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才女的流光碎影 记乔冠华的外交伴侣——龚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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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颖 [文]CHRIS [特别鸣谢] 乔松都女士、中华书局


    不久前，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出版了《乔冠华与龚澎》一书，在这本历时8年完成的传记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名字——龚澎。
的确，龚澎——如果不把这个名字和乔冠华联系在一起，也许甚至激不起人们对她的注意。然而，事实上，没有人能比她更担得起“外交才女”这个名号。龚澎不仅是乔冠华携手几十年的妻子，她还曾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新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建部以来任期最长的司长……而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老一代驻华媒体的眼中，龚澎是“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出生在流亡路上


龚澎出生在地道的革命家庭，这“地道”是因为从她的父辈开始，父女两代人几乎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而正是这些革命催生了中国的今天。毛泽东曾对龚澎赞誉说：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在1914年10月10日的日本横滨，一个流亡的革命党人家里诞生了一个女婴，因为先前曾根据“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佛家给女婴的姐姐取名为“普生”，所以这个女婴顺着被取名为“慈生”，而这个“慈生”就是后来因为敬佩革命先烈彭湃而给自己更名的龚澎。
龚澎祖籍安徽合肥，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人，有着一份长长的充满跌宕起伏的革命履历——龚镇洲很早就受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曾为筹谋推翻满清政府而到特地到江南将备学校学习军事知识。他坐过清政府的监狱，加入过李鸿章的新军，1905年在好友吴谷扬的介绍下成为同盟会组织的一员，1907年参与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龚镇洲又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成为第一期学员，与蒋介石是同学。
1911年，武昌起义后，龚镇洲在苏皖打响了接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不久，龚镇洲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北伐军中，并担任了皖北铁血军陆军部第35旅的旅长。但龚镇洲并没有将军旅生涯穷尽一生，因不满军阀作风及官场斗争，他最终退出军界，寓居上海。
女儿是父亲最杰出的作品，而父亲龚镇洲也是对龚澎影响最大的人。龚澎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述自己惊心动魄的革命经历，父亲的勇敢豪气和对理想的不懈坚持贯彻她的骨髓。
龚澎的母亲徐文也来自一个开明的家庭，与孙中山同是广东香山县人。徐文从小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钢笔字，还懂英文。在妇女都还裹着小脚的时代，徐文的家族却并不理会这种陋习，在同族的堂姐妹中，有自己出资办学的女校长，也有加入同盟会的女革命者。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就是她的一位堂姐，也正是徐宗汉这位红娘，徐文与龚镇洲结为了携手一生的伴侣。







人生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

    为了向世界澄清“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真相，龚澎以燕京大学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站在了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



父亲龚镇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尽管因为多年的克己奉公让家境并不宽裕，却仍然坚持把儿女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于是，从上初中开始，龚澎和姐姐普生先后进入了当时上海著名的女子教会学校——圣玛丽女子中学读书。
圣玛丽女中是管理要求极其严格的寄宿制学校，在功课教授方面几乎全使用英文，而圣经是必修课。这样的环境，加上龚澎不服输的性格，很快她的英文水平就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从这时起，龚澎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书籍，常常因此废寝忘食。父亲龚镇洲知道后，就每周都送给她一桶马宝山牌饼干。有了这桶饼干撑腰，龚澎更是连去食堂的时间也省了出来用做看书，“饿了就把饼干桶一开……一手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
著名作家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与龚澎是当时同一寝室的同学，在她的记忆中“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废寝忘食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受夫人描述的影响，就连当时冯亦代在见到龚澎本人前也总是把她和马宝山饼干桶联系在一起。
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在大学里，学业优秀，开朗真诚的龚澎很快就成为学生自治会的骨干。1935年底，为抗议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抗日救国请援游行，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次游行中，龚澎是燕京大学六大队长之一，游行中始终冲锋在队伍的前列。
然而这场规模宏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由于政府对舆论的钳制，在接下来几天的报纸上却不见任何报道。为了让世界了解这次学生运动的真相，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12月12日于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会上担任主持的正是龚澎和姐姐龚普生。
学生自己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当时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尽管龚澎姐妹之前没有丝毫经验，但她们向各国记者明确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国的心声。会后，许多国外记者对学生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报道。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新闻发言人的位置将是她为之战斗的岗位。而翌年春天，龚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红色的延安，红色的爱情

    在革命的流亡途中诞生，也许这注定了龚澎要走过不平凡的一生。“革命”这个词汇，在龚澎心中意味着至高无上的理想和心怀天下的大爱。



最早让龚澎了解延安的是一个外国导师，他就是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客座讲师，也是一名记者，“一二·九”新闻发布会的成功召开离不开他的帮助。通过斯诺，龚澎第一次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二百多张陕北照片，甚至一部有关延安解放区的小电影。这些文字和画面仿佛给龚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窗，射进一道最新鲜灿烂的阳光。
1937年，上海沦陷，南京遭屠，民族危急的命运让龚澎决心奔赴延安。然而当梦想真的到达眼前时，真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这些来自大都市的青年学生来说，延安的条件出乎想象的艰苦，有的人动摇了，选择了离开，而龚澎留了下来成为马列学院的第一期学员。而给她讲课授业的老师，是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中国最杰出的革命领袖。
毕业后，龚澎被分配到太行山的《新华日报》社，担任朱德、左权的秘书。在那里，她的爱情之花第一次绽放开来。
闯进龚澎心扉的那个人叫刘文华，曾在德国留学8年。在女儿乔松都的记述中，这样形容这个母亲曾深爱过的男人：“他身材高大而健壮，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满脸的英气和庄重，看上去像一位学者，而且是立即能博得众人好感的人”。
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两颗年轻的心逐渐走到了一起。1941年8月1日，龚澎和刘文华正式结为伉俪，并在一棵杨树上郑重刻上他们的名字和日期。
然而婚后一个月，龚澎被调往重庆南方局工作，谁知这一次竟成了永别。一年后，刘文华在一次敌后作战的途中突发急腹症，不幸在途中去世。在他的遗物中，人们找到一个自制的小相册，翻开第一页就是龚澎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发旧的贺卡，里面夹着一缕妻子的黑发。
得知丈夫的去世，一向坚强的龚澎在自己阴暗的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肝肠寸断。在后来写下的《悼文华》一文中，龚澎深情写道：“我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生活的见证：它本身保藏着我丈夫的尸骨。”



    最有魅力的新闻发言人

    龚澎大概是新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新闻发言人，她的优雅的气质、机敏的谈吐，以及忠于事业的激情和勇气，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折服。




在重庆南方局，龚澎担任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与使节之间的联络员以及对外宣传员，而她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才华和敬业精神周恩来十分欣赏。
那时，龚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广交世界各国的朋友，向他们传达党的政策和新闻消息。很快，龚澎就成为重庆涉外新闻界最受信任和欢迎的女发言人。
龚澎待人真诚，乐于倾听，高超的社交才华再加上她的勇敢以及对事业的忠诚，这让她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使她在外国记者中有着微妙而巨大的影响，费正清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却愿意阅读从她手上分发的宣传小册子，而她独特的魅力还倾倒了不少外国记者中的年轻人。
费正清在给夫人的信中曾经写道：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这样……”
然而龚澎始终是素朴无华的，穷究起她这巨大的魅力，费正清评价说：“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而曾和龚澎打过交道的美国老牌电视评论家塞瓦赖德一段话，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答这个问题：“一看见龚澎，我便产生了毫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当一个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面临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真正强者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徒劳无益的感觉。”
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龚澎的这种神奇的魅力一直萦绕在她的身上，为此还有一段趣事：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龚澎的翩翩风度再次留给外国新闻媒体美好的印象，她的谈吐和气质成为记者们议论的对象，当时许多的报道中都充满对她的赞誉，一些记者称她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而反对派们则愤愤地指责这些记者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
新中国成立后，龚澎凭借多年来杰出的工作成绩，成为外交部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的第一任司长。从制度到部门人员，可以说，是龚澎一手创建了情报司。在这个岗位上龚澎一干就是14年。
在情报司的同事眼里，龚澎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她不仅精于业务，且“对人谦和，谈吐优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龚老太”，而龚澎也十分享受这个绰号，在她看来，这个称谓里包含的是家一般的温馨。
而多年的新闻发布工作，还让龚澎和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记者结下终生的友谊，埃德加·斯诺的重访，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的西藏之行，爱国作家韩素音对祖国的报道介绍……通过他们，龚澎在世界和中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年轻的红色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友谊。而在这些朋友中，韩素音更是目睹了龚澎最后的人生岁月。
韩素音和龚澎不仅是惺惺相惜的朋友，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在西方是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与许多政要领袖都是很好的朋友，1956年，在龚澎的安排下，她第一次回到新中国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从那时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她几乎每年都会来到中国，并在此间写下大量介绍新中国的文章。
每次来到中国，韩素音都要与龚澎相聚，在《我最好的朋友龚澎》一文中，韩素音如此写道：“我惧怕共产主义，我感到自己不会被接纳，不会被人理解。龚澎似乎懂得我犹豫不决的心情。……如果没有龚澎，我就不可能做到过去我所做的工作……我所有的知识，不论什么，全都归功于周恩来总理的殷勤教导，而且是通过龚澎，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执子之手

拜倒在龚澎魅力之下的不仅是这些国外的小伙子，还有后来被称为“外交才子”的乔冠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个人这一牵手，就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42年前后，乔冠华来到重庆，成为南方局的一员。第一次见面，龚澎爽朗的气质让乔冠华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这一见之下就已经埋下了钟情的种子。在频繁的接触中，两人逐渐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女儿乔松都在《乔冠华与龚澎》一书中这样描述父母的爱情经过：“父亲与母亲是同事，见面的机会占绝对优势，他们一起拜访朋友，一起送稿件，有时还一起去吃小馆子。”“追求自由平等是爸妈共同的志向。两人都酷爱古典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一曲《军队进行曲》把两颗风雨飘摇的心连结在一起。”
很快，两人举行了婚礼。结婚的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然而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这些革命的先行者们却另有一番不可复制的浪漫——在一块正方形的大红绸布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林伯渠等人用毛笔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董必武还特地在上题诗一首，这些字迹就像一朵朵花瓣装扮着这块美丽的红绸——在龚澎眼里，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婚纱。
两人携手走过的日子是甜蜜和幸福的，在女儿乔松都的印象中，自己的父母从未争吵过，在家中他们总是亲昵称呼对方：Darling，而母亲还在的日子里，这个四口之家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龚澎和乔冠华的结合更被同事们艳羡地称为“绝配”——乔冠华质朴耿直，才华横溢，龚澎则在政治上成熟稳重，善于交际，两个人在一起是名副其实的相得益彰，比翼双飞。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两人共同参与了许多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经常的，龚澎的名字旁边就是“乔冠华”，而乔冠华的名字旁边伴着“龚澎”。
在事业上，龚澎的才华丝毫不让乔冠华，而对于也是同事的丈夫，她却始终保有一个妻子的忍让和包容。乔松都的书中记着这样一件往事：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经准备提升龚澎担任部长助理，她却告诉周总理“老乔比我更合适”，结果总理笑了，说，龚澎随和，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而对乔冠华的职业生涯来说，龚澎更像是一个默默的掌舵人，乔冠华常常自豪地跟朋友同事说：我和龚澎可不是一般的夫妻。
然而，当文革中的风暴席卷这片大地时，这对外交挚侣却面临了生死殊途的命运。因为长期从事外事工作，龚澎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乔冠华也成了走资派。在连年累月的批判中，龚澎病倒了。1970年，9月年仅56岁的龚澎离开了她热爱的家人、朋友和辛勤耕耘的岗位。


龚澎走了，只剩下乔冠华独自悲痛欲绝。尽管晚年这位外交才子再组家庭，但对爱妻龚澎的思念却永远埋在他心底。晚年时，乔冠华曾动情地对女儿说：“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去的每一天都装在我的脑子里，我从来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