基于莫斯所著《中国的流通货币》（上海，1906年出版）中第23页的表格。数据取自杨联升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64页。

＊法定价值五倍于第一版纸币；＆法定价值五倍于第二版纸币。

§为了让数据可比，第二栏的纸币发行量被乘以五，第三栏的纸币发行量被乘以二十五。由于我们缺乏不少年份的数据，也无从得知有多少纸币被偶然毁掉，这些数据只能表示流通中货币总量的大致趋势。从1288年起最后两位数字都被舍去。

1287年一种新币（至元钞）被发行，它的法定价值五倍于旧币，不过旧币依然在流通。根据马可·波罗对这个纸币体系的解释，财政部用新币替换旧币，所以除了偶然的损耗或毁坏之外，纸币将无限期在市场上流通。似乎政府给了新的货币五倍于旧币的价值，因为旧币已经贬值到了它原始价值的五分之一。不过在这件事情里，在纸币的贬值和供应量的增加之间，我们不可能给出任何精确的比较。似乎纸币的使用范围向回族地区和先前南宋地区的扩散至少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效应，本来当货币的价值开始下跌时，这是本应会发生的事情。



为了促进新纸币的流通，私人金银交易再次被禁止。由于新币的价值五倍于旧币，第一年的印刷量等同于二点五倍的旧币的最高年份印刷量。此后我们看到图表显示货币供应的增速先是下降然后又再次提高。不过我们发现货币被政府贬值的速度在下降。1287年总共五亿盎司银的纸币被印了出来，把整体货币总量增加了40%；而到了1309年同样绝对数量的新币的发行只把货币总量略微增加了5%。

1294年帝国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木制钱”或“竹制钱”的流通。此种类型的货币顾名思义就是以木头和竹子所制。我们都熟悉“车票代币”和“就餐优惠券”。在中国这种代币相当受欢迎，小型的木制或竹制代币能让持有者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一磅盐到一桶热水都可以。皇帝时代的中国在其大部分城市里都流通着这种货币。然而，当官方货币处在贬值时期，像这样的代币，由一些有信誉的商业机构所发行，可以作为一般用途被兑换成某种商品的东西，就很有可能在一定区域里开始取代官方货币。

1310年又一种新币（至大钞）被发行，这次政府规定其价值五倍于第二版纸币，也就是二十五倍于第一版纸币。表1显示了这一版纸币的发行量，相比第二版纸币最初发行时，货币总量几乎增加了900%。我们没有“黑市”上关于新币和旧币的比值数据，不过似乎即使是新币的价值也大大低于面值。不管怎么说，政府几乎立即放弃了这版新币的发行，又开始大规模发行两种旧的纸币。到了这个时候，尽管新币的绝对数量在增加，然而货币供应的增速却逐渐趋缓，不如蒙古人开始使用纸币的最初三十五年那样孟浪。（见图1）此后，由于蒙古帝国在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开始陷入困境，他们不像是处在一种能够自愿放弃任何主要收入来源的立场，他们不会自愿放弃使用纸币，于是我们可以推测之所以他们在统治末期不太开动印钞机，很可能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之外。这些事实将在后面讨论。


图1 1260-1330年间（1）蒙古的纸币发行量图（横轴以五年为单位，竖轴以十万盎司银为单位）

我们对于蒙古纸币的统计数据截至于1330年，不过没有证据表明自那以后直到1350年情形会有太大的变化。很可能政府每年都会印刷一定数量的纸币。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蒙古人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其货币贬值的速度很可能不是新增货币的速度可以补偿的。禁止使用硬通货的法律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随着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由金属货币来满足，纸币贬值的速度也一泻千里。1350年，又一种新纸币（至正钞）被发行，价值两倍于1287年纸币。有趣的是，它的面值不是以银来衡量，而是以铜来衡量。这让我们回忆起了在1949年，当金圆券崩溃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用银圆券来替代它。也许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中，两个政府都希望通过回归到旧的金属货币本位，让旧的金属货币来代表他们新的纸币，以此来撇开和先前货币灾难的关系。如果这就是他们的动机，那在这两件事情里，他们都失败了。到了1350年，“人们只认硬通货”。而到了1356年所有的蒙古纸币都在实际上变得毫无价值。王朝在1368年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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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图只是把表1中第四栏的数字加以图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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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清时期——纸币谢幕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2893/103242

公认的观点是不计后果的印刷纸币是导致蒙古王朝灭亡的首要原因之一（2）。也许如此，但是推翻了蒙古人的明王朝不管是在造反期间还是在成功上位后，其货币政策也相当孟浪。革命期间发行的各色纸币在1375年被统一更换成新纸币（大明宝钞）。虽然新币不可兑现成金属，它的官方面值却是一贯铜钱或一盎司银。政府努力使新币具有价值，下令商业税收的30%用现金（铜钱）缴纳，70%用纸币缴纳。政府同时禁止了用金银进行交易，不过没有强制执行这个规定。官员的薪水原先用大米支付，在1385年换成了用纸币支付。1389年，辅币被发行。在这里我们似乎再次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纸币流通向全国扩散的速度能够跟得上政府纸币的增发速度，于是币值也能够保持稳定。不过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纸币的流通区域总有一天会达到它的顶点（3）。表面上看来明朝在1390年代早期达到了这个临界点。1393年铜钱的流通被“暂时禁止”，我们可以从这里推测是纸币开始贬值的缘故。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了其面值的3%。1404年政府下令用纸币来缴纳盐税，希望以此来回收“多余”的纸币。1429年政府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税务机构，专门用来回收纸币。不过，没有一项措施获得了成功。1425年纸币的价值已经跌到了仅仅比其面值的1%多一点的程度；1450年跌到了其1%面值的十分之一。而到了1500年纸币的流通似乎已经在实际上停止，纸币也在转变成收藏品。



然而明朝纸币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失控的印钞机。在十五世纪早期，明政府逐渐停止了印刷纸币。与此同时它也逐渐放松了支持其纸币的努力。由于纸币已经严重贬值也当然不可兑换，于是当政府不再支持纸币时，它被迅速由金属钱币所替代。

从1500年一直到西方轰开古老中国大门的这段时间内，我们很少听到关于纸币的消息。明朝在灭亡之前，政府曾讨论过印刷纸币的议题，不过没有发行哪怕是一张纸币。清朝在其成立初期曾在1650到1661年间发行过一些纸币，不过这些总值少于一百万盎司面值的纸币在1661年被废除。1853年在太平军叛乱期间，清政府又一次发行了一些纸币（大清宝钞），以此来支付他们军事行动的开销。不过它们迅速贬值，在1861年后就不再流通。1853年清政府也尝试了另一种代币，政府发行了一种铁钱。不过这种代币很快就贬值到了它们的金属价值水平。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在帝国的首都北京这些铁钱依然作为通用的流通货币在使用，直到王朝走到尽头。（4）



不过，就在中国政府，只要依然由中国人治理时，在有意回避印刷纸币时，私人银行券却又一次成为了中国货币制度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至少早在十七世纪，银行和金店就已经在发行信贷工具了。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他们发行了定期私人银行券。我们对此没有统计数据，不过在十九世纪这类纸币的流通量相当巨大。不仅仅是银行，其他商业公司有时也会发行纸币。让人感兴趣的是，在砖茶贸易相当重要的北方，这些纸币经常是以砖茶作为面值单位而不是金属。

总体上看，中国的货币经历与现代货币理论或多或少有一致的地方。不过仅有一次，也仅有金朝的一段短暂时期，中国政府曾尝试结合物价管制来控制通货膨胀（5）。一般而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很低。虽然金王朝在其末期的通货膨胀率的确会让现代的欧洲国家倍感光荣，不过这是例外情况。每年货币量的增加一般不会超过20%。这是一个尤其让人称道的数字，要知道在我们研究的大部分年代里那些王朝都在进行着频繁的战事。

不过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最让人感兴趣的历史特征莫过于这个事实：在经过了差不多五百年的岁月后，中国人最终还是放弃了政府发行纸币，回归到了硬通货与私人银行券并行的货币制度（6）。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四次民间放弃使用政府发行纸币的情况。南宋的纸币在王朝灭亡后依然在流通，不过在金朝、蒙古、明朝，以及很可能在四川纸币的历史中，似乎纸币就这样简单地停止了流通。金朝和蒙古在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时选择了停止发行纸币，而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正是印钞机日夜开动的时候。而明朝则更是在王朝达到巅峰时放弃了纸币。

很不幸我们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相当薄弱。我们不得不转向理论分析，来解释这些中国政府放弃使用印钞机作为收入来源的原因。任何关于放弃使用纸币的理论解释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人们为什么放弃使用纸币，以及政府为什么听之任之。在民间业已习惯使用纸币之后，放弃纸币一定意味着要么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阶段，要么发展出一种替代货币。以物易物极为低效，而一种货币唯有贬值到不能再贬值的地步，才会使以物易物的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7）。然而替代货币则会产生较少的问题。相当多的商品都曾经作为过货币来使用：战后的德国人把香烟作为货币，或者回到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使用烟草作为货币。在我们对中国货币历史的调查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像砖茶的“仓储收据”和其他各种各样商品的兑换券都部分替代了货币的作用。不管如何，在历史上，黄金和/或白银是首要的“商品”货币。

直接使用贵金属的不便之处也不尽在于它们的重量，而是在每次交易当中，它们都需要被重新鉴定。而在通货膨胀时期，人们会面对这个选择，有必要决定是否使用他们手中日渐贬值的货币要比使用贵金属更为不便。纸币的贬值速度越快，它就越有可能被贵金属所取代。然而，由于贵金属每一次的取代纸币都是在无形中减少纸币的流通范围，于是这种替代其本身也加速了通货膨胀。想必是，即便货币的供应以一个相当低的速度膨胀，如果政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人们也会立即舍弃纸币。

然而在一段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期间，鉴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使用纸币，商品货币替代纸币的过程会花上一段时间。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纸币正在贬值时，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权宜之计来保持他们流动储备的价值。而仅当一种或几种商品开始被所有人都认可具有储备价值时，作为流通媒介的纸币才开始逐渐被取代。纸币退出流通领域的速度受通货膨胀的速度、适合作为货币使用的商品入手的难易程度（8），以及民间的禀性所影响。

本次研究所涉及到的相继的中国政府都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官员（9），但是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要让纸币继续流通，就必须阻止人们使用与其竞争的货币形式。蒙古王朝后半段逐渐放缓的通货膨胀率很可能是因为，到了十四世纪早期，他们已经认识到高速膨胀货币的供应量可能会驱使纸币更快地退出流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前后相继的中国政府发明了层出不穷的措施来对抗商品货币的使用。毫无疑问，政府可以凭其警察力量来显著降低纸币被其他商品货币替代的速度，即使在一段通货膨胀时期也是如此。然而，这是一个政令会越来越难以贯彻下去的领域。而禁令难以实施的关键在于执行的官僚们他们自己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产生了违反禁令的意愿。所有的中国政府最终都放弃了与商品货币做斗争。他们好像发现了膨胀货币的供应是徒劳的。在一开始，通过印钱来筹措政府资金仿佛像变魔术般那般神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让纸币继续流通下去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阻止与之竞争的货币的发展，不过这种行政措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或者效果会越来越不明显。当纸币在总“货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时，新发行的纸币也就越来越没有价值。最终，对政府来说，通过印钞机来获得一定政府资金的难度会变得比通过征税来获得资金的难度还要更高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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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南宋的例子也似乎是同样的，见卫斯林，《中国货币论》，215-20页。

（3）我不是在讨论现代世界，在现代一个永续扩张的经济似乎是可能的。

（4）布舍尔，《当代中国朝代的铸币》，杂志，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卷十五（1880年）。

（5）也就是利用警察力量进行一般物价的管制。中国人总是相信“干涉主义”，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看到了数不清的对某些商品价格进行规定的政府法令，很多都是由地方政府颁布。似乎有可能，政府企图执行这些法令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也许是不建立一个物价管制局的因素之一。

（6）杰文斯和麦克劳德似乎对这个问题尤为感兴趣，简要叙述了中国的纸币试验。不过从1950年代的观察来看，认为通货膨胀导致信心丧失，信心丧失导致抛弃纸币的解释似乎有一点太过于简单化。

（7）这里假设是一个自由市场。在通货膨胀时期，物价管制体系使得货币交换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从而会使以物易物更具吸引力。

（8）如果有过多商品适合作为货币来使用，那就会拖慢一种标准商品货币的出现，而一种标准商品对一种替代货币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9）卫斯林《中国货币论》里对一位十三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注释翻译，而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同时代货币问题文献的集合。这些材料明显证明了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对货币理论的知晓程度一点也不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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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tor.org/stable/259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