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权贵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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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大家都是非常热心地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当时的心态可以概括为“救亡图存”，心里想着不管什么办法都可以用，只要能发展经济就行。
不过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禁锢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才会采用一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土地搞承包制，在保证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承包给农民，另外，在临近香港的地方搞一些小气候，这样经济很快就开始活跃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市场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这一时期，双轨制的矛盾开始突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保持政府主导条件下做出的“双轨制”等变通性制度安排，一方面给企业家以发挥生产性创新活动才能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耗用精力从事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
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当时“倒爷”群体的诞生，他们是双轨制体制下的特殊产物，这个群体需要权力为其提供便利，而当权力搅进了买卖，腐败也很容易产生了。
市场经济真正成为目标，还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这些改革也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全中国经济的大活跃。但是，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改革的推进不足，诸如减少行政审批的措施不够有力，法治国家建设的进度缓慢，都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提高了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动力和压力。
到了21世纪，一些因素的加入加重了腐败。
农用土地通过征地开始进入城市化中来，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政府用很低的价格将土地买入，从而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土地收入被政府拿来进行形象工程的建设。权力对资源的支配作用越大，寻租空间也就越大。
另外，到了2003年左右，国内经济出现过热的势头，宏观调控力度也开始加强，但是一些部门在调控时加入了干预，现实造成的现象是，多一层审批就多一层寻租空间，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寻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越来越多。
这给我带来的思考就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运转，必须要有法治配合，无规则的经济必然导致混乱。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不清楚，也不理解，认为当时日本的行政主导的经济是很好的仿效对象，但实际上这种经济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
在当初认识不够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走上政府主导市场经济道路以后，就有了自我强化的过程，也就不太可能出现自我削弱。
经济学上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一般会出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政府权力的逐渐消解，而另一条道路则是走上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干预掌握不好的话，就可能出现那种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21世纪之初，我接受并广泛宣传“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归入到坏的市场经济中去。
但是，后来愈来愈觉得，“坏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对“市场”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好像只要是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就是市场经济了。
J·麦克米兰（John Mcmilan）教授受到经济学界广泛推崇的著作《市场演进的故事》中，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市场交易的主要特征：“在市场上，决策的自主性是关键的”，“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到另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绝不是‘市场交易’”。
这样看来，在行政权力统辖或严重干预之下进行货币交换的经济，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前市场经济的重商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等经济形态。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的医疗改革，到底改没改还是一个问题，收钱不能就说成市场化，医院如今还是官办医院，根本就谈不上市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