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当代日本妖魔化

老浪一期

本文视角必须是片面的。 因为：一、本文只是从分析中方的角度进行写作，作者没有日本对华态度的第一手资料用以分析。二、本文是从作者亲历的角度进行写作，没有办法引用相关证据。

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真难回答，但我知道的当代日本肯定不是被我们长期妖魔化的那个日本。我的第二个学位是外交，并曾长期从事过亚太安全的实务工作，所以还是有一些资本来聊聊中国对日外交。事实上，我七年前还写过一个博客系列叫《冷眼看日本》。

但是七年过去了，尤其经历了烧砸日本车事件和钓鱼岛问题上的反复炒作，我觉得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更需要用冷眼看一下中国。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1、我所经历的对日本的认知过程。
2、为什么要对当代日本妖魔化？
3、为什么说中国对日外交是失败的？

一、我所经历的对日本的认知过程

我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浙江镇海这个很小的海边县城里，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一还算完整的教育。县城虽小，但县城里的人喜欢并自豪地把城外的人称为乡下人。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两种学生：城关生和寄宿生。寄宿生来自我们所谓的乡下，他们学习极度用功，因为考上大学才能让他们脱离农村户口。当然这所浙江著名高中的高考升学率也很吓人。

生活在这样的县城里，我最大的愿望是走出去看世界。我高中时曾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走出去的路径：一考上一个离家很远的大学，二是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当兵或当海员。

当然我是幸运的，几乎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梦想。我考上了大学，同时当了兵，后来还随军舰出过海，到过五大洲，看到了我梦想中的世界。

写下这些看上去很怀旧的废话，想说明的只有一条：和我同龄的中国人一样，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我曾经的思维也非常狭隘和充满阶级分隔。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我最早对日本的了解来自电影和小人书（即连环画），我印象很深的电影是《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因为那时电影是露天放映的，我看了绝对不止一遍。电影的套路都差不多：日本人被游击队收拾得够呛，最后八路军来一个连把鬼子消灭了。

我母亲的老家是镇海下面的一个名叫柴桥的小镇，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但家里院墙的一角是塌了的，家里的老人告诉我，那是抗战时日本人的飞机炸的。老人还跟我回忆过，东洋人（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当地的女人把脸涂黑了躲到庄稼地里去。

上了高中，进入文科班学历史，算是把历史学得稍微全面了点，但依然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1985年进入了军校，上的历史课实际是党史课，我那时了解的抗日战争很简单：日本大举入侵，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不抵抗，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但遭到国民党破坏，共产党领导全国坚持抗战直到抗战胜利。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听说了南京大屠杀。
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接受的是完整的洗脑教育。对日本人的印象基本是坏，很坏。这种洗脑是被自己后来的亲历颠覆的。

其实颠覆很早就开始了。
颠覆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镇海被宁波合并为一个市区，因为镇海作为宁波的出海口要建港口了，就是后来著名的北仑港，建港口的原因是要为上海宝钢提供原料。我那时就知道宝钢是日本人援建的，后来知道使用的是日本钢铁厂的二手设备。我印象中宁波港也是日本人援建的。我的父亲是宁波港第一代建港人，暑假的时候我会跟父亲坐着班车去港区生活。这个班车与我以前坐过的公交车完全不同，它看上去非常结实，车的玻璃上还印着日本字，这些车都是日本人援助的。
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个中国刚刚走向开放的时期，我们仿佛对日本没有什么反感。日本家用电器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产品，其质量之好仍然让现在的许多中国老人怀念，中国家庭是以拥有日本电器而自豪的，这种场景一直持续到90年代。日本电影从《追捕》开始风靡中国，日本电视连续剧把中国人感动得两眼泪汪汪，日本影星的名字比如今的苍井空老师要家喻户晓得多，日本的歌曲也很流行，当然还有很多中国的美女远嫁日本。
我那时候还小，并不懂得什么是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人
没有反感，没有人高喊南京大屠杀，没有人知道钓鱼岛，也没有人高喊抵制日货和索要战争赔款，日本的一切来得中国都非常自然，没有什么隔阂。日本那时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而在贫困和物资极度匮乏中生活了三十年的中国人好象也没有什么骨气可言。

难道是人穷气短？难道中国人也很实用主义？
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很听党的话的。
但如今有人提及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吗？

颠覆二：
1990年我正式开始从事外事工作。很可惜那时候中国的外交环境极度恶劣。一年前广场上发生的事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很长时间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西方国家（日本在政治上也是西方国家）停止了与我们的外交往来。但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89年国庆节欢庆之夜，在天AN门城楼上邓小平会见了中信集团邀请来的日本代表团，是当时第一个西方代表团，而我的朋友是那天的翻译。

199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了日本军人。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北京的招待会太多了，每一个驻华使馆都会搞国庆招待会，还有军队日招待会。在一个大酒店里我见到一个戴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他穿着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军装。他就是日本驻华国防武官，一个上校军官，准确地说是日本自卫队驻中国大使馆代表。我当时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鬼子”。毕竟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也很好奇地看到我这个年轻的中国中尉军官，他的中文还不错，与其交谈了一会，我的感觉慢慢变得正常，自己也放松下来。毕竟战争结束已久，这个日本军人已经不是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

这个武官每到过年都会给我们送日本挂历，这些挂历印制之精美、高雅是当时的中国挂历无法比拟的。
后来我接待过日本自卫队的代表团访华。这些自卫队的军官表现出来的是温和、谦恭和彬彬有礼。

颠覆三：
1995年我考取了英国外交部的志奋领奖学金去英国上学，专业是外交学。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亚洲学生，韩国的，香港的。还有一男两女共三个日本学生。这是我平时第一次与日本学生长时间的接触。他们都很年轻，听说我是中国军人时，他们第一联想到的是天AN门G场，所以起初与我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感，其实几乎所有的西方同学都与我有距离感。
我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五六岁。男的是运动型的，很阳光。两个女的每天都顶着浓妆，我想象不出她们御妆后的长相，她们说起话来都轻声细语的。其中一个明显是大家闺秀，据说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她出身豪门。他们的英语很一般，属于课堂上特别沉默的那一类。我在课堂也很沉默，因为中国是国际关系中广受抨击的对象。但听说MBA课堂上中国是受欢迎的，那时我很有些后悔选择错了专业。

我最喜欢的课是现代国际关系史，老师叫阿姆斯特朗，他对中国的态度要宽容得多。他给我论文打的分也比较高。而教外交课的我的导师在我课上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辩护时曾数次打断我的发言，我的外交政策老师因为不喜欢我的观点而挑我的论文的语法和文法问题，给我打低分，这对于一个国际学生是很不公平的。

正是这门现代国际关系史课让我能宏观地看到了中国现代史，让我第一次明确了一个概念：中华民国才是1949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体，它使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有了宏观的认识，摆脱了党史的束缚，知道了二次大战和抗日战争的全景。而我们的学校教育用中共党史代表了中华民国史，彻底扭曲了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证明执政的合法性来编排历史。这太可怕了。

和日本的那三个学生混得比较熟了，他们觉得我这个能讲英语的中国军人并非他们想象的可怕。有一天我请他们来我的宿舍吃饭，顺便给他们洗洗脑。在我的宿舍里，他们问我天安门的事，而我和他们聊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聊起了南京大屠杀，他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很少。

后来我请他们听音乐，他们看到我很坦然地听着盗版CD时都非常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盗版CD，因为他们知道盗版这是违法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警醒，令我羞愧，知道了法治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我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英国培养的，包括写论文。
颠覆四：

1997年2月我跟随中国高级军官行政班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在这里，我对两个地区问题有了全新的视角，一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于地区安全是有利的，因为它在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制约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二是跳出原来视角来看中日关系。

那次的培训涉及的课题很多。从全球化讲到地区冲突，从信息时代讲到核危机，有些顶级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前国防部长给我们讲课。其中有两个学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说的约瑟夫·奈，另一个是美国东亚问题泰斗级人物---傅高义，两节课都是我做的口译。

傅高义关于中日关系的课讲得非常精彩，因为他把对中日关系很激动的整个中国军官班讲得哑口无言。他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讲中日关系，从明治维新日本的彻底变革讲到了二战后日本为什么没有彻底清算战争的原因，从日本天皇为何得到了维持讲到了靖国神社和日本文化中对先人的尊重，讲到了日本和平宪法和日本人对于强者的臣服。
这堂课让我认识到，我们中国人并不了解日本，而且不愿意去了解日本。我们喜欢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狭隘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日本，并且对自己许多无厘头的解读深信不疑。

那天上完课时，大家都很沉默，大概都觉得傅高义讲得有道理。但那天课后我与我们的一名大校有过争执，我说中国年青人根本不恨日本，相反他们很哈日。大校说中国年青人痛恨日本人，因为他儿子恨日本人。事实上他是对的。
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又开始痛恨日本人了。

写了这么多，才写到了1997。这一年我已经30岁了，但我居然还没有去过日本。
下面要写的才是眼见为实的改变。


颠覆五：
从1998年开始我有许多次访问日本的经历，亲眼看到了日本。
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跟随当时的中国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浩田上将访问日本。这是多年来中国国防部长首次正式访日。在那一次的访问前的准备会上，迟副主席对代表团全体成员说：，有些人到了日本，腰就弯了下去，和日本人点头号哈腰的，象什么样子。我们这次去，我们大家一定要挺直腰板。

我们的确挺直腰板完成了整个访日行程。《挺直你的腰板》后来构成了我很不成熟的《冷眼看日本》系列的第一篇。
迟副主席是抗战的最后阶段参加八路军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过他母亲是如何鼓励他参加八路军的，感人至深。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迟副主席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的一个党团代表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话：我要感谢你们日本人啊。我本来的理想就是读书当一个乡村私塾的老师。你们侵略中国，你们屠杀了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参了军。我现在才会当上了国防部长，成为了上将。可以想见，他对于日本的情感要比我复杂得多。

在东京的时候全部是正式活动，领导人的会见、会谈、宴请，从军届到政届，从商界到侨界，忙碌异常，连东京是个什么样也没有搞清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欢迎宴会上日餐的那种精致。

正式官方活动结束后是参观部队和游览项目。为了节约时间，日本防卫厅派出了直升机编队送我们去参观日本的白里航空自卫队基地、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和陆上自卫队富士训练学校。

在白里空军基地，日方为我们进行了F-15和F-2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并进行了装备的静态展示。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空军知识是我军事知识中最薄弱的部分。陆上自卫队的富士学校就坐落在富士山下，日方给我们进行陆上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系列静态展示，并进行了部分操作演示。一切和我们在国内接待外国军事代表团时的做法差不多。日方的接待工作和我们一样做得精心，一样的一丝不苟，一环扣一环，但必须承认，他们做得更精致。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横须贺基地。这是美国和日本共用的军港，我后来再次访日的时候又来过一次，看到过停泊在这里的美国“小鹰号”航母。而此次日方为我们安排的是参观它自主生产的护卫舰“春雨号”(弦号102)。“春雨号”是1996年服役的防空反潜护卫舰，比我们当时现役军舰要先进得多。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参观过许多国家的军舰，老舰新舰，大舰小舰，水上水下。日本是一个造船工业和科技水平极高的国家，而日本的军舰依然透视出这个国家产品的精致感。
那一次对日本海军的访问，让当时的我相信中日之间如果再次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的结局应该不会比甲午海战好多少，只是这次战争会局限在海上，而不会漫延到陆地上。

好在中国的海军装备这十几年得到了巨大的改进，但不知道是否已经形成了战斗力。

正式访问结束之后是文化之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文明的力量：从箱根到京都》描写迟副主席离开东京之后的文化之旅，前两天已经重新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是2007年1月4日写的文字，文章中有过我对重建中华文化霸权的期待，事实证明我当时太乐观了。这7年间中国的乱相加剧了，我没有看到经济繁荣带来中华文明复兴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妖魔化也加剧了。

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铁，我们乘着新干线旅行很感慨。在火车上我曾经和同事开玩笑的时候来了一句“八格牙路”。坐在旁边的日本防卫厅的女孩听见了，很惊讶地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日语骂人的话。

迟副主席在结束日本之行后又去了别的国家访问，我没有跟着去，我从大阪回到东京又单独呆了两天。两天间我作为一个游人体会了一下这座拥挤却有序城市，体会了这座城市里平常的生活、夜晚的新宿、下班后坐在弹子机前的日本人，体会上下班高峰时东京地铁的疯狂的拥挤。

我后来又跟着我们的后勤代表团去过日本，参观过日本的工业和农业。再后来，我又一个人作为国防官员去过日本开过几次会，去过中国留学生家里做客，去过日本大学里闲逛，还去过冲绳，参观过冲绳的美军基地。

我感觉日本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秩序，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国民素养比我们实在高得太多了。曾经有一部电视系列片叫《大国崛起》，其中也谈到了日本的崛起，并把日本崛起和再崛起归功于扎实的教育。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在日本，政治和国际事务是政治家和官僚们的游戏，仿佛与普通国民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中国，仿佛每一个人都热衷于政治，仿佛每个人对日本都充满了情绪。
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错觉。

颠覆六：
再后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所谓多边合作就是两个国家以上的合作。我到处参加有关亚太安全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我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与日本的与会者。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手，美国人喜欢直接了当，我很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感觉。跟日本人打交道就要费心多了。

我参加的会议通常有两类人组成：外交官员与国防官员。有时会分开来开会。国防官员开会通常比较简单，一个问题每个人表个态然后就可以形成一个会议结果，然后我们再去听外交官员们扯淡，最后一天整夜不睡、咬文嚼字地妥协出一个毫无约束力的会议声明来。

日本的军官很少出席会议，即使出席也很少说话。一是日本军队不参与政治，二是他们对地区安全等事务真的了解不多。所以在会议上发言的经常是日本防卫厅的文职官员，他们除了英语表达能力欠缺些，开会需要的反应能力、抓细节和漏洞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你经常很难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日本文化决定了他们并不喜欢当面否定你的意见，但不否定并不意味着肯定，所以与他们开会总是比较难缠。我曾经在主持东北亚安全研讨会时与其中的一个日本防卫厅官员发生过多次争执。最后我才感觉其实是他不喜欢我主导会议。

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差异，日本人表面上很谦恭，他们不喜欢直接否定。而我多年来受英文的影响太深，不喜欢拐弯抹角。

我在英国时写过一篇论述国家间文化差异的文章。以前还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外交官的文章，说外交官受其所学外语的影响特别大。我曾举例说，如果你进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你看到中国外交官举止行为、着装风格都酷似日本人。
这种文化差异带给我一个疑问：我们有时候是否真的了解日本人的行为风格，能够准确地点击他们的心理活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