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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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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是维系忠诚体制的对价
王涌　


在中国，三公消费问题久治不绝，原因在于官僚阶层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政府本质上不可能是小政府，因为它是至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它必须大，才能保持必要的平衡，它的运行是建立在一种隐蔽的忠诚体制之上
高昂的行政成本实质上包含着维系忠诚体制的对价，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分配规则，如何能消减？
3月，北京市财政局公布全市公车数量。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此举再次引发民众对公车消费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超过全国每年的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甚至超过军费开支。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其实，关于三公经费问题的关注与监督历时已久，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来愈严重，为什么？制度不严？管理不善？监督不力？还是另有深因。
首先，制度不严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公车消费近半为公车私用，公车私用已成为官员习以为常的特权，但是，在国外，公车私用却是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禁区。2009年7月，时任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度假时，公务车失窃，她公车私用的行为因此曝光，进而断送了政治前途。1995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与妻子外出旅行，私自使用公务车到达游船停泊的巴里市港口，2002年被判6个月监禁。法治之严明，后果之严重，令人惊叹，但在中国却如天方夜谭。
其次，管理不善也是一个问题：
从管理的角度看，可完善的空间很大，国外在公车管理上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例如美国，政府的公车数量受到严格控制，一个工作人员近千的联邦政府的部委，公务用车也只有几十辆。
一周前，笔者在华盛顿特区参观了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办公大厦安静地坐落在联合地铁站（Union Station）旁，见不到前呼后拥的公车往来，城市轨道是工作人员公务交通的主要工具，然而，SEC的工作效率和成就却是举世闻名。
美国联邦总务署还开发公务用车管理信息系统，与定点加油站和修理厂联网，实时获取车辆行驶里程、加油数量、维修项目、费用支出等信息与数据，并公布于众。还对公车实行标志管理，在车上喷涂专门的颜色和图案，并标注“仅供公务使用”字样和隶属部门的名称，强化监督。
其实，这些严厉的制度和有效的技术学起来并不难，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事物的皮相。“小政府和大社会”的社会结构，辅之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制度，才是遏制高昂的行政成本的基础，但在中国并不具备。在中国，三公消费问题久治不绝，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官僚阶层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的政府本质上不可能是小政府，因为它是至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它必须大，才能保持必要的平衡。中国政府也必然是河马式的政府，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各项事务，触角深入社会经济各个角落，必然导致高昂的行政成本。
公车消费只是问题之一角，背后折射的是中国政府运作的行政成本问题，它巨大而可怕。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政府行政开支2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百倍。公车消费加之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费用总额占国家行政开支的30%。
集权式的大政府模式使得关于三公消费的一切监督和管制失效，所谓社会舆论监督和中央政府监督或形同虚设，或变形瓦解。
第一、所谓社会舆论监督只是加大了政府的化妆成本。
实践证明：在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无法彻底透视和纠正政府的灰色行为时，社会舆论监督的最终结果只是增加政府的另一种成本，那就是化妆成本，政府需要拿出人力、财力、物力对付媒体与舆论，各级政府都有常设机构时刻准备扑救舆论之火，以粉饰太平。
在实践中，政府也逐步摸索出一套化妆技术，语调之轻柔，文体之明丽，说理之动听，政府在“监督”下正变成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但野蛮的饮食习惯却无大变。
2006年的中非论坛期间，北京曾封存了49万辆公车，而今北京市宣布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仅为62026辆，亦有化妆之妙。
悲哉！社会舆论监督。
第二、所谓中央政府的监督无法真正伤筋动骨；
中国政府与政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基于法治的运作，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政治运动，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隐蔽的忠诚体制之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需要让渡充分的利益于地方政府，才可以换得忠心，整个政权才得以维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予以无情杀戮，以杀鸡儆猴，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政府必须保留或无奈地默认相关特权。况且，国家公务员工资普遍不高，所以，一切必须在工资外补偿，三公消费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其他诸如饱受诟病的公务员的医疗、养老、经济适用房政策，乃至金额巨大的政府课题，更不及细说，只是同一清单上的另一项而已。
高昂的行政成本实质上包含着维系忠诚体制的对价，本质上是一种隐蔽的财富分配规则，如何能消减？
悲哉！中央政府的监督。
大政府模式使得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治理过度地依赖官僚阶层，使得三公消费等怪相丛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反过来，官僚阶层的壮大又促使“大政府”更大，典型表现是，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领域，政府占据日益重大比例。中国政府似乎只有实施“政府主导的投资与消费”政策，才能让官僚群体在国字头的“投资与消费”的夜宴中欢饮，在“主导”中“雁过拔毛”，才能使整个官僚体制富有动力，从而维系整个政府。相比于三公消费，这是一个更大的黑洞。
我们忽然发现，“政府主导的投资与消费”政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策略，它是政府的政治策略，更是生存策略。也许政府自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深刻的逻辑，但是，它已经被其附体，难以脱身了。所以，我们将在很长时间内看到这种奇怪而荒谬的现象：一方面，有关民生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经费缺口巨大，另一方面，政府的三公消费却居高不下。
这就是三公消费绵绵无绝期的根源！

henry

让人想起《血酬定律》

solidtu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集团。

solidtu

一小撮精英协同一大帮子暴民打下来的政权，哪能指望他们洁身自好。何况才60来年，两代人，该死的还没死，其对立面的所谓资产阶级市民势力又还没形成政治力量，基础也不牢，甚至可以说连政治经验都没有……

还可以从一个角度说的话：中国这么大，为了避免内斗，执政者只好容忍贪腐来避免剧烈斗争的破坏性，来缓释可能的破坏性，老一辈对军阀割据的危害还是很清楚的。为什么曹操作为庶族地主阶级比较考虑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却被士族地主阶级的司马氏轻易取代了呢？我想就是因为穷人虽然人多，合起来力量大，但是根本和不起来。老师反复说人的素质……

共和国是中间状态，我还是这么觉得。要么素质提不起来，贵族精英们内斗，最后走向帝制或者专制；要么有点素质的人越来越多，想要分享权力和权利，那就会搞成民主；民主一般又不能在中国这种大疆域的地方搞，没准又会搞成分封制或者联邦制那种。这段完全是鬼扯了。

要分析他们的阶级和集团，我怕还要用20年功夫才行，现在就算能感觉到该从哪些地方着手，还是没那个水平没那些常识啊，连参与新中国建国的人的传记我都没看过，材料不足。

solidtu

H版，假设你是当家的，你说你最多能管多少人，多大地盘？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行政还是人事还是像卡扎菲那样给老百姓发钱分福利，还是用军队警察特务高压？

然后把地盘放大到全中国，你就肯定要用代理人来管。否则你就要和诸侯合作。你选哪一种？选诸侯的话，不出五代人，内战；选代理人的话，不出三代，上来一批腐败一批。

都不选，让老百姓自力更生自我管理？这就涉及到素质问题了。首先平均素质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有没有素质差？如果有的话，素质差会造成人的境遇差距，表现为贫富差距。一旦人与人之间有了差距，那肯定会有诸侯自然产生。诸侯多了又开始交攻。为了避免交攻，组建统一政府。然后又回到上面的循环。

henry

4# solidtu

中国历史悠久，中央集权的帝国模式是挥之不去了。只能在这里面打转。

其实，说老百姓素质差，那不过是借口罢了。每年大学生一批一批，文盲率96%（印度60%）。可能等到中国全部都是大学生，还是不够格。

solidtu

5# henry
我是指素质差异，加上人多资源少。

我是想，以老师的所知和经验，老师已经说过这种全局性的话题了，我没有经验肯定说不好。看书完全是为了补充常识，和权当训练脑子。补充和训练之余，好的史家的书比最好的侦破小说还要精彩，所以也可以娱乐。

每次讨论到咱们不熟悉的领域，我就老是怀疑自己会形而上……不好意思往下说了。你看H版你自己的回复也反反复复改了几次，估计现在还是不满意，觉得有什么没说清楚。

henry

吴思的官家主义是很好的名字。很贴切。中国确实是有传统的，改变的只是个壳子，里面的核不变。

solidtu

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
请看《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第十三篇，南朝官制的变迁与社会阶级转变的关系。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 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 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 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为旁一系统所侵夺。 这是一个通则，非仅止是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很难 把大权都抓到自己手上。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 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官吏都有实权，名实相 符，互不相妨，那皇帝还能有权？
      六朝到刘裕为皇帝，阶级巳起变化，楚子代替世 族做了皇帝。但九品中正制度还存在，贵族、髙门谁都 不想伊职位低的官吏，九品中正制度多少还能起到保 证他们做髙官的作用。皇帝也不可能把他们从高级职 位上都驱逐出去，无论哪个皇帝，还需要他们的支持。 于是皇帝便从机构上想办法。国家机构在古代，是保 证君主专制的工具，如何设置，如何利用，权力都操于 皇帝。
      ―般说在南朝，高门仍做大官，寒族做小官。君主为与贵族争权，在同一个系统中，把重权寄给原系微 不足道的小官。这种小官既为重权所寄，渐次变成真 宰相大臣。”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244231.html?from=like
这里是pdf的下载。

这起码是冗官贪官的一个源头吧。还有其他源头的话还可以找。
我以为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冗官和贪官，及其支出巨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