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国式资本主义

henry

中国式资本主义

中国的成功更多地归因于它的企业家而非官僚，是时候让他们见光了。

几乎没人否认中国已经成为近些年的经济超级明星。近年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在很多领域最具活力。相形之下，成功的秘诀却不甚明朗。人们通常会笼统地归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即官僚们用高压手段、“有形的手”创造了大部分的奇迹。自然，这是中国政府喜闻乐见的观点。

不过，这是真的吗？当然，国家行为广泛而重要。它在消除自然界和技术上的障碍时行之有效：自然界里，修路建桥、建设电厂；技术上，促进国外知识产权转让（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然而中国的活力不仅来自于自上而下，更来自于自下而上。正如德国拥有作为其经济支柱的强大的中小型企业，中国拥有大量有活力的、（非常）私有化的企业：一个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速生灌木丛。

这些企业通常不仅在强势的国有企业之外运营，而且不遵守国家的法律。所以，它们的重要性不能很好地被国家统计数字所反映。通过国家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仿佛透着一扇不干净的窗户看外面的世界。不过，正如本期《经济学人》精粹部分所展示的，这些企业是一股惊人的力量。

中古之国

首先，私企的经济活动规模庞大。三十年以前，中国相当多的企业被这样或那样的国家机关控制。现在，一种估算显示非全民所有的私企对GDP的贡献份额超过70%。中共浙江省工商局党委书记郑宇民去年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4300万公司中，90%以上是私营的。企业的中心地带在浙江这样的地方，相对来说，北京的官僚们会忽略这些企业，而这些企业在中国发展势头如雨后春笋。

其次，私有企业有活力。香港大学的Qiao Liu 和Alan Siu估计，非上市的私有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比全部或部分国有企业高出10个百分点，后者的这一数字是4%。从2000年到2009年，注册私有企业平均每年增加30%。沿新建公路和铁路迅速增加的公司日夜开工，生产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需要的基本物件。面对激烈的（通常是本地企业的）竞争以及需求变化， 这些企业背后的人不停地调整该如何生产、怎样生产。仕途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省级官员通常让这些企业不仅免于国家直接管理，而且使它们不受与土地使用权、劳资关系、税收、执照相关法律的制约。中国式资本主义生活在放任主义的氛围里。

不过，这也指向了第三点，拥有这类特征企业担心的：它们的脆弱性。对于私有企业的中国式管理通常被称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一个相当灵活的系统，不过没有持续的管理法律，企业就很可能成为偏好不同的官僚们的牺牲品。任何时候都可以来一次打击。而这些企业要成长到更加固定的结构也是相当困难。

培育它，而不是砍掉它

所有的这一切对中国自身和更广阔的世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法律真空为大量的滥用创造了条件：对劳动法极少的尊重，比方说，鼓励对工人进行剥削。不受管制的企业在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下也不够自在。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假以时日，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无政府机会主义和政府指导之间的冲突，必将会导致更大的摩擦。共产党保守派必将对中国式资本主义猛砍狂剁。

如果他们试着为这些企业提供更为恰当的法律体制，那将会好多了。许多企业对仔细调查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恐惧：他们讨厌做出头的椽子，以免他们的运作成为调查的中心。而如果没有坚固的法律基础（包括知识产权法），将很难创造出伟大的企业和品牌。

法律的不确定性同样让融资蒙上阴影。结果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灵活而代价昂贵的融资系统。抵押品得不到信任，国家控制的财政系统对贷款给有风险的非国有企业官员并无回报。相反，钱通常来自于代价巨大的非官方渠道。所谓的温州税率（以这种融资方式而最出名的城市）据说开始为18%，甚至能超过200%。贷款很少会超过两年。局外人通常对中国经济制定的长远规划感到惊奇，而许多中国最有活力的制造商在农业季节被限制在播种和收割上。

所以中国式资本主义将不得不作出改变，而这将改变中国。来自私企的竞争已经推动了工资和福利的提高，这比通过任何新的法律更能帮助增加中国（及其企业）所需的消费者。在无数小额资本新企业的背后是那些以前的工厂员工，他们意识到利润来自于经营一条生产线，而不是在生产线上工作。在各个方面，私有企业对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将中国经济转向国内消费而非出口海外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西方应当对此心存感激，并且应当更加广泛地赞美中国式资本主义。太多的人——不仅有第三世界的独裁者，还有西方的商业大亨——爱上了北京共识，即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辅以严厉的政治控制是增长的万能药。实际上，中国经济多在国家干预最少的领域取得进步。“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非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