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henry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作者微博】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enry

此文作者吴晓波，以及文中提到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均是坚持倡导市场化的学者。
坚持“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人，可以猜一下可能会是些什么人。

所有在国企里面还没混到个一官半职的人，都要注意了，那些高喊“国企做大做强”的人，并不是你们的朋友。一下轮国企改革，十后还会再来一次，希望那时候不是人到中年。在国企里，有好处就赶快捞吧，国企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存在的。

Trend

谢谢henry的帖子

water

谢谢分享.

兴也苦，衰也苦，为什么呢?

slowblue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灰尘

迟早会被“主流”们“非主流”掉。这个片子要看。

roykeane

谢谢henry分享。
一个人做了事情，好与坏不应自己评论，还是让旁人评论的好。
一天到晚的赞美自己，好坏总是三七分，也没什么意思。

henry

改革的代价迟早要承受
读者： tender78

吴晓波《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一文，称中国的工人是最好的工人。他们是最好的工人吗？不是的，他们是最好的奴隶。宁可送妻子卖皮肉，也不到南方寻找工作，不群起争取自己的权利，这连基本的男人都不算。

当农民工在工棚里为了家人和自己的明天奋斗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当官僚蜂拥而上瓜分企业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自愿的奴隶没有资格要求同情。

工人享受强势话语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持续多年的现象。在他们之前，农村女性就有陪乡村权富睡觉的，城市女知青就有为了返城献了精神献肉体的 ……如果说各个行业还有哪个没有为改革付出代价，只剩下官僚了。这种代价也是绝对意义上的。从相对意义上说，官僚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再是备受尊崇的人，他们变成了可怕的利益掠食者。

如果要问官僚是否愿意，我相信大部分人并不愿意这样。可是一边是社会现实的逼迫，一边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个人就不会傻到宁为海瑞不为和珅。然而我相信，这些高素质人群集中的人们，他们的良心永远不安。

改革没有人会不付出代价，没有人。但是这不是否定改革的理由。这些代价早就存在，只是曾经的体制没有把它们具体化而已，不是昨天就是今天，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必然要承受。当一个错误体制持续长达30年后，每个人都必定在某个时刻付出代价。

文中说，“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我可以举一个反例。西安某国企至今依靠财政输血，工人依然享受很高的福利，可是该企业早就是断断续续停工的状态， 这对纳税人公平吗？

改革纵然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可是改革只要保证了一点，就是成功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改革给他们提供了通过努力奋斗而不是危及他人来改善自身状况的机会。

今天，改革只剩下最后的任务，即对于“所有人”，他自身状况的改善不能危及他人。这意味着吸血的国企、吸血的政治架构必须改变，意味着吸血的国企员工、 吸血的官僚回身转化为正常人。

读者：tender78

henry

这个读者评论，是吴晓波原文，有益的补充。某些方面，更深刻。

大金牙

改革就会有牺牲，就会有人买单，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能力去做生意，很多人一辈子都会奉献给自己平凡的工作，精益求精。

大金牙

我本人还是很喜欢吴晓波的评论，很多都是从最普通的百姓的角度出发

greg112

顶一下,说个相关的事,当时2002年的铁西区长 谷春立 有靠卖地把铁西区塑造成"联合国人居奖",现在有在鞍山卖地,已经是鞍山市委书记了.
小时候以为光荣的工人阶级已经落伍了.再过几年现在辉煌的国企还有这一天.老师讲过凡事都有周期,谁也逃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