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获得医学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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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承认：谁发现了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6日 14:32  南方周末微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永明

　　拉斯克奖获得者屠呦呦是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此前在国内几乎寂寂无闻，头上也没有两院院士的耀眼光环。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得她和另一位同样寂寂无闻且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大奖——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大奖。

　　拉斯克奖是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医学奖，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大奖之一。拉斯克奖设有四个奖项：基础医学奖、临床医学奖、公共服务奖和特殊贡献奖。屠呦呦获得的是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目前有超过300人次获得了拉斯克奖，其中有80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在业界向来被看作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获奖者屠呦呦已经是一个年届耄耋高龄的老人，此前在国内几乎寂寂无闻，头上也没有两院院士的耀眼光环。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2011年8月22日在科学网上的一篇引起热议的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她和另一位同样寂寂无闻且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

　　南方周末记者还了解到，在拉斯克奖公布之前，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就已经决定在9月份将“2011年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颁给他们两位，以“表彰他们分别在中药研究中按照现代科学标准，发现和证明其化学成分的突破性发现”。

　　两人的工作都是在1970年代初期做出的。屠呦呦作为中国“523”项目的代表性人物，从青蒿中发现青蒿素对疟疾的显著疗效，张亭栋作为主要人物从砒霜中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他们的成就给全球的疟疾和白血病病人带来了福音。

　　然而，他们的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国内外学界的足够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作出关键发现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个人署名的文献报告不被鼓励。而与国际科学、医学界交流的缺乏，又使得很多重要文献没有被及时引用。”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的一位资深科学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他们要对两位致以“迟到的感谢”。

年迈的屠呦呦获得了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大奖

　　越战的需要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屠呦呦在1970年代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是源于当时战争的需要。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了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美国随后便以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为中心，联合多国研究机构和药厂投入抗疟的研究中。而越南方面则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并会同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人们就已经从金鸡纳树皮中得到了药物奎宁，它曾一度成为治疗疟疾的最有效药物。二战后，模仿奎宁的基本结构合成的药物如氯喹、伯喹等也曾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但自1960年代开始，具有抗药性的疟原虫让曾经的特效药全都失去了效果。

　　按照当时的部署，“523”项目分了几个研究组，其中临床研究组赴疟疾疫区，观察先期研发出的疟疾预防药的效果；中医药组一方面查阅文献，一方面深入民间，寻找治疗疟疾的秘方和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时还在疫区就地试用观察；还有化学合成药组，与药厂合作，进行合成、筛选新药的工作。

　　1970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根据她2009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记载，当时他们共筛选了两百多种中药，并终于在1971年10月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后来又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

　　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花蒿中获得了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的《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在《化学学报》发表的《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又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

　　人们一度认为，抗疟药物的结构中必须有含氮元素的杂环才能有效，但青蒿素却完全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长期困扰医学界的对喹啉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在非洲，由屠呦呦主持研发的新一代抗疟药双氢青蒿素(商品名“科泰新”)，广泛用于抗疟治疗，被誉为“神药”。有人甚至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叫“科泰新”。

青蒿素及其化学分子结构模型。 (拉斯克奖官方网站/图)

　　集体与个人

　　由于“523”项目是一项庞大的合作研究工作，前后有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因而青蒿素的发现在过去很多年里都被强调是集体成果。

　　例如，2006年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就这样强调：“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但可以断言，从传统医药中，用现代的科技手段研制成功一种新结构类型的新药，发明证书上的6个单位中，无论是哪一个单位，以当时的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吴毓林2009年亦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表示：“虽然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从他们的字里行间看不到‘523’项目参加人员的协作奋斗，但是这改变不了青蒿素是团队协作成果的事实……”

　　吴毓林所说的“不和谐的声音”，指的是屠呦呦当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以及《科学时报》的一篇报道。后者在文中写道：“青蒿是一株救命草。找到它的人，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

　　不难理解的是，在当年的研究环境中，团组之间的研究结果强调共享，发表论文时署名也是“523”小组而非个人，这都为分辨各自的贡献造成了困难。

　　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鲁白及其同事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屠呦呦的关键作用表现在，她提出了用乙醚提取青蒿中有效成分的方法。之前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水煮法和乙醇提取都效果低且不稳定，而屠呦呦打破了提取青蒿中抗疟有效成分的瓶颈，并在公开会议上报告。其后，其他研究组才展开了类似提取。最后，屠呦呦小组的钟裕蓉分离提化到了青蒿素的晶体，对确定分子式、晶体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神奇的偏方

　　1970年代初，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张亭栋受黑龙江省卫生厅委托，到大庆市林甸县民主公社去调查当地的一个偏方。据传，那里有一名老中医的母亲得了皮肤癌，老中医使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奇迹般地治好了母亲的癌症。老中医由此开始，通过肌肉注射的方法，治愈了许多癌症病人，很多外地患者也都慕名前往。老中医的偏方是真是假？张亭栋的一番调查，引出了后来被一些学者誉为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

　　在电话中提起三十年前的事情，张亭栋感到一言难尽。他于1950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本科学习的是西医，后来转修中医，并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1971年，他带了一组研究人员，包括一名中医、一名西医、一名中药师和一名西药师来到林甸县民主公社。他们在那里看到，传说中的老中医在农村的乡卫生院里确实有二十多张床，但任何像样的检查设备都没有。

　　“他是根据什么诊断癌症呢？就是一些病人从外地转去的，有哈尔滨诊断的，有上海诊断的，有北京诊断的。”张亭栋回忆说，“我到那儿一看，他们都有诊断书，诊断的有肝癌、有宫颈癌、食道癌，这些病人都有。我问他们病情，他们都说有好转。”好转的表现就是，肝癌患者的肝不疼了，宫颈癌患者的分泌物减少，大肠癌患者的便血也减少了。

　　有一个病人看到张亭栋他们，马上就坐起来了。“你不是赵教授吗？”病人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人。赵教授感到意外：“你怎么认识我呢？”病人就说：“我上你们哈医大治我这食道癌去了，你们说不能做手术了，因为癌症面积太大了，在胸腔里头没法做，我后来听说这个地方能治癌，就上这儿来了；我喝了这个药水，现在我已经能吃饭了。”

　　所谓的药水，由三味药组成，分别是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起初，老中医把它们做成药捻，塞到淋巴结核所形成的瘘管中，以治疗淋巴结核。随后，发现该药方同样可以治疗癌症。

　　经病人一提醒，赵教授想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个病人，当时别说吃饭，连喝水都困难。他问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病人说现在不但能喝水，而且一顿饭能吃两个馒头。赵教授表示，别的病人我不相信，这个病人我相信，因为当时我给他诊断的，肯定是有这个癌症。

　　于是，张亭栋他们将病人转至县医院进行X光透视，发现食道的缝隙扩大了，食物就能过去了。虽然没有完全治愈，但是病人的生理状态有好转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体重也增加了。

　　张亭栋等人认为，既然这样，就说明老中医的药确实有效，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认真研究一番。由于研究是从1971年3月开始的，他们也就把药命名为“713”。

张亭栋发现砒霜(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血病

　　被忽视的“癌灵一号”

　　研究组的西药师叫韩太云，他把“713”做成了西药剂型的注射剂，并做了许多动物实验。而张亭栋是研究血液病的，他思考的是有没有可能用“713”来治疗白血病。

　　“713”中含有砒霜，而砒霜的化学成分是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在西方，19世纪和1930年代也曾尝试用亚砷酸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承认和推广。

　　当时，张亭栋等人采取了一个“世界领先”方法——静脉注射。尽管古今中外都有用砒霜治病，但从未有人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他们将病人分了几组，分别注射不同成分的药剂，以弄清楚砒霜、轻粉和蟾酥中究竟是谁在起作用。除了同时含有三种成分的药，他们还把砒霜和蟾酥做成一种药，砒霜和轻粉又做成一种药，相互比较。

　　结果发现，这三种药的优缺点很明显，含有轻粉的药会造成蛋白尿，伤肾；含有蟾酥的药会导致血压迅速升高，头疼、头昏。他们认为这两种药不能经常静脉注射了，就单纯使用砒霜，结果单用砒霜治疗的时候，效果仍然很好。

　　1973年，张亭栋等人在《黑龙江医药》发表论文，报道了他们用“癌灵注射液”治疗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的情况。从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明确知道起作用的主要成分是砒霜中的“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低汞)”。经过他们治疗的6例病人症状均有改善。

　　随后，在1974年至1979年间，张亭栋及同事多次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的署名撰文介绍“癌灵1号注射液”对白血病(包括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包括那篇代表性的《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其中指出55例病人的缓解率是70%。

　　然而，他们的成果直到1996年才被国际医学界知晓。那一年，张亭栋去美国参加了一次血液病的学术会议。当时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竺在大会上报告了他们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情况，并指出发明该药物的张教授也到场了。这才引起了与会人员和国外媒体的兴趣。

　　然而，时至今日，英文文献中也看不到有人引用张亭栋1970年代所发表的最原始的论文，说明医学界对他的研究了解依然很有限。

　　现在，年近八十的张亭栋仍然还会出门诊，但已经不再做研究。基于他的研究所研发出的药物已经生产了20年，中国一个厂，美国一个厂。他仍然在关心，这个药对治疗肝癌怎么样，对治疗其他更多的癌症怎么样。“应该很好地再往下研究。”他说。

　　中药的潜力

　　饶毅等人在经过对史料的研究和甄别后认为，“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能刺激国际医药界感兴趣用传统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都是从中药中提取出来的，这两项工作用事实表明了中药的巨大潜力。他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乙醚提纯、分离晶体，以及分组分做临床试验、动物毒性试验、针对特定的白血病类型等，使用的都是现代科学方法。

　　“近几年对砷的机理的研究阐述，把传统的‘以毒攻毒’的简单提法从科学的角度在分子水平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使得对疗效和适用病人群体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促进了国际科学界对砷疗法的近一步了解和接受。”鲁白等人说，“一方面，我们不应一提到是‘中医’就嗤之以鼻，认为是无用的老古董；另一方面，也不应因循守旧，死抱住‘秘方’、‘复方’不放，对有效成分及其机理不做任何探究。”

　　鲁白等人认为，两位年迈的科学家在近30年前做出的成果“堪称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医药发现”。

　　(请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支付稿费)

henry

虽然都是三十多年前的发现，但这两位之前在国内默默无闻，既不是院士也没当上官僚（其实二者同义），如果不是一场研讨会主讲人偶然介绍张亭栋，国际学术界都不知道有其人。
更有意义的是，这两项研究其实说明了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当然不是五行八卦，否则中国人几千年人体实验的成果，现代人仍然是坐拥宝山而空回。

henry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修改版）  精选
已有 58381 次阅读 2011-8-22 09:20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关键词:屠呦呦 张亭栋 青蒿素 砒霜 中药 中医

饶毅1 黎润红2 张大庆2   

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 1生命科学学院 2医学部   

摘要

1970年代早期，多数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生存而无机会开展研究。两位年轻的研究者屠呦呦和张亭栋，分别在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和揭示砒霜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历程，不乏曲折和反讽。青蒿素工作源于中国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三氧化二砷源于观察、验证和改进乡村中医的实践。虽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生命，两位研究者迄今未获国内外充分肯定，屠呦呦有争议、张亭栋基本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冷僻的杂志和一般不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基于原始中文论文、文件和采访，我们在此呈现这些发现的历史概貌。没有逃脱我们的注意，在古代和近现代中文文献及医疗实践中，可能还有尚待重新发现的珍宝。

引言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健康？在中国，有些人不认为这是问题，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药并非现代人类普遍使用药物的主要来源。

对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在现代医学进展到今天后中药意义很小，甚至毫无作用；或者，中药很有用，但中药必需使用复方，且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历史，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研究显示，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所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所确立其效果。这些药物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从而证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药物的价值。我们的结论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清晰地肯定了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大量投入支持药物开发，也有很多中国药厂从中药大量牟利，但其他中药来源药物迄今并未超越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所创造的对人类健康的价值。

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历史、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能刺激国际医药界用传统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当很多中国药厂或者因为不知道、或者急功近利而不循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已经证明成功的道路，而继续用化学不确定、适应症不明确的中药获得大量收益的时候，这也是警醒它们认真努力试图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中国国内和国际对中药的努力可能将中药带到一个新的时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主角

青蒿素发现于大型研究抗疟疾药物的“523任务”中，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发现于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最主要贡献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

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与其他几位中医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道被召集加入“523任务”。

张亭栋出生于1932年，19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60年代曾参加过西医学中医的培训班。

文化和工作背景

需简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有助于理解这两项工作的特色和重要性、为什么是屠呦呦和张亭栋等人作出发现，而不是年资更高的人，或受过较好的西方科学训练的人。

本文区分中医理论（Chinese Medical Theories，CMT）和中药（Chinese Medicines， CM)，而避免使用常见的中医一词（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因为我们认为用后者不能明确药物与理论的区别，而目前虽然可以清晰地讨论药物，但对CMT的争论还会存在。

中药研究的早期著名工作，是陈克恢（K. K. Chen）进行的。他曾于1920年代初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研究中药成分、特别是麻黄素的功能。陈克恢到协和以前，曾留学美国获得很好的科学训练。在协和后他又回到美国，在学术界和药物工业界，特别是药理学界，陈克恢蜚声国际。

1950年代后，中国和西方隔离二十多年。在北京工作的屠呦呦和哈尔滨工作的张亭栋都不可能有类似陈克恢的科研背景。他们在从事关键发现的工作条件也远非理想。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了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阶段，狂热追求极左意识形态的同时践踏知识和文明。有些中国人把人斗人的劣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有西方经历和西方科学训练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分别被认为是“特务嫌疑”、“反动学术权威”、或“白专道路”。有些甚至被批斗致死，有些因不堪羞辱而自杀。例如，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是从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杀。文革中，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关牛棚，更多的被“靠边站”。

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很多人还无所事事，甚至每天工作时间主要活动是看只有一张（4版）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班下棋、打扑克、织毛衣都非罕见。许多科技书籍进了废品收购站。全国的中学多年无“生物学”课程，而改装成《农业基础知识》，目的是教学生种田、养鸡、养猪、养牛、养鱼。

中国直至1980年代以前，科研经费和科研课题一直极少。1950到1960年代，中国由于国防的需要曾强力支持和成功地研制“两弹一星”（星的计划以导弹和太空计划持续至今）。十年文革期间科研经费更少，也不可能得到“两弹一星”同等的国力支持。抗疟研究的“523任务”是一个，它导致了青蒿素的发现。此外，因毛泽东的疾病（虽然不清楚他本人是否知道），在1970年代曾设置几个全国性研究课题，如各地都有的“气管炎办公室”，也大量收集过中草药方剂。

应该指出，文革中有几年相当大量的科学刊物完全停刊。在极左思潮主导下，中国的所有文章（无论是论文还是报刊上的文章），除了毛泽东的出版物和马列经典外，有段时间几乎都不标明作者，特别是个人作者，要么不标作者、要么用集体作者（如“青蒿素协作组”、“胰岛素合作组”）。不标明作者对以后确定科研工作的功劳带来较大困难，这也是青蒿素成就归属有争论的原因之一。为了平等而取消标明作者，带来其后更多争论，颇具讽刺意味。

在现在看来荒谬的极左时代，有些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措施，并非完全无效果。比如，受教育的人被迫到农村，被农民邀请做老师（虽然这不是决策者的本意），从而提高对农村的教育水平有所贡献。毛泽东曾明确要求城市的医生到农村为农民看病。“巡回医疗队”因此而组成，有助于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和本文有关的是，巡回医疗队导致了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即使今天，如果更加尊重人们的自愿，这类措施仍能起较好的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重要的发现，说是奇迹不算很夸大。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起效快，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其他所有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治疗了很多病人。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

不少人知道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据说（但笔者未见资料证明）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当然，今天的公开秘密是中国曾有几十万军人援助越南抵抗美国，虽然以高射炮兵和工程兵等形式。我们所见的正式文件，参与的主要是一些司局级官员，基本未见部级及其以上负责人出现。其正式组织成立于国家科技委员会与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开始的一周联合会议“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那是文革中开会都怕找不到安稳地方的时期。组织有统一的领导（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国家科技委员会等），其协调办公室一直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起了作用。

但是，青蒿素的发现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523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中药部分，不同研究小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Dichroa febrifuga)。张昌绍等于1940年代曾对常山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和同事于1943年报道用常山的粗提物治疗疟疾病人，1945年报道常山所含三种生物碱在鸡的疟疾模型上有作用，1946报道常山碱B（dichroine b，后称dichroine b）在鸡虐模型的抗疟作用，1948年报道常山提取的常山碱g （dichroine g）, 常山碱b（dichroine b）,常山次碱（dichroidine）和喹唑啉（quinazolone）具有抗疟作用, 1947年和1948年确定所有这些生物碱的分子式。“523任务”再次考虑和研究了常山，但遇到同样问题：虽然抗疟作用强，呕吐的副作用也很强，未能克服而不能推广应用。但是，研究常山的路径和方法，基本也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方法。

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有808个中药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到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1971年初，余亚纲从抗疟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研究小组后来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到40%。应该附带指出，有些古书曾记载热水煮青蒿用于治疗疟疾，这种不可靠的记载妨碍了发现中药的真正作用。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容成功地获得结晶“青蒿素II”（后称青蒿素），屠呦呦于1974年2月份在中医研究院召开的青蒿座谈会（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共同参加）上提到了青蒿素II的分子式。从明确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黑色胶状物，抗疟有效组分）的抗疟效果到获得青蒿素（白色针状结晶，抗疟有效单体），从而确定了抗疟分子。

屠呦呦研究小组成员还与其他研究组合作，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其结构。这些研究小组发现青蒿素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在1972年获知屠呦呦小组青蒿粗提物有效的信息后，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分别获得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 “黄蒿素”（云南）。1974年初，北京的青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初步被认为相同的药物。

很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她的研究小组其他成员有重要贡献。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医研究院曾学习云南和山东的青蒿素提取工艺。在中医研究院用自己提取的结晶做临床实验结果不够理想并发现毒副作用时，云南药物所罗泽渊等人提供的结晶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人明确其对恶性疟尤其是脑型疟有效。而现在使用较为广泛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的衍生物则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李英等和广西桂林制药厂刘旭等于1976年后多年研究的结果。

本文集中于一点：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希望其他历史学工作者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让人们知道“523任务”组织者和其他主要贡献者的工作。

三氧化二砷和张亭栋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

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有砒霜、砒石、雄黄、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西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曾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接受。  

在巡回医疗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1971年3月，韩太云将它们改制水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对某些肿瘤病例见效，曾在当地风行一时，但因毒性太大而放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与韩太云合作继续此工作。1972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主要集中做白血病，而不是无选择地应用于很多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分别检测“癌灵”的组分，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肾脏毒性、蟾酥带来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后两者无治疗作用。

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报道他们用“癌灵注射液”（以后也称“癌灵1号”）治疗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他们明确知道主要用了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氯化低汞）”。经过治疗，6例病人症状都有改善，其中一例为慢性白血病发生急性变的患者也有效。该文还提到还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效果。

1974年，他们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哈医大一院检验科署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发表“癌灵1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对17例白血病的疗效观察”，总结从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对不同类型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发现“癌灵1号”对多种白血病有效、对急性白血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1976年哈医大一院中医科曾撰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五例临床纪实”，介绍5例经治疗后完全缓解的患者的诊治过程及各种临床表。

1979年，荣福祥和张亭栋在《新医药杂志》报道“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发表他们当年的第二篇论文，在《黑龙江医药》，题为“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结他们从1973年至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共55例。其中1973年至1974年单用“癌灵一号”治疗23例，1975年至1976年用“癌灵一号”加其他中药和少量化疗药物治疗20例，1977年至1978年用“癌灵一号”加其他中药和加少量化疗治12例。对每一个病例，他们都根据血象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率70%，12例完全缓解，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们还用十倍于成人的剂量，给12只家兔注射“癌灵一号”，未见心、肝、脾、肾毒性作用。如果说，1973年的论文是他们发现“癌灵一号”的开创性论文，1979年这篇就是张亭栋等有关 “癌灵一号”的代表性论文。

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1）张亭栋等是否确切知道治疗癌症的作用来源于“癌灵一号”，而不是同时使用的其他中药和化疗西药；2）他们是否意识到“癌灵一号”的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而无需汞；3）他们是否知道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

这三个问题，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以看到张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1）有三例病人（一位成人、两位儿童），单纯使用“癌灵一号”，不用其他中药、不用化疗西药，也显示疗效，其中当时儿童存活已经4年，成人已存活9个月。在使用其他中药时，他们也指出其他中药并非治疗白血病、而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2）在第11页，他们指出“癌灵一号”之有效成分为三氧化二砷；3）在第10页和第11页，他们两次明确指出对早幼粒型白血病效果最好。

可以说，到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清晰地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法国-美国-英国FAB分型的M3型白血病，也即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

198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 （文章最后注脚标明 指导：张亭栋；执笔：李元善，胡晓晨；参加人：李明祥，张鹏飞，荣福祥，孙洪德，李会荣，吴云霞，检验科血研究室）在《黑龙江中医药》发表“癌灵1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73例临床小结”，报道“癌灵一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1982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座谈会上，张亭栋、李元善交流了“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实验研究—附22例完全缓解分析”和“98例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型与临床疗效探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他们1972年以来治疗的81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分析其中完全缓解的22例。他们指出，完全缓解的22例中，7例为M2型，15例为M3型白血病。他们也再次指出“以M3型效果尤为显著”。1985年张亭栋等撰写“癌灵1号（713）注射液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1991年在《中医药信息》杂志，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荣福祥、王钦华、李金梅、冯秀芹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长期存活16例报告”，应该是延伸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的文章。他们报道从1974年到1985年以“癌灵一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19例完全缓解，16例存活超过五年。

1992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作为“经验交流”，实质相同于1991年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英文文献基本都引用这篇文章。该文同1991年论文一样都是中文，内容不过是1991年论文的简介，而实际发现最早发表于1973年，到1979年已明确了对APL的作用最好。而1992的论文在本质上与1979年的文章无差别，既没有改变所用的药物成分、也没有改变适应症。可见国际同行对于此一重要发现的年代毫不知情。

张亭栋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亭栋等当时的研究没有设置同时对照。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对照的规范，还是觉得不能用不治疗作为对照？1982年，张亭栋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评论，显示他知道医学研究的规范，但他指出“对于较严重疾病的患者建立对照组，即使是建立无害的‘空白对照’，也是不允许的，只能用平素认为较好的疗法与新疗法来对照观察。而对于某些‘绝对’的治疗也可以不必选用对照组，如对急性白血病或其他恶性肿瘤等”。张亭栋这种说法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不会接受，但其道理很清晰。

张亭栋的临床实验设计与同期的国内外研究相比如何？1973年法国Bernard等用柔红霉素的新疗法是与过去疗法比较。1983年到1986年国外的几个病例，也都无对照而发表，它们是：美国Flynn等（1983）、瑞典的Nilsson（1984）、荷兰的Daenen等（1986）、美国的Fontana等（1986）。人们熟知的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对24位病人的报道，也未设对照。所以，张亭栋等在1973年到1979年的工作，并不低于同期国内外临床研究的标准。

中医理论（CMT）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复习这些文献，看不到中医辨证分型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意义。比如，他们谈到对急性白血病的中医分为五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对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虽然也待证明。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他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确切。有趣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年的第一篇论文完全没谈中医理论，而其后发表的多篇论文含中医辨证分型。奇怪的是，虽然他们说治疗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但他们直到1996年才完全放弃轻粉（氯化亚汞）。是他们考虑了中医理论、还是不愿改已经证明有效的药方？

诚然，未能证明中医理论并非否认中医理论，但是，从这两个药的例子中我们尚不清楚中医理论对中药的科学研究是否必需。

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中比较凶猛且易致死的一种。1973年，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Bernard等报道他们自1967年以来用西药（daunorubin，柔红霉素）治疗APL的结果。此后蒽环类抗生素(anthracycline，包括柔红霉素)和阿糖胞苷（cytosine arabinoside）的化疗方案成为世界上治疗APL的主流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三氧化二砷（As2O3）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APL。

1983年，Koeffler 总结了多种化合物（包括维甲酸）在体外细胞培养对人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作用。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Flynn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病人，缓解了白血病、但病人后因其他缘故去世。1984年，瑞典Lund大学医院内科的Nilsson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荷兰的Daenen等报道用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1986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Fontana等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一例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式维甲酸治愈一例5岁白血病儿童。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全反式维甲酸（合并其他化疗药物或单独）治疗六例APL病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血液》杂志发表论文，总结他们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24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这篇论文使全反式维甲酸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APL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霞、向阳、王晓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例APL，完全缓解率达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其中雄黄含硫化砷(arsenic disulfide)。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叶、胡龙虎、施福东、邱凤琴、洪珞珈、韩雪英、杨惠芬、宋颖昭、刘艳平、周晋、金镇敬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1992年至1995年用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130例APL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72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复发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交叉耐药。

1996年8月1日美国《血液》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耕、倪建华、仲豪杰、Si GY、金小龙、唐玮、李秀松、熊树民、沈志祥、孙GL、马军、张鹏、张亭栋、G Claude、陈赛娟、王振义、陈竺的合作论文，报道陈竺、王振义、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开创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原文笔误“张亭栋”的名字）在《中国血液学杂志》报道对于一例反复发作三次的APL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年存活。

1997年《血液》杂志发表上海的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李秀松、熊树民等论文，他们用纯三氧化二砷治疗15例APL，其中10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的完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美国纽约的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给常规化疗后复发的12例APL病人使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其机理可能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NEJM文章导致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起到了此前20多年中国医生在中文杂志上未能起到的作用。

迟迟未至的认同

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

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位科学家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我们在研究青蒿素历史过程中读了中国有关部门没有费时研读的材料。矛盾和不清有多个来源。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蒿素的研究矛盾不断，有不同研究小组之间矛盾，也有研究小组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屠呦呦作为研究小组负责人仅为“实习研究员”，文革后才晋升为副研究员。

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在此，文革的阴影很明显。常规科学实践中（无论是彼时的西方还是现在的中国），屠呦呦在1972年3月不一定要在发表论文以前在会上共享结果，而可以先发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后在共享。她的研究小组也应该会先发表钟裕容纯化获得青蒿素晶体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应该建立屠呦呦小组的发现优先权。而实际上，起初她们在关门会议上报告，等到1977年才发表第一篇中文论文，而且还是以“青蒿素协助组”的集体笔名。英文论文更滞后到1982年，用“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的集体笔名。这样埋下了进一步争议的伏笔。

当然，如果按现在作者先发表论文再与他人分享的常规，争论会少很多，容易为作者评功。不过，这样对有些病人并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发了论文，其他课题组才能用药，有些病人那时就不可能及时用药而无治疗机会、甚至可能因此丧生。

从多个来源的信息提示，屠呦呦突出自己作用时未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包括她后来的出版物引用文献时，将他人的名字省略、自己的名字前移，也为 “523任务”其他参与者所诟病。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未受中国的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基本继续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于矛盾。他的研究小组，有人（孙鸿德）提出过专利争议，但时间比较晚、且未获法庭赞同。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到，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他工作地点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未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程度的可能性。

1998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陈国强、陈赛娟、王振义、陈竺在专题笔谈中介绍“自70年代初期，哈尔滨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哈医大）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三氧化二砷（简称氧化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有效。近两年来，我们与哈医大合作，应用氧化砷注射液治疗对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常规化疗药物耐用的APL复发病人”，肯定了哈医大的工作。

但几乎所有英文文献作者似乎都不知道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引用的文献不提他的名字。而且，几乎所有英文文献并不知道张亭栋早在1973年到1979年就已经发表论文，报道他们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很多英文文献，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文献以及国外学者的文献，都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发现引用成1992、甚至1996年。例如，重复中国结果、也非常有助于将中国发现推到世界的1998年Soignet等的论文，在摘要中说中国有两篇报道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文章，在引言中称中国最近有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引起APL完全缓解，然后引用了孙鸿德等1992年《中西医结合杂志》的短篇“经验交流”、张鹏等1996年《中国血液学杂志》、沈志祥等1997年《血液》等论文，而未引用张亭栋发表于1973和1979的文章。

1996年《科学》记者对三氧化二砷的介绍，虽然介绍了张亭栋，但说他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

张亭栋本人很少发表英文论文。2001年，张亭栋和陈国强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他作者为王铸钢、王振义、陈赛娟，通讯作者为陈竺）在国际期刊《癌基因》发表论文，介绍三氧化二砷。在引言中，他们称最近发现三氧化二砷对APL的作用，引用陈国强等1996年《血液》论文。在正文第二页内，说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始于1971年，但未引用文献。号称治疗了一千多不同癌症的病人，观察到对几种癌症的作用，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瘤、食管癌、和特别是APL”，但也未引用文献。然后，文章说对APL作用的初步报道于1992年，也是引用孙鸿德的“经验交流”。这样，张亭栋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英文文章就未引用自己1970年代的几篇文献，全部淹没了自己在1973年和1974年公开发表的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疗效、和1979年明确提出对APL疗效最好的发现。

2002年朱军、陈竺、Lallemand-Breitenbach、de The等在《自然综述癌症》介绍砒霜治疗作用时，在插图中显示了1970年代张亭栋的里程碑工作，但引文是孙鸿德等（1992）和张鹏等（1996）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孙鸿德文章下注明它“证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作用的第一篇论文”）。

因为1992和1996这两篇文章是中文文章，而且它们未引用1970年代的文献，所以，国外学者即使请人翻译这两篇的全文、也不能从中知道原始文献。

王振义和陈竺2008年在《血液》杂志综述APL研究进展，对于三氧化二砷对多种癌症的治疗，引文为朱军等（2002）的文章。对三氧化二砷治疗APL引文为孙鸿德等（1992）、以及张鹏等(1996)、陈国强等(1996)、沈志祥等(1997)、牛等(1999)。

因此，张亭栋的作用和发现年代，在国际上几乎不为人知。

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的意义

中国和世界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人们必须研读中文文献，可能还需透过几层迷惑，才能发现哪一个药是针对哪一个疾病，正如屠呦呦和张亭栋在1970年代所做。

直接提示我们的是：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三氧化二砷是否确实还有其他治疗作用。因为张亭栋和其他中国研究者曾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多种癌症，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淋巴肉瘤等。比如，方锦声等1981年在《江苏省医学科学情报所》总结其对42例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作用，“癌灵一号”加外科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42%，其中5例生存超过5年，而单纯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8%，无超过5年者。1988年李元善、张亭栋、王兴榕、刘旭在《肿瘤防治研究》报道他们在体外细胞培养观察到“癌灵一号”对肝癌细胞系的作用。

间接提示：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会有更多发现。比如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制造和推销的一些药，如果经过严格检验和研究，可能会更明确适应症、有更好疗效，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研究 “523任务”的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少，是取得了我们大家不熟知的成果，还是结局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所裨益。

如果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广泛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们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更不应该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很多人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包括“523任务”组织者，也包括云南的罗泽渊，山东的魏振兴，广东的李国桥，北京的李鹏飞、梁丽，上海的吴照华、周维善和吴毓林等。屠呦呦研究小组的钟裕蓉、余亚纲、倪慕云也有重要贡献。解放军战士、农民是早期临床疗效的志愿者，而那时志愿的程序不同于现在。

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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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k

向不逐名利的先驱们致敬！

hubaermi

刚好前两天看到这个相关的，转几条微博评论，

@钱钢-香港大学：81岁的屠呦呦，因40年前发现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我特别感慨，她是一位中医药研究者，当年她在实验中陷入困境，最后遍查古籍，在1700年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线索。她的发现，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让我们向她致敬！

@稚普：方疯子所提及的中医加热方式破坏青蒿素导致药物失效，实际上也是无稽之谈。《本草纲目》原文中，已经收录东晋《肘后方》中青蒿治疗疟疾的用法“用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之。”

@珍藏已久 耻辱啊，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1970年间的屠呦呦的伟大祖国的太医们，给了你们1700年的时间，居然没发现用白酒泡青蒿就可以治疟疾。 害得200年前的康熙还得吃洋人施舍的金鸡纳霜才留下一条小命。耻辱啊！

hubaermi

致敬！
Salute!

fugue

更有意义的是，这两项研究其实说明了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当然不是五行八卦，否则中国人几千年人体实验的成果，现代人仍然是坐拥宝山而空回。

每个人的认识肯定都是很有限的，于是一旦固执于某个立场或者角度，而不是尽量敞开心扉尝试不同角度和高度去了解世界的话，很难说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例如，如果一个人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洗了脑，认定了世界就是由直线组成的，那么当他看到世界上充满了曲线的时候，他用他的直尺怎么也无法测量这些曲线的长度，最后不得不痛苦地说：怎么世界是由这么多错误的直线构成的呢？

我不是学医的，不敢说自己真的明白中医的精髓。不过我还是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医等等的理解，就当“弄斧到班门”——求批评指教。

为什么我想谈这个话题，其实和投资有关系。我现在认为，老师交给我们的宏观视野，不仅仅是投资的方法，更是实事求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每天，我关注着全球上百个市场的变动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真真切切，深刻的领悟到世间万物那样系统、紧密的富有生机的联系。执着一个局部就企图以偏概全的对全局做结论是不合适的。正如很多投资外行只盯着一个市场的价格走势，用尽各种高深数学公式，弄出各种指标那样。

盯着全球市场，我突然明白了易经、中医（当然是我自以为是的）。然后开始阅读经典古籍和向高人求教，深感中医的美妙。以前古人讲“五术”，即：命、相、卜、山、医。事实上，只懂中医本身的话，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要真的领会中医之妙，五术中的其他门类也是需要通晓的。正如宏观投资，只懂一个市场的人其实就是啥都不懂。真的懂“五术”的中医可谓濒临灭绝。现在很多号称中医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中医，也是造成大家误解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因。说一个好笑的例子：现在好多搞针灸的，乱七八糟弄些什么“电针”之类的东西，美其名曰现代科技。这个做法其实表明他们根本不懂针灸的原理，以为针灸只是刺激一下穴位那么简单。估计他们根本没有读过，哪怕一遍《针灸大成》，更不要说读懂了。

西方科技那套把世界割裂开来，然后做拼图游戏的哲学现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事实上，世界最重要的性质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基本构建元素。就如同一盘棋局与棋子是玉石做的还是木料做的关系不大一样。

西医植根于现代西方科技，用西医的思维方式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区分一个活人和一头死猪。其实，说穿了，西医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定义无穷多不治之症的名字；还有就是，人体什么地方有问题就割什么。这背后的原因就不展开了。

“找到一种特效药，治一种病”，这种思维属于西医，而不是中医。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即是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用什么方法都要看具体情况，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医讲究的是“治症”，而不是“治病”，也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意思（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神奇的故事发生）。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笨办法也能用，那就是个体差异不大的时候。其实在中医看来，治病的药根本不缺，就连《神农本草》里那几百种药大多数情况下用到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本草纲目》简直就是个大杂烩，太多了。

总之，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中医就如全球视野、宏观投资，西医就像盯着一个市场玩技术指标。更多关于哲学、中医等等内容就不展开了，这里只点到为止。

所以，我回这个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表达一个观点：如果在一个错误的框架下来运用这次的发现成果的话，很可能以后又会发现这个药不灵了。就像以前的金鸡纳霜、青霉素等等。哪一个新药的发现当时不是被赋予“伟大发现”的称号？可是最后经过很长时间之后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中医的希望恰恰在于回归自己的根本，而不是进一步迷失自己去杂交些怪胎出来。并不是新东西就是好的，现不现代化那不是评判事物好坏的标准。医的作用是解除人们的病痛，养生保健，让人们生活得更健康幸福。而不是走上歧途，被人利用来成为榨取钱财的工具。

我是外行，认识很有限，按理讲我不该随便乱讲。不过我在努力学习，所以斗胆发表点学习中的心得体会，请专家批评指正，帮我进步。

leonzhou

...我现在认为，老师交给我们的宏观视野，不仅仅是投资的方法，更是实事求是认识世界的方法。 ...
fugue 发表于 2011-9-18 21:10

说的好，就是这样的

henry

回复 8# fugue

多谢。对这样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不敢苟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现代中医如果只是把这些停留在哲学层面，那中医的继续衰弱是无可避免的，这不是谁的决定，这是市场的选择。

windflower

回复  fugue

多谢。对这样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不敢苟同。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现代中医如果只是 ...
henry 发表于 2011-9-18 21:31

同意henry.
我觉得古代的中医很简单, 就是理论加实践. 实践很重要也很危险, 所以神农尝百草而死于尝百草. 理论只是一种人们在有限知识下的一种尝试, 正确的就保留, 错误的就抛弃. 现代的西医也是一样. 理论加实践. 这个理论就是化学,生物学, 解剖学. 实践就是各种药物实验, 各种医疗实践.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古代的中医就是现代的西医. 把同一种东西故意说成两样东西, 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
现在很多所谓的中医把"中医"当成牌位供起来不能摸不能碰. 把一些明明已经被实践验证为错误的理论包装得玄而又玄, 拿出来忽悠人骗钱. 这是属于无耻的表现. 还有另外一些人一股脑的污化中医中草药, 对中医一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很多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医中草药全盘否决. 这是属于无知的表现.
如此多的无知与无耻恰恰说明中华文明断裂的教训是惨痛的. 如何实事求是的继承与发扬是一个大课题.

water

现实残酷，所以催人进取。日韩的中药规模在国际上虽然大，在此不敢妄评其研究的水平高低，其行为也只能算是市场的宣传者，比较普遍的称谓叫汉方。无论其人才的底蕴，涉及面的广度，还是原料的提供，都不足以支撑未来真正启动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国内中医高手云云，不少都是在民间，只是缺乏施展的土壤---研究机制、管理机制、创业机制，包括有力的国际规则订立的影响机制，这需要务实的做事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做官态度，官场的态度与作为，将直接影响中医事业的广度与深度。市场的需求，如同时尚，都是跟随强者，当自身力量够强，人们自然溯本求源。

游牧京城

好精彩的评论

游牧京城

同意henry.
我觉得古代的中医很简单, 就是理论加实践. 实践很重要也很危险, 所以神农尝百草而死于尝 ...
windflower 发表于 2011-9-18 22:30

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例子貌似只是中医的方向之一，把中药在偶然因缘下西用，甚至更多程度上可以算是西医的尝试吧。为何古人会找到这个药方？尝试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中医中病有病理，药有药理吧。
中医的理论根源之一黄帝内经上其实把中医的东西说得很明白，首先人要懂得身体的道理，只有懂得中医提倡的哲学之后才能懂得身体的道理。简而言之是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心才引起的疾病。至于今天好多人把中医说得很玄并非因为中医是天生骗人的，而是因为那些乱说的人是骗人的。个人觉得中医的道理确实很深，而且并不是独立的学科，从上层来讲，确实是与中国哲学相通而出现的。而后才有病理和药理。然后尝试才有方向和成果。
并非说西医不好，西医注重现象和实证，这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西医总体而言就是“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医则偏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并不是绝对这么区别，但是就像身心合一的境界对人的心灵和身体都极有好处一样，医学也许等到上下合一的时候，才能让医学真正去呵护人类，而不是等毛病出来了再给来上几下，至于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其实中国的好多东西都是被误解，老祖宗从未说过不许发展，不许延伸，但是就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很多儒生貌似尊崇孔夫子，但都是孔夫子的罪人，道教亦然。老子让道家的人参与政治过？只不过是好多门人们根本就没能力消化掉开创者的一星半点，却很着急去运用宣传，才造成的今天的局面。并非是智者的智慧不对，而是误解者甚至曲解者的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