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大国崛起成功成败的都有官家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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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大国崛起成功成败的都有官家主义的特点


（2007年1月23日 在博客中国“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对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相当外行。我对世界史的了解很有限，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片大概只看了一半，没有看全，对文艺复兴也一知半解。我在世界史方面的知识水平比不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谈这个题目，感觉资格差得很远。

我的历史观是在阅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我对这个话题所能提供的一点参考意见，就是用中国历史的事实，或者用中国历史中提炼的概念来对比世界史，看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这两年我一直鼓吹一个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的概念：官家主义。古汉语里官家有三个意思，第一是皇帝，宋朝人说赵官家就指皇帝。第二是衙门，我们政府的条条块块，他们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第三个意思是官僚个人，每个官僚都有自己的操作空间，他在自己的空间里做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形成潜规则。皇帝的王法、部门立法和潜规则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官家的三个主体彼此争夺地盘，形成动态的“主义”结构，在什么地方由谁说了算的权力分配体系。他们立法定规，在中国当家作主，觉得合算就欺压老百姓，不合算就收敛一点。大概也有一个界限，官民之间或官家内部的权利界限，这就是儒家规定的纲常名分，什一而税，君臣父子，忠孝仁义等等。我不断鼓吹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官家主义，现在仍然是一个官家主义社会，但是，官家来自暴力集团，总要和生产集团合作，总要利用权力获取最大的利益。当代官家集团跟谁合作呢？主要跟创造了GDP大部分产值的生产集团合作，跟工商集团的领导者合作，也就是和资本合作。这样的社会就叫“资本-官家主义”，过去跟地主和小农合作，叫“地主-官家主义”或“小农-官家主义”。

用这个概念看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很有意思。崛起的大国，有那么几个国家也有官家主义的特点，似乎把官家主义这个词套到德国、日本和苏联也可以。一个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雇佣了一些代理人即官僚为自己治理国家。如果用这个结构来看，日本是武士集团辅佐天皇建立统治，天皇领导下面的官员推动国家现代化。德国的铁血宰相在暴力基础上建立起类似于军国主义制度的东西，动用官家、行政体系的力量赶超先进。苏联也是如此，暴力夺取天下，建立起一套党说了算的官僚体制，可以叫党天下或官天下，再借用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崛起。这些崛起都有一个特点：官家主义的崛起是有效的、高速度的、猛烈的，但不能持久，要么走偏，要么衰落，时间越长，官家体系的效力越低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官家的力量为什么有效又有限？官家办一个企业，或介入生产流通，在历史上，开头往往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从《盐铁论》的时代就是如此，苏联和中国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如此，开头是生气勃勃的，调集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可以创造巨大的利益，但是越往后就越不行，因为代理链太长，层层克扣，效率越来越低下。民营企业的代理链比较短，利益更加切身，效率大概高一些。更重要的是，效率低下，干不好，自己就会死掉，活下来的效率都不至于太差。但是官家企业会借用行政的、垄断的、暴力的手段活下去，吃完了同行吃财政，我卖盐你就不许卖盐，民间卖盐就是私盐贩子，就是死罪。然后我还亏损，要政府补贴我。在这种体制中活下来的官家企业往往效率很低。在官场上站住脚的是领导喜欢的，而领导喜欢的未必是市场喜欢的。官家主导的企业，往下走的时候会每况愈下。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大国崛起，结论就是：大国可以在官家主义的领导下迅速崛起，但是不能持久，缺乏利益关切，缺乏竞争带来活力和效率，缺乏创新精神，必然逐步走向衰败。不仅官家企业，中国历代王朝都可以看作一个家族企业，也都有这个特点，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发生偏离，逐步腐败，官家内部各个集团联手，越来越过分地的侵犯民间利益，最后官逼民反，走向崩溃。

如果谈中国的大国崛起，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说。在打天下的激烈竞争中，锤炼出一个高效的军事和行政集团，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官家集团。这个集团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抗美援朝打了一仗，和世界最强国家打了平手，可以说开始崛起了。然后是五年计划，建立工业化基础，爆原子弹、打印度、对抗苏联，都很牛，都可以称为崛起，但都是官家主导的。官家可以用行政力量，动用举国之力，模仿苏联和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走完模仿阶段，后面就走不动了。后面失去模仿对象了，要依赖自己创新了，这就需要市场敏感和竞争力，而官家企业却随着寿命老化越来越腐败迟钝和低效。民间的低效企业可以被淘汰，官家企业却要反过来动用垄断力量限制甚至扼杀民间的高效企业。这是第一阶段，由官家主义主导的中国崛起。

第二阶段，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崛起。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从官家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民间经济力量的崛起。大包干是农民获得自己主导权了。工业上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且推动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行的国有企业被迫淘汰。中国的经济崛起，是民间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

进一步说，中国在文化上方面的崛起，中国崛起的第三阶段，也应该是脱离官家主义、进入民间力量主导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有随后的启蒙运动，是从教会的手里争夺自身和民间的最高地位，把神本位换成人本位，把教士和贵族主导的社会变成民间生产集团即第三等级主导的社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文艺上、政治上、意识形态领域要做的事情，就是确立中国的民间本位，替代两千年来的官本位，树立非官家主义的，民间各大生产集团主导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老百姓、生产者、生产集团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中国的主人，他们应该在中国真正当家作主。不管这个集团是资本家集团、工人集团还是农民集团，他们都是生产过程的参与者，都为这个生产做出了贡献。

民间的生产集团，和以暴力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官家之间，正在发生历史性的位置变迁。西方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宪政、革命等不同形式完成了这个变迁。在中国，在官民关系之中，民间的崛起、民间力量的自我张扬，他们对自身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主张，对于自身真正的主人翁地位的追求，对于官家权力控制和限制的要求，也应该是中国全面崛起的主要内容。这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民族复兴或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