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之冬 -- 强权与世袭会维持多久

学天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figure/201112/c055d977-9b43-4321-9a67-43c479fd8bc9.shtml


还在朝鲜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开始遭到清洗。经过一连串的内部斗争,朝鲜劳动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于金日成领导之下。然而,分歧与矛盾只是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世界博览》刊署名行光的文章,就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避而不谈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苏联使馆送来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表示将认真贯彻到朝鲜劳动党实际工作中。但真实情况是,在第二天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朝鲜次帅崔庸健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3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党员对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他个人的崇拜现象只字不提。1956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这次会议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反而愈演愈烈。积极追随金日成的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昌满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同时他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莫斯科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这次,金日成政治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莫斯科派,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延安派向苏共中央求援1956年5月30日,参加完三大会议的延安派干部李相朝回到莫斯科后,立即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李相朝详细报告了劳动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李相朝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6月8日,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说：“劳动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劳动党内的反对派寄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上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在朝鲜劳动党三大期间及以后,延安派的金村奉以及崔昌益等一批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8月初,金日成回国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一些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个别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二号人物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作出决议：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4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会后,整个朝鲜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清洗之中,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毛泽东的态度：“跑到中国的同志必须恢复党籍。”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立即对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安抚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毛在谈话中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毛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严厉地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慌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随后,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在金日成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作出决议,承认8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果然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击,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1957年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泽东的认可。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赵素昂等。就这样到1958年底,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中朝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阅读资料1945年12月,苏联扶持金日成上台,并联合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代表许哥而以及来自南方的朝鲜代表朴宪永等,建立起了北朝鲜政权。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也很有影响力。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alextangjiayi

朝鲜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怎么看着像中国的封建社会。

学天

做为一个个体能掌控一个国家人民的情绪，不管是何种手段吧，都是很厉害的人物。要是面瓜，早被人拿下了。

学天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去世，全国痛哭哀悼的，目前能做到的也就只有朝鲜了。

之前中国毛主席、周总理的时候出现过。

henry

朝鲜金一世在中国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即开始清洗亲中派系，志愿军回国后，连志愿军纪念碑都被推倒了。从此朝鲜的课本里，再也没有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痕迹，有的只是金家三代如何威猛，三岁会打枪靶靶命中、五岁驾车英勇救人、第一次打高尔夫11次一杆进洞、用步枪一枪击落美机.....

朝鲜和后来的越南，唯一的区别就是，朝鲜没能再找到能象中国那么大方的冤大头。
据说，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时候，金一世跑到北京来威胁邓小平，说如果中国与韩国建交，朝鲜就要与台湾建交。邓小平回答：那中国就与朝鲜断交好了。邓不愧是近百年中国最聪明的治国人才。

midas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脱胎换骨，从一个落后的海岛变成亚洲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国运从此扭转。这个工业化的老本到现在还有用。大英帝国最辉煌的年代也是女王坐镇的年代。大王和世袭制度不一定不行。都要看大王的能耐和素质如何。台湾也是在蒋家王朝的治理下开始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化的海岛。蒋介石父子治理台湾还是不错的。到了李登辉年代开始就乌烟瘴气了。

其实一直到1970年后期朝鲜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中国和韩国的水平的。当时北京，上海，台北和汉城的水平远远不如平壤的水平。金日成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拿了很多好处搞得朝鲜很不错的。可是到了1990年代朝鲜就进入绝境。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锁国政策和大锅饭政策的原因。他们从1980年代开始连跟中国和俄罗斯的来往都有很大的限制。比一百年前的李氏朝鲜还要锁国。锁国政策和大锅饭政策的结果如何中国人更清楚。朝鲜那么一点的地方，最多中国的一个大城市，是否大王来管不是很重要。日本还是天皇制度和几乎世袭的政客集团，英国还是大王和几乎世袭的政客集团，印度还是世袭的领导层。美国本来没有大王谁想当大王都没办法。美国的政客们是卖花赞花。每个国家的体系都跟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蝌蚪变成青蛙的进化过程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有的时候仁慈的有能耐的大王远远比暴力的群众和政客们好的多。到底沙皇和他的官僚们仁慈还是斯大林和他的革命群众仁慈就不用说了。最要紧的是能否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自由度。黑猫白猫可以保证百姓过好日子就好猫。朝鲜的问题是从金正日时代开始经济完全垮掉了。经济垮了以后什么都不灵了。目前的欧美也是一样。他们经济垮了什么都不灵了。朝鲜经济垮的主要理由就是封锁政策和大锅饭政策的结合。中国也是砸了锁国政策和大锅饭政策以后经济就开始完全脱胎换骨了。

虎皮老猫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脱胎换骨，从一个落后的海岛变成亚洲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的国运从 ...
midas 发表于 2011-12-25 10:14

完全赞同老师的看法。对于一群人、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经济第一，大家总得先吃饱肚子再排位子吧。

henry

朝鲜六七十年代经济相当不错。这都得托中国和苏联的福。中苏矛盾之后，朝鲜不但没受影响，还因此走了大运，两边拿好处，1969－1973还有一段黄金时期，小日子过得快赶上发达国家了。苏联的情况不了解，但中国这边是自己饿得不行，还大批的援朝物资送过去。

进入八十年代，朝鲜的好日子就彻底玩完了，一面是苏联的经济江河日下，一面是邓小平主政的中国搞改革开放，不再去跟朝鲜搞这种意识形态的“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游戏。八九十年代朝鲜经济崩溃，多次要求中俄免去它的债务，似乎也没讨到好。朝鲜曾经的经济奇迹，就是这么回事。金正恩同学刚刚提出口号，经济要回到七十年代。他比他爷爷蠢太多，连七十年代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明白。


其实金家前两代是相当聪明的，绝不是漫画描绘的那么蠢。其实，独裁者大多都非常聪明，希特勒还是天才，智力远超英国当时的首相张伯伦（英国幸运的是，张伯伦就下台，换上了希特勒的劲敌人邱吉尔）。金日成利用中苏，金正日也有自己的绝活，成功地把核弹搞成了经济项目，现在朝鲜的粮食供给主要就是靠了这个核弹。

chuaxu

朝鲜六七十年代经济相当不错。这都得托中国和苏联的福。中苏矛盾之后，朝鲜不但没受影响，还因此走了大运， ...
henry 发表于 2011-12-25 11:40

    现在朝鲜的粮食靠中国还是靠核弹？

henry

现在朝鲜的粮食靠中国还是靠核弹？
chuaxu 发表于 2011-12-25 12:14

没有核弹，中国也不会给那么多，因为朝鲜半岛有了核弹，地区形势紧张，中、美、日、韩都怕朝鲜发飙，四个国家都在给。目前四方差不多是各四分一。明面上，中国现在并没有给得特别多。私下就不好说了。

学天

同意老师说的朝鲜从金正日时代开始走跌。
搞什么“先军”政策，一切以军事优先，不垮才怪。
现在的年轻金正恩又接着来这一套，恐怕在这样的年代，只能加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