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两种制度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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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老师的思路、理念，基本一致

Microsoft

前几天看到还想发上来。
youtube上也有，
搞笑的是youku顶：踩的比例大概1：1
youtube好像大概是6：1，具体数忘了

斯内德

12月1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李世默重庆之行的感受：“中国会延续当下的轨迹并像一个世纪前的美国那样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主导力量，还是像过去其他许 多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贫富对立越来越严重而衰退？答案也许就在中国西部内陆这个不久之前还是全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城。在仅仅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相当于半个英国大小的直辖市重庆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政策创新的实验室。”

重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中国腹地发生。如果说过去30年间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更巨大的震撼即将来临。

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令人仰止的发展速度，使得亿万人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贫困，同时将一个破落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世界工业强国。然而，这个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正处于紧要关头。它的卓越成就也同时带来了威胁其持续发展和社会凝聚力的副产品，比如贫富差距过大和普遍的贪腐现象。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产生了两个 中国：与发达国家越来越相像的依靠出口导向发展的沿海地区和严重欠发达的广大内陆地区。中国会延续当下的轨迹并像一个世纪前的美国那样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主 导力量，还是像过去其他许多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贫富对立越来越严重而衰退？

答案也许就在中国西部内陆这个不久之前还是全国最落后地 区之一的山城。在仅仅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相当于半个英国大小的直辖市重庆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政策创新的实验室。由一个理念原则贯彻起来的三套大规模 的政策实验，也就是以明确的中国价值为指导的城市化、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建设，正在快速改变这个地区并给中国的未来以启示。

即使是以中国标 准衡量，重庆的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在3200万人口中，只有1200万人城市居民，其余都是农民和民工。不像沿海地区在30年前中国经济改 革之初就已经基本城市化，重庆的人口统计是整个中国情况的缩影。这使得其城市化模式与之前中国其他地区有质的不同。2008年，重庆成立了土地交易所，在 此之前，城乡土地转换是被禁止的。重庆的这个创新措施实质是使农村宅地证券化，允许农民将其宅基地还耕并与开发商交易转化为现金，开发商则购买这样的地块 以换取城市地产开发指标。自交易展开至今，已产生共15亿的交易额，并有200多万的农民移入城市，另有100万将于2012年底前完成转移，在2020 年之前将完成高达700万的农民转移规划，届时重庆的城市化比例将达到60%。更惊人的是这种人口迁移并不以失去耕地为代价。

在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正在以强力措施确保那些可能会在急速的经济发展中掉队的人们的福利。4.3亿平方英尺的保障房正在建设中，尤其用以保证占低收入人群三分之一的最低收入人口的住房。这是撇开市场力量完全依靠政府财政和融资独立运作的。

也 许最有意义的创举是重庆的一套自动补贴城市新居民的体系：给他们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居民身份证并在居住五年之后给予配套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在这一强力举措 下，最根深蒂固的将中国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口制度将逐渐消亡。成千上万民工在沿海城市辛劳却缺医少药、子女无教的令人心酸的情形正在中国的中心 地带被消灭。

为了打击腐败，政府从公共卫生领域的最棘手的医药产业开始入手。人所共知的是，这一领域滥用药物，猛吃回扣的猖獗恶习污染了整 个行业的价值链。重庆建立了一个电子化的药品交易平台，并强制所有公共医院均要加入此平台。在电子屏上，医院购买的所有药品的厂商名称、交易单价每天都向 公众实时显示。这个被称为“阳光药品交易”的工程，自实施以来的18个月中已完成了共50亿美元的药品交易，对重建公众对于重庆医保体系的信任起到巨大促 进作用。

开放的市场经济构成了重庆发展的第三个支柱。在2007年，只有25%的GDP来源于私营企业，其余都是由政府和国有企业贡献。如 今，私营企业对GDP的贡献达到60%。这个卓越的增长某种程度上是由小额信贷领域的大胆试验促成的。当国有银行专注于国有企业贷款时，资金短缺成了全国 私有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然而在重庆，由政府担保并管理的数百个非银行的小额贷款机构仅今年一年就向私营中小企业提供了共计15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

同 时，政府工业战略正在促进科技和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都是依靠利用廉价劳动力和沿海便利交通而形成的低端组装工业，而工 业生产中价值较高的部件比如电子组件还是在海外生产。重庆，在交通上不占优势，所以动用政府干预来加速扩大下游工业区的规模。这促使零件制造商将他们的生 产由海外直接转移到重庆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工业中，当前趋势显示，在不久的将来，将有80%的产值是在重庆地区产生的。到 2015年，会有1亿台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在重庆生产，重庆由此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此类产品生产基地。惠普和富士康都在这些最大规模的投资人之列。国外直 接投资从2007年的12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前三个季度就达到的90亿美元的外资额。

也许重庆现象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它的基础动力：公共道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所在。“唱红”，复活早期共产主义革命年代的音乐，重新证明了现代社区性价值观和中国儒家传统的深刻共鸣。只有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上，经济才能健康持续地快速发展。对自身领导角色问心无愧的强势政府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政治权力内在的道德权威之尊重相一致。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社会环境中，共产党重庆省委领导的政府占有了社会的道德高地。

重庆模式带来的启示是意味深长的。迄今仍主导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沿海地区就像是挂在低处的垂手可得的果实。在沿海有效的模式在占囊括大多数中国人口的内陆地区就不一定奏效。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如果不能将它的内陆地区真正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崛起完全有可能流产。

32 年前，邓小平先生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在深圳这个南方小镇建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国崛起的第一站。他又在20年前的“南巡”中再启改革开 放，其象征是强势发展的上海——第二站。但是遍布深圳的工厂和上海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还不足以创造出一个强大国家。山城重庆能否成为第三站并且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最终发射点？焦点：重庆。

李世默是上海的一位风险投资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