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雷霆行动"防地方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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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体系内错配问题普遍存在，占负债大头的短期存款与长期贷款之间亦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而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以土地为抵押物的金融风险是个“无底洞”，一旦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时对风险照单全收的必将是中国银行体系。”
　　7月28日，审计署网站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笔者以为，炎炎烈日之下，审计署突然暂停一切工作，再次发起一场针对地方债务清查的“雷霆行动”，这绝非部门工作的常规性安排，而是按高层部署展开的，这是要让许多人脊梁骨冒冷汗的大动作。“关键是没有一本像样的账，多口径、糊涂账、不透明、过度负债，如果继续闷着葫芦摇，累积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会更大。”一位高层人士表示。
　　目前，金融体系中以土地为主要抵押物的不动产规模呈现爆炸性增长，银行业已成为最大的地主，土地价格膨胀已到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极限。经济金融过度房地产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利用土地财政手段，挪腾干预金融发展的冲动，今年以来的银行业不良资产急剧劣化态势明显，而一些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城市,“鬼城”效应使土地市场骤然降温，卖地收入入不敷出，这在一定程度加大了财政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风险，而其中最大的“雷区”，当属以平台贷款为核心的政府债务。
　　2010年，审计署曾和银监会等部门对地方平台负债进行过一轮摸底，当时的报告显示，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虽然，财政部门一再表示，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性余额占GDP的比重是26.9%,加上占GDP17%的中央财政国债和占GDP约6%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债券，中国公共部门总体债务在GDP的50%左右。但基于中国式的数字真实性考量，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对地方债的规模都有不同的估算，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前财政部长、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翻一番。而美国西北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宗翰博士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平台债务在2011年底就已超过了24万亿，仅此一项就已占GDP的一半，这一比重已相当高。如果再汇总其他形式政府负债，中国政府公共部门负债已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审计署和银监会多次预警平台风险。据银监会对一些重点地区平台的“解包还原”中发现，以土地为抵押物的贷款普遍存在平台现金流为负、价值高估、监管薄弱等问题。许多平台贷款没有对应的资产，抵押物被重复计算，一块地多头重复抵押、融资，“一女几嫁”非个别现象。有的地连土地证都没有，只有复印件，难辨真伪，有的虽有土地证，但土地附属物是医院、公园或者其他文化设施，抵押物变现几乎不可能。有的地方甚至用高速公路两边的绿化带的土地拿来抵押，忽悠银行，于是贷款悬空，土地抵押成为超级吸金“黑洞”。
　　过去10年间，中国银行体系内以土地和房地产为抵押物的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绝大部分，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土地拜物教”情结，以土地作为抵押标的过度融资行为广泛存在。商业银行体系内过度堆积以土地和房产为主的数十万亿元抵押物，这都是以经济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土地价格只涨不跌为前提来假定的。当经济从高速进入中速区间后，房地产业政策和市场失灵到了极限，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黑天鹅事件”日益成为大概率事件。上月银行间市场发生的“6·20”事件说明，从来没有发生的事随时可以发生。中国银行体系内错配问题普遍存在，占负债大头的短期存款与长期贷款之间亦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而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以土地为抵押物的金融风险是个“无底洞”，一旦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时对风险照单全收的必将是中国银行体系。(.国.际.金.融.报)（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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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世界银行专家发出警告

　　1993年，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地方政府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震撼全国的“十六条”

　　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1993年他六十三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三十位。

　　应当说，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得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等等。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同志们”吓一跳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这两个人连续开出二百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一百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转眼间就有十万人交给他十亿元。沈自己贪污二百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五万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肃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

　　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惟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

　　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世行官员松了口气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也收得更紧了。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三百三十二亿元，还增加了四百零五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趋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条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摘自《变化—1990年—2000年中国实录》一书，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作者凌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