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为什么雷锋与包青天靠不住？

henry

为什么雷锋与包青天靠不住？
2011年04月18日 17:09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雷锋和包青天可谓最熟悉的两个名字。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大公无私、利他主义，这得到了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并通过焦裕禄、孔繁森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楷模而不断延伸。包青天虽是历史人物，但从来不曾过时，有关包公断案的电视剧经久不衰，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对正义的渴望。

　　这两个历史人物都与当下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经历长期的探索，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邓小平非常精辟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是通过国家的力量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政府决定。这一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消费者需求不仅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变化，通过计划安排生产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费者需求的（信息问题）；其二，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而言，计划经济剥夺了他们的积极性，无法设计出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激励问题）。

　　因而计划经济注定是低效率的。历史上著名的“厨房辩论”就突出反映了计划经济的缺陷：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论战。辩论中尼克松巧妙地把焦点转移到了诸如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而不是武器上，凸显了苏联在日常科技方面的明显落后。

　　市场经济则相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认为政府不需要进行任何干预，微观主体追求自我利益的动力会促使社会整体效率最优。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法律环境。市场经济不仅不需要雷锋，而且还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出发点。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

　　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这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己的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主要职能就是创新和承担风险，而财富则是对创新和承担风险的回报。正如哈耶克（Hayek）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有条件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首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

　　但是，一旦失去机会公平，就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权力之手不断干预经济活动，来攫取不义之财。吴敬琏先生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哪些问题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呢？主要有两点，而这两点都与政府有关。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资源。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性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对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税收；三是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可谓实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重大项目、行业进入壁垒等等，创业板推出后的“PE腐败”屡屡出现，是因为在市盈率上百倍的情况下，谁能获得IPO资格就意味着一夜暴富的神话。2010年国家发改委一位被坊间列为“中国十大处长”之一的官员被“双规”，出事的原因很简单，他主管审批数百亿元的投资。

　　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害处很明显：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费社会资源；官员腐败愈演愈烈，就像温家宝总理指出的“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此外，央企的垄断更是直接降低了竞争效率，提高了电信、电力、石油等价格水平，降低了公众福利水平。所谓央企是替百姓存钱的说法更站不住脚，因为百姓对央企利润并无支配权。而且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的测算，如果剔除央企的融资、土地、补贴、资源、税收等不公平竞争因素，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不独立于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司法不独立导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公权力屡屡侵犯私权利，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是弱小的，因此司法的有效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拆迁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院可以判决实施强拆。但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就非常重要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很多商户要被拆掉。当时，这些商户就提出，修建帝国大厦是商业利益行为，我们私人商户也是商业利益，凭什么我们小商户要给大商户作出牺牲？后来法院还是裁定帝国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国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能否强拆、强拆的补偿标准，就缺乏一个好的争端解决机制。

　　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个好的说明，公众对法院缺乏信任，这是很大的危机。对法院缺乏信任，也体现在很多群众遇到问题不去法院而是去政府上访得到印证。在追求稳定与和谐目标下的短期化行为，更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对公权力的信任。正如孙立平教授评价的那样：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

　　二是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不仅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纠纷双方都要想方设法搞定法官），而且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性执法”，也就是说做了坏事不一定被抓，被抓的也不一定是最坏的。对财产安全感的缺乏是近年来出现移民潮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与上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当下的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富二代”、“官二代”逐渐增多，国内“裸官”越来越多，深圳等地甚至专门出台对“裸官”的任职规定。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是权贵阶层最喜欢的：一方面政府保留了很大权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为财富提供了放大机制与合法化机制。可以说，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为权贵阶层牟利提供了理想土壤。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0.47，与美国相当。但是由于其中灰色收入每年高达5.4万亿元（王小鲁2010研究），这样的两极分化程度是很危险的。

　　不难得出结论，出路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言，雷锋和包青天都是不可取的。

　　首先，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由此理念出发，总统、司法、国会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

　　其次，要超越对贪官的道德谴责。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边高喊廉政反贪口号，一边大肆贪腐，绝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更把反贪权力当做贪污的工具。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因此，这些贪腐官员，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保护他们，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目前，腐败自上而下，可谓触目惊心，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一个处长（拥有29套房产）到铁道部长刘志军，金额越来越惊人。首都机场连续两任董事长、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落马，更告诉我们，腐败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个别官员道德水平问题。对这些落马官员，如果我们一味归咎于道德问题，就失去了进行体制反思与改良的机会，悲剧只会一再重复。

　　包青天是可敬的，因为他的令人仰止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仍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包拯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意义和象征价值：毕竟包拯能抓的官员能有几人？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

　　雷锋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对道德的迷思。黄仁宇先生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因此，我们对雷锋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仅此而已。我们在现实中应远离雷锋和包青天，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个人的有效体制。

　　吴敬琏先生告诫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重复了几千年。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henry

才知道，“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原来是邓小平说的

吕颖

韩寒的新文章 《再见 艾未未》 被和谐了。
喜欢围观的可以搜搜~~~ 再晚就没机会了。

吕颖

现在当雷锋估计要破产。
如果雷锋扶起一个摔倒的老太太，然后被告，最后连裤子都输了。

roykeane

好文章！

宁静至远

韩寒：再见！艾未未

昨天听说艾未未被捕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十分揪心。我很难想象一个像艾未未这样的人也会被逮捕。但是想一下自己是在中国，再想一下被囚禁在家中的陈光诚和即将面临起诉的冉云飞，也就想通了。这里是一个连法律都不能做挡箭牌的国家。

艾未未，胖子，有大胡子。和我们一样爱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也爱翻墙出去看新闻。从不计较送朋友东西，也爱拍真实的故事。追求真实，反对虚假。遵从*河蟹*爷爷“求真务实”的号召。也为国家奥运会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先前被限制出行过，被警察殴打过。但是被拘留超过24小时这还是第一次。

以我有限的社会常识也可以猜到这次与以往不一样。或许，再过几天张思之大律师就会多出一个客户。从此，再也看不到绝伦的艺术品，再也看不到推特上狂野的回复。我抽屉里的几颗陶瓷葵瓜子也许会寂寞，但是我身上印着板砖的文化衫依旧会坚挺出现在街上。

我已经不想呼吁什么，我也无力号召什么。从一九四九年本朝开国算起：反右、文革、严打、*河蟹*、维稳，每一个时期都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走进监狱的人，也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被割下头颅的人。五星红旗为什么是红的？是无数还有良知的人鲜血染红的。

艾未未曾经为上访者说话，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说话，为汶川地震遇难的小学生说话。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如果连凭着良知说一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么我真相信历朝历代“吾皇万万岁”的口号都实现了。最后，我想用李志的一首歌来作为结尾：“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宁静至远

艾未未说朱大可

一不小心，晴天遇傻


在友人的窜腾下，去风水较差的西边，凑一帮学者谈文化危机，据说还要批判点啥，我一路疑心重重。

去时已迟，先听一个操上海腔的大谈音乐，那口气就像是来自台湾宝岛的宝贝教人如何放屁，从远古到当代几乎说到新天地，先是无聊到一头雾水，后来听他说出的一些中国的音乐家，我差点吐出来。

之后更有甚者，发言的是一个朱姓大傻，据说是个文化批评家，大概是指靠指点别人写的书就能混饭吃的那种人，开口便是小说家羽化的新小说如何如何不成，理由是上下通篇自恋，缺少人文关怀；说的煞有介事，让我一时以为羽化是一只会写字的鸟或什么的。结论是这厮虽然畅销，势必不成大家。我不懂自恋为甚么不成大家，成不成大家又怎样，大家就不自恋？

我不关心小说，也就没细听。之后这厮好像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是在北京的西三环边上，没有满堂天真无牙的少男少女，开始大谈网络文学之弊。我不从文，上网是新手，新到有点爱不释手，所以不爱听这话。

这伙计先说姓韩的也就是中学生作文水平的扩展，这样的文学修养太差，没有前途的。后说姓徐的点击率虽高，但全部都是垃圾。那口气是说，中国的几把文化就毁在了这些网人身上。这厮的基本理论是，由于网民品性低下，只会点击点击，无异乌合之众，不知文学为何物，更别提鉴赏高雅文学。我无法追究网民的素质，但相信中国的文学不可能比他们高到哪里去，也没有一种他所说的超然的、永恒的文学；他还唠叨什么，检验这种文学的标准是时间的啦；这是我久违的，来自学院和文人圈圈的标准的屁话；我会遇到这样的煞笔，大言不惭的大学文化研究所的文化批评家，吃里爬外的无耻之徒。中国怎么就这么背，粘上那个文化圈几乎好人难寻。到处是些装笔者和准装笔者。

在我离会之前，我清楚的告诉了在会场的所有人，我对这傻笔的看法。他居然大叫我不懂文学；我说，不懂文学，我还不懂你是个啥东西。我第一次用装笔这个词，鬼使神差，我一时倒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也可能是最近上网太多，近墨者漆。在此我保证，这将作为专用词，不会再用于其它人。

另外，我还需长个记性，永远不再赴那些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狗屁文讨会。
珍惜心灵，远离煞笔。


2006。5。14

宁静至远

朱大可：

本人今日破戒开骂：
“流氓艾”和“食客沈”

著名写手“食客沈”，昨日在他的博客里改行当起了哄客，兴趣点从都市时尚转向文坛斗殴，抖擞着“包打听”精神，以“上海八卦”为题，重提我五月间在京城与“流氓艾”PK之事，言语之间，颇有没能打起来的深遗大憾。不过这篇起哄文字，倒是触发了我回应的念头。乘着学校刚放假，略有些空闲，赶紧敲上几个字，也算是对这公案的一个简短回应。

中国前卫艺术界的研讨会，题为“批评的力量”，由包泡策划。上海这边到场的，有我和张献，广州则是李公明、冯原和杨小彦，北京是北村、崔卫平、刘湲、汪民安、隋建国等等，还有就是“流氓艾”，以及几位我不熟悉的艺术家。整个会议花一天时间，谈中国文化现状及其批评的意义。

下午四点左右，会议已近尾声。北村和汪民安起身告辞。随后，应包泡之邀，崔卫平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刘湲介绍前卫音乐界的现状，我也简述了大众文化的现状。姗姗来迟的流氓艾，竟然一张嘴就动粗，叫骂崔卫平、刘湲和我是“装逼”。

我向来不喜吵架，但若有流氓缠身，一般也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就把扔过来的秽物，回敬给对方，请他自己享用。

流氓艾大惊，因他误以为我是白烨之类的软柿子，而他在京城横行，从未有人胆敢挡道，便砸碎主办方的无线话筒，很委屈地叫道：我骂你了吗？我骂你了吗？继而摆出好勇斗狠的姿态，被众人劝住，离去，又返回，再做打架科，又被劝住，如是再三，装得跟真的似的，颇有点技术含量，最后还亲自找了个台阶，挥动可爱的粉拳说“你等着！”然后悻悻而下。

“批评的力量”研讨会，以小泼皮的杂耍表演而告结束，由一场严肃的讨论，演成一出闹剧。

崔卫平起身正色说，大可，我支持你，你没有失去理性，没有动手斗殴，但你做出了必要的反击。你是真正的男人。

感谢崔卫平所言。我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理性，乃是因为，我走南闯北，领教过比这更可笑的泼皮，深谙其色厉内荏的虚弱本性。

流氓艾事后在他自己的博里，颠倒黑白地开骂，我没有回敬，只是因为不屑。

许多网友不忿，在我的博上留言，痛斥流氓艾，其中言辞过激的，我删掉了，这是因为，不屑于为个泼皮，坏了我本人的规矩。

一周后，陈村兄从张献嘴里听说此事，就在他的小众菜园起了一帖，转载流氓艾骂我的博文，题为“福建上海人朱大可惨遭浙江北京人艾未未蹂躏”，同时以村长之名叫阵，指明要双方出手，面对面地PK。我还是不屑于对流氓开骂，便电告陈村，请他撤帖，他满不情愿地做了，失望得跟小孩子似的。当版主的，眼看丢了个炒作坛子的好题材，自然心下不乐，对此我一直有歉疚之意（本文既出，便算是一次出恭式的回报，陈村兄尽可拿去他的菜地施肥）。

我所不屑的流氓艾，据说是某位诗界左王的公子，原先是学画图的，二十多年来毫无建树，终于改行当泥水匠，去赶那中国建筑的市场大潮。可惜做出来的东西，虽美其名曰“极简主义”，终究只是一堆长城脚下的混凝土垃圾。中国的建筑界，到处充斥着这种三流角色。

平庸本不是一种罪过，而为了掩藏平庸，化妆成“前卫建筑师”，倒成了京师的一道丑陋风景。流氓艾自称是其父的“叛徒”，但他丢掉的只是老爹的才华，却紧紧抓住了其棒杀“朦胧诗”和排斥异端的手法。老艾的棍棒衣钵，实在是有了青出于蓝的传承。

流氓艾在其博里自诩“无耻”，刻画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肖像，他的自报家门，倒也省却了我的许多笔墨。

一靠老爹的名声混充高俅，二靠披了层艺术家的皮，三靠在美国的所谓“艺术经历”，四靠一副骂术加拳术的架势，这虚张声势的四招，统称“艾家花拳”，虽是蹩脚的江湖手段，但在痞子横行的时代，倒成了卖艺赚钱的一种身法，一旦施展起来，也能唬住一干房地产商和网络草民。

不过还是有人看出了门道。一位京城设计圈的朋友形容说，“北京有两只纸老虎”。但纸老虎的称谓，实在是一种过誉，因为我连纸做的老虎都没见到，顶多也就领教过几只模样滑稽的纸犬而已。

流氓艾最近指名道姓地开骂老钟头，在众人铺天盖地的口水里，再吐上一口浓痰，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却相当的安全，因为老钟头早就是个无力还击的“衰人”。所谓“艾家花拳”，无非就是欺软怕硬的别名。

中国哄客的革命队伍，成份相当的复杂，起哄者既有流氓艾，也有食客沈。这是南北流派的分野。前者做斗狠科，后者做好奇状，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南派风格，跟满嘴脏话的京师流氓相比，在旁说些煽风点火的闲话，既可免费看戏，还少了挨揍或吃官司的危险，最多浪费点口水，终究不会影响消化美食的胃口。但愿本人的开戒一骂，亦不会败了各位看博的雅兴。

（作者按：本文破例借毛语和鲁语一用，掠美之处，不敢自拥，特此声明，以正视听）

宁静至远

　文/宝康

关于艾未未和朱大可的那场比试现在再说已经应该算是旧闻了。当时的情形据说是艾未未不满朱大可用轻蔑的语气在公共场合点名贬损某位裙带美女，导致艾未未一时荷尔蒙分泌失调，经血不畅，遂拍案而起，两人当下即欲红白相见，进进出出、神光离合。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会的还有大小文青若干，都在事后对己方阵营的偶像加以褒扬、鼓励。适逢世界杯，干嘛不在赌球的当口把这场宝押了，也算是不白凑这个热闹,以艾未未的身量，应该让一招半，结果才刺激。

我在偶然的机会下在艾未未的博客上见过对这场事件的评论，语言很粗糙，情绪很激动，描述很混乱，粉丝很热情。艾未未粉丝的言论总结是：就算是你平时很装逼，但是这件事你装逼装的深入浅出，冲你这么能喷，也得顶！！朱大可一贯的文化良知被公认成了臭大粪，换作是我涵养也好不到哪去。只是这些语言模式很像某个身材矮小的青年作家的拥趸回应抄袭官司用的论调，由此可见大龄青年也有真挚的童心。当时听起来觉得够噱头，如今回味起来调笑的余韵也依旧不减。

黄舒骏在悼念杨明煌的歌里有句肺腑之言：只有流行没有音乐……用在现在的文化圈也能放而准。艾未未这几天来过一次云南，要在西双版纳搞一个什么项目，某次接受采访时风轻云淡的对记者说：我已经根本不用再向外界证明我自己了……云云，然后对着镜头摆了一个极为动感的造型，仿佛一个HIP-HOP男歌手。当年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以及各种为了吸引眼球而诞生的动作已经恍如隔世。艺术的光环貌似因此更加缥缈。其实实际上就像钱钟书因为回避炒作而在客观上形成自己的炒作一样，姿态该作就得作，牌坊当然也不能忘了立，大小而已，怎么个立法那就是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搞法了。只是别老是吐槽自己换出位，这样老了容易受内伤。

这件事的播报到此结束，还是那句话，中年人的不靠谱有时候是那么匪夷所思。

宁静至远

一个典型的文化装逼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傻傻笑丫

用这个题目做标题，我犹豫了半天，因为这不符合我这样的女权主义者的本性，不过我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五月份，我有幸列席《今日美术》举办的“批评的力量”研讨会，巧遇一位著名的京城恶痞艺术家艾某。他的表演，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这位所谓名流，前朦胧诗镇压者艾青的公子、有家的买办资本家的乏走狗，摆出一副文化打手的嘴脸，先是斥责崔卫平老师关于国家批判的言论，声称自己最讨厌 “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继而又大骂应主办方要求而介绍前卫音乐界现状的作曲家刘湲，说他所提到的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都是一群◎◎作曲家，最后又恶骂朱大可先生对大众文化垃圾化的批评是“装逼”。朱先生冷静地予以理性反击，恶痞艾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大约是在北京横贯了，还从未遇到对手），只好装腔作势地摆出打人状，引起在场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强烈反感和愤怒，一致痛斥这种无赖行径。

恶痞艾只好一个人悻悻地打道回府，在自己的博客上骂人自宫。

他的恶痞姿态，除了把他本人吓了一跳以外，没有吓住任何人。

我当时看见在场的一个女孩，躲在树下发笑，我问他笑啥，她说，这个人脑子有病。

从恶痞横行京城的现状看，中国艺术生态的流氓化已经相当严重。这种病症，的确应当引起北京文化圈的关注。

在朱先生的语汇里，流氓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语词，拥有一个很长的变化序列，在它的一端是流氓英雄，而另一端则是江湖无赖。

如果说王朔还保持着某种反叛的新锐立场，那么到了恶痞艾那里，流氓就已经沦为一副可鄙的嘴脸。恶痞艾打着先锋的旗号，利用其父的名誉和混迹美国的经历，唬弄中国建筑师和画家。

但是，恶痞本性是掩藏不住的，所谓前卫艺术家的画皮，终究要被人剥掉！

宁静至远

再谈艾未未、陈丹青、韩寒之流编辑本段回目录
四 25th, 2010 by 憨子.

韩寒和陈丹青、艾未未之流均属于非常会经营自己的精明人，这里，韩寒和陈丹青都是上海人，有上海殖民地文化圈里特有的小聪明。在没有危险的地方故作冲锋陷阵状，惹来眼球，把自己经营成焦点，既得名还能获利，鲁迅在近五十岁才摸到这个窍门，而韩寒这小子二十出头就深谙此道，这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进步，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较民国时代生存更加艰难，竞争更加强烈，小孩子为此不得不在很早时期就掌握这种下作的生存技能呢？

民国与和谐政权，均属于弱势政权，内忧外患，并且均有相当程度的不爱国的言论自由，缺少的是爱国的言论自由，不像毛时代是强势政权，有极大的凝聚力，老百姓每个人都非常爱国爱政府，都有非常充分的爱国的言论自由，不爱国的言论根本无处循形，因为爱国的每个老百姓会主动站出来揭发你、收拾你，来护卫这个他们爱戴的能保护他们的政权和国家。民国时代的蒋介石虽然时不时有点儿针对文人的暗杀活动，但实际上如果跟鲁迅那样分寸拿捏很好，不要越线太远，是没有生命威胁的，因为不放宽条件的话，那么全国的百姓都该杀，他们知道自己是个被人民无时不刻进行诅咒的政权。和谐政权更是如此，韩寒、陈丹青、艾未未之流就是掌握了这个分寸，说他们叛逆，还不如说会见风使舵、趁火打劫，什么叫叛逆？在强势面前反叛才叫叛逆，在这个漫骂古人、群众、政府比任何时代都没有后遗症的网络时代漫骂，就能算叛逆和英雄？在民国时代，日本人才是强势，在和谐政权时代，美国人才是强势。韩寒那么“叛逆”怎么不跟拒绝国内媒体一样拒绝美国媒体呢？怎么不把他给排进臭名昭著的“影响力”的《时代周刊》给骂一顿呢？事实可以看的很清楚，这帮人的价值，美国人比我们更清楚：怎么能恶心你中国和中国人，我就怎么来操作。

陈丹青、艾未未均是在海外混了若干年混不下去才回来的，而那个韩寒是靠卖弄跟脐下三寸有关的谐音俏皮话起家的，离了中文粉丝根本死路一条，他那车技不如外国马路上随便拽一个赛黑车的。外国真要比中国好的话，那么他们肯定都会跑到外国不回来，而不是现在这样吃中国人的，还骂中国人是劣等种族，哪儿他们都看不顺眼，啥都比外国种差，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就是标榜自己不同于你、凌驾于你，从而有资格占有和享用原本属于你的利益。那个陈丹青更阴险和下流一些，他因为祖父是国民党军官，他就跑台湾加入了“中华民国”国籍，他还标榜自己是为了自由义无反顾的样子，其实，如果他祖父是个民工，他肯定不会这样傻干的。但这样的人，你看看，他如果忠贞不渝的捍卫他的“自由”和“理想”，不要在中国大陆混，那么，他也还算有点儿骨头，即使很2，但也会得到一定尊重的，但这帮人哪里有丁点儿风骨，没几天就跑回来混吃混喝，并且端起碗吃肉放下碗就骂娘，自己是个三姓家奴，却大骂中国大陆人都是奴才，自己里里外外都是不干净的，他知道如若被人揭了皮，不如先攻击，因此，他始终诋毁中国人十几亿人、六十年来都是瞎折腾、在“退步”，以此来遮盖自己的民国遗少和叛徒本色。

艾未未本人没什么手艺，因此，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具有赌徒性质的裸奔。他自己在新浪的博客就贴过他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不少照片，并且有访谈陈述自己在美国相当一个时期沉迷于赌场，从他干的砸“汉代”文物等一系列讨巧但毫无技术含量的事情来看，这个人主要脸皮更厚一些，更“激进”一些。前面“汉代”打上引号的意思，就是想说明那个他对CNN号称“价值连城的汉代文物”，不过是个赝品，一是他没那么多钱搞来汉代文物，二是，如果他真的砸的是价值连城的汉代文物，肯定这时候他在号子里已经蹲十几年了。“激进”打引号，是想说明艾未未这帮人会装，真激进的话，他们有本事就在毛时代激进，但实际上不是，这帮孙子在毛时代老实的很。比如在四川大地震救灾期间进行裸奔，就是他一贯风格的延续，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捐钱捐不过陈光标，献血他高血脂人家也不要，我艾未未怎能在这大事件中不青史留名？他灵机一动，用所谓公民调查和遇难学生名单来走一次捷径，从而截取全国人民和抗震救灾志愿者们的劳动果实，把人们的视线从他们身上聚焦到自己身上来，管他妈什么公德和良心，这风头我不能不出。

宁静至远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个人展览之际发来对祖国母亲60周年的诚挚问候。短片《草泥马祖国》


视频观看地址：
http://www.flickr.com/photos/winterkanal/396754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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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的买办资本家的乏走狗
上海殖民地文化圈里特有的小聪明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就骂娘
海外混了若干年混不下去
三姓家奴
韩寒是靠卖弄跟脐下三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