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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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属铸币时期的货币贬值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铜、银、金、铁、铅等金属铸币，以铜铸币为主。中国古代在发行铜铸币时，出现过多次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不符，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社会不稳定。其中重要的大致有以下几次：

　　（一）自公元7年到14年，王莽三次改革币制。第一次， 下令除五铢钱（汉隋间铸币以重量命名，主要是五铢钱，古算法以24铢为1 两）外，更铸"大泉 "，重12铢，值五铢钱50；又造"契刀"，值500； "错刀"，值5000。这种虚价大钱出现后，造成民间盗铸，在实际交易中更趋向于使用五铢钱。第二次，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28品，不仅换算困难，每一品与其它27品之间会产生756种比值，而且比价极不合理。 如小泉重1铢，每枚值1，大布重24铢，每枚值1000。此次改币仅一年就被迫废除。第三次，王莽作货布、货泉两种并行。货泉重5铢，货布重25铢， 但一个货布却值25个货泉，结果又引起盗铸，许多人因犯法而沦为官奴婢。王莽从主观出发，随心所欲地改革币制，滥发大钱，结果"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自身最后也迅速灭亡。

　　（二）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肉好无轮廓，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贷不行"（注：《三国志》卷6 《魏书·董卓传》。）。董卓铸恶质钱引起物价飞涨，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至此，五铢钱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三）三国时战争频繁，军费开支浩大，各国为解决其财政困难，都铸造了面额较大的货币。刘备入蜀时，因"军用不足"，听从刘巴建议，铸"直百五铢"，其重量仅 8～9.5克，却当五铢钱100， 结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注：《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吴国在公元236年铸" 大泉五百"，重7 克，238年又铸"大泉当千"，重14.5克，甚至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钱出笼后，导致物价上涨，后被迫停铸。

　　（四）公元465年，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廓，不磨鑢，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涎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结果引起社会经济停滞，不久，刘宋王朝就走向崩溃。

　　（五）北魏孝明帝即位后，为解决财政困难，517年用崔亮建议，广开铜矿铸钱以收"治利"。此后，民多私铸，钱更薄小，钱价更低。"时所用钱，人多私铸，销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值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附侃传》。）。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可造钱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注：《魏书》，卷77 《高崇附高恭之传》。）。私铸钱轻薄如榆叶，入水不沉，其流通的后果是物价上涨，货币流通阻滞，犯罪者增多，加剧了社会矛盾。

　　（六）隋炀帝时期政治腐败，统一的五铢钱制度遭到破坏。由私铸引起货币严重贬值。"大业（605～618年）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注：《隋书》卷24《食货志》。）。私铸者除豪门大族，也有为对付日益加重负担的百姓。到最后甚至"剪铁碟，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唐初李渊入长安时，民间"行线环钱，甚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注：《新唐书》卷54 《食货志》。）。在这种状况下， 社会经济走向了绝境，不久，隋也走向灭亡。

　　（七）唐玄宗后期，生活奢侈，军费开支浩大。他死后，乾元元年（758年）在第五琦的建议下，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重5.97克，一文当开元通宝钱十文。肃宗诏书说："冀实三官（汉代主管铸钱机构）元资，用收十倍之利"。俨然说明铸钱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重11.94 克，重量为开元钱的三倍，却当开元钱五十。 大钱发行后引起的后果不外有三：一是物价飞涨，人民遭难。"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二是盗铸严重，"长安城中，竞为盗铸"（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以致寺庙的钟、铜佛都被熔化；三是货币流通出现混乱，有实钱和虚钱双重价格。总之，如上元元年（760 年）诏书所说："私铸颇多，吞并小钱（开元钱）……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不久，宣布重棱钱由当开元钱50文改为30文，即开元钱则一当十文用，乾元当十钱依前行用不变。当时人称此虚抬作价的钱为"虚钱"，未抬价的钱为"实钱"，由此而产生两种物价。

　　（八）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形式五花八门、十分紊乱，各国政权用铅、铁、泥等铸钱，以此掠夺人民，维持其财政和军费开支，并用恶钱削弱敌国。南唐后主李煜铸铁钱，民间纷纷藏匿铜钱，商人们用十枚铢钱换一铜钱，出现劣币驱逐好币。楚曾铸铅钱，又铸"乾封泉宝"大铁钱。闽铸大铁钱有"永隆通宝"、"天德通宝"等名，都当铅钱百，南汉铸有"乾亨通宝"铅钱，十个当铜钱一。盘踞幽州的刘仁恭父子用墐泥作钱，以此强迫收兑铜钱，又发行大额货币，有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当万的大钱。总之，当时货币混乱，给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九）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发行纸币的同时，京局开始铸造大钱，共分五等：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当十称"咸丰重宝"，其余称"咸丰元宝"。当百钱直径7厘米，重199克，为诸钱之冠。大钱一出笼，立即引起物价飞涨，同时私铸也纷纷出笼。旧钱每千重120两，熔化可铸当千大钱三十。大利所在， 使私铸数很快超过官铸。于是一年左右政府不得不停造当千、当五百的大钱，并用宝钞收回。此后又停铸并回收当百、当五十的大钱。当十大钱仍流通，但其价从当五、当三，直跌至当二。咸丰还铸有当十铁钱和铅钱。咸丰时的钱钞制，币值级别多，币材种类多，份量变动多，钱文字种类多，其复杂繁琐超过了王莽时代的宝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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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代纸币的通货膨胀

　　（一）北宋的交子（后改为钱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约产生于太宗淳化年间（990～995 年），开始由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成立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官办交子。交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每界发行控制在125万余缗（贯），以铁钱为钞本，币值较稳定， 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因对西北用兵，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以充军费。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年），规定两界交子同时使用，引起贬值。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因对付西夏，增加发行额达到188万余贯， 由于两界发行，实际数加倍，于是通货膨胀加剧。到北宋末徽宗在位时，政府滥发交子，交子信用下降，遂于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改称交子为钱引。不久，河、 湟的军费全仰发行纸币来解决。 发行额达2655余万贯，由于两界发行，其数相当于神宗以前的42倍，一般贬值 3／4，有些地区贬值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

　　（二）南宋纸币有多种，主要是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由官府发行。在孝宗（1163年即位）以前发行额还有所控制，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开始两界并行，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又曾三界并行。到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8年）韩侂胄之流靠大量发行纸币作为军费，从此发行额扶摇直上。开禧年间发行 14000 万贯， 嘉定年间（1208～1224年）23000万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 22900万贯，绍定六年32000万贯，嘉熙四年（1240年）50000万贯，淳祐六年（1246 年）65000万贯。 与此同时， 会子币值也直线下降：乾道四年（1168年）一贯合铜钱770文，咸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为75 文，已跌到不足1／10。在此情况下，"市井视之，粪土不如， 朝廷宝货，自轻太甚"（注：《可斋续稿》（后）卷三《救蜀褚密奏》。），"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 （注：《宋史》卷145 《黄畴若传》。）。到后来，一贯会子已不值一文钱。嘉熙三年（1259年）李韶概括说："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注：《宋史》同上， 卷423《李韶传》。）南宋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金代发行的纸币叫"交钞"。贞元二年（1154年）开始发行，以七年为一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从章宗即位时（1189年）开始取消七年为界，成为长期流通纸币，于是开始通货膨胀。明昌四年（1193年），官俸全发交钞，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政府用种种办法限制铜币，强使纸币流通，结果铜币被纸币排斥，退出流通领域而贮藏起来。金朝最后二十年，经济凋敝，军费开支浩大，各种纸币轮番登场，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交钞发行时最高面额为10贯，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20贯至100贯大钞，不久又发行200贯、1000贯大钞。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民间交易多用现钱。贞祐三年，改交钞为"贞祐宝券"，这时军费开支庞大，钞值猛跌，政府实行限价，造成商人罢市。贞祐五年，发行"贞祐通宝"，一贯当"贞祐宝券"一千贯，政府公认币值下跌至1／1000。 元光元年（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 一贯折贞祐通宝400贯。翌年，改发绫印制的"元光珍货"和"元光重宝"。行之未久，银价日贵，民间多以银论价。政府规定买卖在银三两以下只许用钞，不准用银；三两以上，1／3用银，其余用纸币。此令一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注：《金史》卷48《食货志》。）。金后期，"以万贯唯易一饼" （注：《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经济走向崩溃， 金代也就很快灭亡了。

　　（四）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其纸币制度称为钞法。元代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中统钞于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以金银为本，钞本不许亏欠挪用，发行量严格控制。到忽必烈末年，信用有所降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一贯当中统钞五贯，即承认中统钞贬值4／5。至元十年（1350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宝钞二贯，二钞并行流通。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佞臣阿合马当权，为应付财政困难大量印钞，又动用钞本，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注：《元史》，卷 97《食货志》。）。元政府自坏钞法，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五）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翌年，诏命中书省主持造"大明宝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买卖，只许向政府换纸钞。大明宝钞不分界，不限时间，不定发行限额，也无准备金。这样发行后不久，由于投放太多，导致纸币贬值。如洪武十八年（1385 年）2月至12月10个月中，发行宝钞6949599锭，每锭5贯，共34747995贯，合银3000多万两，而当时政府每年收入仅几万两，发行额相当于银的收入1000倍左右。从钞钱比值看，洪武八年（1375年）钞1贯值钱1000文，以后不断贬值，到宣德七年（1432年）值钱5文；弘治元年（1488 年）值钱1文；而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仅值钱0.1文。实际上弘治以后，人民只用银和铜钱，不再用钞票了。明政府虽然多次下令禁金银交易，但用处不大。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禁用铜钱和金银的法令。

　　（六）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军费激增，国库枯竭，为"济国用之不足"，决定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年）发行两种纸币：一是户部官票，简称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二为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钱钞，以制钱为单位。清政府本意是纸币"与银钱并重"，并规定出纳皆以五成搭用，但实际上政府自坏成法，收款时少收或拒收钞票，支付时多付钞票，造成钞价大跌。百姓持钞购物，商店不是涨价，就是匿货不卖。外国人则趁机以低价收购钞票，按五成去交关税。咸丰五年（1855 年）官票一两，宝钞一千文都只能换京钱四、五百文，合制钱二、三百文。此后官票继续贬值，福建强制推行票钞，激起民变。至此，清政府下令课税停止收钞，只收实银，各项开支也不用钞。不久，随着咸丰帝去世，官票官钞也"寿终正寝"了。

　　中国古代发行纸币时，有些统治者也懂得发行纸币要有准备金，即"钞本"，并认识到钞本的重要性。但到后来，由于军费、奢糜等造成的财政困难，统治者最终还是乞怜于发行纸币，使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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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

　　比起古代来，中国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发展更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次：

　　（一）"京钞风潮"。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后，各省均可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作为筹款办法，但由于缺乏兑换准备，故信用低下，币值日跌。当时北洋军阀筹款主要由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1915年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又加云南起义后军费大增，就强迫动用这两行的现银准备，遂使国库空虚，引起商民争兑。1916年5月12日， 北洋政府下令中、交二行钞票停止兑现，出现市面骚动，物价上涨，现银绝迹。一般商界怕承担损失，纷纷拒收京钞，而银行对北洋政府的垫款却日渐增多。5月份停兑时，京钞流通及存款数合计2600万元，10月达4600万元， 第二年12 月增到9700万元。于是京钞币值迅速下跌，一般常在7-9折之间。但这次通货膨膨胀风潮只限于京、津地区。后来中、交二行通过供款和发行公债，用了六、七年时间陆续收回京钞，才稳定住币值。

　　（二）法币。1935年11月4日， 国民党政府为摆脱美国白银政策引起的白银上涨给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带来的严重影响，因而实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又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法币是一种以外汇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它借助无限制买卖英镑来维持币值，后来又投靠美元，从而打上了深刻的殖民地货币制度的烙印。

　　 1942年7月，法币的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 由于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金融事业，其发行法币又没有限制，这就为法币不断出现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在法币改革前，1934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总计约5.6亿元。到1936年1月，即法币改革后2个月，已增至7.8亿，此后更是猛增，至1948年8 月21日已达6636946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得更快，如以1937年6月重庆物价指数为1,1948年8月21日上涨至1551000。 而上海物价比重庆更高，如以1937 年6 月为1 ， 则1948 年8 月21 日为4927000。当时有人说，战前能买一头牛，这时只能买1／3包火柴。

　　（三）金圆券。在法币已走到了绝境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于1948年8月20 日发行了金圆券。 此券由中央银行发行，  法币按300元合金圆券1元收兑。企业及个人持有的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发行限额为20亿，发行准备必须有40％为金、银、外汇。

　　金圆券表现上是金汇兑本位制，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因为黄金收归国有，外汇不能买卖。相反，国民党政府借发行金圆券大规模掠夺了人民手中的金银外汇。据统计，从1948年8月23日到10月31日， 中央银行收兑的金银外汇约合2亿美元。

　　金圆券原定限额发行，但不到3个月，即1948 年11 月底已发行33.94亿。于是宣布取消限额，此后发行额直线上升，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已达51612.40亿。与此同时，金圆券面额从一元一直发到五十万、一百万。物价也一日数涨。上海当时一商店曾一日改换商品标价达16次之多。各地发生抢购风潮，暗地则以银元交易。1948年8 月到1949年5 月， 金圆券的发行增长了307124.　3 倍，　同期上海物价上涨了 6441361.5倍。金圆券仅发行9个月，就变成了废纸，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罕见的。国民党政府12年中发行法币和金圆券，从全国人民手中掠夺去了 150亿银元。随着金圆券的垮台， 国民党也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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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两次通货膨胀

第一次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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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来的时候，仍面临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现实。因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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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但是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没有相应调整其销售价格，致使与农产品相关的副食生产销售严重亏损。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并相应给予城镇居民5元/人、月的价格补贴。www.sd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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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4月，政府有计划地提高了煤炭、铁矿石、生铁、钢锭、钢坯和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出厂价格；其中，原煤提价30.5%，生铁提价30%，钢材提价20%。而燃料、原料价格的提高，致使与此密切相关的下游产品和高附加值的卷烟、酿酒业等成本上升，利润逐年减少，直接影响到国家税收。在此情况下，于1981年11月，适当提高了烟、酒、竹木制品、铁制品、陶瓷制品和皮革制品的价格。此外，针对第三产业服务品价格偏低的问题，从1983年12月起，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运客运价格。其中，铁路运价提高幅度达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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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中国农村改革在全国推进，包括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等。不仅如此，经济体制改革还从农村向城市扩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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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多种措施的影响下，1984-1986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涨阶段，1984年GDP增长率已高达15.2%。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也开始大幅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1984的2.8%跃升至1985年的8.8%。归结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动，即价格改革的因素。这也是中国引入市场手段的制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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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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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中进行价格改革的时期，如果不能控制总需求，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因素同时推动物价上升，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而且在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因“比价复归”而失败。在1986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各种价格之间的轮番上升，价格与工资的轮番上升，国内物价上升迫使汇率贬值，人民币贬值则提高进口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国内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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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1985年第一次通货膨胀时，中央就开始经济紧缩。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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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1980年代全社会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改革的宏观环境却一直缺乏共识，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倾向于高速度发展，无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都是如此；理论界的主流“经济自由主义”热衷于以发展促改革，忽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1980年代前期改革的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的初步繁荣，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当时我们所知道的，也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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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3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但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综上原因，1985年—1986年宏观调控无法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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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通货膨胀与“价格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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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宏观调控不到位，1987年中国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达 11.6%，1988年为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各阶层群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但此时，仍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结果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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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大家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第四，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 82.8%，电视机增销56%。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 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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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0日。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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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其实，1988年9月份，居民存款只有3000亿元，并不构成抢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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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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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1989年11月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1989年增长率降至4.1%，1990年3.8%。这次周期共4年，波动幅度7.8个百分点；上升1年下降3年。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10年以来，三次调整的总结果，终于结束了10年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紧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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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1992年中央进行全面的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而价格改革就是在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机制十分简单，动机十分朴素，就是经济紧缩了，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的物价放开，基本上实现了物价市场化。此时价格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是部分转化为企业亏损，大家所担心的居民储蓄，在3000亿存款规模的时候成为抢购的“笼中猛虎“，以后增加到十万亿，也没有再出过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