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之争 改革路径之争

mjy

2008-04-04    刘冬   财经时报

      　　从同一个市场走出的一群人，在日后有着个自不同的理论支撑一场关于股市管理的方法论之争，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为中国市场化不同实践路径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他们所做的一切超越了个人意气之争。所谓思想无边界，他们探索的精神和勇气应该给予足够的尊敬　　

　　股市向下！在中国A股市场股指从6000点减损了40％以上的时候，胡舒立和刘纪鹏成为PK的双方。市场将他们二人对实现市场化的路径之争简而化之为“救市”之争，但事实上，其背后深意远不止于此。

　　追踪他们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渊源，其实他们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这个起点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早在1990年代初期，推动“企业股份制”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当时的国家体改委是这一工作的主要推动者。这一时期，国家体改委首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提出了股份制问题，同时，他们开始设计中国证券市场方案。1989年前后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前身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股票交易所，并组建国债发行的STAQ系统，联办的主管单位是国家体改委。

　　那时候的刘纪鹏撰写的《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报告，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该报告发表在《经济日报》（1991年），被联办同仁称为《联办宣言》。

　　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自己担任了杂志主编。这家杂志的主办方恰恰就是“联办”。《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等一系列关于中国资本市场报道相继问世，最终确立了《财经》杂志作为中国最坚定的市场化旗手的地位。

　　市场派与国情派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刘纪鹏，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中很多次的言论之争，但他一直坚持资本市场的渐进改革思路，主张要将中国国情与国际规范有机结合，寻找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捷径。

　　“中国的改革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去绘出崭新的蓝图，我们很多的改革都是对于过去成型的制度原则以及构架的创造性改造，这一点正是改革的难度，也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全盘推倒重来的关键之处。”刘纪鹏认为。

　　而胡舒立在最新出版的一期《财经》杂志上写到：“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胡舒立一直坚信，中国政府应该是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而存在，即使是中国“国情”并未不应该使之市场运行背离基本规则。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

　　在她看来，当初监管者寄希望市场变为“慢牛”市已经是角色错位在前，如果在“熊市”之时再行救市之实，是“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只能离真理更远”。和胡舒立站在一个战壕里的还包括了许小年、谢国忠等人。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但回到原点则是市场原则是不应被破坏。

　　但刘纪鹏显然是希望政府在管理市场上有所作为，他认为，“无论从调回印花税到去年5·30的水平，还是把去年以来制定的通过加速扩容、抑制过快上涨的政策调整为放慢扩容的规模和速度，以让暴跌的股市休养生息，这要么叫审时度势，要么叫纠偏，绝谈不上救市。”

　　2001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始终与对股市如何发展的理论之争相伴随。显然，这样的辩论已远远超出文人的学术之争，而是中国股市发展的路径之争，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在推进了30年之后能否借助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在产权和金融两个领域再创辉煌并借助美国经济衰退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发展之争。

　　解放思想与独立思考

　　关于资本市场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走向健康。人民网作为某种官方声音发出了关于股市“解放思想”的声音。

　　在其所做一个题为“中国股市思想解放需要独立思考”的专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股市历史不长，资本市场建设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越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越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有所作为。”

　　中国宏观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以为对中国经济进行紧缩、对股市进行打压就能让中国经济摆脱通胀压力顺利转轨的看法是大错。相反，中国经济需要一个高效配置的资本市场，帮助实体经济顺利度过目前的转型阵痛期。我国的需求拉动型与输入型通胀不是国内紧缩货币能够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解决结构性难题。抱着国外的理论食洋不化用于当下的中国，将使中国经济付出无法承受的转型代价。

　　这是对刘纪鹏发问的另一种解读。刘纪鹏提到“为什么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一下就从漫漫熊途中走了出来？那四年的股灾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多大的危害？给中国的股市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市价减持变对价改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中国股市才赢来了春天”。然而，这个春天又要离开我们了，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争夺了。■

　　声音 | VOICE |  

　　没有危机，何谈救市？

　　许小年

　　本轮A股暴跌，是记忆中的第三次。1993年-1994年一次，2001年一次，现在是2008年，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形成了固定模式的周期循环。市场低迷时想方设法提升人气，发社论，谈远景，注资金，发基金，降印花税；市场高涨时就想方设法警示风险，加印花税，大融资，调控基金仓位，打击违规。这十几年的循环，基本都是同一套路，唯一不同的就是时间和点位。

　　这次从6100点下跌至3500点，原因和以前一样，都是价格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持。股价炒得这么高，并不是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而是制度环境的非理性。

　　救市？救什么市？我们的金融体系出了大问题吗？经济要进入萧条了吗？美联储近期的一些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的。国内股市从不正常的高位回落，没有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也看不出经济萧条的迹象，救什么市呢？就像感冒的病人开始退烧，难道不是好事么？为什么要在这时给他打强心针？美国是万不得已时才行动，我们把救市当成家常便饭，不仅常规化，而且几乎制度化了，股民的预期也固化了，市场一跌，就千万双眼睛看着政府。这会儿来托市，过几天又狂涨，再打压，接着暴跌，不又陷进了政策市的循环？受伤的永远是普通投资者。

　　中国政府没必要救市

　　谢国忠

　　美国政府是应该救市的，但中国政府没有必要救市，两个市场下跌的原因和对应的经济体不一样。股市跌了，就很负面，就呼吁救市，那怎么行呢。应该自己承担责任，自己有所担待。

　　我无法用市盈率来衡量A股的价值中枢了，只是看到A股还是比H股贵，比如中国石油H股是9港元，在A股还是22元，差距过分悬殊，那么什么时候A股和H股在这方面能接近呢？

吕颖

救不救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公原则。在缺乏这个最基本原则的市场上，说什么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