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错把直播当闭门会，爆了这么多料！（附演讲全文）

Trend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对话中讲述了华为以及自己的很多故事。他说：“我这次来对话节目是上了当，我不知道这个闭门对话还要直播，等我知道了，退不了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错把直播当成闭门对话的任正非，都爆了哪些料。

答华为跟政府关系：没必要解释这个身份

任正非讲到自己当兵的故事，提起这一段经历，于是被问“华为的背景”，任正非也表示自己经常被这样猜测：“外界想你们这个公司干的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你们一定有背景。”

他列举了华为被外界的各种矛盾的定义：美国想，你们走出去，你们代表社会主义吧，中国想，你们都是个人有股票，你们算不算资本主义萌芽？

“你说我们应该算哪一种？我自己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公司的性质属于什么性质？我们有八万多股东全是员工，没有一个非员工。我的股票最多，1.4几，没有比我更大的。”他说。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可能有些方面有误解，国内也会有误解，国外也会有误解，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努力，最后会被证明的，没有必要解释这个身份，最后放弃了生产、放弃了生意，放弃了赚钱，我们怎么活下去？”任正非反问到。

回应窃听指控：华为就是做自来水管道铁皮的 能做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被主持人问到“你不会让中国政府用你的电信网络窃听美国的秘密？”

对此，任正非表示，电信网络分两种：一种就是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管道只管送水的，而华为公司所做的是管道的铁皮。

他进一步解释到，管道里面走的水是运营商和互联网在走，搜索来搜索去是互联网在搜索。他更反问“华为搜他的信息干什么？谁给我钱？我负责就是做管道的铁皮，铁皮能做啥事？傻乎乎的，华为也是傻乎乎的。”

谈华为压力：怎么解决对内分配矛盾 我觉得最难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被主持人问到“美国给你一个比较困难市场，你认为公平吗？而且你可能会离开美国市场吗？”

对此，任正非表示，“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不公平。我从来不这么认为，美国国家200年来，从一个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大国。他就是开放，华为要向他学习就是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会有未来。”

任正非指出，华为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不是把谁当成竞争对手和谁竞争，我们都是朋友。华为的目标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敌人的，只是想共同来创建这个世界。

他接着指出，华为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是最难的问题。”

华为也存在贪腐 但不能因为贪腐就不发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华为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是最难的问题。”华为真正碰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任正非举例说明，比如说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账实相符。我们去年12月31日坦白从宽，凡是业务上做假都坦白从宽。坦白的人是四千到五千，小兵坦白做了啥不能做的。

他表示，华为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走。

任正非指出华为第二个问题就是也同样存在贪腐现象。但他表示不能因为贪腐就不发展，我们也不能不发展就永远贪腐。

80年代觉得赚人家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

任正非说，当时不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觉得赚人家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而且想当然的认为，“给钱给人家，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这种想法也让他吃了一次亏——钱直接付给对方却收不到货。

任正非回忆起初创华为的故事，他表示当初做华为并不是意想之中的事，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机遇促使了华为的创立和后期发展。

做华为是为了生活 被逼上梁山

任正非表示，华为走上通信这条不归路，没有想象中的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逼上了梁山。

而且也和时代背景有关，任正非回忆道，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什么东西都行，卖大碗茶。

任正非表示，政府的号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这些青年就从民营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附：对话文字实录

做华为是为了生活被逼上梁山

主持人：任董，你的动机是什么，开始做华为？

任正非：做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为，因为我们在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我们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这是很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第二个就是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国企20几个人小公司的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这个电视机说没有，啥也没有。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回这些款，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乱搞，不给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追。追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我悟出来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创造客户我不可能，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第二个，要熟悉这个交易的法律诉讼。我们那个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还把代理搞的溜溜转。那个时候我们很没有钱，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

我来帮你卖，收了钱我再留下一点我还给你。我们做代理的公司，一个就是珠海有一个，珠海通信，BH03。一个是香港红莲。代理了以后，我们代的太好了，人家就以为你们要把市场占完了，人家就不给我们货了。把我们好不容易赚到的钱，逼到市场上去，高价买货，再来卖给客户，从来维护市场信用。

这个阶段走起来，我们就慢慢的摸到什么叫做市场经济这条路了。当时国有企业干的不好，人家又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债务追回来。然后，我能领着这个公司前进，人家也不要我。最后只要科伟说，你出来吧，你搞的都是大项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我们就出来了。出来就认为通信产品，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一个小的总有机会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这条路。这个碗扁一点有啥关系，就卖便宜一点，照样可以吃饭。但是通信产品，稍稍有点指标不合格，是全程全网的，导致全世界通讯都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是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我们付出了就是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后退，因为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就逼上了梁山。

Trend

谈华为成长：向西方公司学习

主持人：任董，一个私人公司在中国是非常难干的时代，您有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样的困难，私人公司以前有面对，现在也面对，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我认为我们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才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什么东西，卖大碗茶。政府那个时候号召，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起步到我们走向高科技，我觉得这也是天方夜谭，当时出了一个1987年18号文件，就是要推广民营高科技，但是这个文件还是不要做，为什么？他要求五个股东，要求21000块钱。这个也是极难的，就凑啊凑啊，凑出来。我们那个时候感觉不到民营和国企有什么区别？实在太小了，国有企业的脚指头缝都足够宽，我们就像走着马六甲海峡一样，两边都靠不着岸，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到和他们竞争有压力的。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发展的也快，主要是外资进入了中国，大规模外资进入了中国以后，中国才发现自己国家的工业体制赶不上世界。所以有一次见几个领导家，国家认为电子工程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把电子工程就放弃的。这个放弃了，就等于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他们不做，就剩下我们来做。我们虽然做的不好，但是我们比起外国老大哥，他们做的好，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想做交换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眼5号机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5号机的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我们只能瞧一眼，是铁柜子。就像我现在考财务一样，我们传输的盒子是圆的还是方的，财务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圆的还是方的也是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那次，我带他们去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就让小偷偷了，因为带了一些礼品放在房间，晚上睡的太死了。第二天提着箱子到了机场，到了机场发现那么轻，打开一看什么钱也没有了，证件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西方这些公司，他们做了很多成功的东西，给我们引到了这个道路，我们一直是非常尊重他们的。

谈挑战：选择的人生和人生要走的道路完全不相符

主持人：我觉得你个人，你的家庭背景的故事，我认为很有意思，想听一下。我知道你家是七个孩子，你是老大？你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过文化大革命，后来你搬去深圳，你觉得那边有一些机会，在您的个人生活方面做这种大公司有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我的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少数民族混居区，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个贵州省一个非常小的镇完成的。后来我父母迁居以后到一个小城市读完高中。我从高中考大学，考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了建筑工程学院以后，反正我也没有搞过建筑，我们当时山区的孩子对人生的学生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就选择的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符的。

但是，今年的乡村孩子比我们好一点，有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知道怎么样。我讲一个很重要的笑话。很多年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带我的小孩去北海公园，他说要体会一下《荡起双桨》的味道，我们大家唱歌，唱到然后就唱到绿树红墙，我说这个不就是那个绿树红墙吗？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绿树红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认为互联网对于孩子的教育要起来好多好作用，现在乡村的孩子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孤陋寡闻。

父辈经历磨难是政治上、社会上的整个磨难，我们家的磨难是轻的。我们至少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小学校长。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大学毕业以后，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到处都不工作。我本人是不答应这么混，这么混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自学了电子技术，上海工人大学的教材。因为他是工人的大学，所以文革是推广的，可以买到那个教材。后来我在军队实习的时候，就有幸上了西安交大的班，交2块钱人民币就可以读这个班，我读了这个班才知道什么叫做计算机。那个时候我们听了一个来自826部队的所长跟我们做报告，他是中国第一代中国计算机人，邓小平开放改革以后，他前十个访问美国的科学家，回来跟我们讲计算机。就说计算机用于管理，计算机用于什么，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计算机，我们一句话都没听懂。

但是我认为他给了我们孩子很大的启蒙，给了我们人生方向，我觉得在座的这些达沃斯的精英们，有机会都能给农村孩子谈一次心，喝一次咖啡，我觉得或许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就像我一样，我就不知道跑去学建筑，学了半天不干建筑，不等于白学了吗？

谈跟解放军关系：没必要解释这个身份

主持人：您以前在军队里面，现在离开了，这让大家了解很清楚，你跟华为现在跟中国政府，跟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关联吗？

任正非：我当兵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中国由于解决不了人们穿衣服的问题。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不清楚那个时代，我们作为孩子时代，长身体的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那个时候发布票，就发一尺七寸。不是公尺，市尺，你说这个布能做衣服？短裤都做不了，只能补衣服，因此国家领导人也很操心，说能不能搞一点化纤，给每个人做一件衣服。

所以中国就在法国引进了一套化纤设备放到了辽阳，准备生产化纤，给全中国的人民都做的确凉的衣服。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就没有人愿意到这种荒凉的地方施工，文革都乱了，中央没有办法，就只好调部队去施工，部队就没有技术人员。那个时候技术人员很臭，我们都属于臭老九，然后经上头批准准备让一些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如我，到施工部队去学习，把这些设备建设好。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这个部队，而且我们认为比我们不走进部队的要好，哪怕那个地方很艰苦，没吃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我们军区建设完这个工厂，正好国家就开放改革了。国家开放改革了就不需要这么多军人，国家率先就把我们砍掉了，以前修铁路的也是兵，一刀就砍掉了，从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很舍不得离开的。但是中央给我们保证，你们的政治、经济待遇不变。我们想这样好，我们还拿了100多块钱。

后来到深圳我们才发现打工妹都200多块钱了，我们才100多块钱，这个待遇就白拿了，我们就要求跟深圳的工资一样，就开始融入这个社会了。

融入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很难很难融进去，好像在市场化的边缘里面转来转去。那么，一定会转不好的。转不好一定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官是一种责任，轻易别去当，就没当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工厂的，肯定会热爱自己祖国的，但是我们不会危害别的任何国家。我们在全世界都是遵守法律的。第二个，我们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大家的道德要遵从这些国家的规则，我们在全世界发展的态势是很好的。

外界想你们这个公司干的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你们一定有背景。美国想，你们走出来，你们代表社会主义吧，你们在进攻。中国想，你们都是个人有股票，你们算不算资本主义萌芽？你说我们应该算哪一种？我自己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公司的性质属于什么性质？我们有八万多股东全是员工，没有一个非员工。我的股票最多，1.4%，没有比我更大的。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可能有些方面有误解，国内也会有误解，国外也会有误解，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努力，身份最后总会被证明的，没有必要解释这个身份，最后放弃了生产、放弃了销售，放弃了赚钱，那我们怎么活下去？

谈窃听指控：华为就是做自来水管道铁皮的能做啥

主持人：你不会让中国政府用你的那些电器网络听他们的秘密，听美国的秘密？

任正非：这个网络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管道只管送水的。一个是水到锅里可以炒菜，我们公司所做的是管道的铁皮，管道里面走的水，是运营商和互联网在走，搜索来搜索去是互联网在搜索，我搜他的信息干什么？谁给我钱？我负责就是做管道的铁皮，铁皮能做啥事？特别傻乎乎的，华为也是傻乎乎的。

谈美国市场困难：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

主持人：美国是给你比较困难一个市场，你认为公平吗？而且你可能会离开美国市场吗？

任正非：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不公平。我从来不这么认为，美国国家200年来，从一个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大国。他就是开放，华为要向他学习就是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会有未来。

那么我们认为华为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我们不是把谁当成竞争对手和谁竞争，我们都是朋友。我刚才在咖啡厅里面还给很多世界顶级的，别人叫做对手或者叫做朋友，我们好好的握手，还讲了非常多有趣的话。

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供这些公司共同确定信息未来的思想结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系统结构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共同为世界提供服务，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敌人的，我们只是想共同来创建这个世界。

我们比喻说，西瓜切成八块，我只要一块，我跟日本说，我绝对不会无理的，我就是搞数学逻辑。日本公司就放心了，他的一些材料技术，我不会出现泄密。比如说氮化镓，我永远不会搞氮化镓。我跟微软也说了，我永远不会搞搜索，他也放心了。因此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做一点点事，我们以后也只能做一点点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外分配、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是最难的问题。

第二点，我认为美国在电子信息这个技术上，过去是绝对的强势。而且，未来几十年美国还会是相对的优势。华为这个小草，不可能改变时代列车的轨道，但是我们小草在努力的成长，我们也希望把自己脱胎换骨，从草变成小树苗，我们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正在改变自己，我们的改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还看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真正碰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我就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听。

我讲讲我们这次宽恕那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账实相符，账和实际是相符的。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去年12月31日，赦免大家坦白从宽，凡是业务上做假都坦白从宽，我们坦白的人是四千到五千人。四千到五千人，是什么人？小兵没有他的份儿，小兵想坦白他有啥，都不能做这个结构。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走。

第二个问题就是贪腐现象也同样存在，不是民营企业就没有贪腐现象。但是也不能因为贪腐就不发展，我们也不能发展就永远贪腐。

第三，我们已经把自己聚焦到只做小小一点事情上来了，小小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管理能力开始上升了，我们大概处于这么一个结构状况。

谈华为成功秘密：为客户服务

主持人：大家最想知道的秘密是华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而且他们可以不可以学？

任正非：我认为第一第一点华为就没有秘密，第二，任何人都可以学。华为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依靠，也没有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努力工作首先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为客户服务。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客户口袋里面的钱。我们要对客户不好就拿不到这个钱，老婆也要跑了。所以说，我们要拿这个口袋的钱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抢钱，又不能做什么东西，只好把产品做好做服务。刚才我讲的市场经营有两个要素，我们坚定不移做好，为客户服务没有什么做不到。

我就讲几个例子，在智利那个地方发生九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员工十年了，当时他们当时就请示要派人进去寻找，我就不同意，说先别找了，你们进去再死掉这批人更不划算，还是等等他们到时候能不能发出声音。等了几天以后发出声音，当时他不是打给我们的，是打给他们最基层的主管的。主管告诉哪个地方，哪个围布坏的。他背着背包就往地震中心区走，九级地震，围布坏了，我们把这个东西拍成了一个三分钟的小电影，就是他本人做演员演的过程。这是我们对客户服务。

还有一个利比亚的事情，在利比亚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利比亚。后来我从利比亚到伊拉克的时候，利比亚开战了。我们这里员工都要跑。他们生活保障就可以自己坐飞机走。问我，我那死的人更多，我先把我们的人撤到周边国家。我找了一下心理咨询公司，帮他们做心理辅导，辅导了十来天，有好多人考试考的很好，优秀。人力资源部到我办公室来汇报，还没讲完他说知道了。我说你知道什么？他说你上飞机就跟他们讲题，我说当然了，飞机只要一起飞，这边文件就签发。

我们这边的人去了以后，组织员工为网络提供服务。我们内部员工也有反对的。他们问我，我说现在这个战争要精确打击，只要不打那个点，应该不存在安全问题，这些多年来我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没有战争，没有死亡的问题。

再讲讲日本海啸大地震，日本海啸大地震完了以后，很多很多人开始撤了。他们打电话，我说不同意撤。我说你们得找一个地方，能装1.2亿人口的地方你们再撤。他说我们找不到，我找不到，中国人的命就比日本人的命贵吗？我说60年代我们国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核泄漏，我们地面上放原子弹，我们打着红旗庆祝，都没死。现在泄漏哪有爆炸厉害，有那么恐怖吗？我们情绪稳定下来，我们抢救的人背着背包往前走。日本政府后来说，这个故事很感动，后来我们在日本的订单很大，做的非常好。等等一系列都是体现我们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一切维护客户的利益，只有维护客户的利益，客户喜欢你了，自然就会买你的东西。

你想想，去年不管是国际经济很困难，我们自己的商业生态环境很差，大家也知道，刚才也都说了，但是我们增长了20%，利润也增长19%。那就说明，这么强的打击并没有对世界别的国家产生多大影响，而且今年我们的销售收入会超过560亿美金，增长速度还在20%。我们不想增长那么多，我们的英雄们，弟兄们拼命要做，做多了我们不知道钱怎么分，我们现在领导也有矛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英勇作战，我们也挡不住。

主持人：现在我们要让观众问几个问题。

财新传媒：我想请教一下，华为现在怎么面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有什么样的想法？

媒体：我想问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减慢到7.4%，走到新常态，会怎么影响华为？

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种说法如果不理解任正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华为。您为什么如此低调？如此神秘？有的记者为了采访你已经等的快退休了，他们说见到你要比见到中国领导人还难，您有两分钟说说您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企业家？谢谢。

任正非：第一点，我就讲中国经济在指标上表面上是下滑了，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在走好，不是走坏。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以前掉下来好多是水分，好多是无效投资，可能这是转型需要。我认为2015年可能是国家转型困难的时间，我认为2017年、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有良好的、强劲的增长。

中国经济速度放慢一点会对我们有影响吗？我们今年还增长20%，我说2017年、2018年我还不知道增长多少？今年增长到560亿以上的销售收入，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增长了90亿。

第二个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我们有影响？我巴不得你们越大越好，你们要买管道，管道就我们做的好，当然还有两三家做的也不错，你不买我们的买谁的？这点对我们是积极的促进，因为我们将来在传输，或者成绩上会做出努力，在信息的搜索上，我们不会进入这个领域。

第三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争取美国政府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中国政府要求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英国的安全审查的时候，英国的安全审查说你们的安全实在太幼稚了，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们自己的网都不安全。所以我们还处在一种幼稚状态中，还不可能做到什么。

然后说我神秘，我有啥神秘？其实我就是无能。你想想，我又不懂技术，又不懂财务，又不懂管理，其实我就是坐在他们的车上，他们在前面拉，我出来看一看，以为都是我搞的。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肯定都答不上来，因为刚才我还在复习，说有人可能会提一个什么工业4.0，提一个什么问题。我还在看咖啡所看怎么回答。所以，我不像想象的什么都有，所以我认为既然什么都没有，你最好别亮相，一亮相别人看见你裤子后面，有一块坐在地上很脏的东西，我自己只能看见前面，我就觉得尽量还是少出头露面。不是说，我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里人都是老批评我的。

我有一次说，别人从来都不批评我，就你们两个人批评我。我女儿说，不是我批才怪了。没办法。我没有什么故意低调的问题，神秘的问题。以前我们是做运营商，因为我们面对300多个客服。我们可以个人沟通，不需要公众场合沟通。现在终端我也搞不懂，他们做的广告什么时候问过我们？我们家孩子很生气，为什么都是搞足球？你怎么那么喜欢足球？我当然现在知道足球是圆的，实际上我对足球也不了解，都是下面做的东西。下面张牙舞爪，不需要我做，所以我也不需要这么高调。

我这次来对话节目是上了当，他们说是比们会议，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开会议都是闭门的，我不知道这个闭门是对话，我不知道这个闭门还要直播，我不知道，没什么准备。等我知道了，退不了了。公共列车启动了，他们惯性太大，刹不住怎么办？我有好多地方妥协了，就算我来出席了。我也觉得丑媳妇迟早也得见公婆，大家老看不见也觉得你有啥东西，我们除了比别人少喝咖啡，多干一点活以外，其实我们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因为我们太晚，成长的年限太短，积累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得比别人多吃一些苦。

我们这次播了一个广告，一双跳芭蕾舞的脚，一只是好脚，一只是坏脚，我说这就是华为人生，“痛并快乐着”。华为就是那只烂脚，如果你不表现出来，社会还觉得我们这个脚还挺好，我们这个广告在全球大规模的开始做，刚刚开始启动，就来解释我们走向了社会，以后是该他们走，我就可以慢慢走的少一点了。

主持人：我觉得那很好的一点，我们停下来了，我应该把任董所说的，最特殊的地方说出来，可是我不可能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