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您在担任首相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第一次承认了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历史。当时您怎么会想到发表这样一个谈话?
村山前首相:我在大学读书时被征兵,来没来得及去战场,战争就结束了。是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所以我一直想着有机会来总结一下这一段历史。我担任首相时的1995年,刚好遇到日本战后50周年的日子。我想我当总理大臣,现在不做这件事,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做了。多年来执政的自民党政权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对于过去日本的历史与责任进行一次总结,可以告慰先人,也可以教育后人。当然,这一个总结不应该是我个人的总结,而应该是日本政府的一份总结。所以,我决定发表一份“总理谈话”,后来大家用我的名字将它命名为“村山谈话”。
我想,发表一份对于过去历史的总结性谈话,不是政府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一件让全体国民学习历史理解历史的教育工作。对方的国民如果心中有痛,我们就需要努力消除这一份痛。这是我们的责任。只有这样,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才能建立起信赖关系,才能一起向前走。江泽民主席在199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后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对于这一个谈话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赢得了日本社会的赞誉。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日本的努力,也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应该多给予理解和鼓励。
徐:中国正在推进海洋发展战略,您觉得这一个战略是否对日本和其他地区构成了威胁?
村山前首相:中国推进海洋发展战略,不是一件坏事。一个国家要走出去,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被看作是“威胁”,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有一点,不要“硬”走,而是应该“软”走。“硬”走的话,容易让对方的国家,或者有关系的国家感到一份压力,使好事变坏事。压力大了,就会变成反抗力,变成一种摩擦。所以,“沟通”和“协调”,是目前中国走出去所必需具备的两个法宝。
徐:当前的日本政治正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野田首相也表现出更多的保守色彩。您对于野田政权有何评价?
村山前首相:现在的民主党野田政权,无论从党内党外来看,像一盘散沙,也没有多大信誉。譬如消费税问题,3年前在夺取政权时,就已经向国民约定:“不会提高消费税”。但是,最近突然制定法案,宣布要提高消费税。野田首相还称“要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野田说这样的话,反而让国民感到不安,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威胁”。对于日本来说,政治长期不稳定,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的伤害。
徐:对于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您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村山前首相:去年到北京时,发现北京是越来越漂亮,城市也是越来越现代化。但是,上下班时期,汽车堵道,空气质量很糟糕,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家光有建设是不行的,还需要保护。我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经常听到他们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我感觉到,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一问题,也在为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迅速的改变而烦恼。在环境保护这一领域,日本拥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在这一方面,两个国家合作的空间很大,而且合作好的话,可以造福于两国的人民。所以,日中两国的合作,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不仅仅是制造业。
中国目前面临的另一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差别”问题。这一“社会差别”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城市市民与外来工的差别,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别,还有平民与官员的差别。这种差别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演变成一种“仇富仇官仇政府”的大众心理。这一种心理长期得不到改善和调整的话,很容易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炸药库。我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走“和谐社会”路线,并倾注了大量的财力来提高贫困阶层的生活,但是,不建立一种“社会公平公正”制度,光花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日本当今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少子高龄化等问题。有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想办法解决。日本人口减少,使得市场也不断地萎缩。所以,日本企业要走进中国,这是日本在探索突围的一条路子。中国日益强大,要走向世界,也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日中两国人民只要扩大交流,增进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两国才能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我相信,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推进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我喜爱中国,期望中国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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