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 Druckenmiller:中国信贷增长的同时GDP增速却在下滑,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2009-2011年的刺激政策正在带来的负面效果。我理解,中国必须做的是给企业和私营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但如果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渠道注入资金,那么可能说比做还容易。我是一个市场的信奉者。几个领导人闭门开会,决定如何分配资本,这和我一直以来信奉的东西相矛盾。不仅因为他们不善于配置资本,这样操作还需要解决缺乏明确产权和腐败问题。从本质上说,2008年年末所有中国推出的疯狂的刺激计划,给未来经济播下了增长放缓的种子,因为这些刺激计划挤走了更多的生产性投资。现在,这个经济系统已经累计了巨大的杠杆,加上严重的资源错配,足以带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但我认为,具体的发生时间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2009年以来,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和2005年美国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它们的信贷增速都要快于经济的增速。
Hugo Scott-Gall:如果中国放缓其固定资产投资,这会对其大众商品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冲击吗?
Stan Druckenmiller:当我在1976年开始工作,我的导师就告诉我,当现金流上升,股市就会上涨。但在90%的时间里,大宗商品的价格是由开采成本所主导的。长期来说,技术的发展会使开采成本更低,这会压低成本曲线,进而压低商品价格。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奏效,如果我在过去的几十年跟从这个投资建议,那么我现在就有大麻烦了。
Hugo Scott-Gall:如果把工作岗位减少的前景和人口老年化一起看,这对很多经济体来说,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Stan Druckenmiller:除了印度,大部分其它的主要经济体已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人口结构恶化。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个大问题,特别是美国(还包括日本)这样的经济体,财政赤字规模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更大。总之,我不认为机器人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制造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就像我50年前还是小孩所想象的一样。
Hugo Scott-Gall:因为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预和管制,影响了市场价格信号,你觉得现在投资变得更为困难了吗?
Stan Druckenmiller:对我而言,是变得更为困难了,因为我所拥有技能的重要性在消退。我的部分优势是,我善于经济预测,但只能在自由市场有效,在市场比人聪明的时候。这是我发迹的开始。我观察股票市场,观察股价是怎么随着经济活动的水平改变而反应的,我可以理解价格信号的工作方式,并知道怎么预测它们。今年,所有这些价格信号都已经受到损害,我严重地质疑,现在我的竞争优势是否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