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乌有之乡讲座: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满得饭

主题：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主讲人：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新著《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并以史料丰富，见解深刻著称。）

主持人：
讲座开始，先提醒大家遵守乌有之乡大讲堂的秩序，不要打断老师的讲话，不要交头接耳，不要拍照和录音。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现在先介绍一下韩毓海老师的情况。
韩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曾任纽约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养部特任教授，著有《二十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
文学卷》、《天下：江山走笔》等。韩老师还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编剧，其中有表现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我亲爱祖国》，先后获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再现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述的波澜壮阔的《星火》，曾经创2007年央视收视率第一，这一收视率至今未被打破。
最近韩毓海老师出版了《五百年里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探究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被张旭东老师称为“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
对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说辉煌灿烂，但是1840年由于西方的入侵，然后衰弱了，落后了。另一种看法是说这个文明从根本上一塌糊涂，千年来都是专制和独裁，因为必定要被现代文明所替代，抛弃。但是真实的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样呢？50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中国逐步衰落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韩毓海老师将通过今天的讲座为我们做出解答。
韩毓海老师今天讲座的题目就是《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韩毓海：
谢谢各位朋友，也谢谢乌有之乡，把2009年最后一次向公众讨论和汇报的机会给了我，看来我真的是和乌有之乡关系不一样呵。不过同时呢，刚才主持人说的有一点我不是很同意，什么不要交头接耳啊，不要随便提问啊，――怎么还有这个说法呵。我们就是一个学术讨论式的谈话，我的一些想法当然不一定很成熟，即使丑媳妇也不怕见公婆嘛，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讨论。
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我现在总想起，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的也是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今天可能更加有意义，他当时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对希腊呢也不是真了解，就是希腊是什么、是怎么发展、怎么变化的也搞不太清，喜欢言必称希腊，但又不知道希腊的历史，就以为希腊是天上掉下的乌托邦，对自己的历史呢，就更是忘记了，或者不知道，研究我们自己中国的历史的风气是不浓厚，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经验的风气，也是不浓厚的。历史全在发展和变化，没有发展和变化的视野，就会把一个东西看死了，看绝对了，这就是对历史的拒绝。他特别讲到了经济的问题，他说我们从1840年以来，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了将近一百的时间了，可是我们可曾出过一本真正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可以描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著作？这类著作，毛主席当时说并没有。因此他说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平，现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水平是不是很高了呢，他说绝不可以这么说。这是很著名的话。这是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演讲中说的。
这个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觉得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完全就像是针对我们今天说的。第一，言必称希腊，现在自然是言必称“欧美”了。但这个欧美，在很多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历史的乌托邦，比如说并不知道：所谓“欧洲”的产生，起码在地理上是很晚才有的。“欧洲”起初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欧洲”在历史上的真正产生和美洲的发现密切相连的。当西班牙人所谓的“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才真正的拥有了一块占世界很大面积的固定的领土和家园。所以欧洲人就把美洲定义为欧洲人的美洲，因此叫作“拉丁美洲”。我们今天看，从那以后，世界的地理和地图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国可能没这个感觉，一出国之后，就会发现世界地图很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地图是以欧洲和美洲为核心的，欧洲和美洲之间是很近的，就隔着大西洋，欧美几乎是一体的。亚洲呢，那就在很边缘的地方了。中国呢，那就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了，所以才叫“远东”。这个世界地理的观念，其实是在很晚才产生的。具体就是在1500年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第一次发现美洲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把它定义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缘意义上的欧洲的观念。欧洲的发现，其实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产生的一场地理大转变。欧洲人恰恰是通过发现美洲才真正发现了自己。
因此，我们看大部分的世界地图，欧洲和美洲是紧密联在一起的，也是处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位置的。这样一种图示世界的方式，据洪业先生的考证，是在1584年由传教士利玛窦和福建人合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第一次被传入中国，但是这和中国（不单中国，还有印度）所理解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世界的这个词，是佛教的词汇，是所谓“大千世界”意义上的“世界”。佛教也把这个世界分为四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卢洲。亚洲这块大致是南瞻部洲，世界是须弥山的自然延伸，也可以理解为是指喜马拉雅山向四周的延伸的空间，当然，在这个世界里，包括印度、中国，甚至尼泊尔都处在很重要的位置，相反，欧美反而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可是，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世界观了。我们早已经丧失了历史的视野，因为我们已经把“欧美”和欧美主导的世界，作为一个天然的概念接受了下来。
我们今天之所以总是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欧洲，这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站在喜马拉雅山那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自信。当然啦，过去也有，比如康有为，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印度的大吉岭去写了一部很著名的著作，叫《大同书》。他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糅合的角度来批评欧洲近来才兴起的那个资本主义的文明。这构成了《大同书》的核心。由于他有这个自信，才能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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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但对欧美形成的状况却没有一个历史性的认识。不了解欧洲其实是很晚近（公元1500年之后）才产生的一个东西。比如粗线条地说：什么是欧洲呢？公元1000年的时候，欧洲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残余，或者是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边疆省份。如果罗马帝国是大唐，那么后来被成为“欧洲”的起源，其实也就是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就是搞叛乱的那些边镇。这之后，欧洲就是各种流浪部落的一个总称，只好用一个基督教文明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有当1492年之后，拉丁人，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才有了那么大一块的地，这块地被命名为“拉丁－美洲”。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1000年以来、特别是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了解，更成问题。最表面的问题就是说，研究中国的人，我们只研究中国，对世界的问题不太了解，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个体现在（也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的理论和经济的研究，往往没有历史的视野，特别是经济史的水平比较差，搞经济的人，往往只是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而不知道历史的人，说话往往就很绝对，但好处是声音特别大，因为没有历史观念，自然也就很容易天然的得出一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看法。

比如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个书，叫《金融的逻辑》，也很畅销，我前两天学习了这个书之后，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我的天哪，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可真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讲了不少大实话，比如他说概率论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想用数学的办法来算出投机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实际上，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是数学工具能算得出来的，――这对于那些把经济学吹成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科学的说法，当然是个很大的嘲笑。还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陈教授确实敢言，比如，他说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前是有财富，只是有政策管着，不能变成钱而已。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别人恐怕还真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愿这么说；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这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与世界，就是陈先生的理想。

可惜，陈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就被一个德国女思想家说成是人类的末日，甚至被她说成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这个人叫汉娜 阿伦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的名言是：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彻底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人类财产都变成纸上的富贵――就是钞票。由于钞票不是财富，也不是财产，因为钞票的价值是随时变化的，是水一样哗啦啦流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钞票、债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钞票保值，于是他们要么投资地产，要么要投资股票，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都是与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来，因此她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埋藏着要消灭一切人类财产――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财产的邪恶逻辑。而比阿伦特还要早得多，另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依曼努尔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英国人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野蛮的毁灭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战争国债，它使这两个小国能以不断借债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国力数十倍的能力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又以战争和掠夺别人财产的方式来壮大和发展自己，康德说：欧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战争融资制度，而战争国债的方式，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永久威胁。众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而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陈志武教授却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我想，如果阿伦特、康德再世，他们读了陈教授的书，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书翻译成英文，奥巴马教授读了，他会有何评论？惭愧得无地自容也未可知。一方面，陈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伦特和康德更了解欧美历史，――不但陈教授不可能，恐怕谁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奥巴马教授更了解美国，如果那样，去年的11月4日被选上总统的就可能是陈志武而不是奥巴马，但是，另一方面，陈志武教授却被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为“最懂得欧美和经济学的人”，甚至比欧美自己还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书，我一方面是吓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设想这个书如果被欧美的明白人读了，究竟是个什么感想。他们会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好，教书的人也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起码这三条，第一，言必称希腊，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欧美和希腊的来历、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说是一百年以来，现在是两百年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纠正的学风，但是要纠正，也要从很具体的学术工作来做。

顺便说一下，我当然尊重陈教授，而且他对金融问题的很多见解我是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钱，这个说法很明快，但是“没有钱”的说法实在太简单了，实际上，应该说是“国家没有解决好货币主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将要具体的讨论。

我今天讲的这个所谓1500年以来的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先讲什么是唐宋之变。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现代以来，研究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这在有些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日本人有长处啊，就是近代以来，日本首先有了解、研究中国的动力，说白了是想掠夺中国。第二个，是很方便。就是日本的文字（假名）与汉字相近，是从汉字借来的。第三是有条件。真是有很好的条件，国家很支持投入，学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因此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作京都史学派。当然，郭老郭沫若也是在日本研究中国，他取了日本中国研究的长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也都是在日本期间，做了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国研究学派，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京都学派，到今天，源远流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杉原熏，几代宗师，如今传到第五代了。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现在，美国有加州史学派，虽然也不错，比我们强，但学问功夫比京都史学派还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一想到这样，想到我们对自己的了历史，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搞不过日本人，也搞不过美国人。这个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得加油了。

京都史学派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解，也就是唐宋之变。提出这个看法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二代的传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这个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讲唐宋之变，总体的意思是说，现代，――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亚洲；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这期间，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了。这个想法是非常吓人的。因为五四以来，我们自己总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今天我们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旧社会，但日本人竟然说我们那个时候（公元1000年）就发生了现代，而且比欧洲要早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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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当然不是胡说的。是建立在很重要的学术证据和理由、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第一，从经济上来说，所谓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在从唐向宋转变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这个突出的代表，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其实主要就是利用公币和货币的杠杆来调配资源。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宋代也是全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发行国家货币——纸币（交子）的一个朝代。因此，这个货币是属于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呢，最厉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货币了。这个东西太现代了。

什么是货币？安东尼·吉登斯写了一个小册子，叫作《现代性的后果》，所谓“现代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性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意思是谁也没想到欧洲会产生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人们一下子被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连根拔出，进入到彼此竞争的陌生人社会中，现代社会的风险首先与货币有关，他其中讲到货币，他说，货币是一个“脱域”的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超于时间和空间之上，托架出时间和空间，即货币可以使得我们跨地域去支配和调动资源，货币更可以使我们拥有去透支未来有这个功能。可以买空卖空。因此呢，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社会进行调控。比如说，我们要是实物经济的话，大家要关怀一下乌有之乡，比较容易，因为运多少干粮和矿泉水来就可以了，但是，乌有之乡要是办在云南呢，我住在北京，那只能说汇多少钱去，就不用运矿泉水了。这个又快又灵又好，中国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呢，确实在宋代发生了。就是说，国家调控社会、经济的手段变成了国家货币，而不是实物。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早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由爵位制度向科举制度的一个全面的替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周礼》。《周礼》是什么书呢？《周礼》很神的。比如汪晖老师写了很厚的三卷书，其中很多部分是在研究《周礼》。简而言之《周礼》是一本官书。就是讲如何分配、设置官职，中国的政治学的产生很早，这个政治学里头是讲如何按照官制和官的分配方法来设立一个政治制度。《周礼》就是这样一本官书，同时，它也是那个关系的“关书”，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来通过搞亲戚关系来设立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周礼》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又是贵族制度。而说唐代到宋代的一个转化，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就是在唐朝以前，官和爵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妨举个现在军队的例子：65年、66年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们这个军队不要再搞这个军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军衔制的军队，好像就是爵位制度，就是说，你既是一个什么长，连排班长，同时你还是一个将军、校什么的，前面是官，后面是爵，合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封建爵秩制。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官和爵就脱离了，就很少在一起了，官就是官，不再是分公侯伯子男，你是团长就是团长，不再封你一个上校了。过去，所谓的贵族制度，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宋代，这个制度，就是爵位的制度，开始为科举造成的这个官位取代了。而且，这个东西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更彻底了。怎么说呢，就是明朝以后（我后面还会讲到），那个时候国家有了银子，从美洲进口了大批的银子。有了银子，国家就可以给这些官员直接发俸禄，发钱，就不需要再用实物奖励了。过去是怎样用实物奖励、支配官员呢，给你耕地，所以你当官，你就有职田。从明代以后，国家有了银子以后，直接发钱，那个公田、职田就不行了。这样很多小地主，就可以通过科举爬上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变化，政治体制、贵族爵位制越来越淡化，没有爵位制的作用了。

第三个呢，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是宋代面临的边疆问题比较严重，辽金西夏，虎视眈眈。比如宋代两位接踵而至的贤相，仁宗时的宰相，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他原来就在延安附近打西夏，因为战功，加上他和韩琦是哥们，结果做了宰相。神宗时代的宰相是王安石，两位前后宰相，他们执政都主要是考虑这个边疆的问题。所以，他们面临这么严重的边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要打战，因此就非常着急考虑一个战争与国家税收的问题。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这从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因此，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个呢，就是在文化的所谓的平民主义。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空前丰富起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说书啊，郭德纲啊，看戏啊，那个时候都有了，文化平民化了。过去，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地主，地主就是族长啊过节，过节的时候无非是祭祖祭神而已。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即使在过节的过程当中，在群众聚会的过程当中，文化娱乐式的活动，就多起来了。以唱戏、郭德纲为主，祭祖祭祀反而为辅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所以，上述四点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交子的产生；爵位制的退隐和科举制度的逐渐成为主导；通过战争税收来建立国家、增加国家能力，以及平民文化活动的繁盛。仅说这四点，当时全世界当然都没有。它却一下子在中国产生了，当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经济急剧的繁荣。法国的大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一书中），好像是吃饱了没事干，仔仔细细研究了东京汴梁南渡之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连那个老百姓怎么买水用水，每天汴梁老百姓吃多少鱼，吃多少菜，他都研究得很清楚。他感叹说，这个日子过得实在太好了，全世界都不可想象，怎么当时的中国就这么富有，经济和生活搞得这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那么有格调、有品味――生活的审美化。所以，唐宋之变，就说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化。按照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看法，在人类世界上，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而欧洲那个时候，还是流浪部落。还在分成200个国家，彼此混战呢。我们后来称之为现代的货币经济，市场制度，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很繁荣。咱们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竟然说中国人咋就不知道卖东西，怎么会呢，中国宋代时候就会卖了，谢和耐研究的清楚着呢：连杭州城的水都是买卖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买卖的―――怎么还会不知道卖东西！

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怎么叫朝贡体系？这个很多人研究得很细，事情本来还清楚，经学者们一说，很厚很厚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贡体系了。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过《红楼梦》，那个刘姥姥啊，进大观园，这其实就叫朝贡。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的，她说是来走亲戚，来串亲戚的，来认亲戚，所以《红楼梦》 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

王熙凤说，哎呀，这长时间不走动，这得怨你，为什么怨你？因为你不来走动，别人知道还以为是咱们富了瞧不起穷亲戚了，你老也不来，你这是该怎么称呼啊，我这也不敢称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还是小啊 ？

刘姥姥马上就说，您是我姑奶奶，―― 王熙凤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这很逗的，当不得真。王熙凤就说，既然如此，下边这些衣服，你都都拿着。刘姥姥就说，这衣服不敢穿啦，这衣服能随便穿吗，这衣服得拿回家供着，我倘若穿上这衣服就穿错了礼法了。

中国这朝贡，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他们通过到中国来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好像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一模一样，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不过每次都要给一套衣服，这也特别关键，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麻烦着呢，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 ，去拜祖宗，因此这个衣服很重要，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所以每次朝贡国来了，都要奖赏衣服，实际上人家惦记的是经济利益，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类的贸易。大家来干嘛呢，不是简单的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来中国要经济援助。但是，人家刘姥姥要说就是来串亲戚，咱们是亲戚。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日本是在“脱亚入欧”之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傍上欧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钱的洋亲戚，这才力图改变这种朝贡关系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韩国朋友现在还在搞这套古意盎然的逻辑，我在韩国听一个韩国的教授，最通俗地讲《周礼》，不讲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话就把《周礼》的真谛说到了，他举日本的例子，他说这个日本不像话啊，你看，韩国是他的哥哥，中国是他的父亲，这个小子他欺负他的哥哥，还打他的父亲，这怎么得了！这套逻辑的基础就是《周礼》，我们东亚各国之间是亲戚，你破坏周礼，这怎么得了？

我们东亚之间是亲戚，日本很长时间其实也是讲这个的。你知道《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个很著名的谈话。李鸿章一看这伊藤，怎么搞得，你衣服穿错了，因为伊藤博文穿着西装就来了，伊藤博文说，方便而已。你穷了，我为什么还认你这个亲戚，不过伊藤博文那个时候还说，我们之间是远亲，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是远近不同，朝鲜中国之间是近亲，我们之间是远亲。说是这么说，不过李鸿章那个时候，即使是远亲，但是已经明算账了，人家还是把衣服给换了，不承认你这个五服了。到了“脱亚论”之后，日本就彻底变了。他那个逻辑就不是所谓的《周礼》的逻辑了，就变成了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了，而不是远近的亲戚关系了，人家跟欧美排了宗谱了。当然，现在日本又开始要搞东亚共同体了，又开始搞亲戚，又要回到《周礼》了。为什么，中国好像又阔了，来认亲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这个逻辑就说，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的贸易，但是它当时不叫贸易，叫走亲戚，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来串亲戚，实际上是来要东西、做生意――这就是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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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变，中国率先现代，同时中国又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推动世界走向现代，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观念。所谓很震撼，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因为这个看法，除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知道，或着不大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去的时候，他们很谦虚啊，日本人说，你们早就率先走进现代，我们跟着你们走进去的。到美国，我说我们搞了30年闭关自守啊，美国人却说：你们还闭关自守？你们到非洲修铁路，往越南运军火，联合国都让你们占领了――你们还闭关自守？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你中国很早就进去了现代，那为什么在1840年后，简直就不成样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现代去了？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见得老跑到第一，因为这也不取决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发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风，又被陈教授这样的裁判认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确跑法，那我这中国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这个说法恐怕不成，你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凭这样这一句话，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就需要对中国历史下点功夫，但是中国那个历史，也确实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唐宋之变以来中国走的道路，是跟中国历史上、跟我们知道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的。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用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一百亩，而且，这一百亩耕到六十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而且我们知道，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道说是王政了，汉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五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亩，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呢。太宗说，你这个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这个统计人口比较能做得到，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个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吗。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按是个家族的关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我们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啊，也有这样的看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伟大最现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这就是所谓“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满得饭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的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有人就说：那有一半人去当民兵，这不谋食了，不种庄稼了啊。陈亮空头文章写得好，毛主席当年表扬柳亚子，就夸他文章赛陈亮，意思是说老柳也是空话多。这个陈亮说，王安石搞的这个事，大家都干不了，大家都不会干。因为司马光他们所代表的宋代的知识分子，念经读书还行，税收、财货都不会。所以他们所说的无为，实际上就是无能，干不了正经事。有个人是当着皇上面，决心表得很好，但好长时间不作为。王安石就问，你怎么不作为？他说，“其事繁扰不宜轻举”，就是说这个事还真有点难，所以不敢轻易干。范仲淹也是改革家，他就说，“十事之七不能行”，就是十件有七件连我都干不了。所以，更不用说国家用货币的手段来平抑市场这种事情。这个范仲淹说，“平市易”（用货币来平抑市场的办法）劳费心神，我学的知识都不能用来干这个。总之不擅长啊，不会干。王安石总算比较狡猾，他不会像范仲淹一样说，你们不会干，统统回家睡觉去。他将计就计说，这也是啊，咱们这些官员向来学的都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这个确实不会，难为大家了，那你们就去诗词歌赋吧。于是王安石就找另一批人干，这样一来，国家官员就更多了。而且还弄上一些小人。行政机构反而更加臃肿了，所以王安石想法很好，很天才，但是没有人会干，这是第一条，倒不是没人口头上支持他，而是大家不会干，支持也是口头支持。

第二呢，司马光他们讲的是对的，就是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行为——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给人民发钱，用货币的办法来调控资源，怎么能保证这些措施能得到下面小民的支持，而不是为国家聚敛。怎么能保证新政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这个施行起来有什么制度的保证吗？有什么基层的抓手吗？这确实是对王安石的一个考验。王安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的根本问题，其实就在没有基层组织的基础和动员能力，国家妄图通过货币的手段，直接来面对和组织千百万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小农，中间没有任何组织，这样的效率是很低的，这样反而把国家的资源和能力分散了，耗散了。最后，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仅仅变成了国家税收手段，通过这个货币方式，极大地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征税的能力。但是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好处确实没有制度保障，完全就是靠王安石以及他的执行者的好心。他觉得人民太苦了，应该让他们发展起来，这可能是王安石想的，但是他请的那一帮愿意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呢，却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太苦了，我们想要多捞一点钱。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的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结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唐宋之变，以及变的是什么。我们从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梳理一下，这些在我们历史上，都是真正的大关节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行进的步伐。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何那么困难，为何不能完成。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这是一点，但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我们常说，我们的事业，只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户，一盘散沙，他们即使衷心支持你，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表达意愿的办法，结果人民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件事连王安石自己也闹不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讲所谓明清之变，更具体讲，是明清之变和中国的货币主权的丧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之变呢，就跟我这本书新书讨论的一个内容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说的是：明代的中期，明代宗朱载垕，隆庆元年之后，他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把海瑞从狱里放出来，再比如说提拔了张居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但最重要的是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朝的那个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变成了银子，而且国家彷佛一下子，变得积极主动用银子来调配资源了，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了。这个是由于上层的支持，有没有人反对呢，这一次上层几乎没有一个反对的，这一次采用货币经济，支持的人很多，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从事盐、海货贸易的商人都大力支持，支持国家用银来调配资源。而银作为国家货币的开始合法，是由于“一条鞭法”的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行是在张居正时的万历时代，也就是朱载垕的儿子神宗的时代。但是“一条鞭法”的发明是源自朱载垕他爹，嘉靖后期，浙江一个叫庞尚鹏的浙江巡抚，这个人主张在浙江收税用银。因为浙江离日本最近，日本在那个时期发现了大银矿，于是浙江福建两省商人手里，有许许多多的银子。明朝原来是有货币的，是有“宝钞”的，但是这个宝钞谁也不愿用，大家都反对。这种反对货币的做法，就像王安石的时代，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去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首先是国家官员和商人对于国家货币宝钞没有信心，可是到了明朝，上层的立场一下子变了，首先是大商人支持用白银代替国家货币宝钞，为什么商人支持用白银代宝钞？因为海外贸易用白银，因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白银。

所以到了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放在中国，事小；放在世界，事大。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要知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刚才说过），欧洲，或者说“欧美世界”就诞生了，拉丁人就有了家园，就不是满世界野跑的流浪部落了。他们找到了美洲。找到美洲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王室、国王一下子都不怕打战了，因为一打战他们就可以放手借钱，因为王室有巨大的财产可以作抵押，而这个巨大的财产就是美洲。我可以借钱，我房子大着呢，我有美洲，那么大房子，你大胆借钱给我，担心什么呢。这还不要紧。他们到美洲找金子，结果却发现了银子。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所以，1570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

朱载垕皇帝很有意思的，他当政七年，很少上朝，上朝后什么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讳莫如深，后来有人怀疑他是结巴。其实这个人很鬼，得了韩非子的真传，帝王之术，就是你们说，让你们说，我沉默是金。他是一个无为皇上，但做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工作。从此以后，中国的货币就是用银子了。银是从哪里来呢，是美洲进口的。这个简直是了不得了。白银货币经济由于上层的支持从此确立起来了，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

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的那个分析开始的。马克思的第一卷是一个逆推式的，他先从工业革命说起，指出资本来源于资本家作弊，就是说通过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是按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推论。这个最切实的分析对象是工业革命，往后呢，到第三卷，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源于对于货币的积累和债务的积累，来源于银行业的高利息。但按布罗代尔的说法，最好的描述资本积累的方式，其实就是从资本论的第三卷倒着来，那样更符合欧洲历史的真实。他说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积累，不是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小小的作弊。我们今天看这个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就能积累那么多钱，那奴隶主也可以成资本家了。所以重点还是资本论第三卷里讲的。资本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靠向国家放债，就是地中海的银行家向国家放债。向国家放债收取的高额利息，而且在发债当中，所产生的年息债券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为什么货币商敢于向国家放债呢，他说，只有当债务是放给国家的时候，它才是最牢靠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放给西班牙，西班牙说，你别担心，我有美洲，借给我吧。因此就把美洲那一块的贸易权拿去支付利息。放债给国家，利息是有保证的，而且借给国家，国家只是理论上要还，但永远也还不起。还的只是越来越高的利息，因此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不断地滚来滚去，结果债券本身就可以交易了。

于是，在1570年代的时候，布罗代尔说，1571年已非常确切地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债券的交易。就是说，地中海的银行家，向西班牙帝国去放债。这是资本积累的起源。这些向国家放债的银行家，债券式的银行家，是最早的资本家。他们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地中海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是从美洲向中国运营的中枢杠杆；另一方面，它是西班牙向北征服欧洲——欧洲最北边就是荷兰——的交结点上。因此大量白银和黄金在这个地方储存和停留。我们讲到，1567年美洲是世界白银的出口地，当时正是生产和出口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就是向中国出口。也是1567年，中国是第一次官方决定货币用银了。第三，1571年，又是债券资本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起源。1570年代，因此就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也就成了我们后来说的“明清之变”的重要依据。

而关于明朝的衰亡，我们过去已经有很重要的讨论，明朝是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一亡，中国人连衣服都没有了，我们要看中国人的衣服，从此只能到京剧里，到朝鲜去看，喝茶都是蒙古喝法了。明朝一亡，真是痛心疾首。

但是，关于明朝衰亡，有很多争论，1944年是明朝灭亡三百年，郭沫若、翦伯赞、柳亚子等都不约而同的写了关于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总结，观点不同，但是都提出明朝衰亡不是那么简单的——即由于流寇李自成、外寇满洲造成的。因为1943年，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一书，说明朝灭亡就是由于外寇和流寇，今天中国之倒霉，就是因为外寇和流寇，外寇是日本，流寇就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马上组织一批人与郭沫若等人论战，围绕着明亡，这场论战成为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揭战的序幕。这里头，脱颖而出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提出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明清和李自成合在一起看：如果一个旧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李自成为何与旧王朝一起覆灭？为什么清朝也最终覆灭？中国怎样走出历史循环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被毛泽东所激赏的。自然，当时的讨论必然有所侧重，但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讨论也有所忽略，忽略的地方是没有涉及到明朝衰亡和世界白银出口剧烈下降造成的“蝴蝶效应”（就是美洲蝴蝶一振翅，我们这边原子弹掉下来了）之间的关系。

后来，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有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以钱为赋》、《银》中说，明朝的问题在于那段时间国家既缺粮又缺银，为什么呢？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讲了，美洲白银供量的下降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因为16－19世纪的时候，白银不但作为货币，也作为商品。漫长的16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白银，白银的生产因此要受到供需关系的左右，一开始，大量的白银被中国吸收了，英国吸收了，欧洲吸收了，但是它既然是商品，生产多了，白银的生产价格和货币价格就拉平了。因此，就导致生产量减少，这跟今天我们讲石油是一个道理，受市场规律的支配。第一次白银开采量与出口量的减少，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这个原因对解释明朝的衰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贵银贱，另一方面后来发展为物和银都很缺乏，整个就处在这样一个“蝴蝶效应”的危机中。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都注意到了，但是，这个却是我们过去不曾多注意的。

1567年，明朝“改革开放”，采用商人和官僚的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宝钞”，而采取白银作为货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但是，到了1630年，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两者接踵而至，所以三个最无能的皇帝嘉靖、隆庆、万历，虽然看起来好像最糊涂，开创了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就是在家玩，说见了你们这些百官我堵心，但他们的时代偏偏号称盛世。而崇祯皇帝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到了他，明反倒亡了，什么原因？大形势啊。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鼓掌）

清朝的灭亡同样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关于鸦片战争，中国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你看了反而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走歪路，还不如不看。要看，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的作品。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他们说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没打过英国。但是为什么没打过呢？英国只有7000人，英军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印度马特拉斯的印度人，7000人劳师远征，而且没有一艘是铁甲船，有一艘太小不能参战，只能作侦察用；同时，清朝先后调集42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唾口唾沫都能把7000人淹死。问题是，就是没打过英国，为什么？

满得饭

内藤和胡绳都得出共同结论，清朝先后调集的42万军队，都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发不出军饷很多年了。为什么呢？第一，清朝的八旗养的好几旗军队，早已不能干活了，养鸟还可以，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要军队；八旗不行就让绿营去打，这是汉族军队，后来还有乡勇。但是汉族军队攀这个，你八旗就知道养鸟，我们还要去训练，打战，反而是业余选手。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很重要的如轻徭薄赋等“仁政”，摊丁入亩，永不加税的政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说清王朝宽仁，但是相对英国来说，那简直太宽仁了。这清王朝自然也不是东西，但是，不是东西，你只能与同样不是东西的比，这里头最不是东西的那个，肯定是英国，而那不是东西里头最好的，倒是清王朝了。

我们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说自己是资本家的小少爷，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我是放弃了社交、香槟酒的机会，去跟英国工人阶级一起生活，我才知道了英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恩格斯说，我发现我们的欧洲遇到灾难了，遇到了社会大转型。怎么大转型呢？我们面对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恩格斯不是英国人，他说，英国人搞坏了这个社会，它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一切阶级反对一切阶级，而是创造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踩着前面人的鞋跟，想揪着前面人的领子，想把他拉下来，取代他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叫“市民社会”，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在所谓的“竞争”这个词语中得到了体现。英国社会是一个人类最野蛮的社会，竞争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全面战争。这话也就是后来尼采说的强力意志，他不下来，我上不去。英国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清王朝多少还装成咱们是亲戚，地主剥削你的时候也都这么说的，咱们是亲戚啊，好说好说，把闺女送我们家来吧，（笑）保准吃得好、养得好。英国连这个都没有，英国就说，你把闺女弄我们家当奴隶吧，连这个吃得好住得好都没有了。所以，不是东西的比起来，清朝就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

所以，内藤说，清王朝“摊丁入亩”等仁政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了。就是这个地方受灾了，皇上说你们辛苦了，今年的税免了吧。英国怎样呢，就是你这地方本没受灾，但你不想圈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给淹了――国家制造水灾。这样税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42万大军还没到与英国交战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杀起来，校场格斗，日有积尸，杀完了之后，胜的一方再杀向英国，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英国人走了。英国其实不上岸，它是海战战术。清军就逮着老百姓，“汉奸，出钱！”结果老百姓恨官军，都成英国奸细了。官军如匪，没有钱，缺饷，自然就抢老百姓了。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打不下去了。与其这样打，收不上税，不如一次性赔偿三千万，这样完事，咱们将来还可以继续收税。皇帝一听，有理啊。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广东公行，鸦片战争时期，仅仅一年的外贸盈余就是2800余万，赔它个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收税就行。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因为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为什么积累黄金而不积累白银呢？因为黄金比白银好携带。同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的就是多币制，哗的一下就乱套了；在这过程当中，广东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英国人出钱，让它跟中国打，日本没钱，它哪里有钱啊，英格兰银行说，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但要中国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当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明清灭亡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到（但也不应该不看到），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么说王朝太腐败。但是，朱由检可不腐败，朱由检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洁的一个。要么说西方太强大，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欧洲太野蛮，从来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欧洲文明的实质就是野蛮，就是战争，野蛮和战争就是“主人道德”，中国文明的实质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与和平就是“奴隶道德”。我们不读尼采的书，就不会不象欧洲人自己那样明白是怎么发家的，最懂得欧洲本质的人就是尼采，所以，问题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什么是希腊，却不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起码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对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不知道欧洲在夺取了美洲之后，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产生了利用他人的资源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个就是光脚不怕穿鞋子了，他们当年确实是没有什么负担。

不过，今天的世界倒过来了，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回英国一看，他说现在的英国几乎就是当年的大清王朝，没有一辆车是能准点到的，连英超那些足球队踢起球来都不卖命了。英国人每天都在睡午觉、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没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满街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抢钱，眼睛都是绿的。这个时候的深圳是那个时候的英国，这个时候的伦敦是那个时候的北京。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当然也产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我们的科举考试，研究经书，经书的核心要么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官职的分配，官员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义理，“养吾浩然之正气”。现在我们看很多官员办公室椅子的背后，墙上还是写着这个“浩然正气”。要么就是诗词歌赋。可是对于经济，对于通过货币、税收来支配国家，增加行政效率，国家正式官员队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会（他什么都会，包括诗词歌赋也不错），但是胥吏、县令、县里的掌书记、村官，就是“吏”，他们也会。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只有用小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国家竟然很容易在一个糊里糊涂、上班不说话的皇帝那里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呢？因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国所谓买办商人的根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国家面对马铃薯一样的小农，没有办法，基层没有组织。这个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问题，上有皇权，下有马铃薯一样多的子民，具体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顾不过来，没法授田，也没法收税。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税，不知道收多少税，就不知道发多少钞，合理的财政于就是不能确立，租庸调制度坏了以后，中国社会就是“两张皮”结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同样也是没有下层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就靠神宗一个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所以，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解决了王安石所不能解决动员基层的问题，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有几句话今天想来很感慨，他说：“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为民制产。两税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追征诛求”；他说“为民制产”，这才是贞观之治的最高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为民制产的政治了。今天看来，这个话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们知道，实际上，租庸调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没有流动性、国家资源绝对丰厚、国家能力空前强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现代的货币工具，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样流动性的人口，要给每个百姓逐一“制产”，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就是租庸调最终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控诉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基层组织的毛病，认为它不自由、妨碍了个人的发展、没有效率等等，这些控诉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事实是：1980年代以来，村集体和城镇单位的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功能消失殆尽造成的后果――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于农民个人的责任，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取消了单位对于职工的福利承诺。用王绍光教授的话说：随着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里的单位被剥离了社会职能，并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都必须花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制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当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市场上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当然就不太平了。大家知道，正是为了回应人民的要求、社会的危机，自2000年以来，我们以国家二次分配的方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打破了市场的锁链，国家通过直接出资和出政策的方式，把那些无力在市场上购买活命资源的人们、那些被市场抛弃了的人们，重新担负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实行已经九年了，没有胡温新政，我们恐怕很难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

因此，正像当年的五保户热爱村集体，因为村集体在他们那里不是空洞的一样，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爱国呢？因为他们对市场失望、被市场抛弃了，而从2000年开始，由国家出面来救助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爱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了。从1997年以来，中国市场上的房价涨了起码五倍，但是，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告诉大家：唯一比市场上的房价涨得快的，就是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农产品政策补贴、农村中小学教育、卫生支出）的资金，从1997年的区区700亿，增加到2007年的3917亿，只看到前者，不看到后者，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毁树容易种树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社队和城镇单位是普通人抵御风险的庇护所，而随着社队和单位的解体，这些风险，就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强制的方式使全社会来承担，只能由国家来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福利和安全。由于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一度漠视了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只是在过去几年的胡温新政开始时才得到扭转。由于已经没有了集体积累，没有了集体经济，单位基本丧失了社会福利功能，由于毛主席“为民制产”的基层抓手已经不在，救助普通人的责任，历史的欠帐，这一切都压在这一届政府的肩膀上，压在国家财政的身上。

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当一切都必须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一些基本的生存发展的资源希缺到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了。同时，错误的发展观无情地斩断了人们与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把他们转化成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那些以前靠集体、单位、家庭生活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切完全靠自己，我们的社会瓦解了，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完全的市场社会。而这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说的先进文明。但是，他也许忘记了，市场上充满了风险，这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负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包括陈教授这样的超级精英自己也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求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包括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农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完全靠陈教授所说的市场是不行的，这些经济学说的话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现实的残酷教给我们、必将继续教会我们的道理。

集体卖掉了，“为民制产”的努力放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不能继续这样地卖下去了。这个是秦皇汉武就知道的，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呢？不知道，据说是因为秦皇汉武处在封建社会，比较愚昧，我们今天已经很先进了，知道卖了就有钱了。毛主席建国后，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说要以农业为基础。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很简单，我们的国土面积是比印度大，但耕地面积比印度少六亿多亩，比美国少十几亿亩耕地，而且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商业和工业发达地区，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吃饭问题，天然处在一个矛盾状况当中。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毛主席考虑了，因此，在中国，土地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单是农民，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今天要想使大家吃饱了这个饭，起码需要每个人平均1.2亩的土地。这么简单的真理，划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是温总理说的，但是，还是有人要挑战这个常识。

可是很多人呢，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和常识都不了解。比如说，去年世界就闹粮荒了，这可是一个很严重、很现实的问题，多亏我们三农财政大规模支持了8年，否则麻烦就大了。我们的毛主席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非常仔细地调查了这个问题，才得出农业为基础的结论的，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的。毛主席还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现代问题，就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主权。要解决货币主权，就必须知道要收多少税，于是决定发多少钞，多发少发都不行，要明白收多少税，就必须要解决皇权面对千百万马铃薯的小农一家一户的状况。唐太宗的租庸调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就是户口弄不过来了，不可能逐一去收税。二是每家每户的私产维持不下去了，被兼并了，一家一户，能力有限啊！谁看到这个问题，还是我们毛主席啊！除非有一个集体经济，除非有集体组织，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不仅仅是出于发善心，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向低层倾斜。你没有集体经济，没有基层集体组织，没有集体积累，就没有集体福利啊！怎么能说凭发善心就可以呢。当然，今天，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这个事都已经过去了，主要是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也还是有办法，也不难。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要加强劳动者入股，还有土地，还是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保证这个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这种制度在过去山西，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他原来就是想这么干的。赵树理写那个《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就是写的王谦的这个想法。同时，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支持我们的国家，现在集体这个保护伞没有了，市场一度把农民搞得连地都种不起了，不靠国家靠谁啊，靠国家的三农、医保、廉租房、社保加大力度。市场越发展，国家承担的维护社会福利的任务就越重啊，怎么能说取消了国家，才能有市场呢！有些糊涂虫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还天天吆喝市场万能，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告诉他：市场只为最高出价者服务，所以那里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什么事，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你这不是傻冒吗！

所以，我们说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倒士大夫（不是要打倒那么几个人），为什么要从基层建立组织，瓦解那个吏？打倒封建就是这两个方面。为什么要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因为从明代那个白银，是浙江福建商人搞的进口货币，不打倒他们，你夺得不了国家货币政权。这些都是历史经验教训，是毛主席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教训。这些也是我从具体的历史来看，从唐太宗的租庸调，一直到“一条鞭”等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中国历史千年以来，大事很多，涉及政治、经济。我们大家读书，有个简单的读法，一个读法是不要听百家讲坛愚民宣传，要读，起码读《明朝那些事儿》这种书，这种书起码是才子写的，读了让人高兴；还有一个读法是，了解一下租庸调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两税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开中法”、“一条鞭法”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多，就五六个吧，把这几个搞通，我觉得大家就会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的话，那咱们就扯了。那就要讨论这个皇上有几个老婆，为什么不把他的权给大儿子，而给了二儿子。这就是中国道学家所谓的“礼教”的传统，“家事即国事”，老婆和孩子之间的事，我们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化，就是研究上面所说的这些，不是去听那些胡扯。

拉拉杂杂，言不及义，啰嗦太多了，谢谢大家。

solidtu

嘿嘿，和满兄一起学习一起思考。
倒想看看那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文中提到布罗代尔，书也是法国人写的，又是写小老百姓生活，应是布罗代尔一派无疑，有兴趣。
我只精读过黄仁宇先生，也提到宋朝的金融改革，也指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补给线太长”，和民间没有发动起来（其政治结构决定了发动不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宋朝的繁华只发生在几个大城市里，且与城市以外相差悬殊（也许和现在差不多……）。又说一到明清即开始改弦易辙，朱元璋极其讨厌王安石。
那么说起来，我们现在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在继续宋朝的改革……
本来一直不看乌有之乡的东西，觉得里面义愤填膺不求甚解的人太多。
最近南勇被抓去调查了，党又在整肃官僚阶层这个新封建了。一边拭目以待，一边继续学习吧。

xboy

明朝的货币政策使用白银，丧失了货币主权，是个严重错误的政策。
这一点midas老师也讲过。
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白银，等于要花大量的出口物资来，换取白银。
现在还有些人讲，要回到用金币做储备。一样的祸国殃民。
使用纸币，本身才是经济发展，促进流通，、资金借贷、投资的先进方式。


唐朝开元年间，居民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700斤，新中国这一朝，好像是2000年达到人均达才达到700斤。去年是800斤。


东汉时期发明了纸张，唐朝出现了雕版印刷，书本的成本降低了，知识开始向普通人传播，唐朝开始兴科举。北宋的活字印刷大大增加了知识的普及，宋朝才能建立官吏的制度。
文明的进程总是要以现实的科技手段为基础。

xboy

明朝的货币政策使用白银，丧失了货币主权，是个严重错误的政策。
这一点midas老师也讲过。
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白银，等于要花大量的出口物资来，换取白银。
现在还有些人讲，要回到用金币做储备。一样的祸国殃民。
使用纸币，本身才是经济发展，促进流通，、资金借贷、投资的先进方式。


唐朝开元年间，居民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700斤，新中国这一朝，好像是2000年达到人均达才达到700斤。去年是800斤。

满得饭

是,从midas老师这里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育

满得饭

再转该作者一文,个人觉着不错哈

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
——“反面教材”的价值

摘要：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惟一一个成功地将超强的债权转化成超强的世界霸权的国家。福兮祸所伏，美国式发展观——买空卖空、债务人的霸权——告别在2008年的秋天。美国的时代是否已经或即将终结？美国主导世界的局面是否分崩离析？在这场危机中代价昂贵的是中国。在美国身上并非没有了可学的品质：长于谋划、敢于树敌、勇于当头。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

　　——1972年9月6日，毛主席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

　　当前，在全球经济、全球环境、全球稳定迫切需要新的变革动力的历史关头，美国却扮演着一个“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无论从战略上还是道义上，今天的美国不但没有给世界提供榜样，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他的竞争对手——中国、俄罗斯越来越有理由充分地认识到，必须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所谓民主和人权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丝毫没有帮助。甚至连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阿曼达·内贾德，竟然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利用我们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们，并公开宣告“美国时代的终结”。

　　——2008年10月13日,《纽约客》杂志社论

　　自2008年9月15日起，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倒闭风潮震动世界，金融动荡至今尚未平息。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后最大的金融崩溃，无疑掀开了世界史的一个新时代。

　　由于在某些自诩的“精英人士”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所以很自然地，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美国的形象只有“正面教材”的意义，而没有任何“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种对美国的理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也对当代中国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误导作用，而当下美国金融业的大崩溃，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系统地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契机1。本文以一个特定角度，从三个方面概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变革和走向危机的过程。目的是希望当下的中国在损失了在美部分投资之际，亦能够藉此而有所“获得”——更加清晰、系统和全面地检讨对美国的政策，增加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认识。

　　一、20世纪初的崛起：美国利用“世界债主”地位获得世界霸权

　　1.债务关系与市场逻辑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这本启示录式的小薄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现代欧洲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债务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一切现代西方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实质的基础之上。因而现代西方道德的实质是“恶”，而不是“善”。

　　基督教道德的箴言是“爱你的敌人”,“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尼采指出：这种基督教道德其实就起源于债主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爱你的敌人，也就是爱你的债务人；所谓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就是如果他还不起债，那么你就继续借债给他——这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实质。

　　如果用尼采的启示来解释上世纪初的欧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国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家之间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洞察，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实质和基础，确实就是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背上了巨大的战争赔款；由于美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借款给交战各国，所以美国成了整个欧洲的债主。因此，一战后西方各国间的基本关系就是：英法是德国的债主，而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这就是当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在债务关系和债主—债务人的基础上，即在如何还债、如何处理债务的议题上，才产生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金本位的货币尺度和自由贸易的逻辑，首先是作为一个处理、平衡国家间债务的机制被提出、采纳并信奉的——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起源的一个要害。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实行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以黄金价格为基础的货币稳定政策，以及以黄金转移、流动来平衡国家间贸易的原则。它把稳定货币和贸易平衡当作一个国家经济的根本目标，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把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当作国家财政的基本目标，它总在处理国家间事务，更具体地说，它就是国家间债务的一个机制（当然也可以说，这项政策与我国最近所倡议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依靠和扩大内需、统筹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完全南辕北辙）。

　　因此，与其说“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前提是假定“世界乃各国彼此依赖的市场”，还不如说它假定国家间的债务关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解决。因为按照这种天真到了完美的逻辑，债权国由于黄金储备增加，会自动导致其货币升值，从而其产品价格上涨，出口自动放缓，黄金储备流出；反之，债务国由于其黄金储备减少，随之货币贬值，产品则具有了价格优势，于是出口增加，黄金回流，货币也因而稳定。

　　但是，一旦考虑到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的真实基础是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考虑到这种债务关系的现实性和迫切性，那么，“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内涵的“强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也正是这个自由市场的方案中所必然蕴涵的强制性，最终彻底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从而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偿债能力。因为它以“（市场）规范”的名义，不但拒绝考虑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情况，更拒绝考虑债务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以致于对债务国来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方案。

　　这种强制性意味着：债务国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努力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乃至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以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使得本国经济完全服务于出口而不是国内需求。同时它还进一步要求：债务国必须严厉削减国内开支，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包括裁员下岗分流政策，以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这两条，这是充分暴露市场逻辑和市场关系之强制性的最近一个范例。

　　而一旦我们明了了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也就没有什么费解之处了——“‘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众所周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大萧条”）；而导致大萧条的根源，就是欧洲国家奉行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造成的包括失业在内的广泛社会灾难、贸易纠纷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一方面对外积极逼迫德国偿还战争赔款，一方面对内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只顾全力赚钱偿债，而不惜牺牲国内的经济；只顾增加对外出口，使得经济高度外向型，罔顾内需和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各国为了稳定国内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努力削减开支，而罔顾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规模的下岗失业。

　　Karl Polanyi（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这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巨著中指出：发源于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假定了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乌托邦，而且，它更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掩盖了市场逻辑中蕴含的根深蒂固的强制性，掩盖了自我调控的市场逻辑以“规范”代替现实的冷酷的形而上学专制主义。也正是对这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迷信，导致欧洲各国在二战前采用了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其经济活动完全罔顾社会民生、罔顾社会的承受能力。因此Karl polanyi才痛切地说：问题不在赤裸裸的强制，而在于人们为什么总是认识不到所谓（自我调控的市场）“规范”本身正是一种强制。

　　Polanyi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权力争夺，它最终导致了在西方各国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体系，现代欧洲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则”也就产生于此，但它被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彻底粉碎。因为，建立在债务关系之上的市场逻辑，首先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并最终由于各国经济彼此严重互相依赖的“市场关系”，从而连带性地、“自然而然”地粉碎了欧洲各国的内需能力、社会能力、经济能力。

henry

国家大事这样高级的学问，就交给毛泽东这样熟读帝王术的帝王家来研究吧。一般老百姓搞这些，都是被拿来当炮灰，自己不知道而已，还以为这是什么民族大义。

老百姓需要的学问，是识破各种有伪装的帝王术。

满得饭

2.美国率先反对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债主”的美国，在这个由美国—欧洲（以英法为首）—德国连环债务关系构成的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是历史性和关键性的。

　　以下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作用：一，美国严厉无情、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欧洲各国削减和延迟偿债的请求——这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今天不得不接受美国永无止境地赖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二，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理直气壮地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乌托邦教条的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罗斯福政府不但没有让美元升值，反而推动美元大幅度贬值，从而一方面刺激美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又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涌入购买美国股票，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作为惟一一个任职四届、并且病逝在这个位置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一方面坚持欧洲各国必须按期偿还美国债务，另一方面实行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堵死了欧洲各国通过加强对美国出口以偿还美国债务的可能性，而美元相对于黄金的贬值，则使得欧洲通过出口赚取的、用以偿债的美元一路缩水。毫无疑问，美国长期这样做，等于把欧洲逼上了绝路，英法等国只剩下两条路可走：第一，进一步加强国内的紧缩政策；第二，进一步加强压力，向战败国德国催债。而这两条道路的结果，都指向了世界大战。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德国最终拒绝偿还赔款，而选择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爆发。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毫无疑问在于西方列强债务关系的破裂，但更为意义深远的却是，与债务关系同时破裂和被粉碎的乃是一战后形成的欧洲各国之间相对平衡的权力体系，包括欧洲一直高傲地自我标榜的“国际主义”。

　　关于美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Michael Hudson（米歇尔·赫德森）在《Super Imperialism》（《超级帝国主义:美帝国的经济战略》）一书中有如下简要的评价：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简单地说是由当时的美国“催债”造成的，但是，美国显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债务链条崩断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也并没有努力去避免这样的后果。——我想，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但是，需要补充的仍然是：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真正要瓦解和粉碎的，恰恰正是一战后所形成的西方国家间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和权力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世界债主”的地位和所掌握的巨额债务，不过是他用来粉碎这个体系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武器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的美国并不缺钱，还是逼迫欧洲立即偿债，即使由此而导致整个世界金融秩序瓦解也在所不惜。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不难看到，美国当年“破釜沉舟”的气魄——不惜毁掉国际金融秩序也要讨债的举措，显然是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任何一位“债主”连想也不敢想的。

　　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其得天独厚地具备了某些条件。第一，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农业不仅完全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大规模出口；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低，长期保持在5%的水平，所谓的“自由贸易”对于美国而言甚至可有可无。第二，美国自内战（南北战争）以来就形成了极其特殊的政治体制——总统必须听命于国会，而国会议员又只是服从于他们所来自的选区。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美国的“国际责任”只能服从其国内利益，甚至其国家利益也取决于各州之间的利益博弈。一言以蔽之，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一定是把其国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所谓“国际责任”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这样说：欧洲那种彼此依赖的“国际主义”乃至任何形式的“国际责任”，对于美国不仅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这在一般美国选民听上去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

　　而美国最终之所以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Michael Hudson说：二战之前，美国抛弃欧洲版的“国际主义”，是由于这种“国际主义”看起来根本不能为美国“所担当的世界责任”付费——特别是没有一个“相应的国际机制来保证”其他国家可以为美国所担当的国际责任付费。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而按照美国的逻辑：无投票权则不纳税。何况，当时的美国之所以不愿意给西方各国“纳税”（尽管只不过是通过延期债务和开放市场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美国要求在原有的世界权力体系中拥有一个简单的投票权，实际上，美国对那个投票权也许根本不屑一顾，因为国联绝非一个“能为美国的付出付费的机制”。这就是1930年代的美国甚至连国际联盟都不愿参加的原因。

　　所以，美国要求的是以一个新的世界权力体系，来取代那个仅仅是西方国家之间“权力均衡”的旧游戏规则。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中，根本就不应该有“老欧洲”关于权力平衡的虚伪概念，而美国则具有独一无二的、毫无制约的霸权地位——一个“美国世界”或者“美国领导下的世界”，以保证全世界“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付费”。

满得饭

3.从世界债主到世界霸主

　　美国这个愿望在二战后迅速得以实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才不惜动用手里的超级债权，摧毁了二战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

　　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大概没有什么比如下事实更反差巨大的了：当年债权在握的美国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政治秩序”、“国际金融秩序”及其崩溃，——而这与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债权国为了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权力体系的“均衡”和不被打破，而一味地听任美国延迟债务，简直是天壤之别。

　　其实，美国希望通过他独一无二的债主地位建立一个“美国世界”，这样的战略并非始于二战之后，而是二战前；也不是始于欧洲，而是亚洲的中国。例如，1916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公司”（即AIG，其前身为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就是由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莱因奇(Paul Reinsch)和前花旗银行执行官范得利(Frank Vanderlip)携手策划成立的一个官商合一的投资公司（董事会成员还包括洛克菲勒、杜邦和摩根这些大人物）。当时，AIG的主要目标就是趁欧洲列强陷入债务陷阱之时，一方面以金融控制的方式，率先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纳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而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一方面由于他已无法从债台高筑、自顾不暇的欧洲取得贷款；另一方面，他同时更为担心欧洲在华势力衰落后，日本将乘虚而入，大举扩张在华势力。因而，美国投资的到来被视为既可以促进内部发展，又可以制衡日本野心的一举两得的重大机遇。因此，中国当局立即一边倒向美国，大规模引进美国资本参与诸多工程，并且将一系列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的工程开放给美国——包括让美国独家勘察和设计孙中山曾经幻想过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更值得一提的还有，1940年代以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财产也主要投资于这家具有深刻官方背景的美国公司。

　　但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也有相当迫切地向美国借款的要求，所以美国又更为积极地向日本“示好”，这甚至包括AIG将自己承包的中国工程的41%主动让与日本，以换取美国对日本投资的便利。为什么美国迟迟不对日本采取行动，而是长期听任日本侵略中国，并最终导致日本打到了自己家门口的珍珠港？主要原因，就是包括AIG在内的美国金融机构和美国大金融资产阶级在日本存有大笔投资利益。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并非是这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在当下的金融风暴中因资不抵债而被美国政府“国有化”，而是中国的某些精英人士积极建议政府参与“救市”，以协助这家历史上曾经投资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国际资本摆脱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当然，惟一的例外就是美国。作为惟一一个本土经济没有受到战火波及的大国，美国在几乎整个战争过程中通过大卖军火，又一次极大地膨胀了国家财富。美国在一战结束之际只不过是欧洲人的债主，而至二战结束却成为除了苏联之外几乎“全世界的债主”。此时的美国当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金融霸权，而是希望以其超级金融霸权来换取超级政治霸权，以世界债主的地位换取世界霸主的地位，同时更让世界来为这个霸主的地位支付“管理费”。事实上，二战结束后一片凋敝的世界恰好为美国霸权的形成提供了机遇。

　　二战前，美国之所以不肯为欧洲经济摆脱困境而拔一毛，是因为觉得自己“即使付出也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二战后，美国非常积极地“承担起国际责任”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得到了他想要的报偿，这个报偿不但是美国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更是一整套为这种权力而“付费”的国际机制，这不仅包括美国在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驻军，包括美国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北约”的军事领导权，更包括美国具有最终否决权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IMF、发达国家集团、美联储，甚至联合国安理会。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黄金与美元挂钩，使得美元成为Paper Gold，即“黄金券”。

　　上述简单的论述说明：从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美国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从“光荣孤立”于美洲大陆的年轻国家，一跃而窜升为世界霸主，开启了“美国的时代”。其中，有几个战略步骤是关键性的：一，一战结束后，美国利用超级债主的地位（内力），同时利用欧洲各国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迷信（外力），一举摧毁了西方国家间一战后所形成的权力平衡体系，并将世界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得益于美国对局势的判断、对机遇的把握，包括善于利用其对手的政策错误和无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自一战到二战期间的政策（特别是罗斯福时代），确实具有非“谋一时”而是“谋万世”的战略高度。二，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掀起冷战，集中起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这表明区分敌友乃是政治的实质，没有敌人，也就意味着没有朋友，由于美国始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因而他也总是需要敌人（今天的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把中国当作朋友，目前陷入危机中的布什政府不但继续大规模出售武器给台湾，而且公开表示要“协助扩大台湾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权益”）。第三，美国通过“黄金美元”启动了战后的西方经济，同时利用在农业方面的绝对优势，以“黄油加大炮”的战略援助冷战伙伴，在重建西方国家经济、重建“自由世界”的名义下，实际上重建了一个以美国为惟一霸权的“西方阵营”乃至“美国世界”，从而让这些被保护国为美国的保护和支援买单（例如让日本为美国的占领支付军费开支）。这表明：美国对于霸权和统治有深刻的自觉和理解，他的基本性格就是积极有为、勇于出头，特别是善于收取统治费和管理费。

　　“美国的崛起”、“美国的时代”，有什么奥妙？绝非单纯的经济成功，更不是美国通俗读物所不断宣扬的、被千百万为美国通俗读物所“启蒙”的人士所信奉的、源自于美国的GDP的超强能力或者由于美国普世价值的伟力（美国式自由的伟力）。美国的成功崛起，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美国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成功地将超强的债权转化成超强的世界霸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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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中叶的颠倒：美国利用世界霸权地位驱动债务经济

　　1.“符号帝国”

　　美国的崛起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也是最高的阶段。美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意义的传统“帝国”，他不仅是一个霸权或者霸权国家，更是一个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意义”的权力符号核心。

　　美国符号的意义首先就是“安全”。众所周知，对于未来的良性预期（或者说是对于未来的“信心”），乃是国际资本和投资得以运转、资本积累过程得以持续的基本前提。而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核心之处，就是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安全”，主要指资本投资的安全。

　　基于这一资本积累和国际投资的基本条件，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不仅需要美国扮演“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世界警察”形象，更要求美国作出“世界永久和平”的弥赛亚式的承诺，并定期地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对这种幻觉式承诺作出保证（这就特别包括炫耀美国强大的武力）。美国的角色，就是在资本主义“千年至福”的弥赛亚仪式中充当教父并收取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美国式的穷兵黩武也与老牌帝国主义有所不同：对于老牌帝国主义来说，其军事扩张总有统治和争夺殖民地等现实而具体的经济目的；美国的穷兵黩武却往往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带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质），证明自己（美国）这个符号并非空洞，而是具备强大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即能够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如下的象征意义——“历史终结”、“自由世界”千年至福、资本积累和循环的永恒性，并能够通过各种仪式明示或暗示“资本世界因为有美国的存在而安全”的符号箴言。

　　这就是Hart和Negri在两人合作的《帝国》一书中，将美国称为一个立足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不是一个单纯通过武力追求海外利润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因。这也就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率先指出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美国，并非一个帮会大佬式的霸主，更像一个慈祥的“教父”：他是关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承诺，是关于“未来景气”的承诺，是自由世界和资本主义未来安全“可预期”的承诺。总之，只有这样一个承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根本命脉：国际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不中断地运转、循环。

　　但是，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穷兵黩武，却不仅没有印证这一自我循环论的“逻各斯”，美国的武力表演最终也没有兑现这一资本主义弥赛亚仪式。恰恰相反，这不仅逐步耗尽了美国的未来，最终也耗尽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未来。

　　这一切，从1960年代后期美国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开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被一群几乎是手持长矛猎枪、衣衫褴褛的越南农民所击溃。这一历史转折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它不仅仅表明“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且更雄辩地证明了历史并没有终结，雄辩地证明了真实世界“非形而上学”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在一个充满历史（即变迁）的真实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的。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了极为现实的后果：不但使得美国极其迅速地耗尽了钱财，而且对于那些积极为美国提供战争物资（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亚洲盟国）的国家，以及那些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的国家（欧洲）而言，情况则更为糟糕，他们非但不能分享战争红利，而且也将拿不回他们自己的投资。最终，美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的破灭，更使得建立在自由世界“永久和平”这种形而上学预期基础之上的资本积累和循环运动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胁。

　　当然，美国当局是不会通过汲取教训，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美国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总是美国自身的利益。面对1960年代末的巨大财政赤字窘境，美国故伎重演，宣布美元对黄金大幅度贬值，这就等于放弃了美元作为黄金券（Gold paper）的地位，以推卸掉对其盟国的债务。1972年，美国干脆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储备市场（London Gold Pool），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再次单方面宣告对原有的西方经济贸易体系重新洗牌。

　　美国是举迫使其盟国在如下灾难性的处境中作出选择：“要美国还债”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也迫使他们在陷入破产的“现实美国”和美国的“象征意义”之间作出选择，迫使他们在“允许美国拖延债务”（这起码可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维持一个资本主义光明未来的想象）与接受“资本主义世界未来之灰暗和完全不确定性”之间作出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他们也像一战后美国对待其欧洲债务人那样，坚持让美国立即偿债，这不仅要冒与美国决裂，从而彻底丧失美国的武力保护伞的风险，而且更意味着放弃美国所有的“象征意义”：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江山永固”的形而上学、资本积累与投资循环永恒性的逻各斯——不要以为美国的债主和盟友们所拥有的这种形而上学狂热只是一种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恰恰相反，正是从最现实、也是最坏的意义上说，如果放弃形而上学及其象征物（美国），这就等于承认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处在“毫无安全承诺”的处境之下，这势必导致资本投资预期和投资环境全面恶化，导致国际资本积累活动的中断和停止。

　　这的确令人想起马克思久被忘怀的伟大论断：实际上，并非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竖立起形而上学的纸糊的大厦，恰恰相反，资本“无限积累”和市场“永恒循环”的整个逻辑，全部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故纸堆”的基础之上的。

　　自从1972年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就是靠对资本积累和市场循环永恒性的形而上学迷信来驱动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靠它的木头脑袋着地而翩翩起舞”的“头足倒置”的世界。而这个“木脑袋”的象征代码，就是“美国财政债券标准”（U.S. Treasury bill standard）。它代替了黄金以及一切物质财富，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从而开始了一个美国通过大量发行和印刷美国债券来驱动世界经济，而世界各国则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储存自己的财富的“头足倒置”的世界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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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颠倒的世界

　　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美国财政债券标准”究竟是什么、它代表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一种货币？一种债券？“山姆大叔”应得的管理世界的账单？一种由美国的国力所支持的财富表征或者财富标准？其实它什么都不是，或者只能说：它是一个秘密，是一个“谜”。这就好比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指出的：“商品”并非邻居大妈家的桌布，货币也不是什么“价值”的代表，“商品”与“货币”的最根本的魔力其实就在于，“它是一个‘谜’”，正是这种神秘性才使得“拜物教”得以产生。

　　在“谜”雾下，1972年之后的美国再创“奇迹”：尽管美国由世界债主一举跌落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非但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恰恰相反，它还空前地加强了美国的霸权，而与历史上美国曾经掌握的空前“债权”和空前“政治霸权”完全不同，1970年代之后的美国发明了一种空前甚至可能是绝后的霸权工具，用以发明和操纵的这个新霸权工具的名字，就叫作“债务人的霸权”。

　　“债务人的霸权”作为一种最神秘、最特殊的权力，绝不是美国“应得”的世界“管理费”。“债务人的霸权”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逻辑之中，换言之，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在以债务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逻辑中，最终必然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颠倒：由债务人来决定债权人的利益和未来。所以，债主必须像爱自己的未来一样“爱”自己的债务人，包括当其无力偿债的时候要继续借钱给债务人，以继续收取利息，从而一方面将债务人永恒地推入债务的深渊，另一方面保证债务链条的永恒持续。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断依靠制造债务，并依靠债务来驱动的，没有债务关系，也就没有资本主义，于是，这种制度也就必然会导致债务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最终陷入这种债务人霸权的逻辑。

　　毫无疑问，欧洲和日本正是因为迷信和深陷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以才欣然接受美国财务债务标准，并将其妥善保管、奉若神明；美国也正是因为洞悉了这一逻辑，或者说吃准了其“债主”的心理，所以才开始了一个通过肆无忌惮地印刷、发行“美国财政债券标准”，来免费消费世界财富，乃至“消遣全世界”的时代。

　　一个“债务驱动的经济”（Debtor oriented economy）、一个由债务人的霸权统治的世界，这象征着马克思所说的“头足倒置”的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尼采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自虐性精神分裂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其实也莫过于今天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与其债主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因为这笔无尽头、也是无厘头的费用不是美国“应得的”，而是美国的债主们头脑中认为他们自己“应付的”。它表明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分裂的基础和根源，就在于它的道德是立足于不道德的畸形债务关系之上。而这就是尼采在世纪初的嘲笑：“瞧啊！——这些自我折磨、自我欺骗的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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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末的危机：债务经济瓦解美国

　　1.金融债务工具：美国式创新

　　“使用工具是从猿到人进化中决定性的一步。”——若问这句话是谁说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果电视台的抢答节目提出如下问题：1970年代至今，人类所发明的最匪夷所思、又最有力量的工具是什么？恐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而我的回答同样也与众不同：由“美国财政债券标准”而引发的层出不穷的美国金融债务工具。

　　近40年来，正是美国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驱动着世界经济，维持着消费和繁荣，同时也制造着战争与危机。美国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是如此神秘、又是如此强大，它一经发明出来，就立即使得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的巨大危机中起死回生，并且重新为它注入了仿佛无穷尽的活力。而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它更是一举洗清了因越南战争欠下的一屁股外债，更从此开始了一个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侵略战争买单的崭新时代。

　　众所周知，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频繁的战争就使得欧洲国家陷入沉重的公共债务之中，不断增加税收成为必然。两个世纪之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指出：英国是如何通过发明新的税种来使老百姓为战争买单的。他断言，具有军事野心的国家必然导致高赋税、高负债、高耗费的经济。

　　而在金本位制下，当外国的贷款不可能获得的时候，那些好战国家只能出售自己的黄金储备以支付其军事耗费，从而必然导致本国货币相对于黄金的贬值，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例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以及其他交战国正是通过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使得其货币在战后很长时期回到了战前与黄金的比价，最终好不容易维持了收支平衡。

　　美国开始于1960年代的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冒险，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是重蹈了欧洲国家的覆辙，而且情况恐怕更糟，到1971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几乎消耗殆尽，美元也不再能够维持35美元/1盎司的美元对黄金比价，这导致美国撤出伦敦黄金市场。历史在1970年代仿佛又到了一个世界霸权“改朝换代”的巨大的转折关头：越南战争的巨额花费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金融核心地位——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动摇了英国的金融地位并逐渐耗尽了他，最终迫使英国将世界金融核心接力棒交给美国一样。看起来，除非通过出售黄金或其他形式的有形资产，否则美国非但无法偿还债务，而且更无法继续取得外国的任何贷款。而如果美国真的被迫这么做（出售黄金和良性资产），那么他就必须首先面对国内大规模通货膨胀的严峻现实。

　　应该说，1970年代初美国就遭遇了立国以来第一次全面危机：深深地陷入越战的泥潭中没有任何脱身的希望，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价值及资本主义价值本身第一次在美国国内受到大规模的质疑。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掀起了反抗美国和以色列的石油战争，欧洲各国也“趁火打劫”，迫使美国以黄金或者固定资产偿还债务，美国仿佛已经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今天看来，如果世界金融体系还停留在1971年的状况，美国不但再也不可能发动任何一场战争，而且恐怕早已经不是一个世界霸权——他甚至会比前苏联更早地走向衰落。

　　但是，美国神奇地顶住了1970年代初的严峻局势，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美国一举抛弃了黄金和美元挂钩的体制，并转而全力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1970年，美国通过空前的大转变或者大改革来顶住了空前的大危机，这场大变革的实质就在于：美国政府全力使得“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并且迫使世界主要银行接受、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作为信用储备。——这一大转变的后果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创制首先意味着：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银行也不能通过购买美国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良性资产的方式向美国索取债务，他们只能通过购买和储备美国债券的多少，在实际上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一个“评级标准”，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得美国的债务得到无限地延期。这还意味着：美国不必出售其黄金储备以及任何其他有形、有价的资产，仅通过发售美国债券就能换得大规模的外国贷款。这更意味着：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即使以印刷和发售“债券”这种形式举借再多的外债，也不会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当美国财政债务标准被外国主要银行当作财富来储存、积累时，美国一旦缺钱，只要通过印刷一批此类债券，外国的资源和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美国以其软硬兼施的高超外交战略达成了这一创制。例如，1972年，当伊朗和沙特要求以他们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企业的时候，美国立即以战争相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又告诫OPEC集团：只要他们把以石油收益换得的美元，再来购买美国债券，那么他们就可以随时提高石油价格，即他们具有随时提价的自由。这样，美国就可以用他随时印刷的绿纸美元和债券——而不是黄金或者任何有价资产——来购买石油。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用其永无止境地印刷的绿纸，源源不断地购买了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制造业，随后就是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产品。

　　美国的战略大转折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和外交调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当年美国国内短视的意识形态反对派们称为“新朝贡之旅”的尼克松北京之行。在封锁了毛泽东的中国长达30年之后，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所驱使，终于放下身段，公开承认中国是一个“应该平等对待的国家”，即这意味着一贯“崇拜英雄”的美国承认毛泽东的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头儿”，而不是美国的附庸。这是自1840年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开始，美国也借此得以从越南“体面”地撤军。更应该指出的还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开始于1970年代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大转变时代，它既是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以中美政治权力由对抗走向相对平衡为基本标志的，更是以全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为背景和基础的。就后一点来说，美国需要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市场，而是希望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纳入美国的上述“评价标准”，特别是“美国财政债券标准”——这也就是中国的某些“精英”人士所谓与美国“接轨”的真正尺度和标准所在。说到底，中国所面临的，乃是一个美国发售债务，再由美国所支配的各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IMF、G7以及美联储制定的“债务标准”来管理国际货币金融的体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逐步开始被纳入与美国金融市场接轨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位居第二的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的国家。

　　在最近30年全球“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中，我想也许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像理查德·罗蒂的理论更能体现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和“思想解放”的精髓了，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没有什么价值是“实在”的、是“真”的，一切价值都是话语的建构，因此，只要你所创造和诉诸的东西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跟你走，那这就是价值了。什么是真理？罗蒂说：真理绝不是手段与目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契合和联系，所谓真理，就是“通过讨论和说服而取得社会一致的能力”（用东北老百姓的话就是“忽悠”）。在当今世界上，罗蒂意义上的“价值”的最核心的体现，其实就是美元和美国债券，因为它的价值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或者说其“价值”的根本来源只是因为有人接受它、相信它“有价值”而已。进一步说，欧洲和日本接受它，是由于他们是美国利益攸关的同盟者；石油输出国接受它，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美国行了随便涨价的小惠；而最为啼笑皆非的也许是，中国接受它是因为“大家都接受它”。——用改革开放之初一句流行的经验主义格言来说就是：因为“这些年来，只要跟到美国的都富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由美国发债、国家金融体系制定债务标准的新的金融体制起初看起来运作得相当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实的世界因此而颠倒或者倾倒：债务非但不意味着危机，相反还意味着机遇。这令我想起1996年在华盛顿波脱马特河的游船上聆听弗朗西斯·福山宣扬他的“历史终结论”时的情景，其时风头正健的福山凭海临风，登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事实证明，卡尔·马克思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从根本上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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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所说的最终都应验了

　　美国通过1970年代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匪夷所思地渡过了其空前的危机，此后，金融债务衍生物就一直成为美国对抗一切艰难险阻的灵丹妙药，成为它制造一个又一个经济泡沫的屡试不爽的法宝。全世界也都为美国发明的这种灵丹妙药而沉迷，或者说：美国这种“点纸成金”的金融戏法使得举世若狂，而美国金融债务衍生物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手段更是与时俱进，几乎超过当年美国武器研发和科技创新的速度，从而更进一步地助长了这种美国金融戏法的神秘性。不过，如果我们多少还记起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断的话，或许就会知道，“债务驱动的经济”连同其金融戏法，乃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能所决定的，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而这就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毫无疑问最有权威性。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此处所指的是马克思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表现）。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将《资本论》的副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源所在。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注意到马克思这个副标题（subtitle）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更加令人遗憾的还有——或许是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中文版的《资本论》竟然将马克思的副标题删掉了！然而，这个副标题却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更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它是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这个现代人类知识之父就他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为后来者指示的一句最为简明的阅读提示，或者说它是“马克思密码”。这个“马克思密码”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就是由于它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化，即这个制度本身是“头足倒置”的，是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

　　同时，这还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形而上学”。康德说，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不过，我本人还是更喜欢用王国维精彩的表述，即形而上学就是“色空”，被当代的学究们称为“西方现代性”核心的“时空规划技术”，其实无非也就是指资本主义金融技术。而如果借助王国维的定义，用最popular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买空卖空”。

　　在另外一本叫作《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的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中，安托尼·吉登斯也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时空规划技术：这是一种在空间上“脱离具体地域”（脱域）、在时间上规划、透支未来的技术。资本“经营时空”的最特殊的技术工具就是债券，因为债券代表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吉登斯把债券称为对时间的规划。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对未来的预期最终一定可以实现，那么就等于相信债券的价值是有保障的；反过来，如果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在现实的冲击下破灭了，那么这些债券就一钱不值，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一定导致货币金融危机。

　　吉登斯说，由于货币金融技术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或者说，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是由对虚拟时空的运作来支配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个高风险的社会。应对这样的风险社会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对虚拟经济加强监控或者管控（发现问题及时预警，及时干预）。实际上，吉登斯的这个说法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批判，换成了更绅士化的“风险”一词，从而进行了更为温和的包装而已。

　　毫无疑问，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最为典型地说明了美国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或者泡沫经济的形而上学本质。今天，尽管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问题的根源显然不仅仅是这一届政府，也更远不只是这一届政府热衷于泡沫经济政策，因为问题的核心和真正根源，在于驱动债务经济、泡沫经济运行的诸政策背后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令人吃惊的是，恰恰是美国本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的选举演说中，公开运用了最为经典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以此来批评美国长期热衷于运营虚拟经济而放弃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发展观”，从而只有他才一针见血地说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位前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说：问题不在具体的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种“经济哲学”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除了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党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经济哲学”的彻底破产。

　　正如奥巴马参议员所深刻指出的：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是典型的“买空卖空“的经营活动，在这种买空卖空背后的，则是根深蒂固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把债务彻底虚拟化、把经济活动彻底虚拟化。而所有那些先进的金融衍生物，其实都是把时空托架出来的技术，它的前提只不过是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种良好的预期又反过来体现在这些金融衍生物的价值或者升值上。在这次次贷危机的生成过程中，银行之所以敢于不计后果地放贷，购房者之所以不顾后果地贷款，保险公司之所以不顾后果地提供保险，是因为在这种种“不计后果”的背后，存在着惟一一种对后果的估计：美国的房价会不断上涨，而且是没有尽头的上涨。

　　或者说，上述三方（银行、保险业、买主）在经营和消费的，其实是并不存在（起码是当下还不存在）的“利润大饼”——这个大饼也就是未来美国房价会一直上涨的“利润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消费或者经营的，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空”。尽管当这种未来时的、还不存在的利润大饼用房贷、保险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物、各种债券来表达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张饼，仿佛不是“空”，而当美国长期将其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于这种金融炒作之上，而无视美国内部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和民生议题等等一切，那么，我们就非但完全不能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而是应该起而指出这种自欺欺人的泡沫经济、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对于所谓的“经济基本面”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任何没有实体经济和实际财富支撑的泡沫越晚破裂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一旦风吹草动，泡沫预期破灭（因为它早晚一定会破灭），问题就不仅仅是大家的未来都“落空”，那些精心营造的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物会立即成为空头支票，成为废纸，而且，此前提前消费掉的一切都立刻成为巨大的债务。银行、保险公司和购房者三方都成为欠债者：与其说他们预期并提前消费了一个“坏的未来”，不如说这是买空卖空活动的必然结果。

满得饭

因此，与以往一切危机不同，这次由次贷问题引发的美国金融大危机，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它在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所支配的债务经济、虚拟经济破产的同时，也宣告美国作为世界惟一霸权时代的终结。这是因为：

　　第一，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内部，而不是由于外部的挑战造成的。危机发生在美国经济的最深刻部位，暴露出美国所依赖的虚拟经济模式“病在腠理”，所谓善剑者死于剑下，美国乃是为自己所发明和擅长的金融债务衍生物所伤。这恰如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美国的失败是他自己造成的”。它更为深刻地表明：长期的投机赌博式金融炒作道路，已经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伤害了美国经济的基础，当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毫无疑问是他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方面是金融资本的飞速发展和泡沫化；另一方面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解体和正在解体，例如次贷危机不仅影响到银行，而且极大地打击了作为美国工业支柱的汽车产业。它充分表明：如果此前的历次危机都还没有深刻地伤及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话，而这一次却不然。

　　第二，这次危机还同时伴随着美国式发展道路乃至美国道德的破产。在当今世界，由于美国长期在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内民生、发展实体经济，乃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所作为，且总是采取与大多数国家相对抗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驱动的经济、超前的消费、日趋落后、陈旧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堪比前苏联的低效率的严重官僚主义，也使得世界各国日益对美国式发展道路感到失望和厌恶，而美国长期拖欠世界债务的不道德行为，已经使得美国的国际信用陷于破产，虽然发达七国集团此次总算迟迟地达成了救济美国的协议，但那个迟迟达成的许诺，其实也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除非这些国家向中国和沙特借贷，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拿出他们刚刚向美国许诺的金钱。因而，现在就说世界已经再次就拯救美国经济而达成了共识，显然为时尚早。

　　第三，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除了给那里的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之外，也为美国经济造成了无底洞式的赤字，从而成为捅破美国金融泡沫的致命利器。正是这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宣布了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真正衰落。今天，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委内瑞拉，无论是朝鲜还是伊朗，对所有这些地区，美国并非不想动用武力积极干预，而至今没有干预的原因，是美国确实没有能力干预。美国突然间发现了一个他实际上早就应该发现的事实：“美国没有钱了”。实际上，今天的美国除了利用西方中心主义的陈旧遗物以维持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除了利用中国某些精英极其愚蠢的“自由主义拜物教”、利用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无为智慧”继续制约和要挟中国之外，美国可以指挥、命令、调动的力量已经非常有限。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当前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是美国主导全世界的局面，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本身，甚至还不能说是美国经济本身。尽管投机赌博式的、债务驱动的经济在严重伤害了世界经济的同时，也重挫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破坏了美国内部的经济—产业结构。但是，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占据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曾经具有相当完善的产业结构（尽管被克林顿和布什父子两代进行了几次“结构调整”），美国依然还是世界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所以，美国一旦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洗掉或者赖掉其庞大的外债，其损失充其量也不过是丧失了国际信誉而已，美国大不了关起门来搞“自力更生”。而美国一旦结束其投机赌博的虚拟经济，把他伸向全世界的手缩回来，把精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建设、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上，那么，不到三亿人口却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均资源的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所谓“困难时期“和“苦日子”，在有着14亿人口，却严重不均衡地分享着微薄资源的中国老百姓看来，其实早已经是“超级小康”的生活了。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以为中国应该去拯救美国，这恐怕不是忘乎所以就是居心叵测。

　　所谓“亡羊补牢，尤为未晚”，今天中国最应该做的，首先就是从美国长期奉行的债务驱动的经济、泡沫化的发展道路中汲取“反面教材”的意义和教训，从而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扩大内需、保护环境、增加社会公平、切实加强实体经济建设的科学发展道路。而且，中国在切实坚持、实行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公开检讨和严肃批判严重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向美国学习。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确实应该学习美国的如下品质：长于谋划、敢于树敌、勇于当头。——起码是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包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如何，今天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而对当下的美国而言，他起码必须在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通过虚拟债券愚弄世界并自我欺骗之间作出选择。而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损失（其实已经损失）掉在美国的大部分投资，说到底，这是14亿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底层劳动者一个汗水摔八瓣赚来的血汗钱，然而，这个残酷的结果已经不能避免。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训，切实增加自己对美国的认识，切实增加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从而排除干扰，坚定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上，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交一定的学费，走一段弯路，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尽管这一次的学费实在过于昂贵了些。

满得饭

国家大事这样高级的学问，就交给毛泽东这样熟读帝王术的帝王家来研究吧。一般老百姓搞这些，都是被拿来当炮灰，自己不知道而已，还以为这是什么民族大义。

老百姓需要的学问，是识破各种有伪装的帝王术。
henry 发表于 2010-1-22 23:20

对老百姓而言,看书,读史,学习,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做愤青装备更高级的理论;也非搞清什么民族大义;

这跟着midas老师学习金融市场的原理一样,说大一点,多一个看清世界和社会的角度,实事求是,看清大势,跟上形势,少走弯路;说通俗一点,就是让自己和家庭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更快乐一点.更幸福一点;

henry版说的有点严肃了,个人还真没发现这些文章就是所谓的高级的学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