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很傻很天真”的中共领导人（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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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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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明星虽然是名人，但是比起政治领导人来，终究是不值一哂的小人物。特别是能够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都是历经路线斗争和政治清洗幸存下来的精英，如果用“很傻很天真”来形容他们中的某些人，实在让人诧异，但是却有几个中共领导人，其中不乏当过总书记的，被同事和亲人用类似“很傻很天真”的话语来评价：

一、“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杨尚昆评价张闻天

这是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当着张闻天夫人刘英和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几个成员谈话时所说的一句话。杨尚昆长期在中共的中枢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主任一职，经历过中共党史上许多的重要事件。由于此次是小范围的谈话，而杨尚昆与张闻天夫妇为多年的战友，和张闻天同属所谓“二十八个半”之列，也是张闻天的知己，所以杨在此次的谈话中算得上是畅所欲言，谈话涉及到党史上一些不为所人知的细节，因此此次谈话在他去世多年发表后为研究中共党史者所重视。

说到张闻天，稍微懂得党史的人都会联想到两次会议:遵义会议和庐山会议，在后来被称为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上，由于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毛泽东得以重回中共军事决策层，为毛泽东未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打下坚实基础。而在庐山会议上，又由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田家英等人支持彭德怀的万言书，张闻天被毛泽东打入政治深渊，并遭受迫害含冤致死。而除此之外，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联系到另一个会议——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会议。在很长时期，关于这一会议的情况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并未公开。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出于当时批判林彪在历史上曾经地反对过毛泽东，这次会议的材料才被披露出来。
                                                                                              张闻天（洛甫）

以前的中共党史对很多史实语焉不详，给人两个错觉：一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成为中共领袖了，二是遵义会议后，从此毛泽东带领红军开始战无不胜的道路。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毛泽东只是三人军事组的成员之一，而且中央明确三人军事组组长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并未马上得到军队高级将领的信服。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土城战役，由于情报的失误，造成战役的失败，毛泽东马上审时度势，才有了后来被高度称赞的四渡赤水。

而在此过程中，林彪感到在毛泽东指挥下，行军时走了“弓背路”，搞得全军疲于奔命。其实有林彪这样想法的红军将领不少，如黄克诚等人。林彪于是打电话给在此过程中打得最苦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被彭德怀拒绝。随后林彪给三人军事组写信，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也就是要毛泽东下台。而会理会议正是中共为批评林彪那封信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

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深受信任，而且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正像他批评林彪的一样：“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因此，在工于权谋、疑心很重的毛泽东看来，林彪的背后肯定是有人怂恿。杨尚昆回忆说，恰恰在此次会议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很多人知道那次毛泽东怀疑彭德怀，但不知道毛同时怀疑也张闻天。这个误会直到在庐山会议上，由林彪自己解释清楚了。只是庐山会议上这个误会的澄清，并未改变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态度，对两人已定的命运也无关紧要了。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难得的学者型领导人，他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但并不像王明和博古那么教条主义，他是共产党内少有的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坚持真理、理想坚定、作风民主而又不迷恋权力的政治家，从今天看来，他在党的路线、经济以及外交方面的思想是具有相当高度的。虽然他也有过教条主义，但是经过失败后马上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开始反对博古的主张，遭到博古的排挤。而擅于权力斗争的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把原属博古阵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拉入自己阵营，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李德等人拉下台来。

中共受共产国际支配的现实以及自己羽翼未丰的限制，使得毛泽东只能逐步达到登上权力顶峰的目标。在毛看来，中共把受共产国际认可的博古和李德赶下台来，推举另一个留过苏的张闻天，在共产国际那里可以交代，而且张闻天认同自己的革命理念，更重要的是张闻天不屑权谋，作风民主，正是权力过渡的最佳人选。深谙权力哲学的毛泽东明白，所谓权力，不在于职务，而在于实力。而且毛泽东一向不喜琐事，即使后来自己权力巩固了，他还继续让张闻天当总书记，正如后来把刘少奇推到一线一样。等到毛泽东牢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并逐步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信任，或者说自己的地位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里已既成事实，开始准备通过延安整风使中共完全毛泽东化时，张闻天就成为多余的人了。在遵义会议后，由于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而军事基本上由毛泽东主导，以致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同样精于权谋的张国焘马上就看出中央真正做主的是毛泽东。

对于擅长理论不善权谋的张闻天来说，他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担任总书记也是特殊时期众人推举，他曾经三次辞职都遭到拒绝。他与毛泽东两人既无私交，也无共同语言，好在他作风民主，不党同伐异、争功诿过，与毛基本也能相安无事。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民主作风较好的一段时期。毛泽东自己也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并不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在他主持下，确立了中共很多重要方针。他虽然支持毛泽东，但并不意味他不坚持独立思考，更不是毛泽东的“应声虫”。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只一次。

1935年，张闻天主持瓦窑堡会议，制定了从内战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性战略，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与制定，但回信表示完全拥护。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中共政治路线问题。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开始时主张“除蒋”、“审蒋”，并领衔通电全国，经过讨论，毛泽东很快同意了张闻天“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和争取”妥协派“的主张，也就是和平解决的方针，争取到参与事变的处理，毛后来还做了自我检讨。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张闻天提出并论述了抗日战争为持久战的论断，为确定八路军抗战时期的战略战术作出了贡献。张闻天还停止了“左”倾肃反和其他整人的运动（如刘志丹是由张闻天下令释放而非毛），吸来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共。可惜的是，张闻天对中共这些的贡献后来在党史里不是被忽略就是改在毛泽东的头上，这又验证了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更进一步说是胜利者中的当权者书写的。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转变是在对待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问题上，张闻天由此遭到毛泽东的忌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在中共党内是遭到很多人反对的，但大都不敢当面说，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带头写信给毛泽东，而结果是“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刘英）。毛泽东也做得出，结婚时连请客都没请张闻天。杨尚昆回忆说：“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泽东对博古、张闻天这样从苏联回来“言必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鄙视甚至是憎恨的，鄙视一是来自这些人的教条主义，二是论权谋，这些人在他眼里连真正的对手都谈不上。憎恨一是这些人无异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这“如来佛”套在中共和他头上的“紧箍咒”，二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会完全臣服于他。所以，张闻天虽然在关键的时候帮助过他，但在毛眼里，张闻天或许更多只是工具而不是恩人。他曾对给他担任俄文翻译的师哲说过，在长征路上，他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其不得已之情溢于言表。随着毛泽东逐渐
不再需要张闻天，对张的嫌恶也越来越不加掩饰，而这种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如现在影视作品里渲染的那样，不是不念旧情，但是谁如果违背他的意志或威胁到他的权力，哪怕不是事实而只是他认为，旧情也就不复存在。而且专制者最忌别人干涉自己的私事。念旧情当然也就会念“旧恨”，长期在毛身边工作，深刻了解毛的杨尚昆感叹：“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婚姻风波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心照不宣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杨尚昆说道：“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甚至说，毛泽东对待博古比对待张闻天还好。杨尚昆总结：“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杨尚昆所说的“社会经验”和“天真”，表面是说张闻天不谙世事，身上知识分子的学究气太浓，实质上指张闻天明知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慢慢有名无实后，还不知自保，顺从毛泽东，而是坚持原则，履行自己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的职责。

毛泽东真正成为毛主席后，张闻天虽有政治局委员的虚衔，但从此远离中共权力中心。解放战争期间，张闻天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开始对经济深入研究。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党的高层领导人，这是他最富于创见的思想之一。他提出解放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对发展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农业合作化不能操之过急等。后来，薄一波还感叹张的意见没有被充分重视而造成农村工作的损失（与毛泽东不同，“东北王”高岗对张闻天倒是相当敬重，张在经济方面的主张，被高岗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当时东北的经济走在全国的前面，并支援全国）。

建国后，对经济有深刻研究的张闻天本想从事经济工作，但被毛拒绝而安排到外交系统（毛曾说张闻天不懂经济，其实不懂经济的是他自己），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一是共产党国家有过把失势的领导人贬到国外做大使以远离权力中心的惯例，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新中国的外交就是与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与苏联的外交，而张闻天也留苏多年，所以这样安排表面看来也顺理成章。

既然不让做经济工作，张闻天又一心一意做起了外交，开始潜心研究国际问题，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在对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如反对在外交接待中“打肿脸充胖子”的铺张浪费方式；反对中国以“输出革命”的方式介入他国内政；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会打起来，认为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战争有可能完全避免；主张和平共处，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可惜这些主张当时几乎都没获得采纳，相反成为后来批判他的“罪证”。而中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例如张闻天因反对中国对印尼“输出革命”而遭到批判，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事件，印尼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尼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印尼对华人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才得到实现。

按说张闻天进入外交系统后对毛泽东的权力已无任何威胁，但苏联对张闻天高规格的接待和与高岗的交往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而且张闻天的“很傻很天真”还在继续。当整个党实际成为一人党，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选择顺从和沉默时，他明知道自己在毛心中的地位，他还是坚持真理和理想。这不变的“天真”使得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支持彭德怀，一般人都知道彭德怀的“万言书”，但不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除了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张闻天从此步入人生的深渊。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含冤病逝，这天正是中共成立55周年纪念日。

（本文已多处修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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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伯在这方面还是太天真、太单纯了。”“你说我天真，我看你也天真。”
                                            ——彭钢说伯父彭德怀

彭钢是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她的父亲彭荣华烈士是彭德怀的二弟。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没有子女，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彭钢一直跟随着伯父生活，是和彭德怀生活时间最长，也是交流最多的晚辈。从12岁住进中南海永福堂开始，她断断续续和伯父生活了15年，经历了彭德怀最为惨淡的日子，彭钢认为，她和伯父之间的感情既似父女，又似朋友，更似知己。人在最悲惨的时候最能体现本性，这些话就是彭钢在“庐山会议”后对伯父的评价。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这里不必赘述（参见拙文：彭德怀的人格缺陷及其人生悲剧）。会后，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彭德怀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毛泽东说对彭德怀等人政治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以彭德怀的实职虽被撤销，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循例”请假不去就是了。

也就是1959年，彭钢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兴冲冲地抱着一个南瓜当礼物到北京看伯父的彭钢，见到伯父不久，就从伯母浦安修嘴里听到伯父的遭遇。浦安修劝彭钢不要读军事院校，换个专业。彭德怀听见了说道：“你跟她说什么呢，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是：彭钢上大学后，开始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于是彭钢“再也不说话了，叫我干什么我就干。”年纪不大的彭钢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居然是“沉默是金”。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就这么一下子变得非常老成。1962年，彭钢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无奈休学。

出身贫苦、幼时饱受欺压、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彭德怀，在建国都已十年后，虽然他渐渐发现这个天下仍然是一个人说了算，人民还是在挨饿（“浮夸风”中更甚），但他没有想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和封建社会一样，还是搞株连九族、连坐的那套。所以彭钢说：“后来情况说明，伯伯在这方面还是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在学校确实受到了牵连。”

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太懂”，这深深刺激了彭德怀。于是他向毛泽东申请边学习边劳动。就这样，1959年年底，彭德怀搬出了居住7年的中南海永福堂，住到京郊的吴家花园。在吴家花园，他读了一些哲学书，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笔记。1961年，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准备去故乡湖南和山西太行。得到批准后，彭德怀去湖南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报送毛泽东。

  彭德怀怀在吴家花园期间仅存的的一张照片，右为彭德怀弟媳龙国英（彭钢之母）和侄孙彭东

这个时候，彭德怀还是以为自己能复出工作的的。谁知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是正常的，但彭一是毛泽东所说的高饶集团的漏网之鱼，二是里通外国。所有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能平反。总之其信无错，其心可诛。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定性：“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看到这个会议文件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悲伤的同时是怒不可遏，说他反党他本来已饱含冤屈，现在说他“叛国”，性情暴烈耿直的共和国元勋实在难以忍受。侄女彭钢只能默默地陪着他。心情稍微平复后的彭德怀对彭钢说：“我应该按照宪法，应该告状。”当时彭钢虽然才20出头，以她短暂的人生经验对政治的观察，甚至比长期身居高位的伯父都明白。彭钢的反应是：“你说我天真，我看你也天真！”

彭德怀的“天真”在于，虽然他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的批斗，也渐渐认识到夺取政权前的礼贤下士、短暂有过的党内民主，在夺取政权后逐步被万马齐喑、一人专制所代替，但他仍然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还对自己一直忠诚的政党和领袖心存幻想，幻想党和领袖能发扬民主、尊重事实，至少按照法律给他一个说法，正如此后他上书给毛泽东所说：“如果审查出我有里通外国、颠覆中国的企图，可以受到任何党纪国法的严惩，绝不怨恨。”但他不明白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只是欲加之罪的托辞，而他自己还为这些表面的罪名“斤斤计较”。何况文革前后，无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还是对开国功臣的政治清洗，何曾严格依照过法律程序？文革开始后甚至砸乱公法检。1967年，曾在七千人大会上给彭德怀扣帽子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他被逼无奈拿出一本宪法维护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和权利而不得，这是共和国多么可笑和可悲的一幕。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写下一个书面材料，类似自传，并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进行了批驳，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八万言书”。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让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以贺龙为主任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成都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这段名为复出实为“流放”的经历后来出于粉饰领袖的目的而被“主旋律”曲笔。1966年文革开始后，彭德怀被北航红旗的红卫兵绑架到北京，中间除了周恩来通过北京卫戍区以“看押”的名义保护七个月外，一直到死，彭德怀都在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彭德怀在文革中的遭遇之惨，即使复述对复述者都是一个精神折磨，稍有良知的人都会看一次掉一次泪。最后，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床上的被子都被咬乱，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即使到了如此境地，彭德怀还在关心国家建设，他给周恩来写的唯一的一封信还是为了中国镁矿出口生产问题，而信中抬头第一句就是：“今天被打的狠了.....”

文革结束后，彭钢为伯父彭德怀平反而到处奔波。彭德怀被平反后，彭钢重新穿上军装。彭钢曾先后担任总后勤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九位女将军，是总政第一位女将军部长。

  彭钢少将
                                                  

彭钢进入纪检系统应该与彭德怀最亲密的战友、难友、知己黄克诚大将有关——文革后黄克诚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文革中因提出与彭德怀离婚而不被彭德怀子侄辈原谅的浦安修也被黄安排在中纪委）。彭钢有“军中女包公”之称。在总政任纪检部部长期间，工作是监督军以上的干部，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上级领导不好处理的事情，最后就派彭钢去“排雷”。其铁面无私令贪官们恐惧。

2007年，有朋友来告诉已经退休的彭钢，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免职。审判时，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项，死都不承认。他曾给某军事学院批了几千万，凭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不可能分文不取。王守业急了，无奈地喊道：“我敢吗？那个‘铁姑奶奶’的侄子在那里工作，我不是往枪口上撞嘛！”王守业提到的“铁姑奶奶”就是彭钢，可见她的威力。

彭钢曾经说过，如果她懂得“做人”，她不会只做到那个职位。看来她也继承了彭大元帅的“天真”。彭钢说：“总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照着。”

这面镜子就是他的伯父彭德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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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周恩来说罗瑞卿

1966年，在被称为三月会议的期间，被安上“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等罪名的罗瑞卿，抱着一丝希望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想去为自己辩白。已清楚罗瑞卿命运的周恩来委婉地告诉他恐怕不大方便。不死心的罗瑞卿又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在电话里激动地对他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文革前后，被打倒的开国元勋不计其数，被打倒的内幕大都清楚。但文革开始的前夕，罗瑞卿突然被打倒，这笔账后来虽然被官方算在林彪头上，但是还有很多疑问，其真实内幕至今众说纷纭。

罗瑞卿在历史上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信任的人。政治领袖都有自己的嫡系人马，争夺天下时更是如此。在国民党方面，老蒋嫡系是黄埔系，黄埔系同时还是浙江籍的，更是嫡系中的嫡系，如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毛泽东的嫡系当然是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就占了八个（除了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和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虽然长征后，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是最少的。红一方面军后来的两大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由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发展而来。而红一军团则主要是朱毛会师后的人马，即毛泽东秋收起义部和朱德、陈毅湘南暴动部。秋收起义部就不用说了，原属朱德、陈毅部的包括林彪在内的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为毛提拔重用，成为毛的亲信。所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这“双一”出身的，是毛泽东嫡系中的嫡系。罗瑞卿正是这“双一”系统的重要人物。

罗瑞卿和林彪自1930年2月开始共事，虽然罗比林彪还大一岁，但一直是林彪的部属。罗瑞卿和刘亚楼是与林彪关系最为密切的将领。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包括肖华、杨成武在内，无论从历史渊源、私人关系和受重用的程度都不如这两人（很多人说，如果刘亚楼没死，后来进去的就不是吴法宪而是他），刘亚楼曾替林彪给罗瑞卿传话：“林总讲了，就是肖华、杨成武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罗荣桓、罗瑞卿）要是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达陕北后，林担任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大）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抗战时期，林彪负伤去苏联养伤，罗瑞卿成为实际的校长。太原战役后，罗瑞卿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也同意，只是由于毛泽东让罗当公安部长才作罢。庐山会议彭德怀下台后，罗瑞卿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建议的。

至于罗瑞卿和毛泽东的关系，罗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罗瑞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人都奇怪为什么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都在国民党这边，怎么打仗都不如共产党那边大都没有任何正规军校背景的泥腿子。要知道老蒋最重用的是黄埔一期，而黄埔一期的学生才学了七个月就匆匆奔赴东征战场，被神话的黄埔一期至多是个军官速成班。更重要的是，在战争这个大课堂上，蒋校长就不如毛导师了。中共将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不是被洗脑给洗出来的，战争中军人都是提着脑袋上战场，谁让他们能活命，谁能让他们能打胜仗，他们就信服谁。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和知人善任是蒋校长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毛泽东的个性虽并不为身边的同事所喜，但在中共众多将领中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毛泽东的嫡系将领无不受到他耳提面命的教诲，罗瑞卿也不例外。

罗瑞卿1929年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称他为“长子”，“罗长子”的绰号也不胫而走。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接触时间最多的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毛泽东曾让罗写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让他住在自己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写完才让出来。罗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时，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的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都忠实执行。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只要是毛外出，罗瑞卿基本都陪同，被戏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酷爱游泳，豪言“游遍祖国大江大河”。为了保护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年近半百、不谙水性的罗瑞卿居然苦练学会了游泳。  

罗瑞卿陪同毛泽东雪中视察

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时，十位大将中罗瑞卿资历最浅，也无显赫的战功，被授大将军衔有人反对，认为授他上将军衔足矣。毛泽东听说后笑了笑：“罗长子我知道，大将军衔当之无愧。”正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所说：“爸爸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日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任用。”邓小平曾说过：“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而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

罗瑞卿能获得毛泽东的信任除了工作能力，毋庸置疑更多取决于他对毛的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到了愚忠的地步。柯庆施说过：“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罗瑞卿是中共党内很早就做到这点的高级干部，而像这样的中共干部当时也大有人在。与罗瑞卿关系甚差的彭德怀甚至当着党的高级干部说，罗瑞卿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你们背后说什么坏话不要告诉他，不然很快就会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但平心而论，包括罗瑞卿在内的大部分中共干部对毛的忠诚是出于朴素的情感和中国传统的君臣道义。

罗瑞卿性格耿直，作为毛泽东的亲信，他不像柯庆施、陈伯达之流喜欢揣摩上意、阿谀奉承。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说过：“罗长子敢说真话，是个好人。你们应该向罗长子学习。”虽然罗瑞卿忠诚于毛泽东，对林彪非常尊敬，但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1955年授衔时，叶群想被授予大校军衔，罗瑞卿按照规定只给她评了个上校。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江青找到罗瑞卿，想要一套新式的军装和帽徽领章，由于江青当时连军人都不是，罗瑞卿考虑再三，只给他一套军装，没给帽徽领章。联想到这两位夫人的人品个性，两人自然是大为光火。这两件事对罗瑞卿来说简直是举手之劳，但罗还是坚持原则，其为人可见一斑。在抗大时毛泽东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而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后来被罗瑞卿及其家人认为是毛有意无意地提醒罗瑞卿之语，认为这也是罗后来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巧的是黄克诚也曾这样评价罗的老对头彭德怀）。

罗瑞卿长期从事军队保卫工作，建国后为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并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在建国前后多次参与或领导肃反运动，虽然每次肃反运动都有扩大化的现象，甚至他在长征途中下令枪杀过走不动掉队的红军战士，但这些在残酷时期为了维护政党和政权的残酷行为，在同样经历过残酷时期的党内同志眼里也属正常，至少没有在党内激起公愤（彭德怀恼火是因为枪杀的是他红三军团的战士）。他不像康生和自己的继任者谢富治那样阴毒无比，为了个人权欲故意大造冤狱。或许党内很多人不喜欢罗的张扬，但至少他不会像蒋介石手下的戴笠、斯大林手下的贝利亚以及康生那样让同事们感到恐惧。
   
1956年3月5日罗瑞卿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注意封面左上的血手印，左下的介绍“RED CHINA'S POLICE BOSS"（红色中国的警察头子）

在张闻天的老部下何方看来，毛泽东是以“家臣”对待罗瑞卿。这个评价虽然有些尖刻，但也符合实际。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汪东兴是何许人也，如果说罗瑞卿是“家臣”，那么汪东兴就是毛最宠信的“侍臣”，毛泽东拿罗瑞卿和汪东兴相提并论，说明罗瑞卿在他心里的地位。何况“滚出去”一词，毛能对汪东兴、罗瑞卿说，甚至也对江青说，但毛不是对所有人都说。毛泽东能轻蔑地对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毛泽东不会对刘少奇说“滚出去”，毛泽东对职位比罗瑞卿、汪东兴职位更低的人也发过火，但毛也不会说“滚出去”。有趣的是，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是如此。老蒋对身边的侍从从来不假辞色，对戴笠也是经常又骂又打，但对其他黄埔嫡系发火时态度就好得多，对待其他派系的人物表面上更是客客气气。看来能享受领袖说“滚出去”待遇的只有自己身边真正的亲信（叶群也真真假假地对罗瑞卿说过：“101（林彪）的的脾气坏得很，他只能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

即使是亲信，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在威权时代，最高统治者对臣下信任程度的高低，与臣下和自己关系的亲疏成正比，与臣下的职位高低成反比。罗瑞卿曾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耀。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瑞卿照应，“四清”运动时毛岸青的妻子邵华为了锻炼而想去农村搞“四清”，罗瑞卿因毛岸青要人照顾劝邵华不要去，但在邵华坚持下，罗瑞卿考虑再三，将邵华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毛泽东知道此事很不高兴，罗瑞卿也就被取消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格。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对毛说是邵华自己提出，与罗瑞卿无关。这才解开了毛泽东心中的疙瘩，罗瑞卿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瑞卿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政治局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知道内情，其他常委想必也知道，但居然没有谁觉得不正常。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中国亿万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决定罗瑞卿不能列席的，是一个身为毛泽东家属的女人；而决定罗瑞卿又能列席的，是另一个身为毛泽东护士长的女人。而无任何组织程序。看来“家臣”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不如“皇亲”和“侍臣”。另一方面，虽然家臣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能呼风唤雨，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被打入地狱：一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利益家臣可能会被最高统治者轻易抛弃，二是最高统治者对家臣忠诚的要求比对其他人更高，如果家臣的忠诚受到怀疑，受到的处罚会比其他人更严厉。而被毛泽东视为“家臣”的罗瑞卿就是因此下台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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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彭德怀等人被打倒，中央政治局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从1959年到1965年被打倒，罗瑞卿先后担任5个方面的13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可谓权倾一时。由于林彪身体等原因，罗瑞卿实际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不要说罗瑞卿的两位前任粟裕和黄克诚，即使是当初彭德怀某些方面也无此等权势，可谓空前而且应该是绝后了。以至于罗点点说：“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在那个非常岁月，很多政坛人物的命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罗瑞卿的命运也犹如过山车，在人生快速达到巅峰时，又霎那间坠至万劫不复。由于罗瑞卿曾是毛泽东和林彪共同的亲信，被打倒的突然性以及很多相关的史料未公开，其被打倒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其中主要的观点有：

一、官方说。官方把帐算到林彪头上，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会上致悼辞时说：“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二、流传最广的，也被罗瑞卿家人认可的观点。林彪竭力想拉罗瑞卿进入自己的反党集团，被罗拒绝。林彪向毛泽东提出解决罗瑞卿，毛泽东本不想打倒罗，但出于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目的，需要和林彪结盟。罗瑞卿成为毛、林结盟的祭品。

三、毛泽东认为罗瑞卿军事上靠近贺龙，政治上投靠刘少奇、邓小平，因此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清扫外围，将罗瑞卿打倒。同时，林彪感到大权旁落对罗瑞卿不满，或者林彪只是出于无奈，附和毛泽东。

四、罗瑞卿得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他们联合杨成武、肖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向毛泽东告状。认为这即使不是关键原因，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四种观点，第一种是官方的惯用说法，不值多说。文革前后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最后在悼辞或者官方生平介绍上，只要是能扯得上的，帐都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同样，文革后，邓小平在彭德怀追悼会上致悼辞时说：“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而对庐山会议只字不提）。实在扯不上的，也只说“被错误地批判”。至于被谁，出于维护伟大领袖或后来还在当权的人的原因，只能让读者自己领会。

由于相关的史料很多没有公开，在世的当事人后来也对此讳莫如深，这里结合后面几个观点，探究其中原因。

庐山会议后，罗瑞卿在军队主要的职务是总参谋长，上上下下也以罗总长称呼他，但实际上罗瑞卿最具实权的职务是军委秘书长，他以此身份主持负责处理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办公会议。由于林彪常称病放手让罗瑞卿工作，所以军委日常工作实际由罗瑞卿主持。而且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还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他去各位老帅那名义上是报告，实际上是传达。罗瑞卿是个勤于任事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能干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他的政治头脑和耿直、张扬的性格不足以应付当时诡秘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人事关系。

林彪放手除了身体不好、不喜琐事外，也有避祸自保的原因。但放手不意味放权。林彪不喜欢大小事都向他汇报请示，但并不意味着他所注重的事情不让他知道和决定。由于林彪经常在外地养病，所以何时、何事向林请示汇报就成了罗瑞卿的一个难题。有时怕打扰林彪，罗瑞卿直接请示毛泽东办了，而林彪事后才知道，在罗瑞卿看来，毛是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直接向他请示符合组织程序。林彪碍于毛泽东不好表达不满，但受冷落的心态罗瑞卿感受得到（在任公安部部长时，毛也曾为罗通过周恩来而不是直接写报告给他而大为光火）。
1963年，林彪身体大病后，军委工作由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于是罗瑞卿工作上和贺龙走的很近，更使林彪感到大权旁落。此外，林在军内开展学毛泽东著作的活动，而罗瑞卿在毛的指导下，请陈伯达挑选30本马列著作进行学习。林强调军队突出政治，而罗瑞卿和贺龙声势浩大搞军事“大比武”，这些都让林彪觉得罗瑞卿是和他不是一条心（军内“郭兴福教学法”原为叶剑英发现，后来罗瑞卿和贺龙发展成“大比武”，叶认为罗将自己的功劳据为己有而强烈不满。有趣的是罗被打倒后，罗被捏造的罪名之一是“大比武”没经毛的批准，于是叶也不把这“功劳”抢回了）。

林彪的性格内敛低调、沉静寡语，而他的两员大将罗瑞卿和刘亚楼虽然都是能干之人，但性格却都飞扬跋扈、锋芒毕露。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时，虽然吴法宪是派来协助他工作的，但吴毕竟是政委，而且中共历来是党指挥枪，却搞得吴法宪像是他的小跟班。刘对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更是颐指气使。刘亚楼的专横跋扈毕竟只限于空军，而罗瑞卿担任的是军委秘书长，是军队大总管，按照资历和战功，排在他前头的元帅和大将还有大把，本来就有点“木秀于林”的意思，其张扬的个性和霸道的工作方式，不免得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及其他高级将领。甚至有人说罗“狗仗人势”，连林彪也不得不出来替罗受过。邱会作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罗瑞卿在军内得罪不少人，但如果只把罗瑞卿被打倒看成是高级领导人之间个人恩怨是肤浅的。没有毛泽东的决定，像罗瑞卿这样的亲信、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其他人是动不了的，包括林彪，更不用说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以林彪谨慎的个性、避祸的心态和对毛泽东的了解，他何敢要挟毛泽东？林应该明白即使在毛泽东危急的时候要挟成功，以毛记仇的个性肯定也会秋后算账。有句话说，文革中，周恩来只敢保毛泽东也想保的人，那么也可以说，林彪只敢打倒毛泽东也想打倒的人。这两句话虽然不一定全面：周恩来、林彪揣摩毛的心思可以挟带私意，将毛想保或想打倒的名单扩大化，以保护或打倒自己想而毛并不在意的人。但周、林不敢保或打倒毛一定要打倒或想保的人，即使企图尝试也不会成功，例如周想保贺龙，林想打倒张春桥。

罗瑞卿是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上被拿掉的，又在1966年的三月会议被正式安上罪名打倒。此时距离爆发文化大革命才仅仅几个月。因此罗瑞卿被打倒绝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政治决心。
中共八大后，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毛是不会让自己大权旁落的，权力制衡是毛的法宝。当时处于第一线的，党政工作主要刘少奇、邓小平负责，而八大后毛泽东提议设立书记处，让邓小平做总书记，本来是用邓来牵制刘少奇的，谁知邓小平最后和刘少奇走到一起。同样，在军队里，毛让贺龙担任第二副主席，一是贺龙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有功；二是罗荣桓曾给毛建议，军队重要职务不要只任用一方面军的人，也要照顾其它山头，以利于军队团结（彭德怀下台后，在国防部长接替人选上，彭自己向毛推荐的人选是陈赓，也有林彪。罗荣桓推荐的是贺龙）。毛最后重用贺龙，却不是出于军队团结，同样是为了军内的权力制衡。而自己和林彪的亲信罗瑞卿又和贺龙走到一起，毛泽东的感受可想而知。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和刘少奇、邓小平走的也很近，刘少奇接见外宾的时候明白地说罗瑞卿是将来国防部部长的接班人（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即让罗瑞卿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也可见邓对罗的器重，要知道当时叶剑英的影响力还在邓之上）。使得毛认为刘少奇插手自己视为禁脔的军队同时，另一方面更对罗的忠诚产生怀疑。特别是当毛发现罗瑞卿对在《解放军报》上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并私下与彭真沟通，加上拒绝江青提议召开文艺座谈会，更让毛失去对罗这个“家臣”的信任。

有研究文革的学者认为罗瑞卿想在政治和军事上投靠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其实以罗耿直的个性和对毛泽东的忠诚是不可能如此的，而刘、邓、贺也不可能去拉一个党内公认对毛愚忠的人。罗瑞卿让毛对他的忠诚产生怀疑，与其说他有背叛行为，不如说罗是个自以为心怀忠诚足矣，只会做事而缺乏政治敏感的人。毛清楚罗应该不会背叛他，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臣下的忠诚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事实而往往只是一个感觉。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用高文谦的话来说源自“毛泽东这种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和担心身边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这个分析“虽不中，不远矣”。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中国人饿死，使得毛在党内外的威信大为下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直言不讳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刘更当着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要知道“人相食”的记叙在史书上只在有暴君或社会最混乱的时候出现。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这重重地击中了毛的心病。斯大林死后被继任者赫鲁晓夫“鞭尸”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毛虽然不喜欢斯大林，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的下场。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就着手准备打到刘少奇。而经过多年经营，刘少奇在党政系统内，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很大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且刘少奇通过对“大跃进”等错误政策的调整，在国内威望日增。此时毛想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打倒刘已不大可能，只能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为他保驾护航。于是毛决定一方面利用林彪和其他将帅对罗瑞卿的不满顺势将罗拿掉，稳定林彪和其他军队高层，另一方面通过打倒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罗瑞卿、彭真、陆定一以及候补书记的杨尚昆，打击刘、邓的政治势力。

1965年11月，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目前被认为是罗瑞卿被打倒的主因。其实邱会作早在8月间，就被叶剑英叫到家里打招呼，叶毫不隐晦地批判罗瑞卿，并直言这是毛泽东交代的，被打招呼的人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邱会作回忆道：“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

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现在看来，叶剑英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面出力至少不少于林彪。除了叶群受林彪委托，其实还有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集中向毛泽东作了好几个小时的汇报，告罗瑞卿的状。在12月上海会议时，共有13份揭发罗的材料，现在公开的只有叶群、李作鹏、雷英夫的，其它写材料人的名字一直未公开，其原因当然是这些人文革后还在掌权。

上海会议上罗瑞卿只是被拿掉，毛泽东还说：“（罗瑞卿）反对你（林彪），没有反对我......”没有扣上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在当时最重的罪名。据说毛还准备把罗“流放”到江西。但毛泽东为了即将发动的文革，清扫刘、邓的外围，还是将罗瑞卿“打包”进后来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于是在1966年的三月会议上，罗瑞卿被彻底打倒。至于会议过程，与当初批彭德怀和文革后批其他人的过程大致相同，无非是群情激奋、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直至批倒批臭。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当初批彭德怀时，还有人替彭出头，彭的好多老部下只是阳奉阴违，而当初罗瑞卿“木秀于林”，得罪人又太多，批罗瑞卿是呈一边倒之势，同情者寥寥。

直到此时，罗瑞卿还以为是毛泽东、林彪误会自己，他打电话给周恩来，想见毛、林二人——就像那个寓言，狼说羊把水弄脏，要吃掉羊，羊却不明白这只是狼要吃它的借口，而徒劳地向狼解释那水不是它弄脏的。心知肚明但不能明说的周恩来只能激动地对他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至此，罗瑞卿完全绝望。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在家中跳楼自杀，所幸命大，落地时只摔断左腿的足跟骨。

罗瑞卿跳楼时，三月会议还没有结束，对他的结论还没有最后作出。罗在这种情形下自杀，也为文革前后挨整的领导人中少见。或许是刚则易折，或许是罗虽然历经党内残酷斗争，但他从未挨整，相反很多时候还是整人者，角色的转换让罗受不了。而作为女儿的罗点点是这样分析的：“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如今，“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反过来说，君不要臣死，臣不得去死。在那个年代，挨整的人即使自杀也是不被原谅的，被称之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毛泽东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后，有些惊讶：“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而其他人对此没有感到同情，用罗点点的话说：“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由于当事人的地位，罗点点不好明说。实际上，说“跳冰棍”的是邓小平，原话是：“罗长子就象女跳水运动员，跳了一根冰棍。”而“诗意大发”的是叶剑英，他是把辛弃疾《贺新郎》中的“将军百战身名裂”随口修改了一下。被罗点点痛斥为“纵欲后的满足”。不由得让人想起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时，朱德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样的做法，谁能想到我们一个饭锅吃了好多年？”

罗瑞卿跳楼后并未得到实质的治疗，文革中被装进箩筐抬着在台上批斗，箩筐旁是一片片左腿流出的鲜血，其状甚惨。罗瑞卿的两位前任粟裕、黄克诚也是被整下台，在文革中也都受到冲击，但罗在文革中的遭遇要比这两人惨得多。 罗瑞卿后来被关进监狱。而一直到进监狱，罗瑞卿都在苦思冥想为什么毛、林对他有如此深的误会。而真正让他醒悟和反思的居然是一张报纸。

文革时，罗瑞卿被装进箩筐抬入批斗会

由于九大的召开，罗瑞卿所在的监狱被允许看报纸，他看到了九大后的政治局名单。政治局是中共的权力核心，是神圣的殿堂，即使罗瑞卿当初最风光的时候都未能进入（包括文革后）。当罗瑞卿看到他极其鄙视的叶群也进入政治局名单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林彪这些人要完蛋了。战国时有个“赵王之爵”的故事。赵王得到一块宝玉，命玉匠制作了做了只酒杯，下令有大功者有权用这玉杯喝酒。赵奢打败了秦军后，赵王请他用玉杯喝酒。此后，全赵国的人把使用玉杯喝酒视为最高的荣耀。后来，赵王用此杯盛酒赐于一个给他舔痔疮的宠臣。再后来，赵将李牧打败秦军，赵王又拿出玉杯时，这回将士们都不喝了，觉得深受侮辱。罗瑞卿或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感受应该和这些赵国将士类似。罗此时开始反思个人崇拜给国家和他个人带来的灾难。

1973年，解禁后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治腿，当得知走廊另一端，一间糊满报纸的房间住的是老对头彭德怀时，他有些伤感地对罗点点说：“不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的，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这句话让现在的人看来有些啼笑皆非。虽然此时两个老对头同沦天涯，往日的恩怨也早已淡去，但罗瑞卿还是为自己“忠臣”的名分耿耿于怀。

1976年毛泽东去世，罗瑞卿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坚持不让他人搀扶，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端详，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已用不着演戏。罗瑞卿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后，虽然事务繁忙，但仍兼任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只能说没有在毛泽东麾下战斗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像罗瑞卿这辈人的感情的。因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被打倒而饱受折磨的陈再道上将，后来对韩先楚上将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他说到这里，那泪水都快要下来了。

罗瑞卿复出后，积极协助邓小平拨乱反正，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真理大讨论中，他冒着政治风险坚定支持胡耀邦，支持《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罗瑞卿虽然对毛的忠诚不变，但他已认识到，即便伟大如毛泽东者，也难逃历史的检验。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去德国治腿病时，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终年72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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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耀邦太天真了！”
                                 ——杨西光评价胡耀邦

杨西光的名字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1978年，杨西光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杨西光原是北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建国前的经历类似《亮剑》中李云龙的政委赵刚。“太天真了”是胡耀邦下台后杨西光对他的评价。
   
“红墙”摄影家杜修贤在胡耀邦去世前九天所摄，照片上的胡耀邦略显忧郁，反映当时的心境。这张照片被夫人李昭选为追悼会遗像。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第一次室外拍摄的自然照，第一次穿西装的遗像，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没有笑容的照片作为遗像。

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1927年，12岁的胡耀邦还在家乡湖南浏阳读小学。9月20日清晨，胡耀邦和表哥杨勇等同学看到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当兵的，就嘻嘻哈哈地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看热闹。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高声讲话，打听后才知道此人就是毛泽东，胡耀邦那天目睹的正是秋收起义。受此影响，不久胡耀邦参加了革命。

胡耀邦参加革命后，担任过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参加了长征。一直到1936年5月，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在瓦窑堡东征工作团总结会上，由于胡耀邦领导的工作团扩红筹粮搞得最好，毛泽东向台下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给我看看。”至此受到毛的注意。1939年5月，经毛泽东亲自推荐，胡耀邦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1年延安整风时，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由于胡耀邦没有搞当时流行的刑讯逼供，没冤枉好人，给叶留下良好印象。解放战争期间，胡主要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

建国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1952年7月，胡耀邦被调到北京，当时风传他将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胡耀邦认为建国前的任务是革命，建国后的任务是建设，这个职务正是他喜欢的。正当胡耀邦踌躇满志时，他却被任命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事后胡才得知，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两位候选人：他和陈丕显，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当时干共青团工作没有如今的“团派”这么风光。胡耀邦私下有些牢骚：“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从此，胡在这个职位一干就是十几年。

1962年，胡耀邦带职下放到湖南湘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共事一年多。1964年底，胡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胡耀邦受到批判，在批斗中生病，几有生命危险，幸好被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的叶剑英解救。胡耀邦以请假名义回京，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不敢阻挠，于是胡搭乘叶的军用专机回京。回京后基本上处于挨批斗和靠边站的状况。

此后胡耀邦曾有三次复出的机会，其中两次是毛泽东暗示，只是他不肯违心承认“错误”，最后都被他主动放弃。胡耀邦在1975年送给儿子胡德平的《水浒传》第一页上，郑重抄录了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坦率地说，胡耀邦虽然是著名的“红小鬼”之一，但在开国璀璨的星河中并不引人注目。不要说他的表哥、“三杨”之一的杨勇上将，就与比小他一岁、同为“红小鬼”出身的肖华相比，也相差很多。参加革命后，胡耀邦和肖华都是做少共和政治工作，两人都有极好的口才（肖还过之），都酷爱读书。但肖华16岁就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7岁任国际少共师（后隶属红一军团）政委，是正牌的“双一”出身，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抗战时期是有名的“娃娃司令”，38岁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写过著名的《长征组歌》，被称为“儒将”，是军内最富传奇色彩的将军之一。

70年代以前，胡耀邦远没有肖华风光，但是比起人品来，这位肖华就差多了。整彭德怀时，他是最起劲的人之一。其他人多为随声附和，而肖华却“独辟蹊径”，诬陷彭德怀里通外国，他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是1958年彭德怀访苏，和赫鲁晓夫同桌吃饭时没有我方的翻译。这个帽子被毛顺手扣在彭德怀头上，一直到死。整罗瑞卿时，肖华也是最起劲的人之一，包括文革中批邓。总之，每次党内整人，他莫不争先。文革中因被林彪和江青打倒，文革后又成了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斗士。肖华因整人太多，加上私生活不检点，被他整过的老干部们总结他“政治上是一个政客，生活上是一个嫖客。”只是因为文革时肖华确实因不愿被林彪拉拢、和江青关系不好而打倒，还算有气节，所以因祸得福，死后能进八宝山，被称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

正因如此，邓小平二次复出及文革后，胡耀邦受到邓、叶的重用，而肖华被送到偏远的甘肃去“戍边”。1981年被元老们看作年轻同志的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改为总书记），比胡还小一岁的肖华则在1983年被安排到政协做副主席养老，名义上虽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但个中滋味，知者自知。由于政治品格和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形成的强烈对比，造成两人后半生际遇迥异，使得本来可以相提并论的胡耀邦和肖华，却让人们忘记两人曾有的相似之处。这里比较两人，因为他们都从思想未成熟的少年就加入中共革命，在通常所说的革命大家庭里度过大半人生，在参加中共革命的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两人的巨大反差，代表当初怀着纯真理想的革命者后来不同的人生轨迹。

众所周知，胡耀邦出名是在文革后。其实，1975年，胡耀邦经叶剑英、邓小平推荐在担任中科院领导人期间的“百日维新”，就让他声名鹊起。这就是至今还被中科院老人们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虽然胡耀邦在中科院仅仅工作120天，就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他的工作赢得了知识界的好感。更重要的是他在此期间的敢作敢为，为文革后受到邓、叶的重用打下基础。

文革结束不久，叶剑英在努力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1977年3月，把曾与华国锋共过事、也有好感的胡耀邦推荐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在这个中共的理论大本营里，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由于言语大胆，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

1977年12月，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中央副主席合力赶走当时保守的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由胡耀邦接替。从此，胡耀邦以极大的勇气和过人的精力，大规模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按后来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国家级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有17.5%。每100名省部级干部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而且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组织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到了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再过一天，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提供理论基础，扫清改革最大的思想障碍。

虽然此后胡耀邦仕途一路平坦，直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但这两年才是胡耀邦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1980年2月，胡耀邦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老资格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在女儿面前有些愤愤不平：“我当了二十多年中组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却进了政治局！”不过他有件事没有比较：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那二十年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以胡耀邦在党内的资历，按说是很难做到最高领导人的，他之所以能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有以下原因：

一、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为上千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平反冤假错案，加上后来他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深受邓、叶的赏识。虽然他只是执行者，但在当时社会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挽回了中共在文革后陷入谷底的民意。由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二、随着毛泽东去世，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赶下台，饱受党内一人专制之苦的中共元老们再也不能容忍历史重演，集体共治是元老们的意愿。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人选，由于中共多年来由毛一人专制，党内无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真正独大，包括当时威望最高的叶剑英，而叶身体多病也无意愿。复出后的邓小平虽然民望很高，但在党内也受到其他势力的牵制（华没下台前，叶曾对熊向晖说过：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这句话应说出其他元老的感受），把理解他改革意图、有着极强执行能力、为人正派的胡耀邦推到前台也符合他的意愿。因此，在党内各个势力错综复杂、相互制衡的情况下，选择在中央根基不深、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胡耀邦是最佳的选择。

三、经过文革十年，中共元老们都年事已高，为保持中共执政的延续性，需要年轻的接班人，作为“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也正好适合，以后中共提出干部年轻化、培养“第三梯队”，也是这个思想的延伸。

至此，中国政坛以邓为主导，胡、赵为左膀右臂的“三驾马车”格局形成。但胡、赵虽然名义上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但所受牵制不言而喻。有一个例子，有次陈云为某事要求胡召开常委会，胡应承后请示邓，邓说不用开。最后当然要听邓的，但又不免得罪陈。两人当时的环境可见一斑（胡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据说是陈提的名。而胡确实符合陈所标榜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但后来胡下台，陈是大力主张者之一）。后来胡耀邦说，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只是那“过渡'的原因和方式，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

田纪云评价胡耀邦：“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的确，这个评价恰如其分。胡耀邦的身上真正具备一般民众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所有品质：清廉朴素、宽厚正直、无私无畏、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有错即改，对人民发至肺腑的热爱，对他人婴儿般的坦诚。只是这样具有理想政治品格的人，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曾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共事的吴江评价胡：一、宽厚有余、威重不足。二、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三、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胡当时只是付之一笑，不料后来都不幸而言中。

胡耀邦性格外向，活泼热情，好动多言，喜怒形于色。在西方社会或许被认为是领导人的魅力，但在中国，这种性格与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胸有城府的官场风格不符，因此被党内某些人讥为“作为国家领导，不够稳重”，“经常从椅子上跳起来，猴子屁股坐不住”。连胡耀邦6年批阅2千多封群众来信，全国2000多个县中跑了1600多个县都被当做笑谈。

不可否认，胡耀邦也有弱点，常兴之所起，不免言多必失，邓多次批评胡处事不持重（据说毛在延安时期，评价胡“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如当年访问日本时，冲动之下，胡耀邦没有考虑当时的国力，邀请日本三万青年访华，最后只好改为三千人。而当时经济世界第二的日本后来仅邀请中国几百人访日。在经济上有时急于求成。如在当时国民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倡导高消费，又倡导国人改变饮食结构，变食粮为吃肉为主。当然，在总设计师所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失误也是难免。

这些在以后在胡耀邦下台时，成为党内一些人攻击他的理由，但这都不是胡下台的主要原因。胡耀邦认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对政治等体制同步改革，并且从党内政治民主做起。1979年，胡曾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提倡对知识分子宽容，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胡的主张与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邓发生分歧，邓多次指责胡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3年邓发起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潮中，两人之间分歧越来越大。1985年，胡接受香港《百姓》杂志总编陆铿访谈时言语不慎，访谈内容后在境外发表。邓看了认为十分出格，非常恼火，这两件事使邓对胡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邓已准备在十三大上通过正常程序将胡换掉。邓的态度被人有目的传开后，胡的处境更为困难，工作已无法正常进行。1986年12月爆发学潮，邓将学潮的责任归结到胡的身上。1987年1月，胡只能被迫辞职。此时，距叶剑英刚去世几个月。据说后来胡感叹：“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真诚地以为原来毛泽东提出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然而现实又一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所说：“耀邦太天真了。”后来，胡耀邦对着来访的人自省：“平生真诚有余，老练不足。”

下台后，胡耀邦相反民望高涨，为他自己始料不及。做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为胡耀邦分析：“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病逝......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而按照惯例，只在百周年诞辰时才纪念已故领导人。以后公开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多了起来。

胡的继任者因为胡的前辙，曾为政治体制改革向邓探底，邓当时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的底线。不过至今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推动。近来温总理在境外多次发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都被国内宣传部门“屏蔽"。体制的顽固性即使如总理，也很难改变。但正如胡耀邦所说：“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2010年4月15日，温总理在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再回兴义忆耀邦》，怀念当年陪同胡耀邦考察贵州等地的经过，让一般民众了解到他与胡耀邦的渊源。除了温总，《亚洲周刊》曾透露，1993年4月15日清晨7点多，胡锦涛来到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园，在墓前肃立良久，突然大声呼喊道：“总书记，今天我是来还愿的！”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环境，一般前往吊唁的人都不敢再称呼胡耀邦为“总书记”。
   
胡耀邦墓碑，墓碑上的少先队队徽、共青团团徽、共产党党徽，代表他一生政治生命的三个阶段

胡耀邦说过两句话，让人难以忘怀：

一是197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时，含着眼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二是80年代中期，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反腐大会后不久，谈到反腐时，他神色凝重对胡启立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百姓啊！”
这是一个担任过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肺腑之言，而且他一直到死都致力于斯。

就凭这两句话，足以让胡耀邦彪炳史册！（待续）

livermore

请slowblue删除转贴，重复了，我已经整理过了，谢谢。

slowblue

请slowblue删除转贴，重复了，我已经整理过了，谢谢。
livermore 发表于 2011-9-1 13:09

   系统说超过60分钟了，不给删帖

yee2001

值得一看的文章

litaoo

认真的顶一下

无动于衷

作者文笔不错，高人

nx8918

思想单纯的搞政治革命,最后都是被愚弄得革了自己的命

livermore

徐海东为什么能位列大将第二？（一）

说起徐海东，虽然贵为开国大将，但一般人对他并没什么了解，因为他在军史上一无让人津津乐道的大的战功，二在党内各个历史时期也并没身居高位，被评为大将相信好多人都不解。但更让人惊奇的是，他在十个大将中名列第二，排名仅次于被公认是无冕元帅的粟裕，位在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等之前。

熟悉军史的都知道，1955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除了考虑历史和授衔当时的职务、战功，平衡军队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山头，也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徐海东除了是四方面军山头的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不是最主要的，位列第九、曾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比他更具代表性），他还是红军时期的一个小山头&shy;——陕北红军的第二号军事人物（第一号大家都知道是牺牲了的刘志丹）。但即使是照顾山头，对于这个小山头的代表人物居然排到大将第二位，按照一般常识还是解释不过去。这就要说说徐海东的功勋和这个小山头在历史上的作用了：

第一、鲜为人知的小长征

提起长征，人们想到的就是第一、二、四这三大主力红军，实际在军史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由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25军，历时10个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距离达9千里先期到达陕北的小长征。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力量是不断地被削弱的，而这只红军在长征中无论是人数还是实力上反而得到了加强！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一部。1932年蒋介石亲率50万重兵围剿鄂豫皖苏区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守的红25军处境日益艰难，人数由1万多减少到4000余人，而且也无电台和中央联系。1934年，周恩来派程子华辗转来到鄂豫皖苏区，指示苏区主力应进行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一能使部队得到发展，二是能引走敌军主力，减轻鄂豫皖苏区的压力。经过和负责人吴焕先、徐海东等研究，决定红25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红25军转移前，徐海东主动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吴焕先为政委。

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一个月，不足3千人的红25军对外号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只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开辟了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相对其它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狼狈，红25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还是长征中仅有的一例。

红25军的长征虽然距离相对较短，但同样也是艰苦卓绝、悲壮惨烈。红25军一直处在孤军奋战之中，对这3000人进行围追堵截的国军常在十万人左右，其所承载的军事压力的比例，远远高于三个主力红军，但徐海东却能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游刃有余。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卫立蝗，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在与追击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四方面军出悍将的传统得到充分体现，部队最高领导总是带头挥大刀冲锋在前，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在火线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

尤其要指出的是，徐海东率红25军在长征途中为中央红军多次做了策应。1935年7月，红25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精锐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卫立惶围困中央红军的7个师回援，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蒋介石称“徐海东不死，国无宁日”，恼怒之下，南京政府把被蒋视为“文明一大害”的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能和朱毛头颅并列的，除了徐海东，红军将领中还无他人。

1937年9月，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25军辗转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刘志丹的红26、27军会师。此时红25军除了留在陕南迎接中央的七十四师2000多人，还有3400人，人数比开始长征时的不到3000多了一倍。而且红25军长征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被调到陕甘，使留守的红28军又得到发展，实现了当初长征时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保存的目的。对比之下，征战距离比红25军要短得多的部队中，方志敏、寻维舟、粟裕所率7000人的红七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任弼时、肖克、王震所率9000人的红六军团在与贺龙会合途中损失三分之二；徐向前、陈昌浩所率西路军21800人也基本损失殆尽。

值得一提的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出现在骑着高头大马、养得胖胖的张国焘面前的，是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红一方面军。而展现在陕北当地军民眼里的红25军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衣着整齐，装备精良，竟然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这样的装备即使是建国后的解放军连队也未必能相比，更遑论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了。红25军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力量。会师后的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更准确地说是由胜利者中的当权者书写的。曾几何时，秋收起义被放在南昌起义之上，百色起义被大书特书就是明显的例子。红四方面军自张国焘投蒋后就背负着原罪，而且领导人中以后在政治上能说话的只有一向低调的徐向前（如果说红一方面军出帅才的话，红四方面军则专出悍将，而王近山、陈锡联、许世友、王建安、王必成、陶勇、韩先楚等四方面军悍将也被分散到各个山头，成为它山之玉）。使得这段小长征和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黄麻起义、创建了曾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一样，在军史上不说是一笔带过，也只是略有着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不要说完全符合大将授衔资格（须红军时期任军以上职务），他在红军时期特别是长征中展现出的卓越军事才华不逊于当时任同等职务、后来授大将甚至元帅军衔的将领。而现在被称为“万岁军”、“王牌中的王牌，甲等中的甲等”的第38集团军下辖113师的前身就是徐海东大将领导的红25军。

（待续）

第二、对毛泽东和中央的贡献

长征无疑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毋庸讳言的是，打着北上抗日旗号的长征，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的大溃逃。而历经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再次遭遇分裂的磨难。此时，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可以说是人地两生，人困马乏，穷困潦倒。而给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伸出援手的正是刚在陕北扎下根的徐海东。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生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徐马上表达了对中央极大的尊重和绝对的服从。同年冬天，毛泽东派杨至诚向徐海东借2500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问供给部部长查国桢家底有多少，查答：“7000块。”徐海东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块，拿出5000块送中央。” 并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而且命令每个班挑一把最好的机枪送给中央红军。就连最精锐的骑兵团，都直接交给给中央指挥。

对比不久前张国焘对毛泽东和中央的蔑视甚至讹诈，徐海东的雪中送炭，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爱憎分明的毛泽东感到莫大的欣慰。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陕北根据地不仅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喘息之地，日后更成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大本营。毛以后经常说徐海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其实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毛泽东评价一个人最注重看这个人在历史上和他的关系，历史上凡是得罪过毛的人，最终或多或少受到过惩罚，但是给过他恩的人他也不会忘记。这才是徐海东虽然1940年后由于积劳成疾，长期只是担任闲职休养，但最后还是大将中位列第二的真正原因。

后记

1960年春节，毛泽东到广州过冬，与徐海东为邻。凡毛出车，车必先从上坡下滑一段再发动。毛泽东吩咐司机：“海东同志住隔壁。他是病人，不要吵他！”

“文革”期间，徐海东的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徐海东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想整徐海东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提名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兴奋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当徐海东坐着手推车，椅上携氧气筒，缓缓进入会场时，周恩来含泪走过来，亲自给他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挥手致意打招呼。众代表起立欢迎，掌声雷动。会议结束时，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

徐海东简历

1900年8月生于湖北大悟。

1925年4月入党；1926年5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1927年6月，回黄陂家乡参加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1931年3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1932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先后任红25军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5年9月，率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26军、27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1937年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1940年后长期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衔。1956年、1969年在“八大”、“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逝世。

（完）

elvis_2008

好文章！看来有理想、但没有权谋的政治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灰尘

是否还需要强人悍将来领导确实值得深思，将可以，帅就不必了。有历史为鉴。和谐二字非一般人能领会啊。

elvis_2008

几个“很傻很天真”的中共领导人（六）

四人的人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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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这四人，都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同志、同事，他们有的互为知己，有的或为仇雠。在那个荒诞的岁月，他们都遭受磨难，有的含冤去世，有的幸免于难。在度尽劫波后，人生又互有交集。
一、张闻天与彭德怀：
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结识彭德怀。两人一文一武，但即使张闻天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也未直接主管军事。两人工作并无多的交集，也无深的私交。然而，张闻天一生中两次命运的改变都与彭德怀有关。一次是会理会议，张闻天无端被诬与彭德怀联合，怂恿林彪写信给三人军事组让毛下台，遭到毛的猜忌。为张以后的命运埋下种子。第二次是庐山会议，张闻天支持彭德怀“万言书”的观点，最终被迫害致死。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痛惜黄克诚是“自投罗网”。但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历史渊源和个人关系，即使黄不出面支持彭，最终也会在劫难逃，黄后来说：“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有意味的是，临时上山的黄克诚被特意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而真正“自投罗网”的反倒是张闻天。&#160;
早在庐山会议前，“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危害就让张闻天对国家经济产生担忧，由此引发了他对党内民主的深入思考。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也准备给毛泽东写信。这时，彭德怀已先他一步。事实上，彭德怀写信前和张闻天多次交换过意见。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倒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但也认为毛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也有些骄傲了。
彭德怀把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告诉张，他的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的“刺”。并叫张看信，张一口回绝，怕授人口实说搞宗派。毛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大为恼火，庐山顿时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还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并亲自拟写发言提纲。期间，包括田家英、胡乔木等打来电话劝阻，胡乔木更明白地告诉张闻天：主席决心要整彭老总了。
两个重要人物的劝阻电话，都没有动摇张闻天的决心。1959年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的讨论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当时会场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主持会议的柯庆施多次打断张闻天，但张闻天仍然一口气完成了发言。张闻天的发言可以概括为两点：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发扬民主。他的发言比彭德怀的信阐述得更加清晰，并且作了理论说明。其理论高度，是当时党内无与伦比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议发言之一。
会后，张闻天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成了这个“反党集团”的副帅。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在庐山上，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极尽嘲讽：“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从此，张闻天被迫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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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文革中，张闻天和彭德怀一同接受批斗
庐山会议是张闻天和彭德怀人生走入苦难的起点，也是张闻天和彭德怀人生光辉的顶点。历史的舞台给张闻天展现的机会很少，但是张闻天每一次的亮相都绚丽夺目。
二、彭德怀与罗瑞卿：
彭德怀与罗瑞卿是中共党内著名的两个老对头。两人都性情刚烈，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延安整风、直到建国初期、庐山会议，都结下很深的矛盾，关系势同水火（拙文《彭德怀的人格缺陷及其人生悲剧（二）》里有详细的描写）。彭德怀在军队里地位比罗瑞卿高很多，以彭的威势，不要说一般的高级将领在他面前噤若寒蝉，即使同列元帅的也大都不敢掠其锋芒，军内也只有像罗瑞卿这样个性倔强，自认是毛、林亲信的，才敢当面和彭对抗。
庐山会议上曾卖力批判彭德怀的罗瑞卿，几年后自己也被整下台。1973年，命运又安排这两个老对头同在301医院。只是永远不被毛原谅的彭德怀形同囚禁，而因为林彪出逃，被毛放了一马的罗瑞卿得以解禁治腿。
在301医院，罗瑞卿对女儿点点说了上文中那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但毕竟岁月的磨难，淡去了两人的恩怨。罗点点描写了父亲后来复杂的心态：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爸爸读报纸，爸爸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老总病房的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爸爸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爸爸的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过了好半天，才又愤愤不平地说：“死了也不许来看吗？”我猜爸爸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相互理解的倔强的人，他们是否能在这一次的同处逆境中找到沟通的机会呢？
罗点点的这段描述极为传神，谈话之中，罗瑞卿从不直呼彭名，只用“他”来代替，说明多年的芥蒂仍在，但又同病相怜，为彭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罗点点所说的和解，正如罗点点文中所说“没有机会了”。1974年初，罗瑞卿出院回家，而在这年的11月，彭德怀含冤孤独地离开人世。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即便真有机会，两人也很难和解。
1977年10月，复出后的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一文，文章的本意是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僵死的教条。字里行间，锋芒直逼“两个凡是”。但罗瑞卿借用的是长征途中，会理会议前后那一段。文中指责彭德怀与林彪相互勾结，结成死党，阴谋取代毛的地位。但这篇文章发表时，彭德怀还未平反，在《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上提及彭，还得维持中央以前的结论。那个误会本来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已主动澄清。或许在罗瑞卿看来，既然后来既然证明林彪是坏人，那么他当初说的也是假话，而且毛生前对彭在会理会议前怂恿林这个揣测一直深信不疑。或许毛整其他人有错，但桀骜不驯的彭德怀历史上确实几次反对过毛，这是对毛忠诚的罗瑞卿不能原谅的。
有人说，罗瑞卿后来阻止彭德怀平反，理由是直至罗去世后四个月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才正式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事实上，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中，彭德怀是平反较早的。虽晚于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案件”，但早于张闻天、刘少奇等人，甚至也早于罗瑞卿本人（罗去世近两年后，于1980年5月20日才被正式平反）。没有公开资料证明罗瑞卿对平反彭德怀有过阻挠。
忠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要义，中华民族区分人格之有无，辨别人格之高下，首看忠。正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但忠有“大忠”、“小忠”之分。
罗瑞卿当初怀着纯真的理想参加中共革命，但他和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依然摆脱不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君臣道义。罗瑞卿一生以毛的“忠臣”自居，他的忠是愚忠，是“小忠”。彭德怀长期是毛领导地位忠实的维护者和军事战略得力的执行者。他的忠不可否认也有少许的忠君成分，但他的忠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坚守，只是真理更多时候站在毛的一边。当革命成功，很多农民出生的同事已忘却原初的农民情感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还保持着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其憎恶。在他目睹“大跃进”给人民带来极大灾害后，在庐山会议上不惜逆批龙鳞，为民请命，招致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而终生不悔。因此，彭德怀的忠为“大忠”。
罗瑞卿的忠与之相比，高下立判。但个人和国家的苦难逐渐让罗瑞卿清醒，复出后，他在中国政坛虽如流星一划而过，但仍发出应有的光芒。罗瑞卿对毛的忠诚不改，但至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灵魂不是作为“家臣”去见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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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瑞卿与胡耀邦：
1937年2月，罗瑞卿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同年5月，胡耀邦进抗大学习，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委，为罗瑞卿下属。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和胡耀邦都在晋察冀野战军工作，参加华北解放战争。胡耀邦后来说：“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
1978年5月，胡耀邦支持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为标志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实际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开始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会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实》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遭到吴冷西、胡乔木等党内理论权威的指责。胡乔木甚至到胡耀邦家，对胡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5月17日批评《实》文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不久，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参与《实》文的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一时形势骤然紧张，高压之下，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沉痛检讨。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压力，甚至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面对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负责发表《实》文的吴江认为，如果此时保持沉默，真理标准讨论会夭折，他们这批人乃至胡耀邦处境会更加困难，甚至要承担罪名。吴江决定冒着风险撰文反驳，他在孙长江的协助下，很快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马》文）一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初稿写出来后送给胡耀邦时，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而早在《实》文发表时，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就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文的观点。罗瑞卿除了让《解放军报》转载此文，在这关键时刻，他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刚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给予支持。巧合的是，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马》文后，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政治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秘书梁金泉送给罗瑞卿（此为梁金泉的回忆。关于此事，各个当事人另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吴江主动投稿给《解放军报》，一说是《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到中央党校找到吴江，拿走底稿。另，《实》文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参与的人后来对著作权也是各有解释。当然这只是枝节问题。）。
罗瑞卿看到此文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罗瑞卿也明白自己可能承受的政治风险。为此他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多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160;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如果说《实》文的发表仅仅是‘掀起你的盖头来’，而且刚刚掀开一条缝，即被重重的压下了；《马》文的发表是‘将堤坝炸开一个硕大的缺口’。”胡耀邦后来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
7月18日，罗瑞卿去德国做腿部手术，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1980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一次与罗瑞卿生前秘书王仲方谈到罗时，胡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胡耀邦的实权，是无法让罗瑞卿做政治局常委的。但当时胡、赵、罗分别是党政军这三个系统协助邓小平拨乱反正最得力的助手，胡、赵随后分别担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胡说此话，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很可能是透露了邓的意思。罗瑞卿如果在德国能挺下来，应该会成为邓在军队最主要的助手，担任政治局常委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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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耀邦与张闻天：
张闻天担任中共总书记时，胡耀邦还只是一个“红小鬼”。不过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胡耀邦是老同事。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她和胡耀邦就在一起工作，当时刘英是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比她小10岁的胡耀邦，担任少儿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长征结束后，刘英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担任宣传部部长。此时刘英刚刚和张闻天结婚，加上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驻团中央的党代表，因此张闻天认识了胡耀邦。胡耀邦自进抗大以后，就和张闻天、刘英很少见面了，但始终保持友谊。
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此时距张闻天含冤离世才一年多。刘英闻讯十分高兴，不久便给胡耀邦写信，向胡耀邦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到给张闻天平反的问题。1978年1月，胡耀邦拜见刘英。刘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后来克服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阻挠，亲自参加迎送张闻天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胡耀邦不仅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耀邦也是建国后第一个公正评价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中共领导人）。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自此中共才启动了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1985年，胡耀邦为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已，诲人不倦”，这既是对张闻天的赞扬，也是胡耀邦本人的真实写照。胡耀邦如此看重张闻天，当然不只是因为刘英的原因，应该是对很多方面和自己类似的张闻天惺惺相惜。
胡耀邦下台后，有一天翻看《张闻天文集》，看到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他用红笔划下，用很赞赏的语气对儿子说：“德平，你看看这句话怎么样？”两人都做过总书记，离职后都坐冷板凳，张闻天坐冷板凳后写出的这句话，让胡耀邦觉得很温暖。
在不同时期，张闻天、胡耀邦包括陈独秀都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都是学者型领导人，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和勤奋，所读书籍之多也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少见（毛泽东曾说胡耀邦“好读书，不求甚解”，但在儿子胡德平看来，是指胡耀邦注重阅读原著，独立思考，不被他人对原著繁琐或别有用心的阐述所误导，“倒也是种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他们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精神，都具有高尚的品格，他们做中共总书记时，都是中共内部民主气氛比较好的时期。他们也都受到外部制约（陈是受共产国际、张是受共产国际和毛、胡是受邓等元老），都是中共历史上的过渡性人物。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在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乱世是不可能夺取天下的，即使在太平时期，由于没有透明规范的政治游戏规则，品德高尚的人也无法在最高领导人位置上长久。成功夺取天下的往往是类似刘邦这样的无赖和恶棍。即便像毛泽东这样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雄才大略者，他也需要耍权弄谋，铲除异己，用专制统一自己的政党，来推翻另一个专制。夺取天下后，他让他苦难的民族重拾自1840年起就被剥夺了的尊严，让人民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至今让国人念念不忘。但当专制成为一种习惯，他也不可避免地重蹈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君王晚年的覆辙，给国家和人民包括他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几千年的命运就是如此，总是因为一个人的英明或昏暗而时好时坏，从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让国家和民族周期性地承受苦难。
熊向晖的女儿、新华社高级编辑熊蕾曾刻薄地说：“历史给过张闻天‘最高领导’的机会。可惜，张闻天的才具人品辜负了这样的机会。”是的，历史曾给张闻天、胡耀邦包括陈独秀“最高领导”的机会，是他们所在的政治体制，而绝不是熊蕾所说的，是他们的才具人品“辜负”了这样的机会。除非熊蕾所说的才具是指耍弄权谋，人品是指卑鄙无耻。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体制，不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都不可能尽如人意，只有傻瓜或者空想家才会相信或幻想完美的政体。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家之间也会勾心斗角、党同伐异，但他们都得遵守规范透明的游戏规则，权力和职务的更替不会随意无序，更不会有血雨腥风，却有严格的程序。或许他们卑鄙无耻，但至少他们表面得伪装成仁义高尚，以满足选民对他们道德品质的苛求，因此他们要时时小心，以防无孔不入的媒体监督，至少不敢肆无忌惮，以免权力不保。
在这种体制下，品德高尚的华盛顿，能功成身退，让人永远怀念。能力出众但私德有亏的尼克松，只能被迫黯然辞职（毛泽东当时大为诧异，他不相信像窃听对手这样的“小事”，就能让一个大国总统下台。不过毛倒是说过，像斯大林那样的暴政，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作为一个说谎的总统被人民铭记。而且，尼克松下台后，他的继任者按照法律赋予他的权力，特赦了尼克松，尼克松也安享晚年。当很多中国人嘲笑胡耀邦、张闻天的“天真”时，不如反思像他们这样品德高尚，受人爱戴的政治家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政治体制里生存，然后以人民的力量去推动这个体制的前进。&#160;
后记&#160;
天真是不受礼俗拘束的品性，是一种未经世俗侵染的做事简单直爽，总是希望得到浪漫与自由，是做人的单纯、朴实，或许显得幼稚，但从不邪恶。天真的反义词是世故、圆滑、老练。世故、圆滑、老练的人或许能自保，甚至能飞黄腾达。在威权体制下，在尔虞我诈的社会，天真成为无知的代名词，为“聪明”人所不屑。天真的人会受到欺负，甚至性命不保，但天真从来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有了那些天真的人异想天开，人类才有那么多辉煌的创造发明；有了那些天真的人天马行空，人类才有那么多灿烂的文化遗产；有了那些天真的人胆大包天，一次一次推翻暴政，人类才能逐步走向民主繁荣。
本文记述了张闻天、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四人。对于记述的篇幅，由于历史舞台给张闻天的机会太少，彭德怀为人熟知，篇幅较少。而胡耀邦为年纪稍大的国人熟悉却不为80后或更后所知，但由于可理解的原因也不能多述。罗瑞卿是毛时代大多数干部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他忠于领袖却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加上其下台原因的扑朔迷离，篇幅最多。对他的记述，倒不是让人窥探宫廷秘史，而是让人们反思这个典型代表的典型意义。
张闻天、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四人都被他人以天真评价。其中张闻天、胡耀邦的天真在于，他们虽都有深邃、前瞻的思想，但不屑权谋，不知自保。彭德怀的天真更多源自天性的质朴与刚正。他们三人都有独立的人格。罗瑞卿的天真在于愚忠领袖，最终出于利益考量被领袖弃如敝履而不自知。罗的格局不如上述三人，只要毛泽东还在思考，他和他的大部分同事就自动屏蔽自己大脑中负责思考的那部分功能，但当他开始自觉反省，他的人格也得以升华。
因为天真，所以可爱，也所以可敬！当中国的政治体制能让那些所谓天真的人有生存及尽情施展的空间时，代表这个国家真正走向政治文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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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的领导层也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好，这两党的高层圈子里，给自己人“整死”的人可能远远多于被反对党整死的人。很可能是坚固的官僚和官场的传统，加上两党都是主张以内斗净化自身的列宁式政党的原因。可惜中西的最糟糕的传统都搞在一起折磨了两党很长时间。

胡耀邦时代或邓小平时代是结束“整死自己人”的中国特有的党文化的开始。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可能从小看的惨案冤案太多，开始跟自己人整死自己人的党文化说再见了。也是中国的党文化进化或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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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体制不变，悲剧永远不会落幕。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