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欧洲都在争论欧元的未来。很多市民在担忧欧洲的走向,但到目前为止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都未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这是因为这些方案只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回到过去,要么推动欧洲变成联邦国家。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了使欧元保持稳定,我们不需要在这两个极端中作出选择。 这场争论的焦点并非欧元本身。当初推出欧元的目标到今天依然适用:为欧洲带来价格稳定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利用作为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的优势,让欧洲的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提升欧洲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引发争论的原因是欧元区作为一个政体尚未取得成功。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背后的机构。当欧元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有人曾经说过,在欧元推出之前必须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融合。这是因为共用一种货币意味着很大程度的共同决策。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推出的欧元并没有上述特征。欧元的背后没有一个统一政权来维护成员国的主权和多样性。但近期发生的事件显示,欧元区目前的体制框架不足以确保推行合理的经济政策和有效地应对危机。 基于以上原因,欧元前面的路不可能是回到原状。成员国共用一种货币但在财政、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非常松散,这样的体制框架的弊端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Jean Monnet所说的那样,协调“只是促进讨论的方法,但并不通向某个决策”。为了管理欧元这个全球第二重要的货币,需要作出强有力的决策。 为了维持所有欧元区成员国、尤其是德国的繁荣,有必要制定新的欧元区体制架构。德国的成功根植于跟其他经济体的深入联系。为了让经济继续繁荣,德国需要继续作为欧元的稳定器,站在维持货币稳定和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位置。 然而这一体制架构并不需要政治联盟作为前提。很明显,货币联盟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共同决策,但经济融合和政治融合可以平行发展。 要融合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需要将所有经济决策集中化。相反,我们可以务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冷静地思考达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如果这样做,我们会发现所有必要的措施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 关于财政政策,我们需要对成员国的预算作切实监督。错误的财政政策导致的后果实在太严重,因此靠成员国自律是不够的。而对于更大范围的经济决策来说,我们则需要确保竞争力。成员国必须要有能力在不过度预算失衡的前提下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较高的就业水平。欧元区不是一个国家,持续的跨地区补贴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某些成员国持续预算失衡。 关于金融政策方面,需要有集中的权力来限制银行过度承担风险。这是保护欧元区纳税人利益的最好方法。此外,还需要有一个框架隔离银行和公共财政,就像我们在其他联邦中看到的那样。 政治联盟可以,也应该和财政、经济及金融联盟一起发展。权力共享与责任共担应该同步进行。我们不应忘记,过去60年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创造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融合。由各国部长组成的欧盟理事会及直选产生的欧洲议会来做出决策。而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增强其责任,寻求更好的在国家层面协调欧洲发展进程的方式。 要想有更坚固的政治基础就需要在基本的原则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成员国执行那些可能损害他国利益的国内政策的做法既不可持续、也不合法。这一限制性原则应当在成员国设计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时被纳入考虑。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能与欧元条款形成一致的。成员国必须量入为出。必须重新给竞争和劳动力市场注入活力。银行必须遵守最高的监管标准并将精力放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上。这并非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的终结,而是完善。
从欧洲央行角度看,有力的经济联盟是单一货币政策的必要补充。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经历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且每一步的次序要正确。但民众可以确信欧洲央行的三大要素仍然不会改变。欧洲央行将竭尽所能确保价格稳定。欧洲央行仍将保持独立。且欧洲央行将始终在其职责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而,民众也需要理解,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启用一些非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当市场出现分裂或被非理性的恐惧所影响时,我们的货币政策信号无法平等地传达到欧元区范围内的民众。我们必须弥补货币传导机制的失效以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确保欧元区价格稳定。有时候这要求我们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但作为欧元区整体的央行,这是我们的责任。
欧洲央行并非政治机构。但作为一家欧盟的机构组织,欧洲央行坚守其责任。因此,我们从未在确保强势和稳定的货币这个任务上有所懈怠。我们发行的货币上印有欧盟的旗帜,是欧洲身份的强大象征。
那些希望回到过去的人没有理解欧元的重要性。而那些声称只有完全的联邦制才可持续的人则把标准定得过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渐进的,结构化的行动步骤来完善欧元区。这将最终给予欧元一个稳固的基础。这将完全达到创立欧元区和欧元的最终目标:稳定、繁荣及和平。我们知道这是所有欧洲人、也包括德国人,所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