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能否诱发战争:军事风险下“不稳定弧”《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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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能否诱发战争:军事风险下“不稳定弧”


　　自金融海啸爆发后，美国人自己总拿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那次“大萧条”相提并论。而世界各国对于那一轮“大萧条”及世界经济动荡最为深刻的记忆，莫过于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边是美国持续深化的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另一边是美国某些实力人物、新保守派策士不断叫嚣的军事威胁。有分析人士提出过这样的担忧：如果不能抑制衰退，无法抵挡美元霸权正在遭遇的“逼宫”，那么，挑起一场战争，或者向“非美力量”发出战争威胁，或许将成为华盛顿实现战略翻盘的最后一搏。

　　11月3日，奥巴马胜选的前一天，俄罗斯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明琴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大选后，可能会挑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危机”，因为“美国精英阶层的情绪中存在着依靠外部冲突来解决国内问题的欲望。”

　　据路透社报道，10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演讲时表示，“在不对现有核武库存进行实验，或者进行一个核武现代化项目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保持可信的核威慑力……核武器的威力和它的战略影响力是一个‘至少不能被长期关在瓶子里的妖怪’。”他还说，自“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以来，美国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核武实验。

　　对于这种“暗示”，有美国议员直截了当地提供了注脚：“这为发展新的核武能力打开了方便之门，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与盖茨强调中国、俄罗斯“不断更新着核武器”的言论相类似，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也出炉了一份报告，夸大在未来十几年内新兴大国的核武器打击能力。

　　专家认为，这份报告的客观性令人不齿，但它想散发的战略意图却值得一提——美国鹰派想传递的讯息是，起码在最近几年之内，美国还有能力“低损伤”地军事打击其他大国，因此美国现在仍然可以进行军事讹诈。

　　在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后的10月份，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则这样的“新闻”，它引用“法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已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但是这则“新闻”没有给出“法国媒体”的名称。

　　《环球》杂志记者用法文“兰德公司”、“战争”、“挽救”、“经济”等词语进行了搜索，结果没有在法国任何主流报刊上发现有此消息。

　　对于金融危机是否会引发战争的话题，各种牵强的理由甚至虚假的“新闻”在各类论坛、会议、网络空间里甚嚣尘上，看法也莫衷一是，那么，在现实的世界中，是否存在以外交事件或战争方式转嫁危机的阴谋与冲动呢？

　　军事风险下的“不稳定弧”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近一段时间，从印度、巴基斯坦到伊朗和叙利亚，似乎正在形成一条“不稳定弧”。对于美国来说，它们是与“其他力量中心”紧密相关的“关键国家”，它们的稳定与动荡，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国际秩序的走向。

　　印巴冲突的诱惑

　　时间紧迫，证据不足，真相或许难以迅速揭开，不过就在孟买恐怖袭击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时候，印度政府显然已经开始主观猜测谁是“幕后黑手”。

　　始于11月26日夜间的连环袭击发生后不到24小时，印度总理辛格即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对“邻国”提出警告：“不会容忍袭击者利用邻国领土向印度发动袭击，如果邻国不采取合适措施，将付出代价。”

　　随后的28日，他又在电话中对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说，“恐怖分子的武器弹药均来自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同一天，印外长慕克吉声称，“初步情报显示同巴基斯坦有联系的武装分子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袭击”；而印度内政部副部长更是向BBC表示，“所有枪手均来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方面，从防长、外长到总理、总统，均表示印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不过据巴私人电视台GeoNews报道，为了应对可能与印度出现的紧张局面，巴正计划将10万部队从该国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区调往印巴边境。

　　而后的12月2日，《印度时报》援引印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将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应对“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威胁”。

　　在此次恐怖事件中，虽然有一个自称“德干圣战者”的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也有西方媒体推测与“基地”有关，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在各种证据还有待收集、验证的现在，与其臆断谁是主谋，还不如关注谁是“受益者”更有价值。

　　印度情报机构官员11月30日披露，他们当天收到了“德干圣战者”的一封电子邮件，后者在邮件中声称，在成功实施了连环恐怖袭击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原定的目的——使印度经济受到进一步的打击。

　　此前，彭博新闻社也报道，恐怖袭击事件将“吓跑”印度扩张其经济和市场所需要的投资。“计划前往孟买的商人可能会犹豫再三。他们不会很快就忘记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日本《产经新闻》则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股市等证券投资撤走的情况已十分突出，如果外资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减少，那么印度经济将面临急刹车。

　　由此，有评论认为，这次“恐怖战争”选择了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这个节点，就像一份为西方“量身订制”的产品。

　　一股势力瞄准了印度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外资的缺陷，刻意选择孟买来打击印度经济的稳定性。一旦国际资本在“恐吓”下立刻大规模抽逃，那么连粮食都不能自给的这个南亚大国或许面临崩溃。如果印度恳求美元或欧元再次回来，那么，届时它很可能成为一个被西方资本完全控制的国家。而“国际硬通货”则可以“购买”新德里的对外政策，包括挑起印巴冲突。

　　借助向巴基斯坦施压来转移国内矛盾似乎是印度社会的“习惯性思维”，恐怖袭击刚刚发生后的形势似乎在“一如既往”地发展。

　　据CNN于12月1日的报道，美国反恐部门的官员也在“提醒”：一个盘踞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拉什卡-塔伊巴”被认为是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很多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无法排除该组织的嫌疑。”《纽约时报》则说，美国国防部一名前高官透露，美情报机构目前掌握的证据可以肯定，巴军方和三军情报局的前任官员参与培训了孟买袭击案的恐怖分子。

　　2008年的几个事件与此具有相同的“牌理”。其中之一是，7月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的印度大使馆门前突发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致死41人，另有140多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印度大使馆人员。一天后，阿富汗官员随即指控巴基斯坦是幕后主谋，并称这次袭击事件“带有巴情报机构的特征”。当时即有舆论认为，与阿富汗在所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科索沃“独立”一样，这种挑逗无疑代表了美欧共同的声音。随后的7月10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阿巴斯少将证实，巴印军队当天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交火。“印度军队用迫击炮和轻武器对巴方开火，巴基斯坦军方进行了还击。”

　　对于11月底发生的孟买恐怖袭击，伊朗总统内贾德说，“有在印巴之间制造紧张局势的目的”。

　　也有分析认为，这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如果这场“印度9·11”能被美国“操作”出一个对某些人而言梦寐以求的结局——挑起印巴军事冲突，那么势必对东亚国家形成牵制，甚至拖其入局，与印度军事对峙，从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破坏“南南合作”。6月14日，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巴德汉在纪念切·格瓦拉诞辰80周年的活动上说，美国的真正意图是想把印度变成它在这个地区的“前哨”，对抗中国。

　　然而牺牲巴基斯坦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驻阿富汗美军的主要后勤补给线经过此地，华盛顿也需要伊斯兰堡遏制巴边境两侧的反美武装，配合“反恐”。

　　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将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持续不断的驻阿美军越境打击巴部落地区事件之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年5月“确定”了本·拉丹的位置——藏身于世界第二高峰，巴北部山区的乔戈里峰。随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警告，巴情报机构和部落民兵一直在为塔利班提供援助，“他们为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组织提供训练、情报和财务援助，也协助他们越过边界”。据《纽约时报》披露，布什曾在今年7月秘密签署命令——批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可以在没有得到巴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巴境内执行地面进攻任务。

　　华盛顿摆出一副“不再维持南亚现状”的姿态，可能导致南亚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又一轮揣测，可能引发南亚局势的动荡，而一个混乱的南亚又势必阻滞东亚与中东的战略联系。如果事态发展至此，那么，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这场“印度9·11”的“历史角色”以及印巴冲突的诱惑，或许又需要以另一种角度审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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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打击伊朗的“证据”

　　美国军事打击伊朗向来不缺少“证据”。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这些“证据”似乎又在汹涌袭来。

　　先是11月1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它的监测数据显示，伊朗8月份储备的浓缩铀总量约为480千克，但到了11月份，这一储备量大幅上升至630千克。“按照这一增速，伊朗有望于明年早些时候拥有足够制造出至少一枚核弹头的铀物质。”

　　几天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又于11月24日说，西方情报官员日前拦截了一封由“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希里亲自签署的感谢信，信中对伊朗革命卫队多年来向“基地”组织提供的“慷慨”支持和帮助予以感谢。

　　《每日电讯报》说，这封信是9月份签署的，当时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刚刚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该报引用一位西方安全官员的话说，扎瓦希里在信中明确感谢伊朗革命卫队帮助“基地”组织在也门重新建立起了网络，并成功发动了十多次恐怖袭击，包括对美国大使馆进行的两次炸弹袭击，报道还说，这封信“曝光”了本·拉丹的儿子萨阿德的角色，说他可能是“基地”组织与伊朗方面的中间人。

　　早在2001年，美国就曾宣称，伊朗为“9·11”劫机嫌疑犯提供了安全通道。而这次英国媒体的爆料，似乎与今年5月美国高级官员的言论如出一辙，当时该官员说，伊朗政府与“基地”组织领导层正在展开秘密接触。

　　巧合的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一方面是“证据”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以色列空军司令内胡什坦则在通过德国《明镜》周刊“放风”：“以色列空军作好了一切准备……在攻击伊朗核设施方面不存在技术或后勤问题。”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7月13日报道，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称，布什已对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的计划开了“黄灯”。他说，“黄灯”意味着以色列可以继续准备工作，在准备完成后向美方通报。

　　此后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赖斯，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她是否担心美国会在此问题上受到谴责。赖斯表示，以色列有权单独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

　　作为一直主张通过军事行动来制止伊朗核项目的鹰派人士，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曾预言，以色列将在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前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最佳时间将是2008年11月4日美国大选至2009年1月20日新总统就职期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位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认为，如果本届政府结束前在伊朗问题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人们就会质疑政府的行动能力。

　　实际上美国大选刚刚结束，伊朗新闻电视台就于11月5日报道，伊朗军队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近来发现一些美军直升机在靠近两伊边境的地区飞行，有侵犯伊朗领空的迹象。该声明还告诫驻伊拉克美军司令官保持美军直升机活动范围与两伊边境的安全距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麻烦”。

　　这种可能触发“擦枪走火”的事件令人想起了今年上半年的美伊“海上对峙”。

　　4月25日，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一艘与美国军方有合同关系的船只24日早上在海湾地区向两艘“试图接近”的快艇开枪警告，快艇可能属于伊朗。4月11日，五角大楼说，一艘伊朗小型快艇10日驶出伊朗海域，距离美军“台风”号舰艇只有180米左右，美军随即发射信号弹将其驱走，当时还有另外两艘伊朗快艇也出现在这一海域内。今年1月7日，美国军方同样宣称，当地时间6日清晨伊朗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一艘美国舰艇。

　　虽然这三起事件后来被证明为美国军方刻意制造的“假新闻”，但是有征兆显示，并不排除“弄假成真”的可能。

　　美伊今年首次“海上对峙”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于1月8日解密了一批“绝密档案”，其中所披露的最大的秘密是“北部湾事件”的真相：1964年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对于事件的起源，美国政府一直坚称是越南人民军先发起了挑衅，而2008年1月8日解密的档案，却清楚地记录了当时美国军舰之间通话，这些通话显示，越南人民军并没有向美国人发起挑衅。

　　实际上导致越战全面升级的“北部湾事件”早在2005年就已经解密，为什么在美伊“海上对峙”之际又要“再解密”？有分析认为，在一个敏感时刻突然解密美国情报部门“策划”出来的“北部湾事件”，有着针对性极强的“实用背景”，实际上就是在威胁伊朗，美国可能如法炮制出所谓的“波斯湾事件”。

　　这种分析未必“耸人听闻”，毕竟，本身能源资源丰富，还连接着中东、中亚两大能源中心，并位居东亚、南亚与中东的交通要道上的伊朗，决定着“石油美元”的兴衰。

　　空袭叙利亚的双重恐吓

　　除了伊朗，美国在中东还有一个对手，这就是叙利亚。

　　11月27日，IAEA总干事巴拉迪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对美国和以色列大加批评，美以对叙利亚的疑点设施采取单方面武力行动，以及事后才提供被毁设施信息的做法“严重妨碍了(原子能机构)做出判断”。

　　他指的是去年9月以色列出动战机炸毁了叙东部偏远沙漠地区的一处设施。今年5月，美国情报机构向IAEA提供信息称，那是一处“几乎完工的秘密核反应堆”。但叙利亚坚决否认这一指责，说该建筑物是一处普通军用设施。

　　同样是在5月，在土耳其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进行了8年僵持之后的首次和平谈判，虽然谈判至今无果，但其间以色列媒体提前曝光了一份“未经证实的叙以和平协定草案”。

　　其核心有两点：一、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归还戈兰高地，而以色列则要求叙利亚停止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协助以色列消减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二、以色列要求叙利亚主动公开目前的核进展，同时还要求叙利亚停止与伊朗在核领域的交流，支持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核活动进行严格监督。

　　根据“草案”，以色列似乎“准备让步”。美国华盛顿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杜里-拉莫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叙利亚可能“获得戈兰高地这块被以色列事实占领的土地”。

　　但这其中的玄机是，叙利亚被认定“与伊朗在核领域有交流”。因此有评论说，这份“草案”表面上要求叙利亚交代自己的核问题，本质却是针对伊朗。如果叙利亚想要回戈兰高地，就只能“出卖”伊朗，逐渐瓦解叙伊战略关系，从而孤立伊朗。由此看来，戈兰高地只是一根巨大的“胡萝卜”。不过这也许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数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和一些情报官员4月24日向国会6个委员会展示了一段视频录像和其他证据，试图证明叙利亚曾在朝鲜的帮助下建造核反应堆。《华盛顿邮报》说，这段2007年夏天秘密拍摄于叙利亚一建筑内部的录像显示，该建筑物里面的反应堆与朝鲜宁边的核反应堆相似，并有“朝鲜人与叙利亚人一起工作”的场景。报道还说，看过该录像的情报官员都认为这份证据“极具说服力”。

　　但也有舆论对录像的时间提出质疑：既然2007年夏天就掌握了“证据”，为什么当时不公布出来？

　　一种分析认为，选择在叙以谈判之前披露这段录像(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美以是在故意显示一种“先礼后兵”式的警告。如果“胡萝卜”不能引诱叙利亚就范，“大棒”可能如期登场——先是国际社会介入调查叙核问题，接着可能是决议、制裁，甚至是军事手段。

　　此后的2008年6月，IAEA派专家到叙利亚基巴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10月26日，驻伊拉克美军首次越过伊叙边境对叙领土进行了军事打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14人受伤。

　　伊朗、俄罗斯等国10月27日对此事表示强烈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的话说，“伊朗以最严厉语言谴责”这种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这种单边军事行动无疑将对地区局势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欧盟对于美军越境射杀叙利亚平民的反应也很强烈。10月27日，作为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公开要求“对整个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由于叙利亚是欧盟“地中海计划”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欧盟的斡旋下，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欧盟“地中海计划”的实质是不仅要与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争夺中东话语权，更蕴藏着欧元在此地区逐步排挤美元的构想。在此背景下美军越境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威胁黎巴嫩，都似乎显示出金融危机下美国对欧盟“改革方案”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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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路线挽救危机？
　　《环球》杂志记者/刘华

　　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

　　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具体来看，这种“转移”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路线，即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或挑起战争，外引祸水；另一种则是直接路线，也就是自己赤膊上阵。

　　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战争往往还伴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例如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等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对舆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社会控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用来预防国内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

　　从军工产业的拉动效应来看，目前，美国的军工厂每生产1300亿美元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工生产，就可以新增上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未将军工产业间接的拉动效应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直接拉动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制造业，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行业，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这种以军工生产刺激经济的前提是，能够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否则将会面临有产出无收益的尴尬局面。在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每次王朝战争和国家间战争都伴随着巨额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收益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见人，例如，攫取对象国矿产资源，占领对象国市场，瓜分对象国国外资产等。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目前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明显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两场战争的战费比例过高，反而阻碍了军队的换装进程，进而影响了军工企业的利益。即使仅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是有动力的。也许，从伊拉克撤军，再重新寻找新的对手，才较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战牟利”战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潜在的热点地区，可能成为此类战略的对象。

　　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

　　在经济全球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间接路线”还有更多的含义：如今资金的流动越来越方便，而全球金融市场上游资的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冲突甚至仅仅是不稳定，就可能造成大批资金流向形势较为稳定的地区。这种特点很可能被某些希望资金流回本国的势力所利用。

　　近日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有不少评论提到，在印度的外资可能会因为形势不稳而撤离，如果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出现紧张的对峙局面甚至军事冲突，无疑会造成更多的资金逃逸。这其中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资金撤走，它们会流向哪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下，曾经支撑印度股市长期走牛的这批资金，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补充市场流动性。这笔资金的受益者又会是谁呢？

　　了解了战争带来利益的方式，大概可以推测，如果试图利用“直接路线”或“间接路线”来减轻和挽救国内的经济危机，谁将成为美国潜在的战略对象？不过问题是，如果局势升级，现在的美国还有能力控制局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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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战争，诱动与制约《环球》杂志
　　邵峰

　　战争与经济发展存在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经济决定战争，战争对经济起反作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以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这使得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经济对战争的诱动与制约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的《战争经济学》一书，以战时经济为中心，全面讨论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庇古指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甚多，包括一些细微事件，如“官吏被暗杀，狡猾的外交官伪造电报”等，但战争“真正的基本原因，却是火药背后的那些因素，最终不外乎是统治欲和求利欲二者”。庇古认为，在引起战争的各种原因中，经济原因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二战到现在的一系列战争，为经济利益而战的目的越来越明显，战争目的中经济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那么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典型的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确保其能源产地的安全，维护和扩展其经济利益，在不管是否真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不惜对伊拉克动武。而“冷战”结束后债台高筑的伊拉克侵占石油资源丰富、当时国家黄金储备高达800亿美元的科威特，也部分出于经济利益。在这些战争背后，经济利益是重要动因。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相互依赖也成为制约战争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有部分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德国与日本在一战、二战前与美英法等强国之间经济联系也相当紧密，但是它们还是发动了战争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但更多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会制约战争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经济全球化使任何国家的企业都可以方便地在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金、技术、原料、劳动力和市场，靠战争获得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做法失去了必要性；其二，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利益相互渗透，形成了各种利益共同体，这使战争失去了可能性。

　　当然，对战争形成制约不等于可以避免所有的战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战争仍然会发生。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与推动

　　英国经济学家F·W·赫斯特在《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了关于战争和经济关系的三种错误观点：一、战争具有经济上的好处，即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战争可以增加财富，即可以用战争的手段来抢夺资源和财产；三、战争可以促进经济贸易，即可以用战争手段打开对外贸易的口岸，占领对方市场等。赫斯特的结论是：首先，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繁荣只是短暂的；其次，战争带来的债务是一种最可怕、最有害的非生产性债务。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直接军事费用达11170 亿美元，这个数目约等于所有参战国国民收入的60~70%。如果把财产损失、养老金、利息等间接费用计算在内，估计二战全部费用到1951年为止约为4万亿美元。

　　战争不仅给弱势一方造成巨大损失，也给强势一方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战后，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但也并非总是“越打越富”。

　　美国自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以后，海外军费连年剧增。比如，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财年的1亿美元急剧扩大到1968财年的270亿美元。从1964到1969财年，美国的整个军费几乎翻了一番，致使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由于美国产业发展严重向军事方向倾斜，导致民生产业竞争力下降。尽管在美国有很多新技术确是首先为军事需求而开发出来的，尔后通过向民用领域推广而惠及整个国民经济，但不可否认，美国因为过于偏重军事技术开发而影响了民生产业的竞争力。否则，美国的一些重大民生产业不至于败给日本和欧洲。

　　2003年8月，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后，更是暴露了美国“武器系统高精尖，民用设施破漏旧”的状态。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05年发布报告称，2000~2003年间，全美27%的桥梁被定为“存在结构缺陷”或“功能老化”等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军工产业的繁荣昌盛是以减少民生领域投入为代价的。

　　有专家认为，苏联解体的教训之一是“把军队建设同国民经济搞成了‘两张皮’”。“两张皮”问题固然是个教训，但苏联的最大教训在于超越自身国力大搞军备竞赛，军事预算最高时占GDP的18%，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了美国的圈套。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战争也不例外。二战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并认识到战争、军备竞赛和军事研发具备强大的商业副效应：一是军事工业的大发展强力拉动了GDP的增长；二是大量军事技术外溢到民用产业，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二战中发展起来的核能源、喷气飞机、电子计算机、雷达等技术目前都已经广泛应用于民用产业，推动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三是战争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升级和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赖以称霸全球的巨大财富基础，大多是靠战争积累的，美国经济纯粹是一种“战争经济”或“军事经济”，这便是美国不断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以“维和”或“反恐”为借口挑起战争或直接发动战争的根源。

　　目前，仍然有人争论市场竞争和战争究竟哪个是高新技术发展的源动力。

　　有分析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真正能牵动高新技术发展的源动力是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需求。的确，从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到互联网，很多高新技术都是首先为军事需求而开发的。但也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动力仍在市场，不能颠倒主次。统计表明，在美国全国科研经费中，民间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到60~70%。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军事工业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不再具备强大的商业副效应了。

　　战争能转嫁当代经济危机吗？

　　在古代，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当权者为了直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自近代以来，大多数战争都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寻求更大的资源产地和消费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往往不惜发动战争。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少数政客鼓吹利用战争来刺激和拉动本国经济发展，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冷战”后发生的经济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本质是根本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当代的经济危机主要根源在于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严重脱节。这样的经济危机不是靠发动战争能够解决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解决经济危机的出路只能是：调整经济政策，完善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制度，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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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救市”的政治奥妙 《环球》杂志
　　徐进

　　从振兴经济、清除敌手、安抚民众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战争救市”论似乎有些许道理，但是美国是否具备发动一场战争所需的主客观条件呢？

　　主观条件，是指美国总统是否想通过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虽然布什政府在其任内进军阿富汗，发动伊拉克战争，显示出对使用武力的“热情”，但是候任总统奥巴马却是靠着“反布什、要变革”的旗号竞选成功的。后者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目前还比较模糊，但从他在竞选时的表现和言论来看，奥巴马可能立场更温和，更加主张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他在面对选民时立场鲜明地反对继续进行伊拉克战争，还誓言当选后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

　　客观条件有两个，首先是美国能否发动得了一场战争。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如果总统不想开战，他就不会向国会提出战争动议，这仗就打不起来。反过来说，即使总统有想法，他还要面对国会这一关。

　　2008年7月8日，由美国两党人士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提议国会制订一项新法律，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该小组成员、两名前国务卿贝克和克里斯托弗当天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被称为“战争权力协商法”的新法律旨在取代1973年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法》，并明确了总统和国会在战争方面的各自权力。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宣战权，总统作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有指挥权。1973年美国国会在越战时通过《战争权力法》，扩大了总统的战争权力。该法律规定，在美军遭到攻击、需要保护海外美军、需要保护美国海外公民和需要履行美国签订的某些具体的军事条约义务等4种情况下，总统可未经国会允许而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使用武力48小时内必须向国会报告，使用武力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对伊拉克动用武力。但对于该法案是否意味着国会允许总统随后在伊拉克进行长期战争和占领，美国国内对此一直争议不断。美国民主党两年前在国会中期选举时一举控制参众两院，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反战立场，所以美国总统要想发动一场战争，很难过国会这一关。

　　其次，是美国的经济形势是不是会恶化到迫使政府走向战争的境地。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可谓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也没有把发动战争当作反危机的措施。

　　如果美国没有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可能性，那它会不会扩大现有的战争呢？美国现在正在打的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米斯在合著的新书《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中指出，到2008财年结束，美国国会已为这两场战争共计拨款8450亿美元。他们测算，基于“最佳情形”，2008年~2017年，美国还要再花费包括军事行动、占领和重建费用在内的1.7万亿~2.7万亿美元。

　　由此可以得知，十年内这两场战争的年均费用将在1500亿~2100亿美元之间。美国2008财年的战争拨款已经达到了1900亿美元。在今后两个财政年度，也就是预计经济危机最严重的两年，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追加投入的可能性很小。

　　“战争救市论”者不明白这些并不复杂的道理么？应该不是。那么为什么又有人鼓吹这种论调？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力争在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预算方案中保持国防经费的原有份额。

　　美国政府的财政年度从当年的10月1日开始，到次年的9月30日结束。行政当局大概在每年的上半年就要开始编列预算方案，年中交国会审议和表决。所以，在此之前，各部门和各利益集团对于预算份额的明争暗斗就开始了，直至国会表决结束。

　　奥巴马在2009年1月20日就职后很快就要面对来自各方争夺预算份额的压力。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美国是一个游说活动盛行的国家，各部门和各利益集团都是“会哭的孩子”，那么就要比“谁更会哭一点儿”，有时候也不得不剑走偏锋。虽然尚无证据表明“战争救市”论是美国军方的直接授意，但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可能就是军方和军火工业界的一声呐喊。

　　现在喊这一嗓子其实很有必要。首先，奥巴马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正在形成当中，这段时间正是他努力倾听各方声音的时候，现在叫得凶一点儿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其次，美国国内各界也预料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明年的预算将吃紧，政府会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经济和社会福利等部门，而传统的开支大户国防部能不能保住原有预算份额很难预料。所以，现在不哭，更待何时？

　　“战争救市论”者志在表现出一种“漫天要价”的做派，然后在明年上半年再伺机与各方神仙讨论“坐地还钱”的事情。美国战争政治学之奥妙恐怕就在于此。