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最好的纪念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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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2015年09月14日 05版 作者：冯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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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百余年间，战火频仍，兵燹不断，一场场屈辱的战败，一次次被掠夺侵占，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成千上万的百姓惨遭屠戮……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使中华民族告别了百年颓丧萎靡之气，中国军人一洗百年屡战屡败的耻辱。勿忘国耻，应知耻而后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从百年血泪史、屈辱史中汲取教训、激发力量，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回望中国近代一幕幕落后挨打的悲惨景象，每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中华儿女，莫不扼腕叹息，痛彻肺腑。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有可能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总人数约为88万人（八旗兵22万人，绿营兵66万人），英国远征军总人数仅有2万人左右（陆军12000多人，海军不足8000人）。然而，清军名将杨芳率军广东迎敌，竟把英军的坚船利炮当成妖物，认为妇女污秽之物就可以抗敌。于是，一个个“马桶”被当成阻敌“利器”，被时人和后人嘲弄，留下千古笑柄。即使“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竟也以为英军“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哪怕“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国人此种见识眼光，焉有不败之理。

此后百余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把侵略之手伸向中国，中国凡与外国对阵，几乎每仗必败。

1858年5月18日，英、法专使与其海陆军司令决定攻占大沽，直逼天津。5月20日，英、法联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两个小时内清军交出大沽口。清方拒绝，英、法联军遂出动炮艇12艘、登陆部队1200余人分别攻击大沽口南北4炮台。守炮台将士英勇还击，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主要官员却率先逃跑，军心动摇。此时的大沽口海防，4座炮台架炮百门，9000守兵，却极轻易被英、法联军的一支轻装小部队击败。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兵力不足两万。虽然京城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之众，义和团拳民更有五六十万之多，但由于迷信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等八宝什物，“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竞冲头阵”，亦“自持其术，每出攻犹踊跃自效”，结果，很多拳民倒在马克沁机枪的枪口下，仍然无法阻止北京的陷落。

入侵者首领额尔金甚至这样评价中国当时的军事状况：“只需24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再看甲午战争。失败如同瘟疫一般，陆战不及，海战也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北洋海军拥有当时亚洲第一、世界排名前列的海军舰队。在船只、吨位上的实力明显优于日本海军。然而，士兵们却“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仍“逐声妓未归”。军队如同被蛀空的大树，外强中干，空有其表。战事一开，即败得彻头彻尾，全军覆没。

亡国先亡兵，而亡兵，除了体现于装备的损失、队伍的瓦解之外，更危险的是——先从精神上被消灭！如果精神上缴械，再先进的武器也是破铜烂铁，再多的人员兵员也只能是亡国亡军之旅。

清王朝灭亡后，“中华民国”的建立仍然没有中止国家和民族遭受灾难之噩运。

1931年，日本关东军以18000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张学良之东北军人数接近20万。事变发生前，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当天，进攻北大营的日军约800人，北大营驻军近7000人，与日军兵力对比达到近10∶1。然而，仅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在东北军手中未发挥任何作用，却被洗劫一空，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极大地刺激了其侵略扩张的野心。

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000兵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日军紧接着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大规模进攻。蒋介石调集约15个师，15万余人，准备南京守城战。以国军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绝非“不可一战”，但国军高层一片狼狈，战斗决心丧失，战斗意志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兵败如山倒……

一百年血泪史、耻辱史。

透过这些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创伤与印痕，翻检那段充满亡国之危、锥心之痛的近代史，不难发现，在那打一场输一场赔一场的战争中，我们并不完全是缺少先进的武器装备，更不缺少人员兵员，甚至物资保障也不是到了“勒紧裤腰带才能打一仗”的地步。究其原因，除了当政者昏聩无能、官场腐败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心涣散，军队战斗力低下，军人没有能打仗、打胜仗的真本事，一打就散，一击即溃。

任何军队都希望赢得胜利，但战争终究要靠实力说话。“兵心横槊天下行”。唯有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矢志精武强能，练就过硬本领，才能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对落后挨打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军队

近代百余年的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留着斑斑血迹和累累伤痕。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克思当时愤怒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威逼下订立的”。此后，在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的炮口威逼下，中国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多达1175件。其中清政府统治时期签订了500多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签订300多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签订200多个。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烧、杀、抢、掠更是随处可见。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进占圆明园时，“每一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者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圆明园所收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精美物品、珍贵文物，都被这伙“完全丧失了人类的理智”“仿佛魔鬼一样”的侵略者洗劫一空。

“七七事变”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无一例外被野蛮洗劫与破坏。1944年，故宫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遭到日军洗劫。同时，日军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如今，靖国神社里的千年大桧树，也是从中国台湾抢去的……

历史沉沉，教训深重。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巩固的国防，国将不国，何以有家？人民的利益甚至生命何以得到保障？

“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梁启超这段忧国忧民的文字，代表了国人面对民族危亡的真实感受。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痛切地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样难堪的事情，你到处还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和苦力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这是在“鞭打我们中华民族，痛在他们身上，耻在我们脸上！”有志之士的血泪控诉，更是对中国军人履职尽责的深深拷问！

军队放弃了责任，与自杀无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大部撤至山海关内。虽然从兵员数量上看军力未受损失，但无论是军队形象，还是军心士气，都遭到了真正的损毁和重创。直到“西安事变”，才一定程度上得以雪耻，但东北军在国难当头之时不光彩的表现仍然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从此，日军对东北地区实行了极其野蛮的“人圈”政策，把中国老百姓驱赶集中起来，像牛马那样圈入指定的区域内肆意奴役。1934年，日本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的39个县、旗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制造“人圈”1.4万个，把500万以上的农民圈入其中，用刺刀和枪炮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了死寂的无人区。

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军队的耻辱、每一位中国军人的耻辱。

反思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铭记耻辱是为了不再蒙受耻辱。列宁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礼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对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军人来说，更是职责所系，使命所系。不能因为环境好了、太平了，就淡化了当兵打仗的意识。如果我们的视线被表面的和平遮挡，被一时的鲜花迷惑，淡忘了伤痕，麻木了耻感，多难不仅不能兴邦，留下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难。

如果你想获得和平，那就准备打仗吧

军威是打出来的，和平是靠实力换来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最渴求的就是和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使中华民族告别了百年颓丧萎靡之气，赢得了独立与解放；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地生活在和平与幸福的阳光下，中国军人一洗百年屡战屡败的耻辱。

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那种敌情严重的强刺激大为减弱，“狼来不来”的问题成为一个令人思索而又常讲常新的话题。军不思战，国之大难。一支军队最大的忧患就是没有忧患，看不到敌人就是最大的敌人。

诸葛亮说：“若有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待夕矣。”就是说，处于和平安定的年代不考虑战争的危险，敌人突然进攻又不知如何抵御，这就像在幕布上筑巢的燕子，在热锅里游泳的鱼儿一样，立刻就会灭亡。一支军队，不论历史上创造过多少辉煌，不论武器装备有多先进，一旦缺少忧患意识，“听惯梨园歌管声，不识旌旗与弓箭”，最后都会难逃失败的命运。

古往今来，军人为战争而生，战斗和准备战斗是军人应有的正常状态。在战争年代表现为直接参战，在和平时期表现为时刻备战。明朝爱国军事家于谦指出：“兵无不精，则国威自振，而寇患自平。”战备，犹如一把绷紧弦的弓箭，尽管搭在弦上的利箭并未发射出去，但其威力已在弦上充分体现出来。

《虎钤经》中写道：“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在信息化战争时代，首战即决战，发现即摧毁，与其说打战时的“瞬间释放”，不如说打平时的“日常战备”。海湾战争持续了42天，科索沃战争78天，伊拉克战争则只有21天。现代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像苏沃洛夫所说的，“一分钟可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可决定战局的胜负，一天可决定帝国的命运”，而战争愈趋于速决，战争准备就愈趋于长久。

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就是有备无患。他说：“要准备打仗，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侮你，几十年前，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你准备好了，敌人就可能不敢来，它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对付。”

准备得越充分，打仗的可能性就越小。自古道：有备无患，备大患小，备小患大。要想赢得和平，就要随时准备打仗；做好战斗准备，才能将战争阻于门外，如果不时刻保持枕戈待旦的战备姿态，一旦有事肯定会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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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告别“短期和平”时代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尼尔•弗格森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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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曾被称为“长期和平”。事实上，苏联解体后的20年看起来要和平得多。的确，把1991年到2010年这段期间称为“短期和平”也许更有道理。正是这个时代促使一些人猜测，“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也许正在占据上风。坏消息是，这段短期和平似乎已经结束。

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会提醒人们冷战实际上有多“热”。在上世纪70年代，有政府背景的武装冲突导致逾200万人在战斗中死亡。相比之下，21世纪头十年这一数字为大约27万。对美国来说，越战的血腥程度大大超过了伊拉克（美军在越战中的作战死亡人数为47424人，而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则为3527人）。

根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统计，1956年之后，有政府背景的武装冲突导致的作战死亡人数最高的年份是1971年（约38万人死亡），其次是1982年到1988年之间的各年（年度平均死亡人数接近25万人）。而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死亡人数只有不到1.7万人。

对于死亡人数的这一下滑趋势，人们提出了至少六种解释。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将其归因于长期的文明化进程。还有一种理论则将其归功于民主的扩散以及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壮大。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全球人口中年轻人所占比例的相对减少——可能也减少了暴力的人口基础。而从原子弹到电视和互联网，科技发展也削弱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

除了这些结构上的解释以外，还有一种历史角度的解读：在终结核军备竞赛和最终结束冷战方面，超级大国领导人做得极为出色。最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1989年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曾在20世纪极大鼓励暴力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被彻底挫败。

那么，这意味着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构想的“永久和平”来临吗？抑或这只是某种更短暂的现象？答案要看人们认为上述支持和平的因素会持续多久。平克教授认定的和平趋势，受到了因《黑天鹅》(Black Swan)一书成名的纳西姆•尼古拉•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挑战，后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统计幻觉。

按照绝对数量（而不是按照相对数量）来衡量，我们并未面临年轻男子的短缺。20世纪的历史似乎表明，民主制度和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可能会逆转——尤其是在发生大规模经济动荡之后。技术可能会令新形式的冲突更容易发生，而核技术的扩散可能会加大核战争的风险。至于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良好判断力，没有几个认真的外交政策学生会声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被维持至今。

不过，对“永久和平”这个命题的最大反对论点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在见证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这种旧意识形态的复苏。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可能会被证明和昔日的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同样暴力，同样来势汹汹地威胁西方价值观。自2010年左右以来全球战争、政治暴力、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的显著增加，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种意识形态。

战争正在卷土重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圣战”。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统计，2010年以来武装冲突导致的死亡总人数已增加四倍。根据我的计算，2000年，在武装冲突导致的死亡中，35%发生在涉及穆斯林的战争中。而在2014年，这一比例高达79%。

这不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经预言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今天的大多数冲突是在穆斯林之间发生的。宗教当然不是冲突日益增多的唯一原因，但全球的战火在伊斯兰世界如此集中，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我们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其小说《群魔》(Demons)中精辟剖析了19世纪的世俗极端分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给20世纪带来了浩劫。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可兰经》代替了《资本论》(Das Kapital)。今天的群魔们以宗教纯粹主义者的面目出现。

需要一位新的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伏尔泰小说《憨第德》(Candide)中的人物，以毫无根据的乐观著称——译者注）来预言穆斯林世界中暴力日益增加的趋势会迅速逆转。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或许可被称为宗派冲突“分形几何”的乱局将会愈演愈烈，从马格里布（Maghreb，马格里布是历史上对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称——译者注）一路延伸到兴都库什地区(Hindu Kush)，并产生种种溢出效应，包括大规模人群流离失所，以及极端分子集团能够招募成员的任何地方发生恐怖主义。

世界的短期和平正在终结。西方政策的种种失误——从对伊拉克拙劣的干预，到对叙利亚不干预——只能部分解释冲突的回归。更重要的是由经济动荡、青年占人口比例升高、颠覆性技术和有害意识形态的病毒式传播组成的致命组合。

1991年后，西方享受了和平的红利。我们用20年的消费、杠杆和投机挥霍了这笔红利。首先是金融危机的遗留影响；现在又是地缘政治的较量。应对这种格局意味着重新学习大战略和战争的艺术。

我会怀念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但在整个短期和平期间，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还会回来。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历史学教授，著有《理想主义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一书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