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中国经济进入紧缩时期 央企要作好3至5年过寒冬准备

游牧京城

据国资委网站消息，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近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在紧缩时期，成本因素对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作用影响日益突显，对一些企业而言更是关系生死的问题。面对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企业必须高度重视降低成本工作，不断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本次现场会中，对于2012年的形势，国资委的判断是，世界三大经济体处于不景气状态，欧债危机仍在蔓延扩大，国际市场需求不断萎缩，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各种潜在风险和矛盾不断增多。因此，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抓紧作好3－5年渡难关、过寒冬的准备。
　　邵宁在会上还表示，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严峻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降低对中央企业的影响。

　　以下为邵宁在中央企业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现场会上的总结讲话：（建议不用细看，基本都是没用的空话，没实质东西）
　　在会议结束之际，我先对会议成果作一个小结，对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进展情况作一个简要通报，并对做好管理提升活动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几项具体要求。
　　一、会议的收获
　　一天半的会议，内容很丰富。我们聆听了王勇主任的重要讲话，听取了来自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基层企业和一线班组的经验介绍，到生产现场进行了参观学习。相信大家都有了很大的收获和启迪。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次会议，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收获：
　　（一）对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强化基础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这是由国内外市场形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在经济扩张时期，成本高低对企业来说，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在紧缩时期，成本因素对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作用影响日益突显，对一些企业而言更是关系生死的问题。面对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企业必须高度重视降低成本工作，不断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二）增强进一步抓好企业基础管理的信心。在本次会议上交流经验的中铝公司、航天科技、兵器工业集团和新兴际华集团，都是国有老企业。他们所处的有色、军工等行业，都是90年代末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重点行业。同时，这些企业又都基本处于充分竞争的行业，面临的形势比一般中央企业也更加严峻。他们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只要下定决心，真抓实干，困难再大、基础再薄弱的企业也完全能够搞好企业基础管理。这些企业能够做到的，其他企业也一定能够做到。
　　（三）在强化企业基础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上得到启发。
　　1.要立足企业实际。再好的经验，也要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与企业发展阶段、与企业的管理基础相结合。完全照搬照抄，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2.要发动基层企业、员工积极自觉参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落实和执行，这就离不开广大员工特别是基层企业和一线员工的正确认识、充分理解和主动参与。
　　3.长期的坚持必能见效。管理的变革，说到底是要改进和优化人们的行为习惯。提升管理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如果认准方向，坚持不懈，天道酬勤，企业的管理水平一定能得到有效提升。
　　二、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工作情况通报
　　今年3月，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正式启动以来，各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王勇主任动员讲话和《指导意见》有关精神，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深入扎实推进本企业管理提升活动的深入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召开动员会议，对开展管理提升活动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
　　截至5月10日，共有81家中央企业召开了管理提升活动动员会议，其余企业也在积极筹备，预计5月底前都能够召开动员会议。许多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三级企业也都召开了动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国资委及集团总部有关要求，对本企业的管理提升活动进行部署。中电投、神华集团、中粮集团、中国中铁等企业的动员会，还分别在各二级企业和三级企业设立分会场，最大限度扩大宣传动员的效果。
　　（二）领导亲自挂帅，抽调得力人员，组建专职管理提升活动领导机构。
　　106家中央企业设立了由公司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管理提升活动领导小组。中化集团为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在领导小组下成立工作小组，各相关的职能部门负责人作为组员，分别对应负责国资委要求的十三个重点专题。中国铝业领导小组除了下设办公室外，还设立了全面预算（现金流控制）、全面风险管理等十四个专业组，具体研究相关领域的管理提升工作措施。
　　（三）明确提升重点，制定符合本企业实际的活动方案。
　　各企业在深刻分析自身管理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编制了管理提升活动指导性文件。国家电网为做好管理提升活动第一阶段工作，公司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第一阶段工作方案，明确了每个环节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中国铁物在公司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上，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征求了各二级公司的意见，并进行了统计分析，初步确定了中国铁物管理短板与管理提升重点领域。
　　（四）创新活动载体，确定符合企业实际的活动主题。
　　不少中央企业注重创新活动载体，动员广大员工参与到活动中来。华能集团下发通知组织系统各产业（区域）公司、基层企业广泛发动干部职工为集团公司管理提升创一流出谋划策、集思广益，围绕重点领域积极献计献策。中国南车的实施方案突出了精益管理主线，力求统筹总部和子公司“两层提升”，并确立了“转方式-转型升级、保值增值，调结构-做强做优、科学发展，强管理-强基固本、控制风险，增效益-精耕细作、管理增效”的活动主题。
　　三、对做好下一步工作的几项具体要求
　　（一）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认真做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工作。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严峻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降低对我们的影响。中铝公司及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就完全可以开源节流、降本增效，通过不断强化基础管理，有效克服不利形势的影响。会后，各中央企业要将王勇主任的讲话精神及时向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传达，认真学习领会，要注重学习借鉴典型企业的先进经验，并紧密结合本行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深入扎实做好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工作，为实现保增长、保稳定的目标，做好今年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进一步宣传动员，让管理提升成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行动。今天参与交流的经验，充分证明，没有基层企业、一线员工的参与，强化企业基础管理的各项措施就难以落到实处，管理提升的预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因此，无论在进行管理提升活动总体方案设计，还是开展各项具体工作中，都要将能否吸引广大员工积极参与，能否将活动内化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行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将管理提升活动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效。
　　（三）认真梳理企业管理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目前，绝大多数中央企业已经完成了管理提升活动的动员启动、学习提高环节的主要工作，即将进入自我诊断、找准问题的环节。企业要敢于碰硬，要勇于出实招。要发动群众查找问题，让广大群众提出建议，把管理提升工作落实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
　　（四）虚心学习先进典型，推动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对标寻找差距是提高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我们在本次现场会上推出的四个典型经验，为大家开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强化基础管理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和参考。前一段时间，国资委按照王勇主任的要求，围绕中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的十三项重点领域，由改革局牵头，会同委内十一个厅局组织编写了一套辅导手册，全部由中央企业的经验总结、实践案例和有关规章制度组成。与当年总结邯钢经验一样，我们希望能将企业的经验总结实、总结细、总结透，便于大家对标学习。这些经验来自于中央企业，来自于成功的实践，因而对其他中央企业来说，更具有学习参考价值，希望大家能够用好这套辅导手册。第一本《企业采购管理辅导手册》刚刚出版，其他手册近期也会陆续推出，我们还将陆续开始专项经验的推介工作。
　　通过这次会议，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所有这些典型经验都是很相似的，一些具体做法也都是大家早已知道的，并没有点石成金的绝招。关键是想不想做？敢不敢做？能不能做到位？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企业负责同志来回答了。可以说，基础管理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的决心问题。
　　同志们，中铝公司为这次现场会作了精心的准备，除了提供宝贵的经验介绍之外，还提供了优质的会务服务。在此，我代表国资委和全体参会人员向中铝公司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向重庆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本次会议提供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中央企业强化基础管理工作现场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游牧京城

感觉跑长了歇会儿没关系，如果真有大萧条，那中国转型期就到了不得不开始的时候，如果想从出口型转为发展内需，那资源配置就是大问题，现在最大的资源全都在央企和国企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这些资金和机会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到底养活了多少人，为真正的第三产业经济做了多少事情，要是把这些分出一部分到真正的市场，那么其效能恐怕不是三五倍那么简单。

lxt

不知道国资委准备如何让央企渡过寒冬，如果还是一味的攫取社会资源，怕是央企活下来了，经济要跨了。最好还是逐步退出或放开部分领域，倒逼央企增效才是正途。

rodmanfeng

国资委只有一招：银行贷款。

游牧京城

注水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政府就太无能了，确实应该打开小圈子的资源和范围，变成真正的方向主导而非利益垄断，另外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各大产业的主事者完全是政客，以他们的能力与效率，恐怕本来的好主意连十分之一都发挥不出来，人力这块不大换血是不行的，个人看习哥这届不好过，旧有的许多庞大圈子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维稳，某种程度上则是社会毒瘤。经济低迷时期，如果没有有效的发展措施，只想维稳，只怕树欲静而风不止。

Flik

回复 5# 游牧京城


    从习哥的面相上看，不像是踯躅不前的人，下手应该既快且狠，习嫂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希望胡哥能放一只手拉一只手，说白了，你来改革我背黑锅。

    每次换届前，都不免再看看二月河的《九王夺嫡》。

游牧京城

回复 6# Flik

希望老胡没看错人
九王夺嫡还没看过，俺去找来看看

Flik

回复 7# 游牧京城


    是《雍正王朝》的第一本，刘继宏的评书版本也不错。

http://www.pingshu8.com/MusicList/mmc_18_102_1.Htm

游牧京城

回复 8# Flik


    多谢！

fugue

量化宽松“邪恶孪生兄弟”：量化紧缩时代来临

2015年09月07日 华尔街见闻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3246

德意志银行上周报告称，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在连续增长了20年之后，未来几年很可能将持续下降，所谓的全球央行“（外储）大膨胀”的时代已经终结，正对“量化紧缩（Quantitative Tightening，QT)”进行前瞻性分析。

那么，作为“量化宽松”（QE）的“邪恶孪生兄弟”，“量化紧缩”到底从何而来，又将会在何方肆虐？



全球央行外储“大膨胀”时代终结

过去数十年，以中国央行为代表的全球央行囤积了大量外汇储备。去年8月，全球外储总额达到历史顶峰至超过12万亿美元，与十年前相比增加了五倍。在此期间，全球央行平均每年增加8240亿美元外储，其中绝大部分由中国、日本、沙特以及亚洲新兴市场贡献，而形式主要是美元资产，最常见的为美国国债。

从最初目的来看，全球央行外储大膨胀背后的促进因素，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为避免本国货币急速贬值而干预市场时弹尽粮绝。此后，吸取教训的新兴市场通过增加外储补充市场干预手段，以便能够通过央行在公开市场购买本国货币防止货币急剧贬值。

此外，新兴市场各国央行也将外储作为管理汇率的工具，以便在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政策导致美元贬值时，阻止本国货币出现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升值。

全球央行对美国国债的囤积为美国财政部带来巨大利益，如果没有这种令美国国债拍卖保持活跃的行为，美国长期利率将会更高，从而阻碍国内经济复苏。并且，如果没有对美债的不断购买，2009年及2010年美元的贬值也会更加严重，从而令美国物价面临较大的上行压力。

但是，2015年这一切在逐步改变。

全球外储下降 “量化紧缩”崭露头角

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短短八个月之内全球外储总额下降了约4000亿美元。花旗分析师估计，过去一年中全球外储平均每月减少590亿美元，而最近几个月每月大约流失1000亿美元。

一些人认为，市场预期美联储短期内收紧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从而导致美元升值、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快速贬值，令新兴市场被迫抛售外储维持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

也有人认为，在从“量化宽松”到“量化紧缩”的转变中，中国起着巨大作用。中国央行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外汇储备3.5574万亿美元，下降939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月下滑。华尔街见闻此前援引彭博调查也提及，中国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因为央行的市场干预行为，在今年余下月份中平均每月减少约400亿美元。股市大跌导致资本外流，中国也通过出售外储资产稳定汇率。

再者，在油价上涨时期，沙特等国货币走强，因而需要将石油利润以美元等形式储存，避免本国货币进一步升值。但2014年底至2015年油价大幅下滑，导致沙特等产油国缩小对美债的胃口。

德银预计卖出外储的趋势短期内将会持续，但是接盘者的出现似乎毫无迹象。买卖双方这种力量的转变将推低美债价格，提升美债收益率。

据花旗估算，新兴市场每抛售5000亿美元美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面临108个基点的上行压力。美银美林估计，人民币套利交易的规模大概在1万亿到1.1万亿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央行要维持整个人民币套利交易不受伤害，大约会推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200个基点，从而对美国经济构成数年来最大的冲击。

美联储通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调节隔夜利率，但是为控制长期利率，美联储则需要在公开市场购入长期国债增加货币供给，这一过程即“量化宽松”。购债行为推升了美债价格，令美债收益率下调。而其他国家央行大规模抛售美债的行为正好与此相反，因而也被称作“量化紧缩”。

“量化紧缩”掣肘美国资产负债表瘦身计划

美联储主席耶伦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将其当前美债头寸持有到期，而非继续用新债代替到期债券实现“转滚”。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美联储希望将已经膨胀至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到危机前1.1万亿美元的水平。

这意味着，除了要为其他国家央行抛售的美债寻找买家之外，美国财政部可能还需要为美联储不希望“转滚”的3.5万亿美元美债寻找接盘者。美联储表示，希望2020年前实现资产负债表瘦身的计划，这意味着平均每年需要瘦身7000亿美元，平均到每月则接近600亿美元，略低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进行的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

所以，尽管美联储在准备提升短期利率，但它无法控制其他力量对长期利率的推升，从而导致美国经济健康严重受损。

美国劳工部上周数据显示，美国8月失业率从5.3%降至5.1%，为2008年4月来最低水平，达到了美联储认为的充分就业水平，但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17.3万人，大幅低于预期的21.7万。尽管美联储暗示仍处于加息轨道之上，但耶伦希望看到的支撑加息的条件都不足够强烈。

“量化紧缩”的到来将为美国货币政策带来持续数年的冲击。美联储可以通过在国内重新实施“量化宽松”来抵消冲击，但将不仅需要牺牲资产负债表瘦身计划，而且随着QE4的实施资产负债表可能进一步膨胀至10万亿美元。

patrician

媒体预测到的一般都不会发生，或者以一种大多数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zhoudan

patrician 发表于 2015-9-7 22:49
媒体预测到的一般都不会发生，或者以一种大多数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还是版主的水平高，媒体预测那都是遐想尔尔。领导人真按媒体说的做了，那领导只有去干媒体工作了。

fugue

新一轮全球衰退已经开始

腾讯财经  2015-09-20

http://finance.qq.com/a/20150920/026371.htm

腾讯财经讯 据BI报道，是的，全球经济垮台似乎已经到来！

对此，Bonner & Partners Family Office的成员Hense Ellis总结称：

“新的全球衰退已经开始。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将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全球投资的大幅下滑以及失业率的再度攀升。此外，近来股市抛售所产生的消极财富效将会导致消费支出下滑，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糕。”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与此同时，其他重要因素也在朝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经济学家Richard Duncan表示，除中国因素外，印度经济要比市场普遍理解的更为脆弱；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新兴市场货币的大幅贬值，不利于市场稳定；全球贸易的萎缩，将会给企业利润带来重创；产能过剩正在恶化；信贷质量正在迅速恶化；信贷可获得性已经开始枯竭，并将进一步收紧。

Duncan认为，这些负面因素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流动性过剩”的缺乏。

他说，“让市场保持波动的是流动性。当流动性充裕时，资产价格通常会上行。相反，当流动性紧缺时，资产价格通常会下滑。”因而，投资者需要的是，衡量和预测流动性的方式。对此，Duncan的回答是，“流动性标准”。

当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大规模印钞时，该央行为金融市场 注入流动性。当海外央行向美国注入他们的美元外汇储备时，也增加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在方程式的另一端，当政府借入美元来为预算赤字提供支撑时，是在吸收流动性。Duncan说，

“当整体流动性比预算赤字大时，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趋向上行。但是，当整体流动性比预算赤字小时，流动性就会枯竭，而资产价格将趋向下滑。”

目前，根据Duncan的计算公式，今年流动性将会转向负值区域，而且直至2019年之前每年都会保持在负值区域。

这是Duncan为何警告称资产价格正处“非常危险的时刻”的主要原因。

现如今，在美国，学生债务、汽车债务和企业债务都已经陷入困境，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催生出的巨大泡沫。银行发放贷款，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不断举债。与此同时，很多工厂订单流向发展中市场，因为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这种大趋势让发展中经济体及其央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会用这些储备来对美国资产进行在投资。

Mike Dolan在路透社发表文章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在短短十年内，发展中国家所持有外汇储备的美元价值膨胀近7万亿美元，于去年中旬触及8.05亿美元的峰值。中国是主要持有者，在整个攀升过程中占据约一半的份额。发展中对美国债务的持有主要为国债和其他低风险债券。”

不过，自201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四个季度下降，降幅合计接近300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的总体降幅为5750亿美元。换句话说，新兴市场降幅中的一大半来自中国。

根据摩根大通9月12日的最新研究报告，与7月份180亿美元的降幅相比，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消耗速度加快。这种变化是新兴市场对资本外流做出的政策响应造成的。从新兴市场整体来看，债市和股市资本流动依然疲弱，成交量正在下滑。

fugue

世界经济将迎来“通缩繁荣”期

朗伯德街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黛安娜•乔伊列娃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5-10-2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572

如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报告所证，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这使人们对全球经济面临长期停滞、甚至或陷入新危机的恐惧进一步加深。事实上，中国经济疲软应该是人们对全球增长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今也有很多理由令人悲观。很多新兴市场正深陷麻烦之中。很多资产价格都处于不可持续的高位。在金融危机爆发7年后的今天，世界主要央行仍然被迫保持着紧急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同时，世界缺乏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就最后一点而言，中国让我们有理由对世界经济谨慎地保持信心。中国经济在摆脱投资浪费的同时保持约3%至5%的增速正是世界所需要的。由于石油、铜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随着中国结构调整而下滑，能源和自然资源出口国的需求紧缩。已经深陷衰退的巴西和俄罗斯，将和其他国家一同焦急等待本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可能宣布的任何经济政策。

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再平衡将收入从大宗商品生产国转移给西方消费者。到目前为止，西方家庭基本上把从油价下降和家庭取暖费降低中节省下来的钱存起来了。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但是，如今他们可以看出，油价将保持低位，消费者正开始花掉这笔意外之财。

我们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表述为我们对全球经济的预测——“通缩繁荣”，通缩指的是中国、新兴市场以及大宗商品生产国的需求逐步下滑，而繁荣描述的是美国、欧元区及英国的家庭支出逐步上升。

如果中国成功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减少投资将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中盈利性资本支出被挤出的机会降低。投资增长将在消费复苏后到来。

然而，要想让这个美好的情境实现，要么需要国际协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要么需要全球经济难题的不少部分分别得到厘清。后者正是过去一年一直在进行的事情。这种状况能否持续下去？以下是一些投资者应该留意的指示标。

首先是日本的货币政策：此前，作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经济策略的一部分，日本央行曾压低日元汇率，挑起汇率战。如今，在达成通胀目标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日本央行是否会烧旺此前自己点燃的汇率战火？世界能够期望出现的最好结果是日本央行按兵不动。如果日本央行选择加大货币刺激政策力度、从而使日元贬值，那么中国的政策立场可能会变得站不住脚。

其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是否将人民币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的决定。在拥有储蓄盈余的大型经济体中，只有中国的货币是被高估的。但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一直抵制加入汇率战。如果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中国更有可能只会让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但是，如果人民币被拒绝纳入，人民币出现更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将增加。

第三个应该留意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信心：由实际收入增加助推的消费驱动型复苏正开始显露头角。问题仍然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消费者信心的打击是否如此严重，以至于家庭将继续把大部分的额外收入存起来。

第四个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放缓迄今一直削弱企业资产负债表、抹杀利润。然而部分由于人口结构趋势有利于增长再平衡，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毫发未损。失业率激增，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不满，将让中国推进改革的决心面临真正考验。

我们的主要理由是，世界经济未来会更好。在眼下经济低迷的表象之下，很多事情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仍然有可能会出大问题。

本文作者是朗伯德街研究所(Lombard Street Research)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

fugue

人民大学：2016经济将深度下滑 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

2015年11月22日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51122/093423818012.shtml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四季度）”于11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总第36期)”今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发布题为《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

报告指出，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动荡加剧的一年。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业增速的“破6”，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增长”，GDP平减指数、企业利润和政府性收入的“负增长”，“衰退式顺差”的快速增长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风险集中释放期。

随着2季中国“稳增长”政策的全面加码，中国宏观经济将于四季度短期趋稳。但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不断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不断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的第二个底部。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及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其3-4季度开始出现。

2016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一是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二是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4大问题进行高度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经济探底与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又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

1、要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通过深入研究本轮世界危机爆发的本质以及传递的规律，来把握中国经济调整的性质和可能的方式。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2、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必有必要性。

3、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目前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2016年应当借助经济探底的契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寻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并根据该突破口来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寻找改革的可行路径。

4、高度重视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和4大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5、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率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左右，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

6、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在宏观经济探底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从明确“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目前内生性回落的悲观情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波动的核心。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

7、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

8、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防止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新一轮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线库存过高的城市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

9、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

fugue

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2015-12-29 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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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灵浩，华创证券债券分析师

来源：屈庆债券论坛

中日两国经济之间的对比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中国沿海地区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城市建设、市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已接近日本，中国在航天技术等科学领域甚至超过了日本，但是仍有许多地方落后于日本。

一、中日经济的相似点：谁是东亚经济龙头？

1、经济增长，先后成为世界工厂

说到中日经济的相似点，就不能不提到中日经济相似的崛起过程。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崛起，经历了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70-80年代的中速增长和90年代以来的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从10%下降到5%左右，最后直接降到90年代以来接近0的水平。

与日本相似，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10%的增长速度。正如日本在70年代初经历了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由高速增长落入到中速增长，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也开始由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进入到7%的中高速增长期。

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来看，在中日两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投资和出口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经济增长的奇迹。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同样依靠持续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入WTO后的出口持续高速增长，造就了连续30年经济增长10%以上的增长奇迹。

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中日两国的工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崛起时期的支柱产业，中日两国分别成为了不同时期的“世界工厂”。

由此可见，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有诸多相似之处。

2、人口，老龄化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作为东亚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日两国在二战后均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人口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成为中日两国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逐渐老去，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从90年代初开始增长逐渐放缓，21世纪后开始逐年下降。而中国由于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随着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逐渐退休，80-90年代出生的人口又大幅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开始出现净减少。人口老龄化成为困扰中日两国的一个共同问题。

由此可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中日两国都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随后，两国也相继经历劳动力萎缩，并对经济增长带来拖累。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都将成为制约两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3、汇率，如何摆脱货币贬值的噩梦？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短期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可能由市场上对于该货币的供求左右，但从中长期看，一国货币的汇率更多的是由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预期来决定的。

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元升值的预期一直十分浓烈，但由于日元实行的是以固定汇率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日元汇率在70年代前基本保持稳定。随着70年代日元转为浮动汇率制后，日元经历了长达20年的持续升值。

这个过程中虽然有广场协议后各国合力干预的影响，但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随着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日元汇率也开始逐步趋于稳定。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2年后，随着日本央行的持续量化宽松，日元开始进入新一轮的贬值周期。

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与日元如出一辙。由于2005年以前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即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升值预期浓厚，人民币汇率也一直保持稳定。随着2005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人民币也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升值。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人民币汇率也在“8.11”汇改后经历了一波快速的贬值。

我们认为，中日两国目前均处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货币政策宽松的阶段，日元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4、资产泡沫：股市风险和楼市危机并存

中日两国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也都经历了资产泡沫的累积和破灭。

90年代初，日本由于过剩资本的长期积累、金融自由化的急功近利和两次严重失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日本股票市场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证券市场也同样经历了股票价格的暴跌。而随着2012年以来日本央行持续的QE和QQE带来的大量过剩资本，日本证券市场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泡沫积累。反观中国，2007-2008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泡沫的产生和快速破灭。2014-2015年“杠杆牛市”带来的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

而两国土地资产泡沫的积累同样触目惊心。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中国土地价格则自2001年起开始快速攀升，其间虽有反复，但并未出现显著的降温迹象，泡沫仍在不断的累积中。

由此可见，在经济过热以及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环境下，中日两国都经历过资产泡沫的快速积累和破灭。

5、政府主导产业转型，能否扩大内需？

中日两国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具有相似性。在经济转型期，中日两国政府都积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出口和内需并重。1986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21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为此推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刺激国内需求，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二是鼓励对外投资；三是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无独有偶，为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在内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涉及到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以及物流业，出台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力求扩大国内消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

在转型战略和举措方面，中日两国也颇为相似。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面临的外在压力和贸易顺差，强调扩大内需，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等。1986年4月，为解决贸易和经常收支盈余扩大造成的对外摩擦，特别是为解决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本政府采纳了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书”，其基本思想是“制定国家全面的政策目标，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表示实现此目标的决心”，提出并强调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

反观中国，中国的内需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扩大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将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6、产能过剩，也曾经历过泡沫时期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很快，加之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迅速增加，1990年设备投资额高达88.7万亿日元，比1986年增加了58.6%，占GNP的19.5%。受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影响，日本企业利用金融宽松的条件，建厂房和高档设施，大型生产线等项目也纷纷上马。迅速增加的设备投资虽然推动了平成景气发展，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设备过剩。

中国在2003-2007年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迹象，包括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在内的大多数传统行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本应进行过剩产能的出清，但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产能的过剩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了进一步加剧的迹象。这直接导致了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下台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

当然，中日经济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这些。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融资方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文化和传统等等诸多方面同样十分相似。

二、中日经济的不同点，有差距才有动力

1、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还是要落后于日本

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与日本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首先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考量，2014年中国的不变价人均GDP尚不足40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

其次，从城镇化率的角度看，日本的城镇化率已超过90%，中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

第三，从最终需求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形成了消费主导型的需求结构，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已超过80%。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依然十分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从科技水平的角度看，日本无论是在研发投入方面，还是在科研人员的数量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

第五，从教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远远超过中国，日本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60%，在中国这一比重尚未达到30%。

第六，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大幅领先中国。

由此可见，中日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到目前为止，从各个角度来看，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引进来与走出去，谁更崇尚本国制造？

中日两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日本更加注重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资进入有种种限制，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

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由于严重缺乏资本，制订了引进外资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引进外资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国内市场的萧条进一步刺激了日本资本输出的步伐。截止201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5%。相对而言，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但占比依然较为有限。

3、债务，能否刺激经济增长？

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采取了激进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希望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事与愿违，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很高，财政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十分有限，巨额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截止2015年，日本公债余额/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30%。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就好得多。截止2014年，中国的公债余额仅占GDP的33%，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缺口依然很大，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

4、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谁更强大？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及监管，大量资金并不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是流入利润较高的股市楼市。同时，日本金融机构、企业法人间交叉持股，股东之间“相互持股、互相抵消”，金融机构由政府保护，企业集团由金融机构保护，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优惠、互不干涉的状态，导致整个日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集团”三者融为一体，监管职责不明、社会监督不强、约束松弛。

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支持者，为泡沫源源不断输送能量直到泡沫破灭的最后一刻，地产泡沫持续长达10年。

而中国银行和大企业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银行放贷投向和规模受到政府政策的控制。中国政府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同时，一旦房地产行业有过度投机的现象，中国政府可适时出手打压泡沫。

三、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1、中国与历史上的日本相比，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

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能得到许多不同的结论。如果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水平仅仅与50年代的日本相当；而从GDP总量上来说，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相似；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说，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相当。

而我们认为，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体，从某一个特定角度来进行比较都是片面的，无法准确的反映两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因此需要从两国的整体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综合比较。

从中日经济的整体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水平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相似。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经济规模、人口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单纯比较GDP总量和人均GDP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率是一个相对可比的指标。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与70年代日本的情况较为相似。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更大，经济转型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经济增长的韧性也更强，因此这个过渡阶段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看，中国正处在逐渐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第二产业驱动转向第三产业驱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驱动的过程中，这同样与70-80年代的日本较为相似。

第三，从人口结构来看，虽然在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90年代日本经历的劳动力人口净减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伴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中国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将显著慢于日本，由劳动力净减少转向人口净减少的速度也将十分缓慢，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依然充足，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推广、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望得到释放，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至少在中期内都将十分有限。

第四，从资产泡沫的角度来看，中国与80年代初期的日本较为相似。虽然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资产泡沫积累的迹象，但泡沫总体可控，且政府已经意识到资产泡沫的危险性，一直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政策的核心，因此中国资产泡沫快速堆积并破灭的可能性很小。

第五，从产能过剩的角度来看，中国与80年代初期的日本较为相似。中国政府在目前出现产能过剩，但尚未引发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主动化解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同样不高。

2、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日本经历的泡沫破灭与失去的二十年至少在中期内不会在中国重演。做出这个判断，我们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与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强劲，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依然较高，即使出现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通过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有限。这可以从2008年和2015年的两次股灾中得到印证。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冲击也会越来越严重，对于泡沫经济的风险同样需要高度警惕。

其次，从政府债务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依然巨大，政府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有充分的空间进行财政刺激。

第三，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的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依然相对较高，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政府进行货币宽松的空间很大。

第四，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依然控制着几乎所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远远强于日本政府，无论是在泡沫的防范还是在危机的处理方面，中国政府相对日本政府都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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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2009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进出口额再次双降

界面 2016/01/14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507580.html

海关总署表示，2015年是中国货物贸易自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较为复杂严峻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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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多地经济增速目标高于8.5%

2016年01月20日   财新网

http://datanews.caixin.com/2016-01-20/100901675.html

基于2015年的情况，各地不同程度下调2016年增长目标，但都承诺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

【财新网】（记者 张艾华）各省份陆续进入地方两会阶段，基于2015年经济增速全面下滑的事实，2016年的目标怎么定是备受关注的热点。

财新网整理了地方两会上以及会前披露的年度发展目标数据，总的来看，对比2015年前三季度各省实际情况，2016年的目标值设定普遍”收缩“。15个省份中，半数的GDP增长目标低于8%。但同时也有6个省份将目标设定在8.5%之上，虽然低于当地2015年前三季的水平，但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这样的目标看起来相当”大胆“。这些地方不仅包括中西部省份，也有天津、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

“ 和经济增长同步 ”是各地对居民收入增长设定的一致目标 ，宁夏将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5%以上，同时争取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8.5%左右和9.5%左右。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长6.9%，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长6.6%和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