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清：股票小作手操盘实录

fugue

（本文为转载，标题有改动）

中国股票市场形成较晚，但蒋介石却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之一。

大概是在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法无此物，则难批复，千方百计加以阻止。因此，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再继续争取。

这时，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尽管此时他只是张静江等人的一个小伙计，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经营才能。

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

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 “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密友。

过了一年半载，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在张静江的启发下，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着手办理交易所。为此，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

首先，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其次是聘请江浙财阀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为该组织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和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草具文书，提出申请，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他马上通电反对，使得这些筹办者感到颇为惊诧。

其实，这是有原委的，对于其中的“道”，张謇要比蒋介石等人内行得多。

听到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要创办交易所的事情后，张謇感到很是吃惊。办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中国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人很少能有此创意，但他却是例外。不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着手擘划，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自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张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由此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国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区一所制，“北洋政府”若准许蒋、虞等首先创办交易所，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

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万事皆利于我，岂容他人染指分肥﹖

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名望和资信，只要自己坚持，这些小辈们即有天胆，也难如愿。有了这个信心，他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诉，坚决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就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碍于张謇的反对，很难批准他们的申请。

实际上，这是蒋介石、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商业权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在他们与张謇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精明的日商已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在上海，蒋介石等人也秘密展开活动，试图先发制人。在他们的游说下，沪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

这时的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吴佩孚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于是，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被批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监察人为周骏彦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种，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但当时并没有全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颁布以后，它便依法将物品中的棉纱交易并入纱布交易所；证券部分于1933年夏秋间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由于财力有限，他们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

恒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共有十七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的代号。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蒋介石究竟是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赚到大钱的呢？

蒋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4000元股本，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让他捞回一把，以免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此点有蒋给张的信为证：“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请为签字。”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抢帽子”的投机游戏，纠伙联群、操纵市场。

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国第一家，因此，一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起初交易营业额很好。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80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500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协进社所有的3万股，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1.5万股，其余所存1.5万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3万股。这样，加上前存1.5万股共4.5万股，以每股平均获利60元计算，共可获利270万元。除去日商押款87.5万元，还有4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37.5元，共需150万元，总共237.5万元，其余的32.5万元，当然就为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所得。至于缴足50元的4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万元，也为蒋等人所有了。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资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以为他们有实力，手头握有每股120元市价的4万股股票，因而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蒋介石不禁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

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感觉到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时达到顶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光怪陆离，问题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1921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20万元，到处被债主所逼，非2万元不能逃脱。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魏此时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钱救他？

这时，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100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问题。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100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学雇100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500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情况并不比周骏彦好多少，可谓同病相怜。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过望。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伯桢，诚恳地向魏表示，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魏合作。

多一个精明的帮手，魏自然不反对。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少好处，出乎他意料的是，蒋胃口并不小，他说希望得20万元。魏很是恼火，当场回绝。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100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2万元，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想到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20万元，怎么能与他合作呢﹖

不料，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参与的事是很难不让他参与的，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1000元，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量是了解的，对之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蒋的这层背景，魏感到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表示同意蒋介入。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都有好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100个人全部到位，每人发一点好处费，又加发了每人2角的酒钱。待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5000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较早得到了这个信息，看到情况有变，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对手，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大东旅馆来找魏伯桢。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经决定反水，他私下找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开始时虞很气愤，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可以给蒋一部分，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蒋随即到大东旅馆把他的活动情形告诉魏伯桢。魏见蒋介石已独自将事情办好，尽管很恼火，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顺从蒋的意见。

第二天，蒋介石拿着自己所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新投机。

学天

感谢分享

leonzhou

蒋好像小聪明不少

slowblue

蒋不吃亏哦

midas

蒋志清被描写的太神了。虞洽卿是老板，蒋志清是他的小伙计。蒋志清的大哥陈其美原来叫虞洽卿“老板”。虞洽卿当时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商界的第一大老板。陈其美是蒋志清的带路大哥。陈其美比蒋志清大十岁。虞洽卿比陈其美大十岁，虞洽卿的年纪做蒋志清的爸爸都可以了。没有陈其美肯定不会有后来的蒋中正。孙中山先生的铁杆粉丝，上海都督陈其美被袁世凯的刺客刺杀以后蒋志清又变了上海的无依无靠的三毛。后来找虞洽卿帮忙。陈其美和虞洽卿是同乡加好友。虞洽卿家里当时有不少门客。他的门客都是同乡的有点本事的人。蒋志清就那样当了虞洽卿的门客一段时间。即包吃包住一切都被照顾。蒋志清当了国家领袖以后不提那段历史了。可能觉得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看了闲来无事的蒋志清，虞洽卿让他出来做点事情。那就是虞洽卿做老板的交易所的经纪人。虞洽卿帮了蒋志清不少忙。也变了当时蒋志清的依靠。老板骂小伙计的过失很正常。蒋志清也不介意。不过虞洽卿觉得蒋志清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材料。结果蒋志清南下羊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了。

litaoo

赤脚财神虞老板也是神奇的人
乱世人才井喷啊

话说为啥选蒋做黄埔校长呢，看他一贯对俄党和共c主意意见很大

lyf330

回复 6# litaoo


   听说蒋在军校开办前曾组团详细考察过苏联。并蒋对军校感兴趣，详细考虑过苏的军校。所以当时孙中山建黄埔。蒋是不二人选。

fugue

回复 5# midas

谢谢老师点评！

联想一下身边的事，一件事经过三五个人一传，基本都会面目全非。所以学生总觉得史书上的东西不靠谱，基本都是无数次的道听途说掺和进写书人个人的感觉而已。要说历史的真实，基本不可能从史书上直接知道。能得到一些原滋原味的情报真是无比珍贵。

fugue

正好在这里附上一些虞洽卿的资料（根据一位当年跟虞洽卿打过交道的老先生的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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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闻人”虞洽卿

黄振世

虞洽卿即虞和德，宁波人习惯上昵称为“阿德哥”，是旧时上海租界上的一个所谓“闻人”。上海有两条马路曾用宁波人的名字命名，一是法租界的一条小马路——朱葆三路(朱是定海人，当时定海属宁波)；一是公共租界中的虞洽卿路。虞治卿路原为西藏路，南尽爱多亚路，贯通租界时的“第二特区”。南端临苏州河桥，中段跨连南京路、静安寺路，是上海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宁波旅沪同乡会和跑马厅位列两侧。把这样一条马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可见虞在上海地位之突出。实际上这标志着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非仅为虞洽卿个人树名而已。

我虽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孤岛”沉沦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平时也曾就报章杂志所刊材料，选其资料确实或较为可信者加以札录。我认为在虞洽卿的历史中，反映了旧中国买办人物的如何兴起，帝国主义如何横行，下层群众如何团结一致和爱国爱乡，民族资本家如何在坎坷道路上得以发展……总之，是多方面的能反映近代历史的真实资料。爰就个人所知，据实以记。这里得先声明，我既无文化，也不懂政治，较熟识的是行帮会门，较接触的是生意门槛，三句不离本行，所叙述的也只能限于这些范围。因此，这些材料只是反映虞洽卿其人其事的一个方面，仅供分析研究之用。错误或不到之处，还请熟知者加以指正。

虞洽卿的出身

虞洽卿是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乡(今属慈溪县)人。龙山位于“三北”（镇北、慈北、姚北）。因镇海属宁波，故虞洽卿成名后，上海人常称“宁波虞洽卿”或“三北虞洽卿”。

虞洽卿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五月十八日。小时家境贫困。父名万丰，其职业已不清楚了，有的说是在乡间开小店的，有的说是做裁缝的，也有的说曾去江苏做过信差。大致上是一个乡间的小手工业者。虞万丰有兄弟三人，万丰居幼，因贫穷成年后无力成家。后来经人做媒，娶了范市一个姓方的妇女为妻。方氏过门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名瑞岳，即虞洽卿；次名瑞芳。虞洽卿的父亲在他6岁时就死了，靠母亲勤劳纺织维持一家生计。虞洽卿读了三四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海涂拾蛤蜊、泥螺等补助家用。虞母为人勤劳厚道，颇明事理。据说，当时龙山有个叫虞润富的，在乡间建造了一所大屋，引起乡人羡慕。虞母对年幼的儿子说：“你大了如果发了财，应该对家乡做点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他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他除了喜欢接近女人外，平素自奉尚俭约，衣食所费不过与中产阶级相等。对家乡公益事业，乐于捐输赞助，如辟公园、办学校、设轮埠、造小铁路，所费极多。照“八·一三”事变前物价计算，他用于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当时的全部财产。这虽表现出宁波人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但天性与母教，也有一定的关系。他母亲于民国19年(1930年)去世，虞洽卿为其母出殡治丧，大摆阔气，曾轰动一时。

关于“赤脚财神”的传说

虞洽卿到上海去学生意后，由学徒而升至跑街，以后又进洋行做买办，可说是风云际会，一帆风顺。当年上海盛传着一个与他发迹有关的“赤脚财神”故事。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虞洽卿15岁，为谋生计，由其母托同族的虞鹏九带到上海去做学徒。同时到上海去学生意的有两人，一个进南市大王庙某钱庄，虞洽卿进望平街茅家弄瑞康颜料号。据说原定是虞洽卿进钱庄去的。那天虞鹏九先带他们到瑞康，适逢天雨，虞洽卿舍不得穿母亲给他的新鞋，就把鞋子脱下拿在手里，赤脚进店。一进门，由于地上泞滑，且乡下孩子初到大码头，不免心慌意乱，脚一滑，跌了一跤，手脚朝天，活像“元宝”。瑞康老板奚润如见了，连忙起身把他搀起来，仔细打量着这个乡下孩子，竟要了他做瑞康的学徒。

原来，奚老板在头夜做了一个梦，见有一位“亦脚财神”进门。那位财神爷，长面阔嘴，和虞洽卿相象。而虞洽卿进门就跌跤，手脚朝天，又像“活元宝”。“活元宝”滚进门，做生意的人岂不高兴。他以为虞洽卿便是应梦的人，问明虞鹏九后，不让虞洽卿去钱庄，把他留下了。

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是迷信思想与心理作用关系。但恰恰由于这种关系，使奚老板对虞洽卿另眼看待。瑞康是一家小店，只有两个伙计，虞洽卿进去后，因为人生得长大，样子还摆得出，除做学徒应做的例行杂务外，也叫他跟同伙友出外去当跑街。在虞洽卿进店这一年，瑞康桩桩生意称心如意，竟赚了两万多两银子，为资本额800两银子的25倍。全店皆大欢喜，就都说虞洽卿真是“赤脚财神”。当年年终给学徒发“鞋袜钱”，按例是全年12元，奚老板钟意虞洽卿，特别增加，发给他40元之多。

“赤脚财神”的故事，当虞洽卿在世时，别人谈起此事，他绝不否认。

瑞康颜料号自虞洽卿进店之后大赚钞票，虞洽卿也因天资聪颖、办事灵活而得到老板信任，这样就使他在同业中渐渐出名了。到第二年，就有一家舒三泰颜料号来挖他去做跑街。瑞康老板奚润如不放，经几度磋商，除了答应提高待遇以外，还让了瑞康的两股股份给虞，把他拉住。虞洽卿事事用心，白天做店务，晚上进夜校学英文，数年后居然可同外人会话。虞洽卿年纪虽轻，但他看货的识别力极强，善于决断。一次，他到一家洋行看货，见有一批听装颜料，因颜料箱于船运途中被海浪泼湿发锈，洋行准备交公证行鲁伊斯马拍卖。虞洽卿仔细察看后，认定听装外表虽锈，不影响颜料质量，建议由瑞康独家买进，使该店大大的发了一笔财。

虞洽卿在瑞康工作数年，在颜料行业中已崭露头角，收入也逐渐丰裕起来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经营颜料进口业务为主的德商鲁麟洋行，请他去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虞做得颇有成绩，不久就提升为买办，虞除领取高薪外，还可在进口方面取佣金10%，出口方面取佣金20%。他在鲁麟洋行任买办几年，有了积累，自己也兼做房地产、进出口生意。光绪二十二年(1896)，花400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了一个“道台”虚衔，不久买进闸北升顺里全部房产，俨然立身于官绅之间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不久又转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荷兰银行在华有纸币发行权，虞任买办后，工作卖力，使该行获得巨额利润；虞也利用该行名义，以远期本票换取现金，调剂头寸，自己创设道惠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他以后办航运事业，一度负债累累，全赖荷兰银行与四明银行为之周转。

四明公所事件中脱颖而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发生了法公董局强占四明公所拆毁冢地围场事件，激起了在沪甬人的公愤。四明公所乃是宁波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其所设之殡馆及义冢地，专供在外乡人死亡后寄柩及暂厝等，宁波人对这地方都有深厚感情。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法公董局曾提出要租借基地建筑学校、医院，被公所全体董事坚拒。同治十二年(1873)冬，法公董局竟强占公所基地辟筑马路，在沪甬人全力抗争交涉，至次年三月间，酿成法军逞凶开枪，打死旅沪甬人7人，一时众怒难平，群起捣毁了法、意、挪威等外人住宅数所。后经清廷官吏交涉，法方自知理亏，经订立协议，承认四明公所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凡公所范围内山地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有损殡葬等，此一纠纷本已经双方协议解决。讵20年后死灰复燃，法方又图强占冢地，消息传开，宁波人开设之商店首先罢市，后来凡替法籍侨民及法国在沪各公私机关里服务的全体甬人，均罢工以示抗议，最后扩大到为其他各国外人服务的甬籍职工也全体响应罢工。当时在外国人家里当奶妈、大司务的雇工，宁波人几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为维护四明公所加入罢工行列，直接影响到外国人的生活问题，这才迫使各国外人出面与法方交涉，法人最后只好撤兵了事。此事自发难至解决，历时长达半载，在沪宁波同乡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组织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是洗衣业领袖沈洪赉，向法租界当局交涉谈判的有严筱舫(信厚)、叶澄衷(成忠)诸人。虞洽卿当时已31岁，因他能直接和外人会话，也参加交涉。虞洽卿正当盛年，血气方刚，加上他胆魄大，有毅力，虽不是主要谈判者，但在内部运筹策划，为沈洪赉出主意，效奔走，颇为得力。他认为坚持罢市、罢工是最好手段，对沈洪赉说：“只须工商两界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蛮横到底。”后来他谈到斗争成功的原因时说：“同乡会多衣冠中人，诸事难办(指有些人半途泄气)；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义(指斗争性坚强)。”又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事后，沈洪赉受到群众拥护，被推为四明公所经理。虞洽卿从此也在社会活动中脱颖而出，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中得到了一定声誉。

“大闹公堂”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发生了一次“大闹公堂”事件。

是年正月，有粤籍官眷黎黄氏自四川广东原籍，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粤人习俗，蓄婢成风，婢愈多愈显主人之煊赫。黎黄氏身边带了十多个婢女，乃被捕房探目怀疑为贩卖人口，将黎黄氏扣押，解会审公堂审问。承审官为副会审官金巩伯，陪审官为英副领事德为门。金巩伯明瞭粤人蓄婢风尚，审问后判令将黎黄氏暂寄女押所再作调查，而德为门却怀疑金巩伯包庇，硬要送女牢囚禁。两人在庭上争执起来。金巩伯行使职权，命令英籍值庭捕头依判将黎黄氏送往女押所，英籍捕头不但不听命令，竟将公堂大门闩上，高声训斥金巩伯，甚至举手殴打，引起旁听席上华人公愤，群起卫护金巩伯，殴打捕头。消息传开，激起连锁反应。市民中平时受尽租界捕头欺凌压迫过的人，起而响应，立时发展到全沪罢市，以示抗议。到处发生群众围打巡捕的风潮，有一巡捕房还被群众放火烧掉，闹得巡捕不敢出来值勤，全体罢岗。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秩序空前混乱。上海道台袁海观和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迭次交涉毫无结果。时适清廷派载泽、端方、戴宏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道经上海，深恐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与苏松太道袁海观磋商后，选定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为代表，同往工部局调停。无奈英人蛮不讲理，调停毫无结果。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三人奔走了几趟，感到无法解决，不愿再进行了，只剩下虞洽卿一人照常奔走活动，每晚邀集各业领袖筹商对策，不时对工部局当局陈说利害，清廷又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周馥到沪查办此案，经虞洽卿奔走于官商之间，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商定善后办法，工部局向中国官方道歉，撤办殴辱华官捕头，黎黄氏及因罢市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开市复岗同时举行。条件商定后，由苏松太道袁海观、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南京路，劝令各商店开市。经过这一事件，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又大为提高。

组织商团

在黎黄氏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巡捕罢岗，由“万国商团”代替维持租界治安。“万国商团”团员都是各国洋行的外籍职员，值勤时因与华人言语不通，常起纠纷。虞洽卿等认为有组织“华人商团”之必要，乃与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等，发起组织华商体操会(即上海义勇队中华队之前身)。华商体操会由各商店和洋行、海关中的青壮年职员报名志愿参加，会所设南京路高阳里四号，邀请各业领袖任会董，以筹集经费。操场设于闸北华兴坊华安坊原址。起初，报名参加者很少，后来看到要穿黄布做的操衣操帽(制服)，大家都不高兴了。虞洽卿以会长的身份与胡寄梅、袁恒之首先穿着黄色操衣往来热闹市街之间，其他会员才不嫌制服难看，大家也都穿上，每月参加操练。初期招收240人，一年后增加到500人，操练成绩颇佳。虞乃以会长名义向英租界工部局申请于“万国商团”中设“中华队”一队，队员由华商体操会中挑选组成。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七日，虞洽卿率中华队队员83人，到南京路市政厅签订入团公约，分编为步兵四小队，骑兵一小队和军乐一小队。虞向工部局申请编队时，英人歧视中华队，规定：(一)队长要由英人担任；（二）中华队只准操演时发枪，操毕交还，不得携带回家，而“万国商团”其它国家的队员并无此项限制。对于英人这一无理规定，中华队员大为不满，虞洽卿力劝暂时忍耐，以后慢慢交涉。如此过了五、六年，工部局才同意中华队员准许携带枪支回家，而队长一职，仍由英人担任。直到民国10年(1921)，因英籍队长回国，才由副队长徐通浩升任上尉代理队长。民国16年(1927)，徐通浩调任团本部少校顾问，由陈时侠继任队长，到太平洋战争时商团被日军解散为止。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无数次内战中，商团都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布岗。

商团中华队成立后，各地区的绅董，如南市的李平书、姚慕莲、毛志坚，闸北的王炳彦，浦东的许宝铭，吴淞的唐某等人，先后发起组织保卫团，辛亥革命时，南市保卫团对光复上海起过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策动响应。虞洽卿与陈其美相识，陈以缺乏经费，求助于虞，虞手头现金无多，倾囊相助八千元。上海光复后，虞复受陈其美之托，到苏州游说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程推说无钱发饷，易帜后难以维系军心。虞愿以独力筹饷以应。程德全索款100万元。时有南洋劝业会垫款36万元归还，虞洽卿再向商界借款64万，凑足百万交程，程始易帜起义。接着，虞又到南京劝两江总督张人骏反正，张人骏不敢响应，陈其美联合浙军朱瑞、苏军程德全力攻南京，虞向外人采办枪械接济，亲自押运弹药至天堡城下。其实他运去的那些木箱中，有的并非军火，而是食品，但鼓舞了士气。事后他对人说，这就是兵家所谓的“虚虚实实”之计。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被委为顾问、外交次长、北段民政长等职。袁世凯当总统后，虞洽卿曾一度表示支持。民国2年（1913)7月，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虞电阻浙督朱瑞参加反袁阵线，当时有人把一枚炸弹伪装于水果篮内送到他家，给予严厉警告。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虞才转向资助陈其美、居正等人的反袁活动。

举办南洋劝业会

虞洽卿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考察商务。他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盛，认为源于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深感中国必须振兴实业，乃萌致力于实业之志。回来后，积极参加四明银行的筹备工作，1909年又倡议筹设宁绍商轮公司。四明银行开业后，因发行纸币受外商银行倾轧，曾于1908年一度发生挤兑风潮，虞洽卿等人号召宁波同乡及商界各业全力支持，始得渡过险境。宁绍公司也受到太古轮船公司等以降低票价相倾轧，几乎难于维持，后由宁绍同乡组织“船票维持会”相补贴，才迫使太古等公司屈服，统一了票价。

宣统元年(1909)，虞洽卿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举办国货展览会性质的“南洋劝业会”，陈列全国各省的土特产、工业、手工业制品，“以资提倡实业，联络观摩”，得到端方的赞同，奏准清政府拨款官商合办。端方任会长，虞任副会长。次年四月在南京鼓楼开幕，会期三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但以后因接替端方的张人骏官僚气十足，遇事诸多掣肘，致使劝业会期满即告停办。但虞的思想已发生巨大变化，自称：“自经劝业会之后，……蓄心革命事业了。”

虞洽卿于举办南洋劝业会后，曾筹组南洋劝业银行(官商合办)，其性质类似后来的交通银行。内定虞洽卿为总裁，总行设北京，在上海等处设立分行。但筹备不久，即发生辛亥革命，遂告停办。

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

民国10年(1921)，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所址在四川路爱多亚路转角，以证券、花纱、棉布、标金等为交易物品，内设许多经纪人号子，代客进行交易，蒋介石当年也在其中混过。成立时组织理监事会，虞洽卿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是经纪人。

国民党人筹设这个交易所，原望以营业所得，支付东南一带活动经费。后来这些经纪人自己下手从事投机交易，民国12年(1923)信托交易所倒垮，接着物品交易所的国民党经纪人，也因投机失败，背了240万元债务，只得放弃上海这个金融据点，到广东去从事党政工作。蒋介石得虞洽卿之助，逃过债户的追逼，也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蒋后来率领北伐军到上海，由于虞洽卿的牵线，经济上得到江浙财阀的大力支助。

虞在北伐胜利以前，在政治上是倾向皖系军阀段祺瑞。民国14年(1925)2月，段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市区督办，虞为会办。4月，他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来递补为副会长。

当他应邀去京出席善后会议期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奉命以淞沪会办及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返沪交涉，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他到上海时全市已罢市两天，竟无视群众高涨的反帝情绪，贸然上街去劝说开业，遭到商店职工的严拒，连衣服也被撕破。6月5日，全市成立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的指挥机构——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竟不参加。7日有人向他家投放炸弹警告，才使他大为震骇，立即改变态度，在总商会下成立以他为首的“五卅事件委员会”，北洋政府派曾宗鉴(镕甫)及外交次长蒋廷干等南下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交涉条件十七条，后经总商会改为十三条，大大降低了要求。而交涉结果，连总商会所提十三条也没有完全达到。因此，群众对总商会颇多责难。当孙传芳势力控制上海时期，虞一度受到压抑，其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为亲孙传芳之傅筱庵所夺。

“五卅”惨案后，英帝国主义为缓和华人反感，允许在工部局加入华董3人，后增至5人。第一届当选华董为贝淞生、袁履登、赵晋卿，次年贝、赵因有外埠职务，不能应选，推选徐新六、虞洽卿为华董。民国15年(1926)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

一般看法，“五卅”是虞洽卿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他还比较倾向于群众方面，以后则偏向于国民党政府意旨。以前对帝国主义多少还有一些抗争，以后倾向于妥协投降。这也是他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所导致。

“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工人斗争情绪高涨，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曾推派虞洽卿和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后来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虞洽卿和钱新之都在内。

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29日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商界得蒋保证后，即于4月1日给了蒋介石300万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们于4月25日再拿出300万元。后来蒋介石政府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两次由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这两次公债多由上海资本家阶级认购。

在所谓“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也与黄金荣等密切配合。据说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所谓“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被列为“五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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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9# fugue

主要事业——航运

虞洽卿任荷兰银行买办职务最长。民国17年(1928)2月，上海荷兰银行特为他举行任“华经理”25周年的纪念典礼和宴会，赠以荷兰国王宫220年之自鸣钟一座等名贵礼品，荷兰政府并颁赠勋章，极力笼络。虞的买办头衔到1941年结束，实际上从1924年起，即由儿子虞顺恩代理了。

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个人或合伙办了一些事业，主要事业是在航运方面。当他于1909年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以后，便对航运极感兴趣。宁绍轮船公司是合股的，他只担任总经理名义，上有董事会及董事长，不能完全由自己意志行事。后来他与宁绍董事会闹翻，不做总经理了，乃自己专心致志办三北轮船公司。三北公司成立于民国3年(1914)。最初动机是想为故乡三北发展交通事业，使棉花出口得免转口税(免纳转口税，乡民可年得利益60余万元)，三北轮船公司即设于龙山。这地方是泥涂，容易涨淤，不利于停泊船只。虞洽卿为了遵照母命要为家乡做点实惠之事，不惜化费重金，筑起一条2华里长的海塘，建立码头，同时还造了一条小铁路通龙山。据说虞洽卿为建造三北公司码头，先后耗资达200万，而功效则不是很理想。故当时乡间有民谣说“洽卿老板大糊相(宁波俗话，指不会打算)，钞票会丢海中央”。这个轮埠的废址今仍在。

三北公司初以慈北、镇北、姚北三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余姚航线，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才参加沪甬航线。该公司在民国7年(1918年)时，只有20万资本，其后增资到100万元。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这时，三北公司就已不仅是浙东一隅的小轮船公司，而一跃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了。时值欧战，船少货多，水脚猛涨，赢利颇多。虞洽卿以为航运事业大有可为，乃尽变其升顺里等之不动产，再为三北添资百万，续购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上游航线。讵料欧战结束，外商轮船卷土重来，竞争剧烈，三北公司处境由顺转逆，亏折达数百万元。虞洽卿负债累累，几乎天天过年卅夜。有人劝他把轮船全部出售给外商，他毫不动摇，虽然一方面欠债，一方面还是尽量买进旧船。原来这是他抵债的一个诀窍。每一只旧船买价约在5至10万左右，买进后经过修理，油漆粉刷后，就可向四明银行做押款15万或20万，再去买进旧船。如此循环不息地增加船只，三北的名气是大了，其债务自然也高得惊人。单是四明银行，最高时曾达300万元。三北公司开出的一张支票，不知要退多少次才能兑现。银行为顾全虞洽卿面子，退票理由上写着“请与出票人接洽”。他的信用虽一落千丈，但因在社会上有地位，仍能支撑不倒。1927年后，蒋介石允许他发行三北公司债券，帮助他维持下去。

到抗战前夕，三北公司有船30余艘，总吨达9.1万多吨，居民营轮船公司的首位。抗战初期，三北公司景况依然不佳。1938年时，为债务所逼，险些宣告破产。他的9万吨船队中约3万吨轮船为国民党政府征用，在江阴附近堵江。大轮船如明兴、长兴、瑞泰等20余艘共约2万吨，因吃水深不能驶入川江，都停泊在宜昌附近。留在上海的四万吨船只也因战局动乱一时无法开展活动。正是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却意想不到忽然“柳暗花明”，这支残破船队竟交上好运了。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和封锁交通，以及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的民食问题日趋严重。虞洽卿认识一个意大利商人泰来那齐，因意大利是轴心国，挂意大利国旗的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上海港，虞灵机一动，就利用在上海的船队，与泰来那齐合伙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另外两万吨船是抗战前向挪威华伦洋行订购的，抗战开始时船款还未付清。1938年，虞洽卿靠英国汇丰银行的借款付清了华伦洋行的船款，并以“华伦洋行代理”的名义，让这两万吨船挂挪威、巴拿马国旗。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挂这两国国旗的船只，进出日占区的港口还较方便。这两万吨船共8艘，其中四艘租给外商收取租费，两艘小船不能走远洋，还有两艘4000多吨的大船也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由于运米，使三北公司垂危的局面立即扭转，而且大赚其钱。

我与虞治卿的接触

我和阿德哥因都是宁波人，在同乡会以及其他场合，常有接触。特别使我留有印象的是他两次演“打渔杀家”的事。

1933年秋末冬初，实业部委派范质龙来当上海渔业管理局局长，由戴雍唐建议，借“建设渔业”为名，要各鱼行于客货中附征渔业建设费2%。按当时十来年中的营业额估计，冰鲜每年4000万元，河鲜每年2000万元，两共6000万元，如抽2%，一年可收120万元。这样，本来是清水衙门的渔业管理局，就有油水可捞了。范质龙以有利可图，积极布置进行。但好事多磨，为了聘请冰鲜行方面头面人物做高等顾问一事，闹起矛盾来，一些人去向蒉延芳哭诉。蒉是开设6家鱼行的大老板。他们对蒉陈说了利害关系，说征收建设费后，鱼商、渔民、各地桶头、北方咸干都不肯向上海来货了。货源断绝，鱼行就得关门。蒉延芳一听有道理，这明明是变相收渔税，就到三北公司找虞洽卿，请虞帮忙制止。虞洽卿听了他的诉说，对他说：“阿蒉，阿拉来唱‘打渔杀家’好口伐！侬去开好房间，我派胡甸荪来当秘书，要反对必须闹得大。叫鱼行先弄几千元钱做经费，到各报发消息，登启事。”于是，他们在老惠中旅馆开好大房间，作为进行反对工作的基地。发公函北向大连、牛庄、天津、烟台、青岛，南向舟山、沈家门、岱山、衢山、石浦、温州、福建等地同业呼吁，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从1933年冬闹到1934年秋，未得解决。因为我也是鱼行业，是该业“敦和公所”总干事，与双方关系都好，大家要我从中调停。经过奔走，同意互相让步，减半收费(值百抽一)。几个头脑人物如杜月笙、虞洽卿、俞佐庭、方椒伯、林康侯及河鲜业、冰鲜业负责人，以及实业部参事余凯湛、渔业公司司长侯潮海，都参加了国际饭店宴会，签订了协议。

不料，开征建设费仅仅三天，实业部突来指令停收，大家莫名其妙。一个月后，杜月笙约我去，给我一张实业部决定在定海岛(即复兴岛)建造鱼市场的图纸，说要各鱼行投资参加为股东，给予经纪人权利。这事在行中传达后，引起反对，于是又请虞洽卿出头重演“打渔杀家”。实业部拉牢杜月笙，鱼行业捧住虞洽卿，双方又争持不下。后来陈公博辞了实业部长职务，吴鼎昌上台，第一炮就是想使上海鱼市场开业，把权力完全放给杜月笙。杜不能完全控制鱼行，事情棘手。后经一些人折冲，从解决接送鱼贩和鱼行职工运输问题着手，照顾了各鱼行的优先权利，才达成协议，使所谓官商合办的实业部上海鱼市场，于1936年5月12日开业。

旧事重提，主要是想借以说明虞洽卿的为人及其在上海的潜势力。他这人遇事喜欢插手，不怕麻烦。他和杜月笙，都属上海“闻人”，平时点头哈腰，关系很好，但遇到利益相争，也不顾情面。两次“打渔杀家”，虞洽卿立足于鱼行，较得人心。这或许就是他在上海滩上所以成功的秘诀。他对社会关系极为重视，如杜月笙办“进祠堂”，场面很大，请虞担任总理(宁波人叫总管)，我对他说：“洽老，你为他当总管，太降格了!”他从容回答：“小娃(我年纪青，故虞叫为小娃)晓得啥东西！依晓得口伐，文武百官青红帮，世界伟人翻戏党啦!”一席话，说明了他的社会经验。

晚年在内地

虞洽卿在上海贩运食米，虽然使三北公司起死回生，但个人声名，却一落千丈，群众骂之为“米蛀虫”。有一个唱独脚戏的筱快乐，在电台上编了唱词大骂特骂。另一方面，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等，对他胁迫敲诈，想叫他出来替汪伪做事。虞犹豫不决。后来其婿江一平从重庆接连来电催他去渝，说不走会有危险。他还要遮盖面子，叫江一平请蒋介石打电报邀他去重庆，才于1941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文注为八月)离开上海绕道进入内地。

虞洽卿到了重庆后，自然仍忘不了做生意。他同王晓籁合作，在重庆办了一个“三民运输公司”，资本20万元，经营陆路的抢购抢运业务，赚了很多钱。后来又在滇缅路上大做生意，设立“三北运输公司”，从仰光贩运国内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出售，也获暴利。老头儿精神极好，不辞奔走劳苦，事必躬亲。

虞洽卿因患淋巴腺炎，于1945年4月26日下午3时50分，病逝于重庆，终年79岁。

(范学文整理)

作者：黄振世，鄞县人。旧时上海鱼行业领袖，曾任中国渔业银行董事长、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等职。他是帮会中人物，身跨“清”、“洪”两帮，他所组织的“振社”，与黄金荣的“忠信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已故。

midas

虞洽卿家族的富贵第二代都没过。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真是很灵的。我还没看过第四代大富大贵的。西方也如此，东方也如此。肯定跟人性有关。守到三代已经非常少见。目前香港，台湾，大陆的富豪们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富人。以前的富豪们经过几次的市场的大升大跌都被淘汰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已经完全丧失了奋斗的意志。不被淘汰也很难。

当时最出名的上海的虞洽卿，香港的何东（澳门赌王的祖父）家族的富贵第二代都没过。赌王的父亲是第二代。不过彻底破产了。赌王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富豪。李嘉诚也是第一代。

奉化的蒋家历代都是生意人。跟官府无关。不过，蒋志清涉足政坛以后蒋家还是做到第二代官府的人。第二代蒋经国曾经是资深共产党员。在莫斯科跟邓小平一起上了革命培训班一段时间。两人是同屋同窗。历史对中国的开玩笑也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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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1# midas 谢谢老师。

LONGBO567

原来邓和蒋有过这么一段历史～

solidtu

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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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现在的台湾腔舒服多了。

TigerX4

那个时期，蒋在刺杀陶成章、永丰舰护卫孙中山和争夺黄埔军校校长中，表现很有胆气和谋略，可能就是老师说的权术的天才吧，最擅长以退为进，在其后来生涯中也多次使用。

那个时期的上海，其实除了虞洽卿家族外，还有张家，就是张静江家族，严格来讲可能比虞家更有实力。他也是蒋的贵人，特别是陈其美被暗杀后。后来在蒋争做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实张静江、陈其美、戴季陶和蒋介石都是拜把子兄弟。可能那个时候，蒋因为跟着陈其美，所以帮会习气比较重吧。认识个人，聊得投缘或者看到有利益就可能拜把子。名气小的可以是青帮里不知名的一些堂口的堂主，名气大的可以是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等。当然翻起脸来，也和拜把子一样不含糊。

番茄炒蛋

第二代蒋经国曾经是资深共产党员。在莫斯科跟邓小平一起上了革命培训班一段时间。两人是同屋同窗。历史对中国的开玩笑也太大了。midas 发表于 2011-6-28 08:39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是真的话可真有意思，国共两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居然在年青的时代是室友，回国后因为信仰和家庭，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怎么没有拍成电影，很像美国大片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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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曾经一体化过，很多党员以前互相加入，后来蒋介石不能容人，国共自此破裂。

fugue

该小作手在对行情研判、下注的时候总是手气不佳，看来真没做投机生意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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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总统大选：蒋介石押错宝 遭杜鲁门忌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 ... 5_2663_863091.shtml

核心提示：1948年，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打内战。得知杜威的支持率大大高于其他几位候选人时，他研究了美国大选形势，决定秘送一笔巨款给杜威，作为他的竞选经费。

选举总统是个复杂的工程，获得媒体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前程似锦；没有获得媒体的支持，也可以殊死一搏，险中求胜，1948年大选，杜鲁门就面对媒体的打压，力挽狂澜。

在伟大的领导人去世后继任，是件痛苦的工作。

1945年4月12日傍晚，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到白宫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告诉他"尽可能迅速地、悄无声息地赶到白宫。"他想，肯定是罗斯福总统有急事找他。

到达白宫的时候，杜鲁门被带到罗斯福夫人的卧室，罗斯福夫人将手臂搭到杜鲁门的肩膀上，说："哈里，总统去世了。"

杜鲁门听了后，目瞪口呆地沉默了片刻，然后问："夫人，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罗斯福夫人摇了摇头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因为现在处于不幸中的人是你。"

继任后，杜鲁门脾气倔强，言语辛辣，威望每况愈下。到1948年，民主党党魁一直在酝酿抛弃杜鲁门，寻找其他人参加竞选，而共和党也胸有成竹地期盼着在11月份的竞选中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推出的是托马斯·杜威--名气如日中天的共和党政客。

媒体一边倒地认为杜鲁门必败，编辑、专栏作家、广播评论员、政治分析家以及民意测验都预言，杜威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纽约邮报》写道："民主党应该立即承认败给了杜威，并省下进行选战活动的资金，《华盛顿邮报》说，民主党最好立即向杜威让步，节省竞选的服装和泪水。"

美国比较知名的50位政论家都认定，此次大选杜威获胜无疑，有预言说，杜威不但能当选，而且能任职8年--直到1957年。大选前夕，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还刊登了杜威的大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下届美国总统"。另一个杂志封面写道："杜威成为总统后将会怎么做？"还有一家杂志刊登了杜威偕夫人坐在小船中的照片，并加了一个注释："美国下一任总统乘轮船跨越广阔的海域，从旧金山海湾赶来。"华盛顿、纽约的一些报纸还报道说，杜威的就职大典也在筹备中。

民意测验显示，杜鲁门赢得选战的胜算微乎其微。选举前一天，盖洛普民意测验预测，杜威会赢得49.5%的选票，而杜鲁门则拥有44.5%的选票。盖洛普·克罗斯利民意测验得到的几乎是同样的结果。埃尔摩·罗珀民意测验显示的预测更令人印象深刻，杜威的选票为52.2%，杜鲁门的选票则为37.1%。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杜鲁门拿下28个州，获得303张选举人票，从而战胜共和党人杜威，当选美国第33任总统。获胜后，杜鲁门得意洋洋地露齿而笑，手中举着一份《芝加哥论坛报》，报纸上有个醒目的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这张照片成了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照片。

1948年，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打内战。得知杜威的支持率大大高于其他几位候选人时，他研究了美国大选形势，决定秘送一笔巨款给杜威，作为他的竞选经费。1948年夏，蒋介石秘密派人去美国，将一笔巨额资金交给杜威。按美国的法律，参加竞选总统的人，不能接受外国的捐款。但此时的杜威太缺钱了，已顾不了那么多。杜威接过钱后，十分感激，并一再向送钱的国民党人说："我很感谢蒋委员长的帮助。如果我顺利当选，将尽力帮助蒋委员长扭转不利战局，彻底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党，使蒋委员长能安安稳稳地做'总统'。"

由于蒋介石和秘密献金人长期对此守口如瓶，国民党到底送了多少钱给杜威，至今还是个谜。这下，杜鲁门恨透了蒋介石。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该声明再次确认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决议，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同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就台湾问题答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时，又重申这一立场。即"自1945年驻台日军向国民政府投降以来，台湾即由中国管理，它包括在中国之内，成为一省。"如若不是后来的朝鲜战争，根据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很快会统一台湾。

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候开玩笑，朝鲜南北兵戎相见，也让中国统一的计划被迫推迟，直到今天，两岸还隔海相望，恩怨难消。

leo369

midas 发表于 2011-6-27 11:06
蒋志清被描写的太神了。虞洽卿是老板，蒋志清是他的小伙计。蒋志清的大哥陈其美原来叫虞洽卿“老板”。虞洽 ...

老师，我去过虞洽卿的故居，离我家很近，我跟他是同姓，从他的故居里陈列的一些物品看，他当时在上海和家乡有很大的权力，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midas

leo369 发表于 2013-2-7 16:09
老师，我去过虞洽卿的故居，离我家很近，我跟他是同姓，从他的故居里陈列的一些物品看，他当时在上海和家 ...

杭州湾一带的城市出了很多人才。都是跟南宋时代首都南下开始的。临安（杭州）变成汉文化的中心。皇廷的南下带来了汉文化的一大批人才。临安附近的绍兴，宁波，苏州等城市都变成当时汉文化的中心城市。明清时代人才出的最多的地方之一也是杭州湾一带的城市。民国的人才很多也是杭州湾出的。都是南宋以来的汉文化传统的后裔。

解放以后不少宁波帮南下，到了香港变成最大的一支财阀。董建华当第一个香港特首不是偶然的。宁波帮的人马而已。其实蒋介石也是属于宁波帮的人马。可是杭州湾一带的人才历来都不是当皇帝的材料。素质高的谋士，管家，商家，文人方面的人才还行。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