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特殊利益集团固化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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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消息 2012年2月4日-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举行，年会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金融家网站全程进行报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会上发表讲话，称中国现在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努力把过渡性制度安排包装成制度创新和中国模式，试图将寻租体制予以固化。以下为讲话实录：
现在是不是坚信市场力量变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张维迎的讲话受到这么大欢迎？张维迎没有讲什么深刻的东西，讲的都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共识。张维迎的声音现在不多了，如果大家都这么讲，我想张维迎也不需要这么富有激情讲这么多话。原因何在呢？从全球来看的话，大家都看到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机出现了，就是我们讲的发达体或者市场经济主体的国家。
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一个中国模式论，产生了一个北京共识，对应华盛顿共识，就认为我们这种体制好。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否认有一个中国道路，有一个中国的模式，我是不赞成有些人把它包装成一个中国模式论。为什么我不赞成？首先我们对发达经济体，我们叫现代国家的认识深度不够。我们往往说它碰到了危机，它出了问题，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它的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种思想方法要彻底调整。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有短期利益、长期利益，有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什么叫一个好的机制？不是说这个机制不犯错误，或者说不发生危机，而是在于这个机制能不能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力量去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之后能改正。这个自我调节的力量不是靠某个智人、某个圣人，而是靠一个民众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赞同过去经典作家说的它们西方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性，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认为应该像马克斯-韦伯讲他们是一对张力，是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一种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见的手的力量，一种人更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一种人更愿意获得自由，就是我把我应得的钱拿到，我该交税的交，我自由运用我的钱，一种人更相信福利，我把税收提高了，财政的赤字搞大了，然后由政府来给我福利；一种人关注短期的经济问题，一种人关注长期的经济动力；一种人关心公平，一种人关心效率。
这些人是有不同利益、不同理念的，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不认为如果在西方，我们说的发达经济体搞投票的话，大家会赞同采取中国这种模式。尽管可能有一些左派经济学家去这么说，有些人写的书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让大家投票，我不相信他们会投票赞成美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价格要管制，注册公司搞交易要经过审批，我认为美国大部分人是不会赞同的。就像我们当年说东欧发生了剧变，是一个休克疗法，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认为如果让东欧人投票，他们不愿意回到勃列涅夫时代。这是我对西方的看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
中国的问题呢，我觉得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都认为原来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别这样一个计划体制。那么我们就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道路。中间出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总体来说这条路是走下来了。
当时留下了两个问题，是没有在思想上达到一致的。有的也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改革，就把它搁置起来，闲置起来。一个就是产权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公有制的概念。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都已经被重新解释了，但是公有制这个问题没有突破。所以在保护私人产权这个问题上搁置起来了，以至于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突出。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在经济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我们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日本的模式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就是所谓通产省这种东亚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比较容易和我们原来的体制嫁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果说完全是计划经济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寻租，政府的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如果是完全进一步改革的话，这个东西也没有。在中间这个阶段就会产生大量的盈利空间，造成很多人去寻租。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本来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现在被有些人包装成一种制度的创新，希望把它固化下来，现在争论的焦点就是这样一个焦点。其实这个争论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一直是存在着一个边界争论的问题。
第一场争议来自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当时是美国大萧条，反衬了苏联经济高速增长，那时候就有一场大争论，哈耶克是牵头的，组织世界上很多的思想家、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场争论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增长模式引发的争论。这两个都被称为非盎格鲁-亚克逊模式。
这两场争论最终是一个事实说明。第一，苏联的体制，毛泽东无非是苏联体制的翻版，它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创造极大的效率，但是它是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的，是封闭的。张维迎说是强盗逻辑，可以不用说这么尖锐，但他也不是瞎说的，就是把企业工人都变成成本中心，然后去工业化。这个名字是好听的，但是：第一，这是谁同意的？如果说全民投票都同意这么做，这是一个概念，但是没有一个民主程序保证这个事情。第二，你集中大家起来干的这个事儿有的不是好事儿，大跃进干的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个代价是不能再付了，不符合经济发展背后的价值正当性。
第二个就是日本那个东亚模式，扭曲价格，资源错配，官商勾结等等。亚洲金融风暴马上就把你完全暴露了。现在经济学界没有人再谈论东亚模式了，现在能听到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东亚模式的翻版，比东亚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东亚模式就是税收、汇率、利率，还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还没有那么多行政审批，这是东亚模式的东西，也被证明是不行的，所以历史上发生过这种事情。我想我们的改革，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纳进去，把全球的实际情况纳进去，把历史纳进去，然后再考虑中国未来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讲还是要坚信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