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训：并不都是“广场协议”

随风

谈到日元汇率问题，人们经常谈论到的是“广场协议”一词。但记者在采访一些日本经济和金融领域学者时发现，对于当年日元汇率变化及其影响，他们并非单纯反思“广场协议”一事，而是在系统的总结当年的汇率调整时机、应多措施和配套政策等过程。
    一位曾在日本央行工作过的学者对20世纪70至80年代情况有较多研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对记者说：“我们80年代栽过大跟头，你们要小心”。他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者纷纷开始节约消费，日本汽车家电产品对美出口大增，这使得日元升值压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缓慢调整，是可以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大，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企业，都很满意眼前的现状，而且调整汇率也涉及很多部门利益，因此日元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直至“广场协议”
    他认为，“广场协议”最大的要害不在于升值，而在与升值的速度，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对外贸依存程度较高的国家，一定要避免汇率的急剧变动，而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基本现状来逐步调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自70年代后期起，日本逐步提高汇率，释放升值压力，“广场协议”的爆炸性也许会小一些。
    然而，日本之所以当年处理失当，并非是因为无人看到这一问题，而是由于汇率变化涉及各种利益，牵扯方面太多，仅靠几个政府部门出面，难于解决系统问题，必须有政治决策的威望与魄力。但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日本正逢政治领导频繁变化时期，政治家无暇顾及这一个问题，即使有心应对，也没有足够的执政时间和政治威望。
    这位学者在于中国金融界人士交流时也强调，在汇率政策和金融机制调整过程中，“次序”问题非常重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日本当年走过的弯路，一方面是因为某些政策出台太过于迟缓，或是管理政策本身失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次序问题有误。
    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关注日元升值以后的政府应对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后续处理有很多失措之处。例如，当时日本政府为提振经济，出台大量刺激政策，但由于日元升值，制造业利润下降，企业要追求利润，只能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等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出现。
   此外看，要改革汇率机制，不可避免会涉及金融体制调整，这就需要在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推出充分的配套措施，控制金融机构风险。70年代，存贷利差是日本行业的重要利润来源，大企业也都从金融机构贷款。而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金融体制的调整，利差大幅缩小，企业可以发行公司债后，也增加了筹资的渠道，减少了从金融机构贷款额度。这都给金融机构的盈利造成很大打击。
    总之，在不少学者看来，所谓“失去的十年”，其起因是一系列的政策问题，而不仅仅肇端于“广场协议”一事。这是其他国家可以为为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