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30年31位年度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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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是中国企业家阶层整体性的浮现和成长。

接下来你会看到中国商业帝国大厦中最早的一批身影：有些人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机会；有些人一方面要跟体制和环境博弈，一方面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些人在自由王国里面驰骋。先到者机会频仍，却也难免束缚与抗争之苦；后到者渐入红海，却仍可自由任情。时代的刺青，难以磨灭。每位企业家，都代表了一个时代。

且别忙喟叹，历史还在继续。

1978 袁庚

1978年10月12日，袁庚起草、交通部党组上报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国务院批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蛇口处在孕育中。

袁庚在蛇口所推行的诸多观念至今仍然让人惊异。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比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完全可以把袁庚看作思想启蒙者，这不仅在当时党的资深干部中罕见，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中华民族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启蒙。

在对蛇口记忆深刻的那些人们看来，蛇口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做出的尝试较之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更值得珍视。在最初的10年中，蛇口工业区干部由群众直选，干部终身制、任命制被彻底打破，《蛇口通讯报》被着意培植为独立的监督力量，蛇口的空气中洋溢着真实、轻松、积极的因子。“我以为，”在蛇口工业区建立10周年的一次演讲中，袁庚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蛇口被随后兴起的各类工业区淹没是它光荣的宿命，而中途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则成为袁庚革命生涯中的一道伤口。

鲁冠球的工厂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到这一年的秋天，厂门口已有“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宁围万向节厂”五块牌子；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制。

1979 荣毅仁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古耕虞（猪鬃大王）、胡子昂（钢铁大王）等“工商界五老”座谈。邓小平向“五老”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63岁的荣毅仁在那一刻究竟作何感想不得而知。1954年，父亲荣德生去世两年，荣毅仁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周恩来谈到此事时曾说：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文革中，荣毅仁右手食指被红卫兵打断，左眼因耽误治疗失明，家人也备受折磨。荣毅仁夫人杨鉴清曾向他抱怨：“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荣毅仁因此发怒：“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

荣的信念坚定让人惊叹。面对邓小平，当“五老”中的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时，荣毅仁提出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荣熬了几个晚上写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当年获批。

从资本家到“红色资本家”，完成这种轮回的，中国绝无仅有。

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选择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中国最早实行承包制的首都钢铁公司，自承包后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19.1%；

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

1980 伍淑清

左手拎着十多斤重的皮包，右手提着差不多同样重量的塑料袋，60岁、娇弱的伍淑清出现在北京客来思乐餐厅。记者忍不住想问的两个问题离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命题。一是：“为什么要这么累？”二是：“一个人不孤单吗？”她并不在乎这些同情心，说道：“从没有人左右过我的生活！生命是爸妈给的，自己的选择要对得起这份礼物。”

骨子里的强势！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当然绕不开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航食）。1980年，伍小姐和她的父亲伍沾德先生投资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

这一年，香港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美心集团和中国民航局共投资588万元人民币，中方占投资总额的51%，港方占49%，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由于它的“准生证”上写着“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所以一直被称为“天字一号”。其后的1982年，中国成立了首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投资额近北京航食的4倍。但前者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后者。

2008年9月30日，北京航食的创办人之一、现任董事伍淑清接受了《中国企业家》专访。

《中国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把中国的大门吹开一条缝，很多人都在窥探，你当时却建议你的父亲到北京成立公司，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伍淑清：现在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冲破了以前的条条框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什么是改革开放。是不是坐下来就开放了？后来大家理解了，市场开放是要放人家进来，自己要走出去。让一些人眼里的资本家进来，这需要胆量。
我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一次内地考察活动中知道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当时，中美复航，从北京直飞旧金山，搞不出合格的配餐是不允许飞的。所以我想到了这是个投资机会。我和爸爸到了北京，当时我们一个政府官员都不认识，也不会讲普通话，可贵的是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的沈图很支持我们，他帮我们跑审批。有一天他和我爸爸说，还没有批下来，你先把设备买进来，只能先有鸡蛋后有母鸡了。我们也很矛盾，直到批下来才放心。

到了1981年，我们又遇到难题。一是，合资企业要搞审计。当时北京没有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只好让上海的会计师跑来北京查账。二是，合资企业没有上级监管单位，外贸部和内贸部都不管，只好由当时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暂时管理。

《中国企业家》：能回忆一下你最困难的时候吗？

伍淑清：我们在内地有十一二家合资企业，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都不容易。

上海最开始飞国际航线的时候，航空配餐楼的卫生间不合乎标准，做的食物根本进不了客舱。我从香港空运了两个卫生间过来，吹风机、镜子等等所有的配套都运过来。那个时候国庆节放假，我又请香港的工人过来，将原来的卫生间打掉，安装上新的。

没有法律保障，我们的风险是很大的。内地当时只有14条合资企业法律条文，肯定不够。我们先把香港的公司法翻译成中文，北京民航局的朋友将我们（广东式）的中文翻译成大陆式的中文，这样才有了合资企业法雏形。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合资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国内的体制与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要跟市场对手竞争。能否就此谈一下你个人的体会？

伍淑清：在任何地方做生意，都应该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决定在西藏办社会型企业时，为了解当地人的生存状态，我去拉萨33次。我早上去拉萨的菜市场买菜，也到当地研究所考察那里无土种植的土豆。

可能香港企业做事情要谨慎些，这也和香港先进行全球化有关。比如说，我们为德国汉莎的飞机配餐，哪怕是一杯冰水，德国人都要先飞过来，拿着样本飞回到法兰克福进行检验。他们不相信北京的标准。一旦不合格，他们会告诉全世界北京生产的航空食品的标准是怎样的差。我们就这样子熬了28年了（微笑）。

这次“毒奶粉”事件的后续很可能是全世界来中国吃掉中国的（奶粉）市场，吃掉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没有开发、没有研究、没有自觉的保护，这会导致恶性循环。国家应该给更多的年轻企业家更多的政策，让他们去创造中国自己的品牌。企业家也应该珍惜机会。

《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你是第二代企业家，而在大陆这边你又是第一代。你感觉两地企业家的差异在哪里？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差异抚平了吗？

伍淑清：两地企业家的区别在于，香港的企业家不可能靠政府，很纯粹地依赖自己和生意伙伴，他们的资金永远是自己筹到的。内地的企业家是配合政策，想办法再融资，他们的融资渠道比香港灵活。当然他们的风险比香港多些，一是可能有不太明确的法律；二是有时候法律变得相对快些。遇到官司，内地的企业家很难打赢。香港很简单，程序上合法就可以办成事，不会有人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如果说有差异主要是商业环境的不同。

《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时点上，你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其价值被大陆社会充分认识到了吗？中国未来10年，企业家阶层的角色与作用有可能怎样演化？

伍淑清：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不一样。沿海地区的企业家比较活跃，他们很容易被外界认同。西部的企业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很少去外面做生意。出口企业少的地方要靠政府进行推动，如果政府没有落实的政策，企业家们很难做成功。

未来中国企业的三分之一会卖给别人，像朱新礼的汇源一样；三分之一会与其它的企业合并；三分之一会成为家族企业。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中国企业家》：有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伍淑清：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说过什么话就影响了我的一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母，她是个农民。她27岁做了寡妇，从美国带着我的伯父和我的爸爸回广东老家，靠做腐竹生意将他们带大。她一直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乱发脾气，要忍耐，慢慢解决问题。她67岁去世。祖母一生的言传身教，比任何一个伟大的人讲的话更有用。

后来，我到香港上学，读到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很崇拜他。他去世时只留下两句话：“博爱”、“世界大同”，也是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宽容，要做事情，如果不这样，一生也就过去了。这和改革开放要坐下来思考怎么做、然后站起来干是一个道理的。

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从此开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冬季，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带领村民把全村600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将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工业上去。当年，华西村的销售产值达到1亿元。

1981 年广久

1981年8月1日，安徽芜湖，一个闹市区的巷口，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其中，一名头发蓬乱的中年男子正在忙不迭地给顾客称售瓜子，他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在他背后的墙上，贴了一张醒目的广告，上面便是后来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而家喻户晓的“傻子瓜子”。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曾经风光无限的“傻子瓜子”已在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中散落江湖，却依然有无数记者来到芜湖追访这位已然年逾古稀却声音洪亮、手持一部属于上个世纪的砖头手机的老人，只为年广久身上所承载的那段与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的传奇往事。就是这位老人，一生三次获罪，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而这刚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命运在风口浪尖处数次因小平同志的“点名”而化险为夷，起伏跌宕却恰恰暗合了我国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进程。

“我从小是学经济学的。”目不识丁的年广久这样说，商海沉浮一生，他自有在活生生的市场里摸爬滚打中摸索出的生意之道。就是这个卖瓜子的“傻子”，靠着“多抓一把”而广结人缘，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为百万富翁。“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提及往事，年广久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只是当年的他恐怕没有想到，他就这样成就了一个大行业——徽派“炒货”，也成为“敢”字当先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

李东生到成立刚刚一年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报到，这是中国首批12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也是日后TCL集团的前身；

创办中信公司的荣毅仁，想到了举债集资的办法，他向国务院提议，通过向国外发行债券来救活仪征工程。

1982 郑元忠

1982年6月17日,郑元忠仓皇出逃。这位“机电大王”骑着摩托车招摇往来三层小洋楼和作坊工厂之间时，不曾想到这些就是他“投机倒把”的证据。

那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布，柳市乐清县委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是投机诈骗。“八大王”都受到了不同处理，最重的获刑7年。

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他顾不得回家，直接跑去柳市镇工商所，将为其平反的“一号文件”看了一遍又一遍。此后他创办了乐清市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精益开关厂，并取得了国家机械部在全国城镇颁发的第一批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几年之后，他又联合十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如今庄吉集团已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从体制上成为打击对象到高调平反，“八大王”的翻案给了其他企业主信心，温州由此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坐标、民营经济发展嬗变中的符号。

几经沉浮的郑元忠将温州民营经济特质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郑说。他的命运也正是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温州企业家的特有命运。
如今，“八大王”只有郑元忠仍然叱咤温州商界，其他或多或少有些落寞。郑元忠当年的“豪宅”已经改建为幼儿园，他也许久没有回过记载着他几经沉浮的小镇柳市。

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厂长为表示感谢，到年底发给4个人每人600元。韩庆生因这600元被判“技术投机倒把罪”，在此后的若干年内，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

台州市温岭县工商局率先突破禁区养殖；

鲁冠球把自家自留地里2万元苗木全部拿出来抵押，承包下萧山万向节厂，承包第一年利润就超额完成了154万元，以后年年超额完成承包任务。

1984 张瑞敏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是年12月26日，35岁的张瑞敏进入青岛电冰箱厂。

1985年，张瑞敏抡起大锤砸烂了76台有质量缺陷的冰箱，并创立了海尔独特的售后服务标准，由此引发了中国企业对产品质量意识的普遍关注。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张瑞敏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用20年的时间将海尔打造成为全球第四大白色家电厂商，并响亮地喊出了“海尔中国造”的口号。这是西方商业社会认识“中国制造”的发端之一。

张瑞敏摸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企业再造模式，这并不亚于“持续改善”和“即时生产”管理的意义。海尔模式因此被无数国内企业争相效仿。

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便是万科的前身，王石为经理；

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格里希为一名德国人，他是中国国有企业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厂长；
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10月，中国第一只股票—— 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股票在上海发行；

11月，联想成立。

1985 周冠五

周冠五是又一个这样的人——他死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他还活着。2007年春天，周冠五去世，大家在热烈讨论的却是陈晓旭。这位首钢前任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几乎是沉默着离去的。这一来是因为周冠五生命的最后十年归于沉寂，二来，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还远未公众化到我们期望的地步。

周冠五的企业家生涯在1995年戛然而止。现在，人们谈论起周冠五的时候，往往喜欢加上这样的定语——“周北方的父亲”。《中国企业家》记者曾经在他去世一年前采访他，当时他对于受儿子牵连的经济调查和突然离职表现得很豁达，说：“心胸要开朗，再大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能否认，周冠五的确是一位有思想、有作为、善于权谋的红色企业家。周冠五之所以被人记住，原因有二。

他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从军人到企业家的转变。在进入石景山钢铁厂之前，他是二野某军分区副参谋长。最后被中央书记处任命为厂长，他的想法很简单——能从学生变成军人，也一定能从军人变成厂长。

1982年，周冠五提出在首钢试行承包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多年以后，他的秘书任为民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改革，就不会有首钢的今天。”他还说，周冠五这人大事谨慎，不合政策的事情是不敢做的。对于政策趋势的变化，他有敏锐的嗅觉，因此也有恰到好处的判断力加以应对。

离休的时候，周冠五的工资是1800元。任为民说，如果当时周冠五能有个缓冲期，培养一个接班人，后来的首钢不至于那么困难。

赵新先携带“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万元借款南下深圳，创办了南方制药厂，后发展成为拥有以药业为主、多业经营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1986 关广梅

“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的企业反而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这封信引发了轰轰烈烈“姓资姓社”大讨论，写信人关广梅成了1986年最富争议的商界人物。她的这封信被看作改革思想解放的又一把钥匙。

关广梅曾是辽宁省本溪市蔬菜公司所属“消防副食品商场”的营业员，承包租赁了辽宁省本溪市蔬菜公司一系列商店并组建东明商业集团。关广梅租赁、承包、股金三位一体的经营形式为改革提供了新鲜经验，也为国营商业经营形式改革提供了新尝试。1986年关广梅全部年收入44000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大约中国平均收入的50倍）成了最好的说明。

围绕关广梅的争论突显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姓“资”还是姓“社”，不仅影响着关广梅事业的性质，也影响着改革本身的性质。这场博弈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渐被人们认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也因这场讨论悄然提升。

如今的关广梅早已跳出改革先锋、新闻人物的光环与纷争，刻意保持低调。她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婉拒各路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

一汽的第六任厂长耿昭杰挑起了换型改造和上轻轿两件艰巨的两副担子；

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它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原厂长石永阶背上“破产厂长”、“无能厂长”的恶名；

无锡漂染厂厂长王永寿，带领该厂成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创汇企业。

1987 马胜利

桌上还摆着两只包子、一碟咸菜和一只未收走的粥碗。71岁的马胜利刚刚吃过午饭，其简朴程度很难跟“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几个字联系起来。

1987年，工人出身的河北汉子马胜利决定在全国20个省承包下100家造纸厂、组建中国第一个跨区域的商业集团“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时，全中国都因为其所展露的超前、快速的商业革新能力而惊叹。

作为中国国企承包改革这已经是马胜利迈出的第二步辉煌。1984年，他就曾用一纸大字报换回了石家庄造纸厂的承包权并出任厂长。4年下来，石家庄造纸厂利润增长了22倍，“马胜利模式”更是在当时的企业改制大潮中成为一时之冠。他本人也迅速成为先进以推行承包制的典型而闻名全国，并被邓小平接见了4次。

在1986年那次被邓小平接见时，马胜利问了一个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面包不包括我们（企业家）？”邓小平闻言一乐，反问道：“你说呢？”他略沉吟一下：“不包括！”邓小平又一乐，没有再答话。22年后，马胜利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我们这些企业家先富很容易，我们要带动大家富裕。”在马胜利造纸集团一次一次的承包对象的选择里，非亏损企业不要；甚至在招工时，也有限考虑失足青年，“我就招劳改劳教的，小偷小摸的，最次也要派出所开有不良证明的。”

但光荣没有持续太久，马胜利造纸集团在享受了短暂的扩张快感后，在交通、通讯、地域间资源交流限制等种种因素束缚下，亏损、解散、破产轰然而至。太过稚嫩的市场并不足够支撑马胜利的雄心，1995年，56岁的他被免职退休。“太超越了也不行，扩张如果要脱离现实也会失败。”回顾那段历史，马胜利承认当时没有考虑现实因素。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再写那张大字报。”2008年，马胜利再次联合了部分国内造纸企业，谋求再续马胜利造纸集团之梦。此举不乏个人英雄主义与赌气的成分。“我觉得当年这事没错，我这人的性格就是想要把它做成。”这枚昔日在改革大潮中熠熠发光的71岁的螺丝钉对《中国企业家》说，他头上一根白发也没有。

(蔡钰)

43岁的任正非退役后，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以凑来的2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

1988 赵希友

1988年，赵希友决定对原沈阳市金杯汽车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1亿股股票。谁敢买？无奈之下，赵希友在中南海门前支摊贩卖。为此，他写了一周的检查，还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内容大意是：中国首位国企股份制改革家。
那阵子，赵希友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北京折腾着和被折腾着。小儿子听说金杯发行股票，虽然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但是，他还是东拼西凑了1000元买了1000股。“我就是相信我爸。”他说。

如今75岁、家住沈阳的赵希友给自己定了规矩，不接受任何采访。电话里，他坚持说这一次他不能破戒。于是下面就是跟赵希友的一部分聊天录音。

《中国企业家》：你被公认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家，你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吗？

赵希友：在我退休后，很多人建议我写一点感触和认识，我说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认识有点极端。人在历史上，可能有一点点痕迹，但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我的家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我死了以后不留任何一点点文字和语言。我的骨灰也不留，火化以后，把骨灰立即扬到河里。我希望大家把我彻底忘记。

是不是企业家我认为不重要。还是我上面的观点。人活一世白白只做消费者？消耗世界的物质？什么事情也不做？不可能的！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赵希友：我自己回顾这一生，很多很多地方没有达到自己想像的目标。怎么讲呢？从我负责（金杯），我感觉（中国汽车和国际）差距太大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差距（重复3遍）。

赵紫阳当总理的时候，来沈阳开座谈会，谈到对国家的贡献。我对他说，我没有想到对国家的贡献，（我就知道）金杯现在有5万名员工，平均每个家庭3个人计算的话，就是15万人。这15万人要吃不上饭，将是沈阳最不安定的因素。

《中国企业家》：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赵希友：太多了。落实到我的职业上，我是搞汽车的，我做得太差太太太差了，不是一般的差。

《中国企业家》：如果能够重新回到过去，你有改变现状的办法吗？

赵希友：未必没有改变的可能。企业发展不理想，自然有很多遗憾。

《中国企业家》：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赵希友：从我退休开始。我的退休是马拉松式的。当时市长武迪生跟我说，你可以躺在医院、躺在家里干。谈到第7次时，我说你总不能找一个死人来干吧？！有那么多优秀的人，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是1993年圣诞节前一天12月24日正式退休的。对我来说值得纪念的日子只有两个，另外一个是我入党的日子。

《中国企业家》：国企股份制的日子你也淡忘了？

赵希友：……我感觉也不是特别重要。搞股份企业搞得特别优秀的人很多，你们应该把版面给他们。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看待仰融进入之后的金杯？

赵希友：……，我不愿意从我自己的角度评价别人。

《中国企业家》：这一生有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赵希友：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杨婧）

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马胜利与全国２８家企业签订了承包合同；

12月，供职于国务院某直属机关的王文京以5万元借款与苏启强合伙创办财务软件服务社，用友公司从2个人的软件服务社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中国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商。

1989 牟其中

这位在文革中因与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被判处死刑的玻璃厂工人，从1989年为世人点亮了他的商业传奇。以轻工产品换购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作为一个商人，牟其中显示出惊世骇俗的想像力。他是那个秩序混乱又极具魅力的时代的符号之一。

很快，他又因“金融犯罪”回到了监狱里，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受到的是政治迫害。他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修养，有雄辩的口才，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已经被飞速变化的时代遗忘了。

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代我们完成了这次书面采访。

《中国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您的独特性是什么？你们之间有共性吗？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这一阶层成长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与意义？

牟其中：我是中国企业家阶层这个光荣阶层中的一员，当然具有其共性。但特殊的经历，又决定了我的特殊性。

1980年元月2日，去四川万县监狱释放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当场我表示辞去公职，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43天后，我建立起了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家形态完善的私人股份制企业。

因为爱国，而不是发财促使我走上企业家的人生道路。

当时我顶着反四人帮的光环，更有条件“学而优则仕”。但百年的民族沉沦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让我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领导下建立起商品生产秩序的努力。所以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改革开放事业，并且认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保障改革不至于失控，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本条件。而社会动荡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复活。

初期的个体户，大多是被旧体制边缘化了的草根。市场化的改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只有在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才可能与传统中轻商的糟粕决裂。我提出了“造就一代儒商”的口号。

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改革开放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一定也会产生巨人的时代。民营企业家阶层则是那浩瀚太空中最耀眼的一团星云。

《中国企业家》：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比如，它提供了哪些机会，扼杀了哪些希望？

牟其中：在耕耘试验田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投入监狱。第一、第二次是为中国民营企业争取生存的权利。第二次平反时，《人民日报》评论的题目是：《医治“左”的顽症》。第三次是为民营经济争取发展的权利。反对改革的万言书诬陷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认定我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果万言书得逞，又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任何一位民营企业家都不能幸免。

《中国企业家》：就您对目前商业环境的了解，它与过去20年有哪些明显不同？它离您所满意的状态还差多远？它有可能恶化吗？

牟其中：目前的商业环境比20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容乐观。自1997年小平逝世以来，关于民营经济以至于改革开放的激烈争论，从未中断，2005年达到高潮，刮起了所谓的郎旋风。秦晖最近说：“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的‘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

不止一人在借讨论普世价值时，公开要求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维迎对此很悲观。他说：“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容乐观，改革任重而道远！”

我不悲观，认定形势比人强。社会公众永不枯竭的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追求，就是市场化改革会不断深入的强大动力。
君若不信，试看今年十二月必将举行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

(刘建强)

9月25日，“傻子”年广久终没能逃脱牢狱之灾，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江苏宜兴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蒋锡培在捐产后当选为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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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尉文渊

1990年冬天，35岁的尉文渊被摆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坐标系的原点。他以首任总经理的身份，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之锣，推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启动之门。

他力主市场扩容、尝试取消股票价格管制、首创无纸化交易、推出国债期货……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尉文渊和他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引领着市场画出了一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A股进化曲线。在他因为“327国债”事件离任后，这个市场依然势不可挡地膨胀开来，2007年10月，当初低至95.79点的上证综指一度突破了6000点大关，A股总市值更达到过30万亿元的峰值。

虽然离开市场一线多年，但从尉文渊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里仍听得出浓厚的参与色彩，后来我们放弃了请他跳脱出来点评这个市场发展历程的图谋。他不必见证历史，他就是历史。

《中国企业家》：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哪些环节可以做得更好？

尉文渊：当时组建上交所，我们都是模模糊糊地做，因为大家都不懂怎样的机构才是最科学合理的。回顾历史，我们当时搞股票市场确实早了一些，条件都还不具备。比方说，我们需要的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认识与支持还不够，导致我们做事躲躲闪闪，要避免很多敏感的问题。

这些先天条件的不充分，给中国股市初期的发展带来很多制衡和影响。例如，我们早期比较注意改善股票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可是这样运行了一段时间，圈钱、不注意保障投资人利益等现象都出来了。还有早期搞的股票无纸化，很多证券公司借此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直到很久以后《证券法》实施才实现了第三方存管。

这些都是源自我们早期认识不足，可是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低层次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股票市场起步以后，这些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我们曾经受到过困扰。

《中国企业家》：能不能理解说，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希望等上几年再做设立上交所这件事？

尉文渊：倒也不一定这样讲。就中国的改革发展历程来说，我们当时受的教育都是“大庆模式”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从技术上讲，不具备创立股票交易所的条件。但是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改革发展进程来讲，那个时候是战略上需要在资本市场做出这样一个突破。那是特殊历史时期催生的。为什么当时选在1990年筹建，而不是1991年、1992年？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会暂停改革开放，甚至倒退回去。当时的中央领导毅然决定，告诉世界中国不仅不倒退而且要继续改革开放，在开放南方沿海地区的基础之上，还要把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拿出来开放。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我还很佩服小平同志等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评价近二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的快慢？

尉文渊：我觉得是快中有慢。和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比较，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年轻，但又发展得非常快，这是毋庸置疑的。

评价发展快不快的同时，还应参照发展得好不好。我们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制度的改革、对全民投资意识的培养与提高，都在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在市场体系中间，很少有一个市场能像资本市场这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起到这么全面、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快速发展，我们也就无法完成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所提出的需求。所以这个快是应该的。

为什么又有慢呢？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贫瘠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它先天不足，还要处理很多新兴市场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它都必须面对和承担。

速度不是一个可以主观假设的东西。当时的观念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市场观念转变了，觉得国有资产通过上市可以流通，资本市场提供了很多资产重组、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认识同样问题的角度就变了。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说“当初早做（国有股减持）多好”，但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而已。

《中国企业家》：这么多年过来，你最喜欢别人给你的哪个称号？

尉文渊：我当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时候35岁，人们赋予了很多赞誉。海外有人因为我年轻叫我“证券神童”，有的因为我当家叫我少帅。后来有的人说“股市创始人”，还有因为不了解情况的以为我是垂垂老者，叫我“尉老”，各种说法都有。但在我来说，对那些年轻的评价会更喜欢一些，因为那些语境能反映当时我们年轻人的青年奋发、敢为天下先，让我停留在那个青春的时光。

《中国企业家》：你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尉文渊：快，变化大。不光是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心态，整个社会的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30年的辉煌，绝对是中华民族近现代社会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东西。

8月，“李宁牌”运动服被选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圣火传递指定服装、中国国家代表队参加亚运会领奖服及中外记者的指定服装，“李宁牌”伴随亚运圣火传遍全国；

10月1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

1991 王遂舟

这又是一个销声匿迹的名字。现在谈起王遂舟，有如谈论中国商业的“史前史”——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过短短三十年，但在最为关键的第三个十年里，王遂舟彻底缺席。

1991年，“亚细亚现象”举国关注。六年后的1997年3月15日，郑州亚细亚商场总经理王遂舟宣布辞职。此时，亚细亚集团负债6.1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68%。这天是他40岁生日，他说：“如果亚细亚垮了，恐怕我的耻辱柱大些，而你们的就在我旁边。”这话听起来不像生日祝辞，更像是不祥的咒语。

王国崩溃的基因从一开始就种下了。现在，很多人仍然记得亚细亚商场著名的三板斧：大手笔广告、豪华硬件设施和堪称一景的服务。可惜，当中国的短缺经济已经变成过剩经济，那三板斧的魔力已经失效。更多的是对企业扩张失败的反思——有人说王遂舟不注重管理，企业成立9年来从未审计；有人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人说失败是个人的失败：王遂舟被政府意志、资本簇拥和成功的幻觉给挟持了。

今天，王遂舟也不过才50岁，但他在40岁生日那天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现在网上能找到他的一张近照——不用细看也能知道，照片上是个彻头彻尾的老人了。影像有话语所无法辩驳的说服力：这个男人已经失去斗志，正被岁月消磨。

当年牟其中当选“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说：“我看到太多的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涌现又倒下。”故事讲到这里，实在叫978年底的那个转折点的到来。”

不要忘了，他是惟一一个完整见到过中国三代领导人并和他们交往的外商。

长虹在倪润峰的一系列举措下，厂年产彩电突破100万台大关，跻身于世界彩电生产大企业之列；

曾宪梓与国家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当时他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1亿港元；

在武汉商场总经理毛冬声的努力下，武商股票在深圳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商业异地上市第一股。

1992 黄鸿年

黄鸿年人生的传奇性在于，它清晰地由几个“十年”组成。

1960年，12岁的黄鸿年从印尼来到中国，度过求学、下乡和初恋的十年。到他离开的时候，曾觉“荒度时日，浪费青春”，可后来，当他在中国展开投资后，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现在回想起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一个无形的宝贵资产。”黄鸿年比外国人懂社会主义，又比中国人懂资本主义。在那个貌似群雄崛起实则所有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这个会背“毛选”的外来和尚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十年。

1992年，黄鸿年来到中国，迅速造就了“中策现象”，被认为是国营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他执掌的“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短短一年多时间在大陆设立了200多家合资企业，总投资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其中更不乏一夜之间“收割”一个城市的几十上百家企业的“一揽子计划”。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后来，“中策现象”备受争议，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时候，还是有朋友跟黄鸿年开玩笑，说，没几个外商的名字能上得了常委会的。

外资收购是孵化器还是收割机——这样的困惑如今还在继续被讨论着。但是黄鸿年的命运很快尘埃落定。2000年，黄鸿年出让中策所有股权，回到新加坡。

2008年国庆期间，黄鸿年在新加坡接待复旦学者，回顾三十年，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如果没有华国锋对‘两个凡是’的真正的反思和主动辞职，也很难有1978年底的那个转折点的到来。”

不要忘了，他是惟一一个完整见到过中国三代领导人并和他们交往的外商。

长虹在倪润峰的一系列举措下，厂年产彩电突破100万台大关，跻身于世界彩电生产大企业之列；

曾宪梓与国家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当时他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1亿港元；

在武汉商场总经理毛冬声的努力下，武商股票在深圳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商业异地上市第一股。

1993 禹作敏

关于禹作敏这个人，官方口径已经如此一致，如铅桶一般各就各位，还能说什么呢？他是暴徒、人犯、领主、起义者还是牺牲品？

今天再来看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命运，有些农民式的滑稽。用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乡小靳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的话来说，就是“他忒抗上了”。禹作敏以一个社区和他个人的勤奋、眼光和胆识塑造出一个改革开放在中国农村的示范典型——要注意，这“塑造”背后是强悍的政府意志的推动。相应的，禹作敏被抓也是一个政府行为。

学者秦晖的评论是：“政府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打死了人，而是因为政府管不了大邱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邱庄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如此说来，如果说抓禹作敏仅仅是体现一个国家控制社区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比较滑稽。”

以禹作敏的农民意识和教育程度，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和权力打交道。权力把他迅速推上顶峰，也迅速把他“整倒”。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4个月后，他以各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0年。6年后，禹作敏去世。

禹作敏已经成为一个静止的标本。在禹作敏之后，中国式的微妙的权力和商业的关系、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和模式……这些问题仍在继续。

6月2日，上海新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其生产的“荣华鸡”带头与“肯德基”等洋快餐对垒；

中远投资在新加坡上市；

12月28日，南德集团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

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自杀；

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

1994 陶建幸

1994年，代表苏北家电制造业崛起的陶建幸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一年，他领导下的春兰成为中国最大空调生产基地、世界空调七强之一。此后持续7年高速成长，2000年，春兰的资产规模达到120亿元，净资产80亿元，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翘楚。

也正是从1994年起，陶建幸开始琢磨春兰的多元化道路。他以GE为标杆，先后涉足摩托车、卡车、小汽车以及镍氢电池等新能源项目。但由于投资分散，每一项都无法达到他“进入行业前三甲”的预期，相反拖累了主业。

改制受阻是促使2002年后春兰逐渐跌下神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当时“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已经成为普遍规律，陶建幸历时2年、大张旗鼓的国有企业改制最终成为“见光死”的标本。

随后，春兰日益陷入困顿，旗下股份公司ST春兰也已于2008年5月13日宣布暂停上市。但陶建幸仍坚持多元化策略，并表示对春兰的明天怀有信心。与一些目前仍在岗位上的第一代企业家类似，55岁的陶建幸仍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和傲气。去过春兰的人大多将那里描绘为“陶建幸的王国”。2008年，陶建幸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并明确表示，他不会离开春兰。

一系列民营企业开始创业、扩张：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推销飞龙延生护宝液，发展速度居全国医药行业之首；吴炳新和吴思伟父子以30万元在济南注册成立了三株实业有限公司；史玉柱将巨人集团的“二次创业”目标锁定在保健品和药品产业。

1995 褚时健

这一年，褚时健告别了他经营了17年的红塔集团，从“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4年）变成了贪污犯。

作为被惋惜的对象，作为被用来分析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例证，褚时健被提及的次数可能远远多于他担任红塔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民众对褚时健的普遍同情表现出他们对发展经济有突出贡献者的感恩心理，与此相关，他们认为褚时健获刑过重（无期徒刑），与众多的同类案件相比，对褚时健贪污一案的量刑并未体现法律的公平。

尽管褚时健案引起了长期广泛的关注，但对他的重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对同类犯罪的震慑作用。手段更复杂更隐蔽的贪污犯罪在国有企业中层出不穷，虽然，在褚时健之后，这些企业的高管已经开始享受年薪制等前所未有的待遇。“还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大就麻烦了。”2005年，已经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在云南哀牢山上对《中国企业家》说。

也是在那一次，褚时健对我们谈到了红塔山“神话”。“应该说这些事情，掌握规律后别人也能做到。这个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历史往后延长一点，还是有人会出来把它做好。”褚氏的自我评价如果发自内心，当可为他的晚年带来平静。无论如何，红塔集团所创造的奇迹（类似者有海尔、春兰、美菱等）在市场经济相对更充分的今天已不可能重现。褚时健们书写了中国经济改革激动人心的一段历史，也为经济体制先天不足付出了沉重代价。

2月，首钢当家人周冠五的企业家生涯戛然而止。他和这个他奋斗了45年，一手带大的企业，划清了界限；

吉利集团成立，李书福出任董事长；1997年，李书福成为民企造车第一人；

张树新等创办了瀛海威，在中国互联网事业道路上扮演了里程碑式的角色，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比中国电信的ChinaNet还要早两年出世。1996年瀛海威被收购。

1996 史玉柱

史玉柱是中国企业界少有的“活”化石，在依靠保健品和网络游戏“活”过来之前，他涉足过高科技、保健品、服装、化妆品、房地产、金融等众多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被当成中国民营企业的典型失败标本用于研究。

1996年正是史玉柱的艰难岁月，巨人集团在汉卡、保健品等领域的利润被全数调来填补巨人大厦的资金窟窿，史玉柱开始学习香港地产企业卖楼花，不过也只卖出1个多亿，一年后，巨人集团终因资金链断裂破产。

脑白金获利之后，史玉柱还掉了巨人所有债务。2007年，在征途公司赴美上市之前，史玉柱坚持将公司改名巨人，他不愿用ZT作为股票代码，而是选择了GA（GIANT简称，巨人英文单词的音译）。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史玉柱从商的第19个年头。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在企业家阶层的进化史中，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节点？你觉得自己和前后出现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史玉柱：任何人的故事都由所处的时代、历史做背景。我从一个出生在县城的学生，到有机会读名牌大学、去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到从开发软件开始做企业，到今天拥有一点成就和对办企业的认识，其中的沉沉浮浮、悲欢艰辛，都有深深的时代和历史烙印。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代人巨大的机会。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大转型，制造了无数的机会，才让年轻人有可能在历史潮流中实现自我价值。

很多人给我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我想最贴切的应该是创业者。下海创业，可以说是因缘际会吧。最初的创业是在深圳做汉卡，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点点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说到与其他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我的创业经历可能比很多企业家更富有戏剧性，成功和失败都轰轰烈烈。

《中国企业家》：在你经营企业的若干年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能够重新回去，你怎样选择？

史玉柱：最重要的应该是1989年开发M-6401汉卡。当时，电脑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也可以说是中国刚刚进入IT元年的阶段，好在国际大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使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有机会从开发汉卡起步，很快积累第一笔创业资本。如果重新回到当初，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更好的机会，应该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史玉柱：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巨人大厦资金链断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欠债2亿多。这个困难主要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做大与做强之间的平衡造成的。

从把企业做大到把企业做强，这中间的路最难。这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必须解答的难题。没有人能从容跳过这道关隘，无论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是今后任何一代企业家。

当然，企业的强只能是相对概念。华尔街今天破产和被政府收购的那些大投资银行曾经都非常大非常强，次贷危机(聚焦美国金融漩涡)爆发前，人们几乎不敢想像这样的企业也会“死掉”。在别人“死掉”的情况下，谁能“不死”就显得相对更强。

中国的企业基本还处在怎么做大的阶段，只有极少数企业在摸索和有能力把自己“做强”。我想，经历这次美国金融地震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做大”的同时，更多地思考和探索如何真正“做强”。

《中国企业家》：对你经营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一个人？一句话？一本书？

史玉柱：考入浙大数学系是为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但进去后才发现数学是那么的难。

1988年，在深圳大学进修时，我听到了四通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这个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当时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题目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办企业的理想。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中国企业家阶层距离成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史玉柱：中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企业家阶层在如何协调企业与社会、事业与未来等关系方面，需要更长远的目光和更开阔的胸襟。当然，这绝对不是企业家阶层单方面努力所能实现的，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进步，互相包容和理解。

（林涛）

“打假斗士”王海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打假为业务的公司；

长虹举起降价大旗，彩电全面降价18%，使国产彩电确立了市场主导地位，同时也引发了彩电等多个行业十年来连绵不断的价格大战。

1997 李嘉诚

之所以把李嘉诚评作1997年年度企业家，相当程度上，是可以迎合1997年香港回归的大主题。事实上，把李放到这30年中的哪一年都可以大写特写。一方面，李嘉诚领导的长和系每一年都有令人赞叹的业绩，终成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其中包括李嘉诚出于政治敏感而果断挺进大陆；另一方面，李的伟大并不止于他所创造的巨额财富。2006年，李嘉诚宣布未来将捐赠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约500亿港元至李嘉诚基金会，用作公益慈善。此前，李的成立于1980年的基金会已经向香港和内地捐赠近80亿港元，其中64%用于内地的助教兴学、医疗扶贫、文化体育事业。

对于这样的人，聆听他的教诲比歌颂或者分析他有意义得多：

我从不间断读新科技、新知识的书籍，不至因为不了解新讯息而和时代潮流脱节。

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我的钱，一块钱掉在地上我都会去捡。不是我的，一千万块钱送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要。我赚的钱每一毛钱都可以公开，就是说，不是不明白赚来的钱。

当你作出决定后，便要一心一意地朝着目标走，常常记着名誉是你的最大资产，今天便要建立起来。

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上天给我的恩赐，我并没多要财产的奢求。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过去六十多年的工作，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

我们要同心协力，积极、真心、决心，在这个世上散播最好的种子，并肩建立一个较平等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亦为经济、教育及医疗作出贡献；希望大家抱慷慨宽容的胸怀，打造奉献的文化，实现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为我们心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繁荣和幸福。

（刘建强）

1月，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9月，苗圩从原机械部调任东风公司党委书记，他力主东风跳出山沟，走向国际化。

1998 张朝阳

1998年2月25日，搜狐在中国大饭店地下室宣布成立，发布会的经费来自北京牛栏山酒厂，这家酒厂投放了搜狐网历史上第一个广告，价格是5万元。此时，张朝阳已经从美国回国投身互联网创业两年，在创立搜狐之前，他注册的爱特信公司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融资，一是探索中国互联网模式。

搜狐副总编国庆临至今记得张朝阳在1997年面试自己的情景：当他穿着结婚时买的西装走进办公室时，张朝阳背对着他，把脚翘在桌上翻看简历，10分钟对话之后，张朝阳说，“你来上班吧！”在此之前，国庆临压根不知道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来发工资，他来求职只是因为公司离家很近，而且薪水也不错。事实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国庆临不知道搜狐靠什么赚钱，就连公司老板张朝阳也不知道。在国企工作的国庆临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这家小公司的不同，首先是不称呼老板叫张总，而是叫Charles，为此，国庆临还别扭了一阵，后来，Charles开始给员工普及概念，国庆临于是知道了互联网、IPO、纳斯达克以及期权是怎么回事。

Charles Zhang不仅要对员工布道，还要向客户和政府官员解释互联网是什么，“他讲互联网是怎么回事，互联网广告是怎么回事，哪怕是讲给一个愿意来听的小业务员。”国庆临回忆。因此，政府部门早期针对互联网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里，有不少都是在与张朝阳座谈后才得以制定。2008年是搜狐创立10年，张朝阳在沉寂多年之后依靠出色业绩重振声威，回忆同时代的互联网创业者时，他对《中国企业家》说：“到今天，只有我没被干掉！”

国庆临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况，“1998年有这么一说，和互联网相关的报道如果缺了张朝阳和搜狐，这文章就没法看。”

11月，马化腾与张志东合作，在深圳注册了深圳的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决定开发一个中文ICQ软件；

长虹为了遏制对手，从当年8月份起大批量购进彩管，到年末，长虹库存达到77亿元。在这一年，中国彩电行业踏上由盛转衰的拐点，也是在这一年，长虹主业收入锐减4亿元。

1999 牛根生

牛根生，一个在食品产业里最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创业史充满了传奇和争议色彩。1999年，牛根生在“无奶源、无工厂、无市场”的窘境下、在“老东家”伊利的卧榻之侧创立了蒙牛。在蒙牛的刺激下，原本平静的中国奶业开始走向一个精彩纷呈、话题不断的产业时代。在许多人眼中，牛根生是一个汇聚了精明、权谋、豁达、表现欲等特点的混合体，而他出人意料的捐款辞任等行为、财散人聚等说法又为人们研究他提供了多种维度。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在企业家阶层的进化史中，你处于一个怎样的节点？

牛根生：我认为中国企业负责人进化史的主脉是两条线，一是“操作线”，做事、做牌、做人；一是“精神线”，求财、求名、求责。初期的企业负责人是以做好企业的各项事务为主的，是生产导向；中期的企业负责人是以做好企业的品牌为主的，是市场导向；后期的企业负责人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以经营好企业内外的两大人心为主的，是责任导向。进化史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己本位”阶段，特点是自我中心主义，“做事、求财”，就是赚钱。二是“企本位”阶段，特点是企业利益最大化，“做牌、求名”，我即企业，企业即我。三是“公本位”阶段，特点是追求全社会各类人群的多赢，“做人、求责”，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中国企业负责人只有进化到第三个阶段，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

我们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企业生态圈理论”，这个生态圈是包含社会利益、公众利益在内的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循环体系。2005年我捐出了全部股份创立“老牛基金会”，2007年所捐股份的市值已经突破40亿元。我认为，我已经步入了“公本位”阶段。走到这一步，一半是历史推动的，一半是自己推动的。

在企业家之间区分共性与个性是一件困难的事，我说不出自己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只能说自己有一些突出的个性。比如，“散财”这种行为在许多人身上是偶然行为，在我身上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从童年时就开始散财，在国有企业时也是散财，创办民营企业后更是散财；又如我的价值观就是“共赢”，我办企业不光是为自己或者某一群人，是有更大的使命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幸福和快乐”，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能够重新回到这个时刻，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牛根生：我认为最重要的时刻是1999年8月大家集股1000万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它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是对我在国有企业服务16年的一次“盖棺论定”，说明我在那16年里奉行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经营哲学是正确的，否则现在两手空空，不会聚来这么多的人和钱。第二，它标志着日后给中国乳业带来巨大变化的蒙牛诞生了。第三，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

如果还能重新回到那个时刻，我会对自己说，老厂长孙有亮拿来的那50万元不必退回40万元，经销商陈和义拿来的那28万元也不必只留下10万元，许许多多的入股款都可以收下，集一亿股也不存在大的风险。这样，因蒙牛而受益的人会更多。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个困难是企业家将不得不永远面临的难题，还是历史的原因？

牛根生：我曾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部分坏人破坏企业。比如2004年的投毒恐吓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都差点置企业于死地。这将是食品企业永恒面对的一个难题。食品安全人命关天，消费者首先要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这是压倒一切的“第一天条”。因此，不管是企业自身犯错，还是坏人恶意捣乱，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生死危机。

《中国企业家》：这些年来，对你经营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牛根生：对我经营企业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理念，是价值观。我的价值观就是“乐于分享，追求共赢”，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这个价值观又体现在两句话中，一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二是“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我的养母。她曾是国民党一个干部的太太，素质很高，我的启蒙老师就是她。那时候，白天老师教育我们地主有多么坏，资本家有多么不好，晚上回到家妈妈告诉我不是那样的，资本家怎么样对待每一分钱、怎么样关心工人，工人干得好能把生意做好。她和老师讲的是两回事儿。那时候，我就想除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应该多学习凯恩斯主义。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中国企业家阶层距离成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牛根生：要走向成熟，中国企业家阶层要处理好“六大关系”。一是处理好“领导”与“管理”的关系。企业家有领导型，也有管理型，领导型的特点是“解放人”，管理型的特点是“约束人”，前者最终体现为员工的自我管理，后者最终体现为员工的被动管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是“财富不在口袋里而在脑袋里”的时代，经营失败的公司往往是管理过度的公司，只有先做到解放人，才能最终做到解放生产力。二是处理好“能人”与“制度”的关系。企业家都是能人，但他不能只想一代人的事，他要想子孙万代的事，因此，他不能让企业过度地依赖自己，也不能让企业过度地依赖天才，企业不可以遇到天才则生、遇到庸才则死，而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体制、机制与制度，让庸才能够像天才一样地翩翩起舞。三是处理好“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管“行”，文化管“心”，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人心，而且包括整个社会的人心。从古到今，得人心者得天下，“经营人心”是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四是处理好“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有句话说得好：“做事的公司做不大，做人的公司做不小。”企业家的大部分时间要花在“做人”上。五是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是整个社会生态圈中的一环，要做好企业，功夫在企业外，只有承担大责任，才能成就大品牌。六是处理好“民族”和“世界”的关系。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企业既是本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既要扎“民族根”，也要扎“世界根”，只有向全人类开出灿烂的“世界花”的企业，本民族也才有机会更多、更久地闻到它的花香。

7月，胡茂元成为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开始着眼国际扩张；

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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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柳传志

2000年，柳传志酝酿有时、精心策划的两起运作先后浮出海面。一是联想管理层多年来在联想35%的分红权变身为股权，一是联想分拆，电脑与分销业务分道扬镳、各寻发展，而各自领头坐在首骑上的，正是柳传志常年物色、考察的两大“少帅”：杨元庆与郭为。

一刀下去是“产权”、一刀下去是“接班人”，两刀起落间还彼此有着呼应，既稳且准地为联想发展中的战略隐患给出解决方案。这就是柳传志。也许在技术与管理创新方面，柳还不是同侪里的登峰造极人，但其高明的战略能力，几无人不为之叹服。而联想这艘大船，也得以成功穿越这二十多年的激流险滩。

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中国企业家》：周其仁教授说过，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结果之一是企业家阶层整体性的浮现与成长。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柳传志：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还有很大发展潜力，而这两大潜力的发掘都要靠企业和企业家。打个比方，企业家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后面的“0”越多，中国的经济力量就越大，但如果前面没有一个“1”来带动，就无法成立。

《中国企业家》：那你怎么来划分这30年来兴起的中国企业家的代际？

柳传志：第一批企业家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文件里透出的新机会，意识到原来是可以做企业的。通过进入市场后跟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国民营企业得以深刻理解企业管理。这些通过对政策变化、环境变化的敏感来致富的企业多数是做房地产、进出口投机、外汇生意的。后来中国有了股市，一些企业与个人又在股市上延续这种发展途径。

从小制造业起家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另一类。最典型的就是浙江、广东东莞一带的企业，它们一开始靠减低管理成本的费用来扩大利润，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后来慢慢才走上正途。

中关村的一些企业，算作第三种类型。最早它们也是在计划转向市场之初，将高科技产品、设备进口回来买卖，随后自己通过技术的突破参与制造。联想应该属于这个类型中的典型。后起的一些如阿里巴巴、百度也是典型的第三类高科技企业，当然，它们属于新生代，不需要再经历联想创业之初那样的过渡期。

《中国企业家》：具体到联想，你认为联想的盈利方式从原始的进出口贸易转型到品牌制造乃至高科技，是源于天生的基因还是偶然性？

柳传志：没有偶然性。中国一些做企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在内，做企业实际是想体现人生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挣活命钱。就算做再小的一个企业，当发现自己有才能、有能力把一件事做好以后，会渴望追求更大的价值，于是往前走。我觉得我天生有这个基因。包括鲁冠球、马云、牛根生等企业家，我看都有这种基因。这种追求到后来演化成通过把企业做好，对民族、对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企业家》：但是企业家传统在中国是一度被中断的，外界有什么因素影响到你，以至于你立志要把这个传统继续下去呢？

柳传志：我想最有影响力的人还是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改革让一部分人先走上致富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空间很大，一下让我们觉得生活有了光彩和希望。邓小平展现了一个大人物的力量，他把中国带到了中国完全没想到的路上来。

第二个对我影响的是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在科学院里走“一院两制”的道路，给我们机会，希望我们通过科技改革把高科技变成生产力，这是给我们竖了旗帜和方向。

还有我父亲，他都那么大年岁了（63岁去香港创办中国专利代理公司），都敢走，我可能也带有这种遗传性基因。

《中国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业的很多企业家，在这30年中都以各种方式“消失”了，像禹作敏、牟其中、马胜利、步鑫生……，而你、王石、鲁冠球、张瑞敏等人则“幸存”下来，你自我分析“幸存”的原因是什么？

柳传志：有机遇的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政治、哲学、经济的注意。研究过历史的，就不会太张狂，不会在某一个局点上抓住不让。山再高大也千万别狂，当年我见过中关村一些狂得不得了的企业，到今天就不在了。

我们有一个说法，联想就像一个线路板，线路板上有1万个元器件，但如果每个元器件的寿命是1万个小时，线路板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1个小时（每个元器件可能坏在第1小时，也可能坏在第2个小时，风险分摊之后，电路板的整体寿命就会缩短）。说明什么呢？企业大了，事就多了。只有每个元器件的寿命都延长到100万小时，线路板的寿命才能是100小时。所以，企业所有成员都要谦虚谨慎、别在改革中犯致命错误才可以。人的目的不是光要活着，要继续往前走，就还得把这关系掌握好。

我觉得能做大事的企业家，会主动关心历史。就算我不做企业，我也有足够的兴趣去研究这些事——中国的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和变化。我绝不是什么有“政治家”色彩的企业家，只是对历史、政治、哲学感兴趣，如果你做企业不研究这些事，企业本身会有危险。

我想新一代的、做大企业的人都会有以史为镜的意识。比如牛根生、马云、南存辉，他们对这些事也是很有研究，都明白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该说的事有没有弄得足够明白。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你这一代企业家所拥有的国家和民族使命感能往下复制吗？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可能和你们那一代大不同。

柳传志：我觉得年轻的企业家整体还是有使命感的，在我的接触之中，发现很多年轻企业家不光是为了财富积累，也很考虑社会发展。

未必要求他们的使命感一定要胜过我们这一代，但也是希望他们把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付出的学费、沉重的代价拿过来再复盘一次，体会一次，可能更好一些。本身作为企业家，他就应该对这些事情更敏感。

《中国企业家》：有年轻一些的企业家评价你们这一代企业家，说你们这一代企业家等于是两栖作战，一方面你要跟体制和环境做一些博弈，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没有觉得比2000年之后创业的企业家更辛苦？

柳传志：当年曾经辛苦过，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觉得格外不辛苦。实际上在做企业的过程中，真正让人觉得痛苦的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受到体制的限制，实现一个突破，不仅要冒商业风险还要冒政策风险。凡是冒政策风险的事情，都会让人觉得不愉快。第二，在突破观念时与人发生碰撞也是不愉快的事情。典型的事情就是我跟倪光南先生的那种碰撞。至于做企业过程中，就业务本身进行部署、试探、定战略、执行，执行的过程中有胜有败，我觉得都是愉快的。再有一个是前些年太辛苦，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不愉快。还有一点是现在老了，如果我还有那时候的劲头，会做得更好。不过老有老的愉快。我到了做企业的后期，更多的力量是在研究规律、研究在自由王国里做事情。

《中国企业家》：你提到的前两种痛苦，跟当时社会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普遍共识还未达成是不是有关？这到现在有改观吗？

柳传志：一个是观念上没有达成共识。另外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但又要发展市场经济。虽然给了企业家空间，但做起事来又经常踩红线。社会不停进步，老的共识达成了以后，又有新的共识需要出现，所以总是要有突破。

复盘联想

《中国企业家》：联想二十多年来经历了很多关键的决策，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决策过程是最艰难的？

柳传志：最难的那一年应该是1994年，应该是个大坎。我1994年为联想上市在香港忙了一年，当时上市其实难度非常大，但我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把5%的希望变成100%，所以全部的力量全都扑在这上面，不顾一切非把上市的事给解决不可，而这时候跟倪光南先生在北京的矛盾又变得很剧烈，两件事情都非常尖锐，当时我自己身体又有问题，事情弄到一块儿非常为难。那一年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就是那一年外国PC企业一下子在中国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这就内外夹攻给我形成了很大压力。

后来的联想分拆，这个是要有功力的，这个企业要没有相当的文化基础、管理基础和领导人团队威望等等，很难做到，能把分拆这个事情做成也是我很高兴的事，但是没有1994年的难度那么大。

《中国企业家》：现在回过头来看联想的发展历程，有没有自觉遗憾之处？

柳传志：我在1988年自己带了30万港元到香港去办香港联想，实际上我要对北京、香港两边公司负责，这不仅难度大、风险大，而且对1988年到1994年联想的发展影响也很大。1994年周其仁从美国第一次回国，经人介绍跟我见面，他对此提出异议，说管理难度太大了，我后来也觉得是。

当初，如果我专心、全力地抓北京公司那会是一个结果，但是不去香港，可能又会带来别的问题……历史不可假设、重来，但这件事本身值得我自己反复想，当初到底还会有什么选择和情况？如果再回到1988年，可能那条路是另一条走法。

《中国企业家》：如果请你从联想这么多年的发展脉络里，挑出两件切合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关键词的大事，你会挑什么？

柳传志：符合“改革”的应该是我们从中国科学院出来办联想这件事。原来科学院里面都是做科研，在大家不知道怎么走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突破旧的观念出来办企业，把科研成果变成收益。收购IBM PC应该算是联想比较“开放”的事例。

《中国企业家》：你准备如何定格自己的企业家生涯？超越实业家的投资家？

柳传志：我坚决把自己放在投资的位置上。2001年前后我就跟公关部说明，我不会再在IT的讲台上去讲涉及IT业发展的事情。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企业管理和投资上，今后大概也是这个路线。联想的愿景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将来做一个投资控股公司。能够这样做的话，我想也许联想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

联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很不容易，最大的不易是把握外界环境的变化，在这个环境当中尽量掌握主动。尤其在剧变多变的时期，企业家最聪明的应该是多看、听、分析，不轻易下结论并用于指导行动。

前面我提到自由王国，谨慎就是自由王国血液里流动的东西。当你发现谨慎就是生存必需的时候，你才到了真正的自由王国。我的骨子里就不敢骄傲，因为确实知道环境多难，知道自己多渺小，知道做得好的人是什么样。

(李岷 蔡钰)

4月，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新浪网总裁王志东领导新浪成为首家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网络公司；

中国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多家大型国企成功登陆国际资本市场。


2001 王志东

2001年6月25日下午，王志东身着新浪工作服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向外界澄清自己从未提出辞职。在此之前的6月3日，新浪网突然宣布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去所有职务。就在召开发布会的上午，王志东在时隔20余日后返回新浪，并在办公室“办公”4小时，最终，这次带有“示威”意味的“办公”成为王志东在新浪的绝唱，他再也没能返回自己一手缔造的新浪网。董事会让强势创始人出局，这场震惊业界的“政变”让中国的企业家第一次见识到资本凶猛。

王志东出局的直接导火线是业绩不佳，而王的发展战略与董事会存在巨大分歧。其实，由于尚未找到盈利模式，当时中国互联网三大门户的日子都不好过，搜狐的张朝阳在公司里几乎被一帮洋人经理人架空，在董事会里更是如履薄冰，丁磊的网易则是差点被纳斯达克摘牌。同是公司创始人，张朝阳选择了隐忍，并花费数年将老外肃清，丁磊则坚持将控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王志东虽是新浪创始人，却仅握有6%左右股份，在与董事会发生冲突时，自信如王志东也最终只能离开。

离开新浪后继续创业的王志东再未达到当年的辉煌，而此后每当新浪在长期战略上错失良机时，评论家总是会出来感叹“创始人过早离开”。

（林涛）

6月，张瑞敏领导海尔收购意大利一家工厂，成为第一家到欧洲收购工厂的中国企业；

互联网泡沫破裂。


2002 仰融

2002年5月，仰融登上五台山，从那一天佛祖结束了对他的保佑。当月底，仰融远赴美国，个把月后，他开始与上帝沟通。

那一年起，仰融和华晨成为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产权制度和区域利益格局的标本。仰融时代的华晨，应该是沈阳市汽车工业最辉煌的时代。1992年，仰融领导的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先河。1995年，华晨直接接管国内上市公司金杯客车的管理权，5年的苦心经营，使金杯面包车的销量增长了20倍，市场占有率扩大到65%，演绎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利润位居汽车行业三甲的神话。

仰融曾说：“我给自己定的退休时间是2010年，我一定要在退休前培养一百个亿万富翁，一千个百万富翁，把体制搞好。也为我健康地退休提供一个法制保障。我肯定是在小心翼翼走自己的路。”

可悲的是，明知自己是“红帽子企业家”的仰融并没有信守内心的承诺，2001年仰融开始打起宁波跨海大桥的盘算。至此，仰融将自己卷入到区域经济利益竞争的漩涡中，华晨帝国失陷。

仰融事件让许多“类仰融”的民营企业家们在进行全国布局时，会花更多心思回头看看地方政府的脸色。我们不知道辽宁省对此事件的感想如何？但是，2003年，极富想像力的仰融将辽宁省告上美国法庭，这着实让当地政府出了一身冷汗。

（杨婧）

2002年，沈文荣领导下的沙钢集团从欧洲最大的钢铁公司蒂森克虏伯手中，以2.2亿元人民币买下其子公司霍施钢厂，将这座世界上最壮观的工厂整体搬到中国。


2003 任正非

2003年1月24日，中国人在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一天，华为总裁任正非收到了来自个头比华为大许多的对手——思科的春节礼物：在美国德州某法庭，思科向华为的软件和专利侵权提起诉讼。这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所遭遇的一起最显著的知识产权跨国诉讼。

在国内，华为被视作国际化程度最高、最看重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任正非被视作最有胆略、眼光的企业家，而一跨出国门，华为及其团队，实实在在还是全球商界的小学生。

其实这一点，没有谁比任正非本人心里更加清楚，他的开阔视野、忧患意识与奋斗精神，在国内一流企业家队列里，无出其右。被思科所诉，看上去是华为的难堪，可是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华为的国际化，早早跑到了其他中国企业的前面。

思科之诉是华为国际化过程中必经的大考。一方面，它透露出500强俱乐部老成员对新兴对手的担忧与傲慢，另一面，它更像是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一个“叫早”：要进入西方主流市场，仅靠价格低是不行的，还得有品牌；仅靠技术跟进是不行的，还得有技术领先模式；仅造出好产品是不行的，企业全身上下的经营管理体系都要能跟国际标准对接。

任正非之了不起在于，他有魄力有智慧、十数年如一日地带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从各个层面入国际级公司的“模子”，异常执着、百折不挠。中国经济的开放洪流，相当一部分是由微观企业走出国门后，它们经受的痛苦与欢欣汇聚而成的。

（李岷）

5月27日，亿万富豪孙大午被羁押。法院最后认定大午集团累计非法吸储达1.8亿元，孙大午成为突破民间融资桎梏的又一个“牺牲品”。舆论压力下，孙大午被“判三缓四”；

下半年，在坚持乐凯控股、乐凯品牌、乐凯掌握经营权的原则下，中国乐凯胶片公司与柯达公司联手合作。


2004 唐万新

2004年12月17日，曾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德隆系首脑人物唐万新被正式拘捕。德隆帝国倾覆。一年半后，唐万新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刑8年。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盖棺论定。

德隆案如今已经成为了商界的一个反面教材。唐万新的梦想是，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之力，通过产业整合以实业成就德隆帝国。德隆系在短短的几年中控股和参股了多家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城市商业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完成了庞大金融帝国的布局，为其后来几年疯狂非法融资提供了渠道。

唐万新的德隆系仅7年时间就控制了200余家企业，非法融资500多个亿。但是，唐精心布下的产业整合妙局还没等到收割就被自己击碎了，“产业整合先锋”的形象随之灰飞烟灭。

唐万新在追求德隆帝国梦的过程中，忽略了其过程的合理性。资本曾经帮助唐万新和他的德隆帝国迅速膨胀，但塔基不稳的金融帝国最终还是拖垮了德隆。

（程涛）

1月，TCL集团完成整体上市，李东生通过重组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让TCL成为一家全球规模最大的彩电企业和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企业；

12月，联想将IBM的PC业务收归旗下，联想藉此一举成为国际级企业，首次名列世界500强。


2005 顾雏军

2005年8月1日，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因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虚假出资罪、挪用资产罪被佛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科龙由当地政府托管。从“CCTV年度经济人物”沦为阶下囚，顾雏军的“资本神话”一朝破灭。

从早期的“顾氏循环”理论到“超低能耗”的小康空调，再到后来在家电和汽车行业的强势并购，争议始终伴随着顾雏军。因为顾雏军带着“来历不明”的第一桶金回国，资本运作手法凶狠且聪明，因此顾雏军被喻为“资本枭雄”。

顾雏军给我们上演过一幕“蛇吞象”的精彩大戏，打造起了一座横跨制冷和汽车两大产业的庞大产业帝国。

2004年8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郎顾之争”的大幕由此拉开。

顾雏军命运多舛是他的个性与中国特殊阶段的体制性矛盾相互纠合的结果，民众对转型时期利益分配带来的不公正的愤怒很容易被偶然事件点燃。一定程度上，顾氏的产业帝国梦是被民众的愤怒浇灭的。

（程涛）

1月1日，山西运城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跳楼自杀，他的遗书写道：“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

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建议。至此，这起中国企业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宗海外收购案终于划下句点。


2006 马云

2006年9月，马云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是我最艰难的一年。”2005年，马云因为并购雅虎中国而一鸣惊人，但他随后就深陷到雅虎中国业务的整合泥潭中。整合遇挫是马云个人在2006年的关键词，但他却因为对中国创业热潮的推动而被中国商业史所记载。

2006年共有包括新东方等在内的151家中国明星企业上市，筹资额高达61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由此开始了持续两年的中国企业上市高潮。创富神话刺激着更多年轻人投身创业，80后创业者的影响也一度超出商界，成为社会关注话题。各路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人也纷纷坐着国际航班的头等舱来到中国寻找创业项目。《赢在中国》正是在这一大势下诞生的，而马云则成为了这档节目的点评嘉宾。他是中国企业界天然的“创业导师”，除曾经的教师经历外，马云从阿里巴巴开始创业就已经与创业者捆绑在一起。“阿里巴巴1998年底开始从事电子商务时，就定位于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发展，后来的淘宝网也是帮助店家创业成功的平台。”金建杭说，他是马云创业18名元老之一，现任雅虎口碑网总裁。

究竟有多少年轻人是受到《赢在中国》和马云的“蛊惑”而选择创业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这一年《赢在中国》的报名人数突破12万，超过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从2006年3月29日开始，每周二晚十点零三分，马云都会出现在中央台第二套节目，以他特有的激情、煽动性语言宣扬创业理念。

（林涛）

尚德上市后，施振荣成为2006胡润百富榜新首富；

7月，国美与永乐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了联合公告，国美以52.68亿元吞并永乐。黄光裕成为2006胡润百富榜第二名，福布斯版的中国新首富。


2007 宗庆后

宗庆后与达能的战争从2006年延续至今，两败俱伤。

双方一开始都曾成竹在胸，现在他们必须承认，那都是假象。如果自己不是毫无瑕疵，那么最好不要大张旗鼓。谁能在如此旷日持久的争斗中不原形毕露？

宗庆后想用民族大义灭掉达能，且以为可一击奏功。他太乐观，调门儿定得就过高，人民内部矛盾瞬间变成敌我矛盾，就难再转寰。

接着披露出来的事实让宗庆后难免尴尬。宗庆后早就拿了美国绿卡。宗庆后偷税漏税数亿元人民币。宗庆后举起的民族感情大旗仍然在手里，但是摇动起来已颇有些吃力，聚在旗下的壮士们也渐渐散去。

宗庆后的底牌原来不是民族大义，而是他在娃哈哈的影响力。没有宗庆后的娃哈哈如同木偶，而达能显然缺乏操纵木偶的基本功。这才是一个商人的杀手锏。

达能显得有点儿委屈。它可能认为中国人给了一个不履行契约的人太多的宽容。但是这并没有让它得到更多的好感。在那些成功进入中国多年的跨国公司面前，达能像一个凶猛的后生，有更大的野心，却缺乏更妙的手段。它在中国的布局随着与宗庆后的较量开始全面瓦解。它失去了中国伙伴们的信赖。

宗庆后搞垮了达能。达能也未让宗庆后全身而退。

宗庆后给中国人重新解释了“民族感情”。跨国公司如果不想在中国市场上长久赚钱，达能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刘建强）

4月20日，随着碧桂园在香港联交所正式上市，顺德地产大鳄杨国强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11月，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创造了中国互联网最大的上市奇迹。


2008 朱新礼

一桩对大众来说突如其来的交易让朱新礼成为2008年最受人瞩目的中国企业家。这一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空前高涨，朱新礼和可口可乐的交易显得不合时宜。

人们从196亿港元的收购金额（其中朱新礼可独得74亿）中看出的不是一个好的成交价格，而是民族大义。在一个号称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此看待一起商业并购事件，比较滑稽。同时，这种立场似乎也比较可疑，按照朱新礼的话说，你手里拿着可口可乐指责汇源，不太合适。

朱新礼可能有自己的难题。比如，他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接班人，尽管这很可能是他的性格和公司的家族式管理所造成。比如，果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汇源难以再获得创业初期的发展速度。

朱新礼有自己的解释。他进入果汁制造终端就是为了解决上游果农的卖果难，现在，他把一大批企业如两乐、统一、娃哈哈、蒙牛引入了果汁制造，他抽身专攻上游，夙愿得偿，何乐不为？

这看起来才像是在讨论问题，无论是朱的难题还是他的解释。借用民族感情互殴，看上去激情澎湃，其实外强中干。事实上双方已经这么做了。在人们指责朱新礼出卖民族品牌之后，朱怒而反问：你们对果农的感情何在？

对待一起商业事件，如果一定要弄出个是非曲直，还是把道德大棒收好，让法律来说话吧。

（刘建强）

2月1日， 中国铝业公司宣布通过新加坡全资子公司，联合美国铝业公司通过场外协议转让的方式斥资140.5亿美元获得世界第三大多元化矿业公司——力拓的英国上市公司12％的现有股份；

李宁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在8月8日晚点燃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圣火；

9月11日，石家庄三鹿集团公司发出声明，经检查，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一场波及乳业全行业的“毒奶粉”风波迅速蔓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