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许崇智：只差一步成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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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智：只差一步成枭雄

作者：许仁之/口述 龚选博/整理     发布于：2007-12-19

      上海市区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交叉处的一座小院里，有栋风格古朴的小楼。虽然已略显陈旧，但从地理位置、典雅外观和考究结构可以看出，曾经的主人应该不是寻常之辈。沿旋转楼梯走上楼，就到了许仁之的住处。许仁之的名字知者不多，但他的父亲许崇智却是国民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这栋楼曾是他们的家，现在除了许仁之与儿子一家，同住的还有五六家已经相处20多年的邻居。许仁之今年已经87岁，言谈却依然彬彬有礼、逻辑连贯，甚至偶尔冒出几个英文单词。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缓慢讲起了父亲许崇智。

青年时期的许崇智

开国元勋

1887年，父亲许崇智诞生在广州高地街上的许家大院里。许家是当地的望族，曾是广州第一大盐商，历史上人才辈出，甚至被称为“广州第一家族”。不过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和人口膨胀，到了祖父这一支已然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境。

父亲3岁丧父、8岁丧母，在童年时期尝够了悲苦。他和叔父许崇仪是一对孤儿，成了整个家族最穷的人。1901年，父亲得到叔祖父许应（时任闽浙总督）帮助，跟叔父一起前往马尾船政学堂就读，第二年即以“优异生”身份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阎锡山、张绍曾等都是同期的同学。当时适逢孙先生在日本宣传革命，父亲深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影响。后来证明，这个时期的思想启蒙影响了父亲一生的政治道路。上海市区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交叉处的一座小院里，有栋风格古朴的小楼。虽然已略显陈旧，但从地理位置、典雅外观和考究结构可以看出，曾经的主人应该不是寻常之辈。沿旋转楼梯走上楼，就到了许仁之的住处。许仁之的名字知者不多，但他的父亲许崇智却是国民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这栋楼曾是他们的家，现在除了许仁之与儿子一家，同住的还有五六家已经相处20多年的邻居。许仁之今年已经87岁，言谈却依然彬彬有礼、逻辑连贯，甚至偶尔冒出几个英文单词。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缓慢讲起了亲许崇智。

1904年父亲毕业回国，正逢清朝政府编练新军，他也加入其中。虽然年仅18岁，但他老成持重、能文能武，竟然担任福建武备学堂总教习，成为军事学堂的总统领。国民党元老邹鲁曾在《中国国民党史》中称赞父亲：“那时，他富于革命思想，年龄最轻，而天才开展……遂于教授军事学术之余，灌输各学生以革命思想及理论。”

参军后，满腔爱国热血的父亲便投入当时一系列重要起义。1906年，父亲正式加入孙先生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汉打响，当时身在福建的父亲也组织新军响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编福建第一师为全国陆军第14师，父亲由于突出战功被任命为14师师长、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即参加，他是国民党无可争议的开国元勋之一。1917年，他又随孙先生南下广州，主理军事事务。1919年10月孙先生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父亲统帅的粤军全体加入，成为最早的党军。

从回国直到1925年，父亲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因为在战争中屡建战功，他也堪称当时国民党最年轻的统帅之一。所谓“少年得志”，父亲在30岁以前便以极少的失败经历和顺利的军事前途确立了自己在革命党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粤军统帅，他也在广东成为一方英雄。

忠实追随

许崇智和家人在一起

     若说有谁对父亲政治道路影响最大，孙中山先生当之无愧。孙先生对于父亲更像一位导师，用言行启发着他的思想，引导他的政治道路。孙中山曾给父亲题过一幅字，“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汝为同志屈。”其中的意思，就是告诫父亲不要因为时势不利而急于求成。

其实在那个群雄并起、政局扑朔迷离的时代，手握兵权的人是最强势的，他们若想为个人牟取权力并不困难。但父亲却保持难得的忠诚，无论时局如何变化，都始终追随孙先生。父亲所领导的粤军，当时几乎是孙先生政权唯一可凭借的坚实军事力量。而孙先生在军事上也十分倚重父亲的才能，自从粤军成立之后，他便一直把父亲当作是左右手，视粤军为主力军。陈炯明叛变的时候，孙先生被困永丰舰，父亲甚至是他获救的唯一希望。

许崇智和家人在一起

父亲特别敬重孙先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孙先生的政治主张确实符合时世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孙先生的个人魅力让人为之倾倒。我清楚记得，当时父亲把孙先生的照片和题字都挂在客厅里。而且家里有许多他的照片，直到现在我们家还留着一张。那时，每到孙先生的生日和忌日，我们全家都要拜，还要行礼。有件事我至今难忘，一次在上海家中，我、大哥、二哥跟父亲一起打乒乓球。我当时不知怎么忽然想起客厅里孙先生的照片和题字，就随口问道：“那上面写的‘孙文’真是孙先生亲笔题的么？！”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勃然大怒，重重把拍子砸到案上说：“你是什么东西，‘孙文’两个字也是你能叫的么？！”吓得我们都一句话也不敢说，球也不敢打了。那之后一段时间，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骂一顿，骂了我整整一个月。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孙先生在父亲心中的地位，这种感情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

脱下戎装后的许崇智

养虎为患

1925年3月，孙先生在北京逝世，6月，桂军刘震寰部及滇军杨希闵部与吴佩孚、陈炯明勾结，移兵广州，企图推翻革命政府。遭遇国丧的父亲悲痛至极，也促使他斗志猛增。他率领东征军会师广州及广九沿线，得到广东工农群众的协助，全歼刘、杨的军队，取得大捷。此时的父亲受到广州军民的欢迎，据说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数十位军政要员大排长龙，在天字码头为他接风。这时父亲步入他人生最鼎盛的时期，从国民党总部军事部长，一跃至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军事厅厅长，成为国民政府5名常务委员（胡汉民、林森、谭延垲、汪精卫、许崇智）之一。但五常委中胡、汪包括我父亲都万万没想到，当时连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日后在战争中让他们吃尽苦头。

蒋介石的发迹，是借助父亲这棵大树开始的。早在中华革命军时，他们就成为拜把子的兄弟。1920年父亲任军长，安排蒋介石任粤军一师参谋长，从这开始蒋才得以跟孙先生接触。但是参谋长只是首席军事幕僚而无兵权，蒋的野心岂止是做个“诸葛亮”？父亲对蒋介石非常信任，一直很提拔他。1923年父亲担任粤军总司令，提升蒋为参谋长，两人更加亲近。听说当时蒋每次见到父亲，必立正敬礼，口称“总司令”，并且曾表白“我是你的最忠实的下属，海枯石烂、此心不变”。蒋对我们的家人也备加照顾，每次见到小孩子，必会抱起以示慈爱。因为父亲对于孙先生一直忠勇，以为蒋对于自己也是如此，不仅对蒋推心置腹，有时还会迁就他，甚至向各将领宣言：“服从总司令，就要服从总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或蒋介石印章，都同样有效。”连最后的防人之心都解除了，终至养虎为患。

当时我们的堂叔父许崇灏和许崇年也在粤军，他们对蒋早有警惕，时常在父亲身边提醒他注意。许崇年常与蒋发生争执，甚至还动过手，但蒋却“能屈能伸”避过锋芒，忍却一时之气。建立黄埔军校，父亲推荐蒋作校长，叔父崇灏深知蒋的为人和军校日后的意义，极力想与其竞争，试图起到制约和监督作用。但父亲对蒋深信不疑，并认为“兄弟在一起不好”，拒绝了叔父。

参加辛亥革命的成员,1914年8月摄于日本。前排许崇智（左三），孙中山（正中），廖仲恺（右二）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在此之前，父亲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与汪精卫、蒋介石三权鼎立。“廖案”后，父亲因为部下的参与而受到牵连，也成了他被释兵权的导火索。蒋在汪的支持下，用黄埔学生军解除了父亲的兵权，包围我们的家宅，甚至监视我们起居。他还利用父亲给与的权力，全面剪除了父亲的亲信。当晚，蒋亲笔写信给父亲：“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6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父亲被迫离粤赴沪。后来看，这一走便和广东时局永远脱离开来，他的军事生涯，也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一些评论认为父亲对蒋太过信任，但其实父亲本就不是心机很深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爱助人、重朋友、讲义气，因此在江湖上交友甚广。但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样或许失于天真了。蒋的背叛对父亲打击很大，不仅是政治前途上的，也是个人感情上的，父亲一时难以接受。不过在我看来，即便是这样父亲对蒋可算是有情有义。记得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很多人到家里来跟父亲讨论时局，商议解决之道。蒋刚被抓时，我父亲给张学良拍过电报，说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劝张放了蒋介石。这件事父亲并没声张。我的父亲一直这样对待蒋，他希望以国家为重，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

上海岁月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2个，6男6女，父亲有4个太太，我是二太太的孩子。被蒋介石篡夺兵权后，我们家从广州搬到上海，那时我大概4岁。在我印象中并不经常见到父亲，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一来他事情很多经常在外面，二来因为上海、香港、广东都有房子，一家人都是到处跑。我们家人口多，亲戚朋友也非常多。父亲本来交际就很广，再加上为人豪爽，上海这3栋房子里面什么亲戚、朋友都经常来住。我记得梅兰芳的岳母就来住过，还有陈策（抗战胜利后曾任广州市长）一家也来住过。

当时父亲和我们自家人住在隔壁那栋楼，就是西摩路（现在的陕西北路）380号。房子很考究，屋里有暖气片，后面有花园跟其他楼相通。这栋房子文革时被收走，后几经易主，现已是一家SPA美容院。在艾文义路（现在的北京西路）和西摩路相交形成的四个角中，我们家3栋楼连在一起占据其中一角，对面那个角就是宋家的房子，宋庆龄出嫁前住那里，现在是宋庆龄基金会的产权。另有一个角的主人姓何，当时也是显赫门第，他家在香港有邮轮，现在那栋楼是辞海出版社。

父亲看起来严肃，内心其实很疼爱子女，很舍得为我们花钱。他喜欢汽车，家里有好几辆老爷车。当时我是所谓的“三少爷”，经常开他的车出去玩。父亲自己是受西方教育的，也让我们受西方教育，把几个子女全都送去上海最著名的学校读书，教学在当时就是全英文的。

父亲并非一般人印象中古板的军人，生活中他是个很丰富的人，有很多爱好，我印象中他很喜欢看书，特别喜欢靠在床上看，一看就看很久。他还特别喜欢踢足球、骑马、游泳等等，网球打得尤其好，曾被称为“球王”。后来去香港后，他还曾担任香港中华体育会的会长。我们几个孩子受他影响都喜欢体育，我们当时特别喜欢高尔夫，经常一起去打。我二哥网球非常好，后来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参加学校比赛，是开赛以来唯一的中国队员。他在那样西方人占绝对主流的学校里，竟然能做网球队队长整整2年。

零落天涯

许仁之

解放前父亲去了香港，而我并没有跟去。因为当时我正在重庆“跑单帮”，而且那时在我的概念里去香港并没什么特别的，本来在那也有房子，平时也常来常往。当时上海的房子家业什么的也需要一个人照看，所以父亲问我去不去香港时，我就说不去了。现在全家唯一还在内地的一支就是我。

父亲他们去香港之后，家里的境况逐渐衰落。后来我在上海开过工厂，生产不锈钢医疗器械。文革时我们受冲击特别大，大军阀、资本家、海外关系等等帽子都扣了过来，不仅全部东西被抄掉，而且天天被批斗、强迫劳动。所以，我们家族的历史包括自己做生意的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跟别人讲，到现在我才逐渐讲了一些。

如今，家人都已零落天涯。姐妹们里只有六姐还在世，兄弟里就是我、老五、老六还在。六姐、六弟现在美国，老五在加拿大，他们后来在海外过得都还不错。亲戚中有些还保持联系，许广平（父亲的堂妹）和鲁迅的孙子周令辉有时来我们家做客，常陪我聊天。而过去的世交廖家后来也恢复了联系，前几年陈香梅回来上海寻根，已经找不到她自己家的房子了，但是还特地跑来我这里看了看。

这些年许氏家族开始有人回来寻根，编写传记和书。前些年有部电视剧叫《千秋家国梦》，就是根据许氏家族的历史改编的，制片人和出资人都是我们家族的人，其中有一章专门讲我父亲，就是赵文扮演的那个角色。传奇的东西大概都让人感到遥远，1997年在上海播放时，连我们自己看着都像看故事一样，觉得有点恍惚，更何况其他人。人们对父亲有诸多评论，有褒有贬——历史评价本来就是抽离个人情感之后的冷眼旁观，但当事者身处历史漩涡时的苦乐悲欢，又有几人能真正感同身受呢？也只有他们自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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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许崇智：玩弄权术的事件

○　曾庆榴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被谋杀。为查办“廖案”而成立的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是在鲍罗廷策划下“引进”苏俄经验而特设之肃反机关，有点类似捷尔任斯基的契卡。这个特委办案的手法，人们或许听说过鲍罗廷一句“名言”：“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质言之是可以不问证据，按需而为。而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近读《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读到与此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是鲍1926年2月在北京向他的远道而来的领导同志（史称“布勃诺夫使团”）作的内部报告，讲“廖案”查办经过，将内情和盘托出，其最尖端的话是：“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这其实是鲍对自己上述“名言”的自我诠注。鲍俨然以幕后“总导演”身份，侃侃而谈，对“廖案”后广州政潮波诡云谲的深度隐秘，作了简单明了的解读。

与“廖案”相关、最让世人疑惑的问题，是许崇智被驱逐和许部粤军被整肃的问题。鲍罗廷的报告讲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许崇智很早追随孙中山，为军界资深人物，任国民党一届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1925年7月），任政府常务委员、军委委员，同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补充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廖案”发生后，许崇智又进入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的“廖案”特别委员会，起初的排名顺序是汪、许、蒋，他的名字排在蒋介石前面，可谓炙手可热。然而不过几天，许就接二连三遇上了麻烦，从一位参与办案者，一变而成为被查办者，屡屡遭受沉重打击，最后被逐出广东。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问题得从李福林说起。据称当年7月间，粤军将领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梁士锋、张国桢、杨锦龙等，曾在李的家乡——广州河南大塘，召开以“反共”和“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为内容的会议。廖仲恺遇害后，李福林“害怕东窗事发”，乃于案发后的第三天，即8月23日，向“廖案”特委告发了这一“秘密”。李福林的“检举”，置许崇智于不利之地，因参加这个“大塘会议”的梁鸿楷等人，多数是他的部属；而授蒋介石予可趁之机。在粤军中，许是总司令，蒋为参谋长，读蒋介石“年谱”可知，蒋对许早有满腹怨恨，并怀取代之心。他于是抓着李福林提供的把柄，并以“剪除谋叛军队”为词，在“未曾商准许总司令”的情况下，首先逮捕了许部师长张国桢、旅长杨锦龙。

然而，李福林举报“大塘会议”，并未抖出多少“干货”，未举证梁鸿楷等是否参与杀廖，也未列出他们有何“谋叛”的计划和行动。不但如此，后来梁鸿楷等人被捕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还让被捕者的家属“报效”了大笔金钱之后，获得了释放。可见关于“大塘会议”的材料是不过硬的，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这可能只是李福林家中的吃喝之谈。当时，包括李在内的一批军官，对时局的变动心有不甘，黄埔学生与李福林的“福军”又因搜查赌馆而拔枪对射，关系十分紧张。故当这些人凑在一起时，借助酒兴，往往肆无忌惮，口出狂言。“廖案”后风声骤紧时，李为抢占主动，乃将酒桌上的“反话”端了出来。或许就是因证据不足，因此许崇智对“大塘会议”的看法是有所保留的，他不但反对逮捕张国桢，而且在决定对梁鸿楷及其部队采取行动时，他明确表示“拒绝执行”！事情于是被拧住了。

鲍罗廷的报告说：许崇智抵制对梁鸿楷的逮捕，庇护这个将领。为此，只好由鲍亲自出马，“花了很多天时间”，“采取种种计谋和策略”，“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鲍的“计谋和策略”，就是再三重复传言，说梁鸿楷“参与反廖仲恺阴谋”，“同香港有直接联系”等，还挑拨许、梁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鲍怎么说，许仍然不为所动，“都拿他没办法”。鲍最后的手法，就是放出将驱逐胡汉民的风声，甚至说要逮捕胡汉民，向许示威和施压。鲍认为这是逼许就范最有效的一招，他向“使团”成员解释说：“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许的防线，就这样被突破了。8月25日，许以开会为名，召梁鸿楷、梁士锋等人至粤军总部，当即予以拘捕。接着蒋介石出动兵力，分别解散了他们在广州及西江的部队。

鲍“迫使”许崇智向他自己的将领和部队开刀，然而，梁鸿楷等人涉嫌“廖案”与谋危政府的罪名，却未经查实。如上所说，梁等人被捕后，在“报效”一笔金钱后（罗翼群说梁五人合共献出三十三万元，梁鸿楷弟梁振楷说缴款十六万元），已获得了释放。“罪”而能用钱买脱，其罪当然要打个“？”号。在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作的“廖案检察报告”仅将梁鸿楷等定性为“失意军人”，在所陈公布的“廖案”人犯名单中，也没有梁的名字。至于被蒋介石处死的张国桢，是与蒋积有很深的私恨的人物，有人指出“廖案”发生两年前，蒋对张国桢“已萌杀机”。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边收钱放人，一边让报纸登出虚假消息，如《申报》1925年9月24日国内专电：“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18日）私释放。……黄埔之杨锦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报道：判处“梁鸿楷终身监禁”。这都是糊弄不明真相的平民百姓的。事实是梁鸿楷被释放后又与李福林合伙开办赌摊，获得厚利，抗战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广东省政府顾问。鲍罗廷的“迫使”，让许损兵折将，使身为“廖案”特委成员的许崇智，被迎头敲了一棒。

下一步，鲍罗廷及汪、蒋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许崇智了。鲍罗廷再三说：“无论如何要排除许崇智”，“除了排除许崇智别无出路”。那么，对许崇智与李福林二人应如何摆布？鲍不容置疑回答说：“我的观点是可以尽快除掉许崇智而不是李福林！”

然而，当时人们的印象，许是“革命将领”，而李乃“土匪”出身。连听鲍报告的“使团”成员都知道这一点，他们问：“排除许崇智的理由是什么？”鲍对此作了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的解释。他说：李虽然土匪出身，但“毕竟是唯一一个确实同农村、同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在城市里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将领。尽管他洗劫过老百姓，但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而许崇智“不是革命将领”，“我反对他是因为他一会儿在暗地里同农会作对，一会儿公开反对农会，……在广东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军队始终站在豪绅一边”。鲍罗廷的这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福林及其“福军”残民以逞，一以贯之，说李福林同农民、商人“结合”，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许崇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无反对农会、勾结豪绅的表现。针对鲍此番言论，著名历史学者梁尚贤在《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一书中有所匡正：一、“李福林及其福军反对农会，与豪绅民团有密切联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二、“在史料上至今找不到许崇智本人反对农会和主使军队援助豪绅的证据”。可见鲍罗廷这番话，与事实正好相反，纯属“不问证据”的随意编造。

为“除掉”许崇智，鲍罗廷还搬出了孙中山，说孙中山生前“很敌视”许崇智。鲍说道：“当孙逸仙及其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军队处境十分艰难时，曾向富豪许崇智寻求过帮助，当时许控制着15——20个地区，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他从20个地区的老百姓身上征收大笔捐税，但他拒绝向孙提供帮助。如果说孙向他求助1000元，他都不提供，就不要说他对孙逸仙的任何顺从了。”鲍并且断言：孙中山“很憎恨”许崇智；孙对许的态度，“甚至比对桂军首领的态度还坏”。然而稍知实情者都知道，孙、许关系非同一般，甚至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且不论许崇智部是否控制过全省三分之一地区，要说许拒绝帮助、连1000元都不愿提供给孙中山，不但于史无据，从二人的关系来说也是难于置信的。孙当然对许崇智有所批评，用孙的话说是“责兄之重”、而“爱兄之深”。有一次许崇智闹情绪出走，孙即让人带上他的亲笔信去追，信中说：“兄（指许）之职责自非一时一地之关系，实国家百年大计之所赖也。必当劳怨不辞，毅力奋斗，至盼！至盼！”这里所体现的，绝非什么“很敌视”和“很憎恨”，而是一片倚重之情。鲍将虚而不实之词硬安在孙中山身上，显然是为“除掉”许崇智而任意编造“理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证据之确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去许留李”，尽快“除掉”许崇智。9月19日，蒋介石以“解决反革命各军”为名义，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随之给许送去蒋的一封信，以劝许“暂离粤境”的口吻，令其立即去职。许打电话给汪精卫求助，汪回答说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汪并对媒体发表谈话，明确支持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许万不得已，只好缷职，被“流放”到上海去了。粤军第四师长许济，亦被解职随行。第二天，蒋介石又派军队到东莞各地，包围粤军第三师长郑润琦、第三旅长莫雄的部队，追缴该二部的枪械，并逐郑、莫于境外。总之，这两天驱逐许崇智、整肃许部粤军的行动，是蒋介石、汪精卫密切配合，联手实施的。当以上各项动作完成之后，汪蒋在报上发布的消息，称许崇智之离职是因“所部迭次谋叛，上无以对党对政府，下无以自解，异常愤慨。且患有脑病，因是剧发，故有赴沪养疴之意。”似乎许不是被蒋的枪杆子赶走，而是他心有羞愧，自动开差似的。他们又给郑润琦、莫雄二部，戴上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指他们“包藏祸心”，“密谋袭攻广州”等等。20世纪70年代，就是这位当年被整掉的莫雄，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那张旧报纸，读到郑、莫“包藏祸心”等几行文字，不禁火冒三丈。那一幕情景曾为笔者目睹。莫雄说这是蒋介石对他们的陷害，还说当时蒋介石派的军队是打着执行“许崇智命令”的旗号，并拿着许的“手令”来“解决”他们的。权术，在这里已被“玩”得很到家了。

许崇智所部1924年3月编为“建国粤军”时，拥有四师、三独立旅、一警卫军，据称共有4万多人。经过“廖案”一场风波，不但许本人被“除掉”，其部队亦多被并吞，设在省谘议局（现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的粤军总司令部，遂被撤销。许崇智所受打击，不可谓不沉重矣。而曾经被伍豪（周恩来）称之为骄横仅“次”于滇军的李福林“福军”（伍豪的文章谓：“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次之”），则一变而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亦成为该军军长。有人指出赶走许及许部粤军“是错误的”，鲍罗廷的回答是六个字：“先镇压，后改革”。听鲍报告的“使团”领导这时插话说：“这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一个字也不能少。”可见他对此是十分赞赏的。在鲍罗廷的报告中，我们还读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只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然而，正是由于鲍及汪蒋在查办“廖案”中的乱作为，让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诚信”，被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问证据”的种种言行，他们所玩弄的种种“权术”，都不是什么“诚实”的东西。一边在大讲“需要玩弄权术”，一边却高唱什么“诚实”，这难道算得上是诚实的吗？而以不诚实的手段去建立“诚实的政府”，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

粤海风编辑部

leonzhou

张静江、许崇智都可以算是蒋的贵人了， 前者对国父革命莫大贡献，也一路扶持蒋助其获取政治资本。后者对于蒋更有点农夫与蛇的味道了。蒋太工于权术了。

Flik

回复 2# leonzhou


  哪位仁兄还记得十多年前许家后人曾投资拍摄过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似是为许家树碑立传，里面还写到了许广平。

Flik

回复  leonzhou


  哪位仁兄还记得十多年前许家后人曾投资拍摄过一部电视剧《千秋家国梦》，似是为许家 ...
Flik 发表于 2011-9-11 03:55

    哦，最后一句提到了，不好意思

midas

张静江、许崇智都可以算是蒋的贵人了， 前者对国父革命莫大贡献，也一路扶持蒋助其获取政治资本。后者对于蒋 ...
leonzhou 发表于 2011-9-10 23:13

蒋介石在国民党上层的互相暗杀和残酷的内斗中生存下来也不容易。也算是幸运儿。不过，最后还是被迫离开大陆。到头来还是逐鹿中原的大输家。蒋介石一直深信他是在国民党上层的内斗中被打败的，不是共产党打败了他。鲍罗廷的悲剧是跟他的身世有关。天主教出身的斯大林讨厌犹太裔的人混在他的上层里。后来还是给犹太裔的鲍罗廷扣上”国际间谍“的帽子，把他驱逐到西伯利亚。一个跑到台湾，一个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结束他们的生涯。其他在肮脏的权利的斗争中早就被淘汰的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就不知其数。法国元首戴高尔将军讲过“妓院和政界是最肮脏的地方。不过，不知为何男人就是喜欢去那些地方”。

HERCYNA

法国元首戴高尔将军讲过“妓院和政界是最肮脏的地方。不过，不知为何男人就是喜欢去那些地方”。

老师知识令人佩服。

leonzhou

...其他在肮脏的权利的斗争中早就被淘汰的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就不知其数。法国元首戴高尔将军讲过“妓院和政界是最肮脏的地方。不过，不知为何男人就是喜欢去那些地方”。 ...
midas 发表于 2011-9-11 08:50

谢谢老师。好比前阶段IMF卡恩事件，无论事实本身黑/白，所表现的不外乎就是这样。

livermore

妓院和政界是最肮脏的地方。不过，不知为何男人就是喜欢去那些地方

男人天性的需要

Flik

蒋介石在国民党上层的互相暗杀和残酷的内斗中生存下来也不容易。也算是幸运儿。不过，最后还是被迫离 ...
midas 发表于 2011-9-11 08:50

    小时候以为《动物世界》是给小孩子看的，长大后，才知道里面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