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此外,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完全改变了公众对于金融和承担风险意愿的观点。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恶棍。投资的时间长度缩短了。如J.K.•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在他伟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里评述的那样,在经济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东西变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怀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